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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大隋(木子)-第2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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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连年战事，用兵不断，府库枯竭，十分危险啊。若有个天灾什么的，朝廷库中无钱，仓中无粮，要如何面对？不能再打仗了，之前陛下既然已经同意暂时不在辽东用兵，可为何又要再次北伐呢。请陛下让天下休养吧，只要十年，那时府库充盈，陛下若要再用兵，不论是北伐还是东征，臣等都不会反对。”右仆射苏威奏请道。
“钱钱钱，说到底你们担忧的还是国库的问题。”易风点了点头，“关于这个，我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考虑。我也知道，我即位以来，朝廷国库不断支出，早入不敷出，民部赤字达三千余万贯。不过大家也应当看到，朝廷虽用兵不断，可却一直都是胜利，而且朝廷的兵将伤亡并不多，朝廷为战争花费的这些钱粮，所得到的也更多。我们收复了辽西，夺回了辽东，还拿下了吐谷浑，此外还将奚、契丹、霫三部正式纳入了朝廷统治，不别这开拓了数千里之疆土，光是新增的人口就超过二百万口，这些难道不值付出？”
“而且百姓们并没有因为朝廷的战事有太大的扰动，我们征召他们转运粮草、修路、制造器械等，朝廷都不是无偿征召，而是支付了不低的工钱，百姓们为朝廷服役，却是得到了一笔不少的工钱，得以补贴家用。而同时，将士们为国征战，朝廷支付给了他们丰厚的薪水，同时还有优厚的赏赐，伤残死亡者也有妥善的保险赔偿和抚恤津贴，没有人为此不满。甚至可以说，从朝廷到将士再到百姓，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战争的红利。朝廷支付的多，可有银行的借款加上债券的发行，让我们并没有到需要强行从百姓手里摊派加征，虽然有些利息，可想想我们得到的数千里疆土，几百万的人口等等，几千万贯难道亏了？”
易风虽然用兵不断，可他和汉武帝的用兵可不同，汉武帝用兵，军费哪出的？通过各种征派，完全是靠从天下的富人和普通的百姓手里抢钱来支撑着战争，结果是打了几十年，仗虽打赢了，可国家民生也打崩溃了，减户一半。但易风完全是用另一种形式在打仗，这个战争如同是一场生意一样，朝廷的军费并没有从百姓手里加征摊派，而是通过银行借款和发行战争债券筹款，筹得的大批款项来支撑战争。将士们拿着丰厚的薪水和优厚的赏赐，百姓应征为朝廷转运粮草、制作器械等也不是强征劳役，而是有着同样不错的薪水。虽然这样一来，朝廷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可朝廷因为战争的胜利，新增加的这无数土地山林矿产人口牲畜城池，那都是钱财。何况，在攻占辽东和吐谷浑后，朝廷也基本上把那些原来土著中的上层全给扫清了，官府和他们的财产基本上都充入了国库之中，这也是很大的一笔钱。可以说，除了战争失败，不然这样的仗越打，朝廷只会越赚，不但朝廷赚，将士们和百姓还有那些商人，每一个都在享受着战争的红利。
不过易风的这些宰相们却明显不太能接受易风的这种思路，对于朝廷担着几千万贯的财政赤字，充满着惊惧。大家习惯了量入为出，习惯了积蓄存储，如今突然寅吃卯粮，这样的提前消费的方式他们吃不消。
“嗯，把辽东和吐谷浑战争中夺取的战利品拿出来拍卖吧，那些金银珠宝等等，房屋庄园、矿产作坊商铺，牛羊牲畜车马，通通都可拍卖掉，所得钱财款项上交朝廷财政。”易风的话让参知政事、民部尚书樊子盖脸色好看了不少。
“另外，我最近有意对朝廷的税制进行适当的更改，这是我拟的一些初步的条款，你们可以看看，提些意见补充，然后颁行天下。相信，新的税制实行后，肯定能大为改善朝廷的财政收入问题。”易风最后抛出了一个大招，改革税制，从根本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第568章人均二十亩地
侍卫给每位宰执递上一份折子，正是皇帝亲自拟写的税制改革计划。
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两点，一是对现有的租庸调税法改为两税法，二是对现在基本上征收不了多少税收的商税改革。
