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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风云[全八册]-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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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妃纪略》虽然有打广告的嫌疑，但是白纸黑字写得这么明白，连香妃住的地方都给出了具体地址，由不得人不信啊！这个展览一出来，香妃的故事很快传遍京城的大街小巷。各种小说、戏剧、影视在这个基础上大加发挥，香妃的故事流传到海内外。
在《香妃纪略》中提到了香妃的住处宝月楼，还有模仿回疆建筑的回子营，以及乾隆为香妃修建的浴德堂（专供香妃沐浴之用）——这些地方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关于香妃的说法才如此蛊惑人心。但是根据清史学家孟森等人的考证，香妃并没有这么神秘，很多故事都是人们添油加醋进去的。
根据孟森的考证，宝月楼跟香妃没有半点关系，是乾隆在瀛台和皇城之间设置的一个屏障。瀛台周围风景宜人，春夏之间乾隆喜欢到这里来赏玩，但是瀛台和皇城之间没有屏障。乾隆如果站在瀛台上看风景，长安街上的老百姓能够看到他。作为一个皇帝，当然不希望自己的私生活暴露在老百姓面前，所以乾隆下令修建宝月楼挡住外面的视线。
那么回子营又是怎么回事呢？回子营是为回人而建的，是为那些前来觐见和投诚的回人建的，并不是为了一个女人建的。
这个浴德堂也完全不是什么洗澡的地方，浴德堂早在元代就存在。如果浴德堂是香妃洗澡的地方，那么她就要经过外殿，在众目睽睽之下去浴德堂沐浴。而且，浴德堂旁边就是武英殿，武英殿是修书的地方，大臣们经常在这里出入。香妃到这里来洗澡，还不被大臣们看个够。所以，孟森说，就算乾隆是个淫乱昏聩的皇帝，也不会做出这种愚昧的事情，让自己的爱妃到朝堂旁边去洗澡。乾隆是一个非常注重脸面的皇帝，而且也是一个很精明的皇帝，不可能做出这种蠢事的。
如此，我们倒要问问了，那么画中的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香妃呢？
这幅画以前是保存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画像的原名是“美人画像”，并没有说是香妃。主办方为了造成新闻效应，故意把画中的这个女人说成是香妃。如果画中的这个女人不是香妃，又会是谁呢？说实话，还没人考证出来她究竟是谁，有可能并不是哪个具体的人，仅仅是一幅画而已。从乾隆的家庭来看，画中人很可能是嫁给和臃嵘鹨蟮碌氖逝搪缀托⒐鳌Ｊ魈煨杂杏⒑乐不段枨古簦８徘〉侥纠嘉С♂髁裕锷浼际蹩赡鼙惹』购谩Ｇ⊥砟暌蛄⒋⒅律送改越睿肟嫘Φ囟允魉担骸叭绻闶悄卸抟欢ò鸦饰淮恪！�
香妃的故事固然传得沸沸扬扬，但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呢？
根据孟森的考证，香妃的原型还是有的，只不过远远没有传说得那么神奇，实际上是乾隆后宫里非常普通的妃子。
这个女人来自回疆维吾尔族，是和卓的后裔，进入后宫后封为贵人，后来晋封为容妃。她身上没有体香，也没有被太后赐死，长得虽漂亮，但远远称不上风华绝代。容妃比乾隆小二十三岁，两人感情好不好呢？
我们先来看看容妃是怎么进入乾隆后宫的，容妃是在回疆叛乱之前进入乾隆后宫的，回部曾经受准噶尔奴役和骚扰，是乾隆帮助回民击退准噶尔的。事实上，容妃进入乾隆后宫也是一次政治联姻。传闻说香妃被乾隆大军掳来，这是不对的。传闻还说香妃被太后赐死，这就更不对了。太后逝世十一年后，容妃才去世，难道太后在黄泉之下也能把容妃赐死？
容妃入宫后，跟乾隆的关系还是非常不错的。乾隆对这位年轻的妃子很宠爱，不仅尊重她的生活习惯，也尊重她的宗教信仰。乾隆出巡的时候经常把容妃带在身边，如果我们给乾隆的爱情指数弄个排行榜，最爱的肯定是孝贤皇后，容妃和嘉庆生母令妃究竟谁排第二谁排第三，估计乾隆自己都弄不清楚。乾隆对江南女子的喜欢更多是一种风流，还没有上升到灵魂之爱的层面。
容妃与乾隆相处了三十年，在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去世，终年五十五岁。容妃死后，葬在清东陵。但是在新疆喀什也有一个香妃墓，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又是好事者添油加醋的，这并不是什么香妃墓，而是和卓家族墓。这座坟墓在崇祯时期就已经有了，是容妃的外祖父为自己的父亲修建的。
香妃一事告诉我们，要了解历史决不能听信传言，历史由于其年代久远是最容易以讹传讹的。
福康安真是乾隆的私生子吗？
清朝末年广为流传的《清宫词》中有这样一首诗，含蓄地透露了乾隆与福康安的非正常关系，我们来看看吧：家人燕见重椒房，龙种无端降下方。
