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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官商风流(落叶)-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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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8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持续性的高速经济增长。1980年—199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率为9。5％。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动和促进国家财力的同步增长。当时，财政部透露，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2年的14％，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已经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为什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为什么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是什么造成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已经陷入“弱中央”的地步？就唐昱前世所接触到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显示，这是因为当时税收体制造成的结果，是因为税收已被“包”死了，中央没有增量。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国内的财政体制始终处于多变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1993年之前，在40多年里，国内的财政体制变动了不下15次，最短的一次财政体制只维持了一年，这种频繁改变的财政体制，自然是罪魁祸首之一，不过也仅仅是之一。
当时，全国的财政体制大体上分为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另外还有五五分成的分税制试点。这种状况，被形象地比喻为“一省一率”的财政体制。
老财政体制的弊病，从沪市和京城可窥见一斑。沪市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100亿元归中央财政，65亿元归地方财政，每增加一亿元，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结果，沪市实行财政包干五年，年年财政收是163亿元——165亿元之间，一点没增长。对京城采取的是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4％。5年之中，京城每年财政增长为4％。分税制之后才发下京城隐瞒了98亿元的收入。
所谓承包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块，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了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就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企业减免产品税，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间接税（产品税）收不上来。如此，中央收入被“包”死了，“包”到了中央财政困难的窘境。而地方的日子相对于中央财政要好过得多。
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体制应该是稳定和规范，并且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公平及透明的分配体制。而国内家当时频繁的、轮番变换的财税体制，造成了地方对中央极大的不信任以及互相猜疑，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你如何改？怎么改？更不知道未来的预期。
由于“税”收不上来，政府开始打“费”的主意，到80年代中期，没有办法就出现了“能源交通基金”，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10％（整体约100多亿），来补充中央财政的不足。到1989年还是过不下去，财政受到政策体制的限制，又出台了一项政策，叫“预算调节基金”，同样的口径增收5％，而且那时候每年财政会议之前，总要千方百计地出台一些收费措施。
正是因为这里边种种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九十年代初的那种财政窘迫的事情。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朱延山副总理挑起了分税制改革的大梁，仔细的分析了种种弊端之后，大刀阔斧的实行了分税制的改革。
与前世有些不同的只是，分税制改革的时间因为唐昱重生的蝴蝶效应而提前了，分税制改革的力度因为唐昱的蝴蝶效应而增大了，至于其他的，大方向上边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的，朱延山副总理，依然是挑大梁的人，他的手腕，依然是大刀阔斧的铁血手段。
事实上，根据唐昱前世在社科院的了解，早年的时候，当时分税制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设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边就有人提出相关设想，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环境没有要求实施分税制的动因，也不具备实施分税制所要求的市场经济财税体制，计划经济下是无法搞分税制的，所以遭到了几个省的强烈反对，因为这直接触及到了地方的利益，因此这次尝试没有成功。
后来在1990年的时候，时任国务院总理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建议》中提出，要在“八五”期间，有计划地实施分税制。鉴于当时的状况还要不断完善财政包干制，也是在那年，财政部提出了“分税包干”的体制方案。