杨素等宰执们一听说税制改革就有些心中动容，税收可是国之基石，随便动一点那都是不得了的。而一看税改第一条就是改变现有的租庸调制，就不免更加惊讶了。
自秦一统天下开始，华夏各朝的正税，一般都是引出自孟子的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为理论依据，按“租”“调”“役”（田租，特产，徭役）三个项目征收。到了本朝，曾规定百姓可输钱免役，由政府雇人代替，称为“庸”，“租调役”于是变成了“租庸调”。
本朝的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核心，丁男（21岁）和18岁以上的中男，各授田100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永不归还），80亩为口分田死后归还。同时颁布《租庸调法》，规定受田丁男应缴纳的田租、调赋和应服的徭役即租庸调。实现“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朝廷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
这种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还是很不错的。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最大的局限性就是随着国家安定，人口的不断上涨。最终导致官府无地可授。而租庸调制基本就是均田制，有田才有租，有户就有调，有身就有庸。而一旦无地可授，那么百姓没有地却还得交租庸调，这就矛盾了。开国之初还好些，大家都有地，慢慢的地越分越少，甚至没地可分。租庸调却还得交，这就是大问题了。这其实就是变相的人头税，看似公平，其实最不公平。
而易风提出的两税法是什么？正是历史上到了中唐时期均田制崩溃之后，朝廷不得不改革的新税制。
历史上，两税制度出台之后，此后千余年，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虽税制各有不同。但主税却基本上是在这一基础税制上进行修修补补。
唐代两税的核心应当是量出以制入，先预算政府要用多少钱，然后就向百姓征收多少税。具体的就是参照前几年的财政支出，取一个平均数额。再定一个税收总额，然后把这一税额分配到各地，各地再按税收配额制定税率。其二就是取消了主籍客籍的区分。从法律上承认客户地位。由于税率并非由中央统一规定，而是由地方根据税收配额制订。造成往往人口越稠密的地区，人均税率就越低。在主客籍不分的情况下。其他地方的百姓纷纷迁入这一低税率地区，这种迁徙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各地人口密度的差异和税率差异，形成恶性循环。
三，不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按照资产多少决定纳税额，取消原来按人头固定征收造成的不公平。四“秋夏两征之”，故称两税，原有的“租庸调”三个项目都并入两税，不得另征。三个项目合并为一，简单明了。
中唐两税法的出台，可以说让中唐重新振兴，使唐朝得以延续了很长时间，不过这种税法的核心是好的，但具体情况又有不少的不足。
易风现在弄的这个两税法，也基本上是在这个基础上弄出来的。
易风的两税法，首先改由征服谷物、布匹等实物为主的租庸调法，改为征收金钱，一年两次征税。且最关键的是改变了据丁征税的作法，而实行以财产多少为征税标准，其三，彻底废除劳役，而改把劳役计算为免役钱，这笔钱直接计算到两税里面，百姓不需要再服劳役，也不用再另外交免役钱。
最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并不量出为入，而是按照租庸制，把原来的每丁租庸调的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通通计算为钱，然后再除以百亩地，得出每亩的税钱。最后据此，向天下百姓按田亩征税，你有一百亩地，就交一百亩的税，如果你有十亩地，就只交十亩的税，如果你一亩地都没有，那你什么税都不用交，若是你有一千亩地，你就得交一千亩的税。总之，就是把这些税全都计算到田亩中，按拥有的田亩来征税，田多就多征，田少就少征，但对国家来说，天下的土地数量是不会变的，因此国家征收到的税款也不会变，但这种改变，却不会让没有地的百姓也依然得交税，也不会让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却只按人头来交税。