丹阐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
应该如何去读这首诗呢？“燕见”就是“宴见”，也就是说乾隆通过宴会认识了傅恒的夫人，两人产生了情丝，遂在宴会之后偷情，而福康安就是他们偷情的果实。因为这层原因，福康安生前封贝子，死后追赠为郡王。
乾隆老婆孝贤皇后是傅恒的姐姐，福康安应该叫乾隆一声姑父，姑父怎么会变成了父亲呢？我们知道，有清一代，有异姓不封王的规定，像吴三桂这种是特殊情况，他们在清朝开国时候立下了巨大功劳，当时的清廷不得不笼络和妥协。自康熙以后，臣僚中就没有异性封王的例子，福康安却是一个例外，难怪有传言说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
很多小说家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譬如金庸在《书剑恩仇录》里就写到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高阳在《乾隆韵事》里也大肆渲染乾隆与傅恒夫人的暧昧之情，二月河在《乾隆皇帝》中也描写了这段韵事。甚至于历史学家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也用小说笔法描写乾隆和傅恒夫人的风流事，蔡东藩也怀疑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但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便写下了这样的话：“福康安是傅恒的儿子，乾隆皇帝非常眷爱。”
蔡东藩把结论交给读者自己去下，但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乾隆确实对福康安非常恩宠，但这并不足以证明福康安就是他的私生子。福康安出生于乾隆十九年，自幼被乾隆带进宫，亲自抚养。乾隆对福康安如同亲儿子一样，福康安长大成人后，乾隆对他更为看重。傅恒去世后，福康安被提拔为户部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此时福康安才十七岁。
十九岁时，福康安就带兵出征金川，这次出征，福康安的军事才能得到表现。他丝毫没有贵胄子弟的那种骄矜，上了战场以后非常勇勐，带领人马冲锋陷阵，攻克敌寨几百座，立下了赫赫战功。因这一仗，福康安被封为三等嘉勇男爵，乾隆还命人在紫光阁为他画像，在功臣排行榜中福康安名列第十三位。
从此以后，福康安在战场上的表现一次比一次出色。乾隆四十九年，福康安平定甘肃回民起义，晋封为嘉勇侯。乾隆五十二年，福康安平定台湾的林爽文起义，晋封为一等公。一等公是为人臣者能够享受的最高待遇，宗室以外的大臣能得到的最高爵位就是一等公。乾隆五十六年，福康安击败廓尔喀军队，并打到敌人的首都，迫使他们开门投降，对清廷称臣纳贡。这一战打得相当漂亮，乾隆想封福康安为王，但是转而一想，觉得不太合适，富察氏已经隆盛无比，如果异姓封王的话，难免会树大招风。
事实证明，福康安在军事方面有杰出的才能，在作战方面他几乎是百战百胜。当然，福康安也有很多缺点，譬如他非常奢侈，花钱如流水，这一点在打仗中也不例外。他往往大手一挥，大把大把地奖励手下的有功将士，所以，福康安的军队开支特别大。
乾隆六十年，福康安在贵州、湖南一带镇压起义，打了几场胜仗，乾隆就封他为贝子，贝子是只有宗室才能享受到的封号。乾隆这时候封他为贝子，显然感觉到再不封，以后可能没机会了。果然，嘉庆元年，福康安在行军途中感染瘴疠，发病而死。
得知福康安的死讯，乾隆万分悲痛，追封福康安为嘉勇郡王，谥号文襄，配享太庙。乾隆爱屋及乌，将傅恒也追赠为郡王。
乾隆自己并没有讳言与福康安的亲若父子般的关系，有人便猜测是不是他们真是父子啊！乾隆厚待福康安究竟是出于“私心”还是“公心”，如果是因为福康安战功赫赫而给他封王，那么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很快，人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乾隆虽然恩宠福康安，却没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傅恒的四个儿子有两个娶了公主，为什么不把福康安招为额驸呢？是不是因为他有皇室血统？
乾隆有两个公主比福康安小四岁，但乾隆都没有把她们许配给福康安。而且，乾隆在傅恒葬礼上写了一首悼亡诗，诗中有“汝子吾儿定教培”，乾隆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世人自己跟福康安的关系非比寻常吗？
乾隆对福康安比亲儿子还亲，但这并不能成为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的证据。就像后来乾隆宠信和训篮瞳｜就一定跟乾隆有不正常的关系？