至于具体的提上日程，那还是在1992年年初，邓公发表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登堂入室，分税制的被再次提出。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同年中央选择天津等九个地区进行分税制试点。
按照唐昱的想法，在分税制的事情上，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是标志性的。92年，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正式写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党代会审议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之后，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意志。
前世的时候，在1993年5月的时候，中央成立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小组才开始具体的起草东西，而这一世，五月份的时候关于草案的争论已久如火如荼，中央在东陵市的骗税案发生之后已经推翻了一次草案，吧关于企业所得税之类的税种又重新进行了起草。
说来，这一世中央之所以能这么快速的制定出税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其实唐昱的功劳也是功不可没的，出了提前揭发出陈松威的骗税案之外，他帮助苏慕儒写的那篇上了内参的文章也对中央的某些草案的起草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他本就是根据前世朱延山副总理的想法写的文章，自然很是合朱延山副总理的意。朱延山副总理改革之中制定出来的七条主要内容，唐昱或明或暗的都有所提到。
除了这些，在唐昱前世的记忆之中，关于朱延山副总理的税制改革还有个说法，叫南“征”北“战”十七省，说的就是为了分税制的实施，朱延山副总理南征北战与地方进行艰难的谈判的事儿。上一世的时候，朱延山副总理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有体改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银行等部门的同志，其中主要是财税系统的同志，飞遍17个省、市、自治区，与地方上边展开谈判，由远及近，第一站是海口，最后一站是河北。
这一世中央的口气硬了很多，地方上边在很多地方不得不妥协，不过朱延山副总理与地方上的谈判也是有进行的，例如广东这些态度强硬的省份，都需要亲自谈判，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像前世那样南征北战十七省。不过很显然，辽海是没有谈判的资格了。
说来，像苏慕儒带回来给唐昱看的这份红头文件，其实也可能不是中央最后的定案，或许只是在辽海省的定案，所以在东陵市的依然叫试点。事实上，分税制实施下来，具体到了某个省份上边的细节也是不尽相同的。
不过很显然，在分税制改革一事上边，辽海省是最没有与中央谈判的资格和立场的，因为陈松威这个市委书记的骗税案，其中还牵扯到前省长邱立源，辽海省在分税制改革上边没有与中央谈判的资格，也是最早赞同中央分税制改革的省份。严仲贤为了此事都大为的火光。
唐昱心中暗道，若是陈松威的案件能晚一年左右揭露出来，到时候虽然也会有些不利的影响，不过那时候分税制早就定了调，大概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大的影响了。
可惜的是，唐昱在那个时候重生了，为了苏慕儒和唐天鸿，为了前世的悲剧不再重演，也就注定他要揭开陈松威特大骗税案这个盖子的。揭开了这个盖子，自然就注定了辽海在分税制改革里边要吃一些亏。
沈睿鸿的心中此刻大概也在权衡利益得失，他帮了苏慕儒，揭了陈松威的盖子，于是乎邱立源到了中央，他上了省长，可是，省长的任命书还没下来，辽海在分税制的改革上边就先失一马，不过看起来，还是得到的多一些。
苏慕儒大概也是心中忐忑，这才来找唐昱寻求信心。
其他各省都有和中央谈判的资格，都可以适当的和中央谈一些条件，可以和中央扯皮，唯独辽海省站不住提条件的立场，没有那个资格，在这个时候，辽海省的东陵市被中央点了名开始试点，若是试点工作做不好，那自然是继陈松威那时省委省政府被打了脸之后又一次被打脸，那个时候，苏慕儒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所以他才要来找唐昱，理清楚里边的厉害关系。
显然，唐昱前世的时候脑子里边就装着不少这方面的东西，这一世为了他老子的前途，也一直在做各方面的准备，也收集了不少资料，两下印证着，他也整理出来了一些东西，虽然不是很完善，不过苏慕儒有了那个东西做参考，情况自然比现在的两眼一抹黑要好多了。
第一百二十五章 分税制改革（下）
其实概括说起来，分税制的改革就是三条的主要内容：重整税收结构，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税种（如产品税），代之以较符合市场化改革的税种，例如征收增值税和规范消费税；重新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地方共享税，使中央取得更大的财源；为了保护个省市（特别是富有的省市）的既得利益，中央设计了一套税收返还制度。
而分税的大致作法也极是简单，不过是几种做法：按税种划分收入；中央集中必要的财力实施宏观调控；中央和地方分设税务机构，分别征税；有一套科学、完整的中央对地方收入转移支付制度。
当然，国税地税分家，一个税务机关分成两个，那些东西说起来极是简单，做起来却是极为的困难的，要不，前世的时候国税和地税也不会扯皮的不可开交。
在唐昱的记忆之中，国税与地税闹的最凶的时候，国税曾经请动公安机关直接抓捕了在地税局门前要去交税的地产商来威胁其他的地产商到国税局纳税。
所以说，东陵市想要做好这个试点，也不容易，苏慕儒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唐昱一边吧以前自己整理的一些东西和注意事项拿给苏慕儒和唐天鸿看，一边拿着那份红头文件在纸张上边写写画画，苏慕儒看着唐昱之前整理的那些东西，暗暗点头，知道唐昱在这上边花了一番的功夫，奇怪的开口问道，“小昱，你什么时候开始搞这些东西？你怎么知道我们会用到？”
唐昱笑了笑，“之前可不知道你们会用到那份东西的，我是在上次帮干爸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查了些资料的，后来到香榭苑的时候和沈伯伯谈起这件事儿，沈伯伯也很干兴趣，我就托他帮我收集了一些资料，顺便整理出了这些东西。”