易风的这种两税，已经与唐时的两税完全不同了，易风的这两税只是有一个春秋两次纳税的名，却没有唐朝两税的户税和地税的不同分类。
苏威看着皇帝的税制改革计划，心里默默的算了几个数，按民部的记载，朝廷刚进行了土地人口大阅，清查出了大量的隐田隐户，现在清查全国共有土地一千万顷左右，共有十亿多亩耕地，户口九百余万户，人口五千多万。
新税法下，每百亩的税是粟两石、绢两丈，绵三两，役二十日。那么粗略的一计算，朝廷每年能征收两千多万石粟，以及一千万匹绢，一百八十多万斤绵，代役钱是每日绢三尺，二十天役就是六十尺绢，相当于一匹半绢，全国土地的免役钱就是一千五百万余匹绢。
按新税制。全国每年能征收两千多万石粟，两千五百万匹绢。一百八十多万余斤绵，若再换成金钱征收。一石粮现在价格在二百文钱左右，一匹绢差不多一千文，这么计算一下，一年国的税收大约有三千万贯折现，这么一算，比起原来开皇年间多出来许多。毕竟开皇年间有大量的隐田隐户，这些田地原本大都是关陇集团所占据，新皇即位以来，几次下狠手。都是冲着关陇集团去的，前不久的全国田地和人口的清量普查，一下子就查出来大量的隐瞒田地的户口。
不管是现在实行税务改革还是旧税法，进行的税收都会因此而增添一大把。
而特别是改革后朝廷如果直接征收现钱，比征实物更省事方便，而且如果是按亩征税，那么也不会出现说穷人交不了税的情况，毕竟是按亩征的，一百亩地才征两石粟、两丈绢、三两绵。外一匹半的免役钱，不可能交不起，毕竟一百亩地起码能产出百石以上的粮食。
不过当苏威把皇帝的计划书看下去后，越看越惊讶。原来在皇帝的计划里，这一年三千万贯的税收，其实只是主税。换句话说只是田租。新税制里还有不少的税呢，最主要的是商税。各种工商税制，关税、交易税、营业税、通行税等等。不过这些都是针对商人商铺的税收，跟普通百姓倒关系不大，可看的出来，皇帝对这方面的税收抱有很大的希望，原来朝廷在这方面一年也就那么二三十万贯的税收，现在却可能会达到主税的规模甚至超过。
而皇帝的新税制，有一项更加的狠，那就是对盐、茶、酒、矿产、铜、铁等征收重税，尤其是盐一项，就计划每年至少征收盐税一千万贯，盐、酒等加起来也要达到一千万贯。如今盐茶都是不征税的，而以后，都要征税，而且还是重税，一斤盐可能得超过十文钱，比米还贵上两三倍。
总之易风的计划里，朝廷要大力开发商业，主税是两税，一年的税收大约三千万贯左右，然后次是商税，每年大约征收一千多万到两千万贯左右，再辅以专卖的盐茶酒矿等税，预计达两千万贯左右，总之，在易风的这个新税制上下，朝廷每年征收的税赋总额折钱六千万贯上下。这个数量，比起如今朝廷一年也就千把万贯的财政收入要翻六翻。
看的苏威有种目瞪口呆的感觉，这一下子翻六倍的税收，那天下百姓还不得反了。可又仔细看了看这计划，似乎又有些不对。商税主要针对商人，普通百姓受不到多少影响，物价可能会上涨一些，但肯定不会无限制的上涨，而倒是主税，总额方面没什么变化，但少数地主大户的税肯定多了，而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税却会少了，因为现在天下因人口增多，均田制早就已经难以实行了，绝大多数的百姓家里没有每丁一百亩地。如此一来，普通的百姓按田亩交税，他们的主税就下降了。毕竟，天下一半以上的土地，其实掌握在天下千分之一左右的少数贵族及地主豪强们手里的，绝大多数的百姓其实都只有少量的土地，甚至有许多的百姓都靠佃地耕种，既受着地主们的剥削，可却又还得上交租庸调，这很不公平。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们，却也只是按丁交税那一年几千钱的租庸调而已。
唯一的这个盐茶酒税，对普通百姓也有不少影响，尤其是这个盐，不喝酒不喝茶可以，不吃盐不行。一斤盐十文钱，一人一年十斤盐，一年的盐钱就上百文，一家人可能就得交上千文钱买盐了，这笔钱是一笔额外的大支出，相比过去多支付数百文钱。但是因为是含在盐价里面，倒也并非强制征收，却也还是可行的，虽然这也许会赞成私盐兴起，以及穷人可能吃不起盐，但如果朝廷每年真的能收到盐税上千万贯，这倒也不是不行。
当然，按皇帝的意思，还会有不少的税项，比如房产地产税，车船税什么的，但主要的征税思路还是针对有钱的人，普通的人不会受太大影响。就好比对赌场、妓院和酒楼等地征收重税一样，这样一来，那些去这些地方消费的有钱人消费支出大增，可对于没钱去这些地方的百姓来说，根本就没影响了。