乾隆深爱着孝贤皇后富察氏，对于她的家族感情很深，福康安作为这个家族后起之辈中的优秀人才，乾隆自然非常欣赏和喜欢。孝贤皇后去世后，乾隆任命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傅恒死后，乾隆将对富察家的恩宠转移到福康安身上，这一点都不奇怪。
从现有的史料看，乾隆和傅恒夫人并没有特殊的关系。傅恒夫人临死之时，福康安正赶往广西，处理缅甸事务。福康安非常希望见母亲最后一面，乾隆以国事为重为理由，不让他们母子见面。试想，如果福康安真是乾隆和傅恒夫人的私生子，乾隆做事不至于这么绝吧！
再看乾隆那句“汝子吾儿定教培”，这句话其实是说把傅恒的儿子当成亲儿子一样对待，说白了乾隆还是难以化解对孝贤皇后的一片深情。乾隆要栽培傅恒的儿子，并不单单是福康安，只是福康安远远比其他兄弟要优秀，所以乾隆才看重他。
异姓不封王是个死规定，真正操作起来并非如此，一个功臣如果确实有很大的功劳，死后被追封为王也是有的。譬如，皇太极曾追封扬古利为武勋王，康熙曾追封黄芳度为郡王。
综合所有事实，我们判定，福康安并不是乾隆的私生子。
第十章 十全老人的外交手腕
从后来的历史看，乾隆的直觉是对的，西洋人确实是中国的梦魇，不过乾隆对待梦魇的方式错了。他以为把大门关上，就能挡住一切妖魔，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制服妖魔的唯一办法就是去了解妖魔，所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打开国门，去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对于传教士往死里整
乾隆养了一批西洋画家，这些西洋画家原本是传教士，苦于中国政策不允许传播天主教，他们不得不寄身于宫廷，混一口饭吃。
乾隆刚上台的时候曾打算缓和宗教政策，提出“禁止旗人信教，其他一概不问”的政策，郎世宁等人如获重生。听闻宗教政策解冻的消息，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们热血沸腾，感叹终于赢得了一个自由传播宗教的机会。
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在乾隆十一年六月，这朵刚刚开放的宗教之花就夭折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福建省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破获了一起西洋传教士秘密传教的事件。神父费若望、德方济各和施方济各被拿获，这些神父犯了一个错误，乾隆说只管旗人信教，不管其他人信教，并不表示同意传教士们传教，他只说信教不犯法，没说传教也不犯法。
这三个神父禁不起严刑拷打，很快就供出了福建教区的主教白多禄。白多禄是西班牙人，属于天主教的分支多明我会，奉罗马教皇之命代理福建教区。
很不幸的是这些传教士落到了福建巡抚周学健的手中，周学健是个极端仇视洋教的人。他把这些传教士关起来，严刑拷打，希望罗织出更多更大的罪名，然后奏请乾隆对洋教实行严酷的政策。周学健对这些人严刑拷打，传教士们细皮嫩肉怎么禁得起这么野蛮的酷刑，纷纷就范。
周学健引经据典，细数洋教的危害，请求乾隆将这些人正法，以此彰示国法，弘扬圣人之道。乾隆犹豫了，当时福建有两千多教徒，把他们全杀了难免会引起国际舆论对自己的不满，虽然乾隆没有国际意识，但这个道理还是懂的。杀人不可以杀太多，杀一两个典型就够了，起到震慑作用。乾隆最后决定，先将白多禄斩立决，以观后效。
费若望等四个传教头目被判“死缓”，到了第二年秋还是“死缓”，根据我们的经验，他们应该是可以逃过一劫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确实可以逃过一劫。
可意外偏偏发生了。乾隆十三年初，在菲律宾吕宋的天主教会要求归还白多禄的遗体。乾隆听说此事，立即警觉起来，这事怎么传到菲律宾去了？看来天主教确实很恐怖，消息传得这么快，组织必然很严密。
这一事件也让四名羁押在狱中的传教士命悬一线，乾隆指示福建海关要严禁内地民众跟吕宋一带的天主教徒往来。这年秋天，乾隆下了命令，将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秘密处决。乾隆下这个命令甚至都没有通知军机处，四人被处决后，报告是：四人在狱中正常死亡。
乾隆的阴毒由此可见一斑，对外国人是这样，对中国人更是这样。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情还是传了出去，当时教徒们并没有想到幕后杀手就是乾隆，或者想到了也不敢直接指出来。