唐天鸿和苏慕儒这才明白，原来手中的这份东西是给沈睿鸿准备的。
凑头过去，却见唐昱在纸张上边写写画画的，竟然是把那份文件之中关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概括了四方面，苏慕儒大致看了两眼，只看那四个方面的标题就知道，出入不大，倒是越发的感慨这小子的政治敏感性。
说来，分税制也就是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的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财力分配，要以财权与事权相统一为原则。
第二个是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划分。根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按照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
第三个是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的确定。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收入划分情况，核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即消费税＋75％的增值税一中央下划收入，并以此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数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系数确定，即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0。3％。
第四个则是对原包干体制有关事项的处理。实行分税制以后，原体制分配格局暂时不变，过渡一段时间后，再逐步规范化。
这些东西与前世的时候大体没有出入，基本还是遵循前世的发展趋势，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不过仔细的说来，唐昱对国内93年94年伊始的分税制的改革，其实是没有多高的评价的，他写那篇文章，更多的是为了苏慕儒和唐天鸿的前途而适当的适应一下形势，并不是很赞同这个改革。当然，或许从他的角度看有些片面了，毕竟，那次改革是切切实实的帮助中央解决了财政问题，不过却也由此衍生出另外的一系列的问题。
朱延山副总理曾经说过，“这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这句话的准确性自然毋庸置疑，肯定了分税制的作用。不过，同样也不能掩饰分税制的弊端。
在以“分类指导”方式逐步构建省以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在唐昱看来，或者说在2000年之后的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看来，只能说是国内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的某个特殊时期的一种必然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过渡性的选择，而不能说是一次完美的改革。
为什么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必须要搞分税制？对此社会上和经济学界早已有许多的讨论。
简而言之，财政体制如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必须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除了分税制之外，别无它途。
不过，唐昱也还记得，在2000后，过于分税制争论的言论也逐渐的出现在报纸和论坛上边，大量的专业人士都发表过评论，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偏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唐昱记得，当年他在社科院充电的时候看到过的一份报表性质的东西显示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数据，数据显示，2002年，全国乡镇财政净债务1770亿元，乡镇财政平均净负债400万元，村平均净负债20万元。全国65％的乡村有负债，其中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负债面更大。比如河南90％以上的乡镇都有负债，湖南全省2000多个乡镇中的负债率达到88。2％，湖北乡级负债面在95％以上，村级负债面也在90％以上，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
这显然就是分税制造成的弊端，而当时面对县乡财政困难也产生了两种意见，其中的一种意见认为，分税制只适于中央和省级之间，省以下不宜搞分税制，主张区分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后者不搞分税制。
事实上，唐昱对于分税制真正诟病的不在此处，而是诟病由分税制衍生出来的“跑步前进”“跑部钱进”这么个词儿。
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有一份数据显示，国内每年超过200亿元的腐败资金用来“跑步钱进”，这个问题，这个数字，免不了让人触目惊心，而那所谓的跑部钱进，就是分税制之后才有的事情。
因为分税制改革之后，大权和大钱都在北京，要钱要官都得去。正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指出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这个“包”是个“通天袋”，里面内容丰富，应有尽有。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一本叫做《了望》的杂志就指出过，各地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00亿元以上。中央转移支付的欠透明状态，成了各地驻京办“跑部钱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驻京机构的迅猛增长，正好契合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历史演变。唐昱的脑子里边有这样一组数据，到1991年，北京还只有不到两百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此后，驻京办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粗略统计，现在北京，除了52家副省级以上办事处，还有超过五百家市级和超过五千家县级办事处。如果加上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显然，这些驻京办都是为了所谓的跑部钱进才出现得。