易风的税制改革计划看的一众宰执们惊讶连连，可易风却没觉得什么太出奇的地方，他拿出来的这个改革，其实就是从唐宋的税制里拿来的一些制度，都是实行过的制度。就好比盐税一样，隋朝和唐初都没有盐税，可自中唐起，盐税就成了此后一千多年中国各朝的主要税收之一，宋时每年盐税曾达到两三千万，清朝时每年盐税收入也超过一千二百万两白银，南宋末期，国家盐税收入甚至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盐税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人头税，因为人人都得吃盐，不可取代。
总之，易风的新税法，有一个核心的思路，那就是降低普通百姓的税务支出，而从那些有钱人手里收钱。比如商税，原来隋朝几乎忽略了这一块，而易风就是要从这里征收到每年财政策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至于盐税，则是对于主税田租下降后的一个补充，就算不种田的百姓，他不交田租，可也还得吃盐，买盐就等于交了税。
总体来说，新税制后，商人这一群体，原来赚钱多，交税少，如今也将成为交税的主体，而普通的百姓，按田产交税，一般农民田少则租少，而那些地主们，田越多交的税越多。一如皇帝即位以来的执政思路，打压那些贵族豪门，而对普通的百姓小民们照顾倾斜。
新税制计划最后还有一条，官民一体交税，不管是官是民，都得交税纳赋，没有豁免特权，连寺庙道观也一样，有田就得交租。
朝廷每年能征得六千万贯左右的现钱，然后朝廷再出钱购买粮食等所需物资，也成为市场的一环。当然还有一点重要的，以后朝廷就不能再免费征召百姓做劳役了，百姓已经交过了免役钱。朝廷要做工程，要么直接承包给商人们，要么就拿钱出来招募百姓做工。可以说，这是比原来要额外支出的一笔钱，不过如果拿钱招人做工，肯定要比原来征召百姓服役要方便的多，前提是官府有钱。
“最后一点，除商税盐税等税款必须上缴中央财政外，各地征收的两税，也就是田租，三分之二上交中央，三分之一留归地方。这三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一留归各县，三分之一交州上，三分之一交省上。”这也是新税制中，又一条与原来税制里格格不同的一条。
“好了，现在各位也都看过了我拟的税制改革计划，现在各位宰执们谈谈自己的看法吧，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已见。”易风拍了拍巴掌，对一个个正沉思的宰执们说道。
第569章劫富济贫
（感谢头疼也不行的一万打赏，恭喜头疼也不行童鞋成为本书宗师，也谢谢yunpiaopiao、醉笑道、竹林风啊几位的支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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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税制改革，就根本维持不了现在的朝廷开销，更别说还得养几十万职业军队了。而要养几十万军队，还得要维持现在的扩张计划，保证不断的军事作战计划，需要的钱粮都是海量的。光靠着现在朝廷每年不到千万贯的财政收入，根本不够。
易风即位以来，北衙的那三十五万禁军，其实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在养着，用的都是他自己的内帑。朝廷原来的税制，都是相当简单的，均田制加府兵制，是隋朝的两大基本国策，给百姓均田授田，然后租庸调制收税。
府兵授田，然后府兵不交税国家也不用支付他们粮饷，甚至府兵还得自己置办军械装备。
在这些制度下，朝廷每年征收的税赋，都只是用来供给皇帝和宫廷以及京官，朝廷的地方官府地方官员甚至都不用朝廷财政支出，地方官员也一样是用职田、公廨田、公廨钱、官职永业田来支付地方官府的办公费用以及地方官员的俸禄。至于那些地方的吏员，这些人朝廷是不用支付钱粮的，甚至地方官员也一样不用支付钱粮，这些人光干活不吃饭。当然，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但朝廷和地方确实不给这些吏员支付钱粮。他们完全靠自己的职务合法合理的收取灰色收入以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