福建教难发生后，很快就蔓延到江苏。在江苏传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黄安多均被捕入狱，乾隆指示江苏巡抚安宁根据福建教案来处理，也就是说秘密处决，然后再上一个“狱中正常死亡”的报告。
此后不久，教难就蔓延到全国，传教士们要么被杀，要么被驱逐。总之，传教士们感到，乾隆的政策比康熙和雍正更严酷。当时，教徒们都认为这场教难的罪魁祸首就是周学健，巧的是周学健不久也因为违反禁令和贪污受贿落马，被乾隆赐死。教徒们纷纷称之为“天主的惩罚”。
乾隆并没有把天主教看成是白莲教那样的邪教，但是对洋教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乾隆看来，尽管洋教现在不是邪教，但很有可能蜕变成邪教。所以，乾隆对于洋教是很不宽容的。
来自大洋彼岸的梦魇
乾隆没有去过欧洲，不了解西洋人，但传教士们说的什么上帝魔鬼、天堂地狱这些东西，他还是很清楚的。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他心底唤起了什么样的感觉，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觉得这些洋人有些疯狂，再联想到从欧洲引进过来的红衣大炮，凭直觉，他觉得这些人是潜伏的危险分子，应该抵御。
从后来的历史看，乾隆的直觉是对的，西洋人确实是中国的梦魇，不过乾隆对待梦魇的方式错了。他以为把大门关上，就能挡住一切妖魔，这实在是大错特错。制服妖魔的唯一办法就是去了解妖魔，所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打开国门，去看看这些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就在福建教案爆发之时，一个躲在安徽和湖北交界处的山林里烧炭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产生了反清的念头。这个年轻人叫马朝柱，生活非常辛苦艰难，看不到理想，青春对他来说似乎是一场悲剧。没有出路，他于是想到了反清，他经常跟白云庵里的和尚聊天，讨论如何推翻清王朝。
马朝柱夸口说自己在十六岁时做过一个梦，根据梦的指示，自己似乎有九五之命，而且这个帝王师就在护国寺里。白云庵的和尚告诉他，白云庵以前的名字就叫护国寺，莫非……
后面大家可以想象到了，造反之前首先要造势。马朝柱忽悠了一大批人，联想到当时清廷正在镇压西洋传教士，马朝柱告诉大家，明朝后裔朱洪锦现在正在西洋，还有大学士张廷锡和大将吴承云等人支持自己。张廷锡是张廷玉的弟弟，马朝柱说张廷玉跟乾隆闹翻了，待在家里想造反。还说吴承云是吴三桂的孙子，准备继承遗志，起兵反清。
乾隆十五年，马朝柱宣扬说朱洪锦很快就在西洋起事，准备光复明朝。马朝柱打着西洋的旗号造反，多少还是有些创造力的，从乾隆镇压传教士的行为中，马朝柱看出乾隆对西洋人的恐惧心理，所以便将明朝后裔和西洋人捏在一起。
起义最后被血腥镇压，但马朝柱却神龙见首不见尾，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有人猜测他可能渡海去了西洋，这件事对乾隆刺激很大，重要的不是叛乱，而是叛乱与西洋人的关系。如果西洋人在幕后支持这些叛乱的话，大清的统治将岌岌可危。
乾隆下令在全国对马朝柱进行搜捕，乾隆认定这个人肯定跟洋人勾结，如果没有海外背景，断不至于这么猖狂。乾隆对马朝柱下了通缉令，然而连马朝柱的影子都没看到，搜捕了二十年，始终找不到这个神秘人物的行踪。
越是找不到，越容易产生不着边际的幻想，乾隆觉得西洋人实在是太危险了，这些藏在暗处的妖魔随时会跳出来，扑向大清国，将大清国撕得稀巴烂。乾隆也知道，在自己登基的第五年，荷兰人在印尼屠杀华侨，一万多华侨被杀，时人称之为“红溪之役”。从郎世宁这些宫廷画家的背后，乾隆看到了不一样的西洋人，如果说郎世宁是天使的话，那么，还有魔鬼躲在暗处。
洪仁辉事件
乾隆二十年四月，一艘外国商船靠近宁波港口。浙江水师前去拦截，发现船上有五个西洋人，其中一个人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我……系洪仁辉……英吉利人……”
洪仁辉说他们是想到宁波做生意的，进一些茶叶和蚕丝到欧洲去卖。水师提督武升进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一个捞油水的机会到了。武升进立即向乾隆奏报，说这些洋鬼子感服圣恩，千里迢迢来这里经商，带来了许多银元和洋酒，还有四十多名汉人水手，这些水手都没有发辫。
乾隆毕竟是作为帝王的最高统治者，他对洋酒银元都无兴趣，也没兴趣跟这些洋人交流，倒是对四十多名没有发辫的水手非常警惕。这些汉人模样的人怎么会没有发辫？他们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海外华侨，这事一定得查清楚。如果这些汉人是中国人，那可是抄家灭门的大罪。后来查明说这些人是外国人，乾隆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乾隆一看没大事，便让武升进好好招待那些洋人。结果，这些洋人满载而归，把中国的商品带回国内，大发洋财。第二年，他们又来了，不过这次船只要大得多，带来的货物也多得多，水手有一百三十多个。这次，洪仁辉担任起了翻译，中文水平似乎也有所提高。