隋朝的政策。处处就是透着这么一种古朴，一种简单。至于说国家和地方兴建什么工程项目。修路修堤修坝、修城筑墙一类的，自然也不用动用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支出，一切有老例，征召民夫，加征加派钱粮，总之这属于额外支出。
国家财政税赋收入，一不用养兵，二不用养地方官吏，三不用于百姓。每年近千万贯价值的税赋，其实就两个用处，供养皇帝和宫廷开支、养京官，其二，用于战争开支。如果不打仗，那么一年近千万贯的财政收入，其实是绰绰有余的。这也正是为什么隋朝立国十九年，其间打了好几次大仗，可最终却也仍然能靠着每年千万贯的税收。依然能够打造出一个开皇盛世的原因所在。
可现在不行了，新朝的各种新政，处处都与原来的策略不同。
朝廷的税赋除了供养皇帝和宫廷以及京中百官外，还得供养几十万北衙禁军。以及府军、边军的职业军官们，此外地方官员的薪俸也已经纳入国家财政支出，另外原来一直不用付钱就为朝廷工作的那比官员数量多出十倍以上的吏员。也算是有了编制，也纳入了国家公务员的行列。他们也是有了正式的薪俸，这又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加上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办公费用等等，都是相比于过去额外的支出。何况，新朝已经取消了劳役，朝廷要兴建工程项目，征召民夫还都得支付民夫们薪水。
北衙禁军做为职业军人，待遇相对优厚，平均每个士兵每年的军费是五十贯左右，计算下来一年就得一千七百五十万的供军费用。这还没计算发生战事的战争支出，而边衙与南衙的边军、府兵虽然不是职业军人，可也有不少的职业军官，要维持这两衙的几十万军队，一年也需要不少钱，合算起来三衙的军费一年起码得两千万，还是非战时。而易风给官员们加薪，给吏员们发薪水，虽不如供军花费这么大，但加上宫廷的开销，一年也起码得要一千万左右。
仅仅是每年的军费加上官吏俸禄和宫廷的开销，一年就得三千万贯。
这还没有算上朝廷如果要兴建水利或者修葺城池、维修道路，疏通运河等方面的工程费用。
如果还沿用朝廷的旧税制，朝廷过一年就得倒欠上两三千万，这还只是维持正常的运转，还没计算战争或者遇上灾害等需要额外支出的时候。可以说，税制不得不改，不改不行。不改，一天都维持不下去了。易风虽然有自己的皇帝私人产业，一年有不少的进项，可光靠着皇帝的内帑支撑，不是长久之事。易风早就在计划着税制的改革了，只是之前还没有完全掌控朝廷，因此也无法一步到位。但如今在位已经一年多，内内外外也清理整顿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正式提出来，自然会阻力小些。
况且，促使易风改革税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均田制根本是个维持不了多久的政策，而租庸调制就是以均田制为基本。均田制一坏，租庸调制也就失去了根本，国家的税制也就会崩坏。做为一个有着不一样见识的皇帝，易风当然不能等到以后崩坏了的时候再去改。
唐宋推行两税法，每年的两税收入都在两千万贯上下，尤其是中唐时推出两税前一年的税收不过几百万贯，推出两税后立即翻倍。而易风的新税法虽然也叫两税法，但主要是取春秋两季上税之名，实际上却已经与唐宋的两税制大为不同。唐代推行的两税最重要的是分为户税和地税，户税是按每户的贫富不同划分各种富等，然后不同的等级定不同的税款，而地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北方等地每亩纳田租一斗左右，南方更富裕的田地则为一亩一斗到三斗左右，而代役钱等杂税也被统一纳入了两税之中。百姓的税一年分春秋两次交，按官府定下的户等和田数交纳户税和地税。而这个数额，则是由官府提出预料好了当年的财政支出数目，然后根据这个数字分配到全国各地，按额征税。因此可以说，两税到底是多少。其实一切由皇帝和朝廷说了算。朝廷说今年要花一千万，那就征一千万。天下的百姓根本不同的户等，田亩分配下去。如果皇帝说今年需要花一个亿，那天下百姓就得根据各自的户等和田数分摊这一亿。这种两税法，自然算不得公平的。
而易风的这种两税法，并不是量出为入，而是按原来均田制的税率，定出每亩田所要支付的租庸调，然后把他们全折算为钱，然后朝廷直接就根据百姓们拥有的田亩征税。田多少就征多少，再无额外。当然，这是主税，如商税等属于另外的税收。这样的两税，一年也是分两次征，可最大的区别是税收的总数是根据天下的田地数量计算的，因此也就会是一个比较稳固和固定的数额。而经过新朝的土地丈量，人口普查，全国拥有一千万顷土地。贫富土地皆有，然根据新税制，一年的两税折现差不多有三千万贯，当然。这个数字其实也不是固定的，得根据粮食、绢帛和绵、布等的价格有所浮动，但总体来说两税就是这个数字。比之原来每年几百万的租庸调。翻了三倍不止。
虽然翻了三倍多，但这笔钱还是不够每年基本的财政支出的。为此易风的税制了。又增加了国家专卖这一块，用以增进财政收入。专卖的就是盐茶酒铜钱等一些紧要物资，尤其是食盐，易风准备学后世的那些朝代，从这里夺取一大笔税收。易风预计盐茶酒等专卖税收一年两千万左右，此外还有一个税收来源则是商税，易风也打算从中获得千万以上。
这并不是妄想，易风在怀荒时，已经开始推行工商业的发展，并从中获得许多利益。北宋熙宁之时，一年的两税折合钱两千多万贯，而商税宋初时只有四五百万贯，后来也达到了两千万贯左右。当然，北宋之时创收最多的却是专卖，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专卖，北宋末年之时竟然达到了四千万贯，而盐之外的茶叶和酒的专卖也一样创收许多，每年都在千万上下。而宋朝特别是南宋，在两税、商税和专卖这三项主要收入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杂税，南宋时最高财政收入一年达到一亿几千万贯，其中杂税就有数千万贯，绍兴三十年，光是杂税中的绿总制钱就有两千多万贯。
易风现在不打算变着法子收杂税，但也不想放弃专卖这个大创收，因此他的目标是两税、商税和专卖这三项，一年至少得收入六千万，如此朝廷才能保证维持运转之外，还有富余留下一部份给地方的省州县使用，使得中央财政外地方也有钱财府库诸存，另外还可以有钱供朝廷和地方搞建设开发，甚至每年还能存一笔钱用以战争和救灾等专项需要。
说到底，要建立盛世，搞好统治，都离不开钱。但如此收税，却是门高深的学问，不能随意的强征，任意摊派，那只会越搞越糟糕。在易风看来，宋朝的税制不错，虽然说各种税目繁多，可基本上百姓承受的税还算正常，如南宋虽只占据着江南一地，可一年的税收却超过亿贯，比北宋时还高出倍数，可他们征收这么高的税额，却依然维持了南宋的统治，甚至挡住了北方异族的进攻。而另一个易风看来反面教材的却是大明朝。
大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万两白银，看似收的税很少，可实际上百姓的日子却过的艰难，原因就在于大明的盐税、商税这些大笔的税收都流失掉了，被那些官绅地主阶层给掳夺了，肥了那些人，却苦了朝廷。然后两税方面，同样如此，官绅拥有诸多免税免役特权，加上大量的隐户，使得朝廷的税收大量流失，最后一年只征收到几百万两，却还绝大多数都是从普通百姓身上征到的。当大明遇到辽东的危机以及关内的流贼作乱，朝廷用兵不断，便缺饷少粮，最终不得加征加派，朝廷每年加征的几百万两的三饷，最终却又几乎全从普通百姓手里征收来的，导致的结果就是贫苦的百姓纷纷破产，最终葬送了大明朝。
易风看来，南宋一个偏居一隅的朝廷一年征收一亿几千万贯的税收，而明朝一个统一中原的大一统王朝一年却只收几百万两税收，加派三饷却导致天下沸腾，这不正很好的说明了问题。明朝只知道收穷老百姓的税，而宋朝却主要靠收商人的税，其次是通过专卖这个迂回的方式收税，给百姓相对公平的税制，钱收了，天下却依然安定。
按照易风的设想，最合理的税制，两税这样的主税，应当只占到全国税赋收入的百分之二三十左右，而工商税应当占到一半以上，再加上专卖的收入，也应当比两税要高。当然要做到这一步，还很遥远，首先就得是工商业极为发达繁荣，得有足够的纳税商品额度，工商业繁荣朝廷才能收到足够的税。
不过除了两税、商税和专卖的收入外，易风其实也拥有一份很大的私人收入。他的许多产业都归属在他的名下，比如北方银行、东方保险等等产业，据他的私人产业的总管高明月的报告，如今每年能为他带来一千万贯以上的收入，这笔钱相当于税改前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了，就算税改后，也能达到朝廷收入的六分之一。而这笔钱，属于皇帝的私人财产，朝廷财政部门是无权过问其收支，也无法动用的。在此之前，易风一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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