这一次，乾隆警惕起来了，他感觉到这些西洋人的野心。虽然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些人的野心是什么，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是发财，但乾隆更多的是从“维稳”的逻辑来看问题的。
乾隆于是找这些洋人麻烦：本来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澳门等港口通商，从来没有到宁波来的，这些洋人想把宁波开辟成一个港口，这事本来没有什么不好，但长期下去，滞留在内地的洋人会越来越多。
乾隆并没有直接把洋人轰走，而是指示两广总督杨应琚提高关税，最后关税比广州、澳门等地提高了一倍。
提高关税以后，并没有把这些洋人撵走，他们反而继续在这里经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些洋人为什么不在广州通商呢？其实，洋人真正怕的不是提高关税，而是各种各样的陋规，广州那边陋规太多，各级官员敲诈勒索，搞得洋人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在宁波的话，陋规少，采购也更方便，成本价大大降低，虽然关税提高了，但实际利益更大。
浙江巡抚杨廷璋把这些情况如实地禀报乾隆，没想到乾隆居然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策，他决定开放浙江为通商港口，允许外国人到这里贸易。本来这是一项符合发展潮流的政策，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但很快就终止了。
皇帝的一个特征是喜怒无常，乾纲独断，所有事情都凭自己主观意识办事。几个月之后，乾隆就宣布所有外国商船只准到广州港口通商。英国方面认为这是广州地方政府蛊惑皇帝的结果，广州地方政府想独占对外贸易的利益。
确实是这样的，两广总督杨应琚上书乾隆，为自己辩解，说广州官员并没有勒索洋商的行为，只不过是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如果不对洋商加以限制的话，恐怕会埋下祸端。杨应琚的话说到乾隆的心坎里，乾隆最怕的就是这点，一旦开放过头，洋人涌进来，不知道会鼓捣出什么事情。
在这一刻，中国历史发生了改变。乾隆的一念之差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如果中国在乾隆时代就走向对外开放，以后历史的发展简直是无法预料的。这虽然是看似偶然的一件事，其实一点都不偶然，乾隆是一个封建统治者，他必然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就算他对外开放了，难保他的子孙们不关闭国门。
中国再一次失去和世界交流的机会，紧紧地关上了国门。订/阅/v/信/whair004
乾隆发出这项命令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放弃挣扎，他们企图搏一搏，说服乾隆开放浙江港口。东印度公司选择的代表便是洪仁辉这位仁兄。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洪仁辉驾驶着一艘小船来到浙江定海，浙江水师立即把他截住。洪仁辉身上有一封信，请求浙江官员呈给皇上。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揭露广州海关各种为非作歹的行为，浙江官员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们做官这么多年，当然知道做官的一个基本准则：不要随便得罪人。
洪仁辉吃了闭门羹，本该回东印度公司好好跟同事们哭诉一番，然后他牛脾气犯了，居然将船只开往天津大沽口。在那里强行登陆，还对天津的官员说：“我是英国人洪仁辉，是英国的四品官，在广东和澳门做生意，洋行的人欠我五万两银子不还。我在广州告没人理，在浙江告也没人理，所以我就到天津来了，希望你们让我进京告御状。”
洪仁辉花钱买通了许多官员，让他们把自己的案情呈奏给乾隆。乾隆收到这些奏折后，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自己的官员贪污违法在先，另一方面这个洋人居然越海告御状，这明明是让自己这个皇帝下不了台。乾隆让股肱大臣李侍尧审理这个案子。
经过审理，判处广东海关监督李永标流放罪，外加杖打一百，李永标被革职抄家，流放三千里外。洋行商人黎光华欠钱不还也是事实，李侍尧籍没他的家产，归还给洪仁辉。案子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对洪仁辉，乾隆是相当不满的，必须要给他教训。洪仁辉的诉状是请四川人刘亚匾写的，正好可以给他安个“勾结内地奸民”的罪名，外加违禁通商，判处在澳门徒刑三年。乾隆说，这是格外施恩，否则是要判处死刑的。刘亚匾真正倒霉，帮人写状子，雇主没死，他倒被处斩了。
这就是洪仁辉事件，事后，乾隆对洋商态度更加恶劣，不断地往历史的反方向走。
马戛尔尼访华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两广总督郭世勋给乾隆报告了一个喜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以乔治·马戛尔尼为代表的七百人代表团前来给乾隆祝寿。当然乾隆八十大寿已经过去，英国人说是补祝。听到这个消息，乾隆很高兴，乾隆刚标榜完自己的十全武功，英国人就不远万里来祝贺他了，绝对是喜事。
乾隆很重视英国使团这次的来访，让各级官员准备好接待工作。乾隆之所以如此高兴是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英国使团来华的目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开放浙江等地的通商港口，保障英国人在华通商的权利。
其实，英国人在访华之前就大致透露了目的，但郭世勋却隐瞒了他们的意图。接到英国人信件后，看到他们以平等的语气对天朝说话，郭世勋知道这大事不好。但英国使者带来了六百箱礼物，这看上去很像是来朝贡的，一向喜欢好大喜功的乾隆对于朝贡的国家向来是来者不拒的。怎么办呢？只好圆滑一下，将英国人的信润色一下，马上就意义大变，哄得乾隆笑呵呵。
马戛尔尼出身于苏格兰贵族，是英王乔治三世的亲戚。他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外交家，曾经担任英国驻俄国圣彼得堡公使、加勒比群岛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他的副使斯当东也是一个才华突出的外交家。当他们得知乾隆对他们的来访很欢迎时，喜出望外。不仅如此，乾隆还破例允许他们从天津港口登陆，让马戛尔尼没想到的是，一路上他们受到了殷勤的招待，马戛尔尼等人本能地以为他们此行的目的可以顺利达到。他们完全没有料到是郭世勋从中做了手脚。
代表团到达北京时，乾隆正在避暑山庄举行八十三岁寿典。几天后，马戛尔尼带领七十多人前往避暑山庄觐见乾隆。乾隆这次接见英国使者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英使埃尼斯·安德逊在回忆录中说：“在伙食供应上，我们迄今是很少有理由提出异议的。关于这方面，我们所受的待遇不仅是优渥的，而且可以说慷慨到极点。”
伙食方面没问题，那其他方面肯定是有问题了。
东西方第一次正面接触可以说是一场完全的失败，两国之间的误解是如此之深，乾隆完全无法理解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当然，我们可以说是郭世勋出了问题，故意把英国使者来访说成是进贡朝觐。但我们又不能完全怪郭世勋，他也有自己的难处，乾隆是个什么样的皇帝郭世勋是很清楚的。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大多数官员都是极力粉饰，如果他们照实说话，很可能惹皇帝不开心。
第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就是礼节。乾隆本以为这些使者会对自己行三跪九叩大礼，没想到他们居然按照自己国家的礼仪，对乾隆行单膝下跪礼。根据清朝的规定，任何国家的使者觐见中国皇帝时，都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英国人头上又没有长角，自然不能例外。
马戛尔尼却认为，英国和中国是平等的国家，所以自己只能按照英国的礼仪朝见皇帝。乾隆对此非常生气，他说即使是英国国王亲自来了，也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
马戛尔尼最后被逼得没办法，这么跟乾隆解释：“一个国家使者的举止，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代表了他的国家。一个国家的君主不能把要求他们臣民的礼节用来要求外国使者，臣民对君主行礼表示屈服和顺从，而外国使者对君主行礼表示尊重和友谊。”
这些话对乾隆能管用吗？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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