唐昱倒是还记得前世有这么一件滑稽的事儿，网上有一部当红小说叫做《驻京办主任》的书出了名，里边描述了大量驻京办的事情，最后大量的市县两级驻京办在北京撤销。
分税制的第二个为唐昱所诟病的问题就是房地产上边的问题。
1994年分税制给地方政府留了一个借地生财的口子――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因此给持续高热的房地产市场和不受制约的征地和拆迁运动埋下了伏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土地出让已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通过征地，以几万元每亩的低价，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转手通过拍卖等方式出让，地价上升几十、几百倍以上。地方政府的财力得以增强，官员的寻租也由此进入疯狂状态（寻租成本占房地产总成本的3％到5％甚至更高）。在城市拆迁中，民众的利益同样得不到保障。在此过程中，民众受到了补偿费低、房价高和无住房社会保障的三重剥夺。
可以这么说，唐昱前世的时候的房价只所以那么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分税制改革引起的，这才是唐昱最为诟病的地方。
第一百二十六章
当然，即便是唐昱的心中对于分税制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心和不满意之类的东西，这些担心和不满意，此刻的他定然是不会和苏慕儒这些人说出来的，那些东西，或许和沈睿鸿可以浅浅的谈一些，还不能过于深入，至于苏慕儒和唐天鸿两人，他是万万不会谈论这些东西的。
唐昱想来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知道有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可以做，那个时候就不方便做。
以唐昱现在的资格，他不过一个小小的高中生，充其量有一个处级的政府秘书长老子和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做干爸，就他这样的小身板和分量，不要说干扰到中央那个层面类似于分税制这样重要的政策制定，便是省内和市里边的一些东西的制定，如果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来说服沈睿鸿和苏慕儒，让他们同意观点，他都没有参与进去制定政策的资格。
所以，即便他前世的经验以及社科院充电时候的学习，让他早就知道分税制下隐藏的种种弊端和隐患，不过此时此刻，那是绝对不适合提出来的，提出来，无论是对他或是对苏慕儒或是对沈睿鸿，都没有好处的。
分税制改革，即便是在唐昱重生的那会儿，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体制改革里边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记得唐昱重生那会儿恰好是建党九十周年的周年庆，国内在大肆的宣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改革履历，分税制的改革在其中名列前茅。93年和94年的那会儿，在后世的评论家口中，这两年一度被称为朱延山副总理的改革年，可见分税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那时候，在中央财政几近于崩溃的情况下，分税制的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可以说，中央的财税制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在那种大背景下，别说唐昱或是唐天鸿、苏慕儒这种层面的人提出异议，便是沈睿鸿提出来，中央也要毫不犹豫的碾过去，忽视你的意见那是最好的结果，若是把你碾哥粉身碎骨，那就悲惨了。
在这种情况下，明知道出力不讨好的情况下，唐昱自然不会自讨苦吃，也不会让苏慕儒和沈睿鸿自讨苦吃。
唐昱心里边清楚，或许在日后逐渐强大之后他或许有资格参与到这个层次的东西，不过现阶段，他最多只能和苏慕儒等人说一下分税制里边各种需要注意的事项罢了，其他的东西，却不是这个时候的他能够参与的。他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把某些不轻不重的想法和沈睿鸿隐晦的浅浅表露一下，至于最后能不能进入某些人的耳朵，进入耳朵之后又造成什么样的想法，那就未可知了。
不过饶是如此，唐昱今天说的东西还是让苏慕儒和唐天鸿两人大为受益。要知道，那可是穿越了接近二十年的时光来到这个是带动额产物，是唐昱前世的时候在社科院拜读了众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评论性的文章才能说出来的东西，不客气的说，便是制定政策的中央领导，包括朱延山副总理在内的人，他们都未必有唐昱了解的清楚。毕竟，时代总有他的局限性，而实践之后才能检验出里边的弊端和隐患等等的东西。
看完唐昱那份总结的小册子，苏慕儒不得不感慨两声，“写了这么多的东西，倒是不知道，这里边这么深的门道，你小子如何能知晓，这可不单单是一个政治敏锐性那么简单的东西。而且，你代写的那篇文章上了内参之后我还特意留意了这方面的东西，不过都是流于表面了，想你这么深入的观点，倒是少见的很，虽然也偶有发现，不过这么系统性的弄出这么个东西来，你小子大概是头一个了。我和你爸可一直好奇，你小子的脑袋是怎么生的，这些东西，可不像是你这般的年纪的人能够想得到的东西啊。”
苏慕儒这么说，唐天鸿也一脸疑惑的看着唐昱。说实话，他自己心中也是很好奇的。虽然说一切对儿子的了解也不多，不过妖孽到这种地步，还是很出乎他的意料的。在经济学和英语上边的表现也就罢了，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总会有几个天才出现，不过政治上许多和阅历挂钩的东西，可不是天才就能解释得了的。有些东西，那是需要阅历的。
倒不是他两人起疑心，实在是唐昱的表现过于妖孽。
苏慕儒和唐天鸿都算作是学院派出身的官员，两人上的同一所大学，是辽大最早的一批经济学类的硕士研究生，偏重于理论性质的东西他们是很在行的，而且对于经济学上的很多东西都有较深的见解。这会儿虽然撇了书本多年，不过见解却未必少得了。就想这次的分税制上边，两人心中未必没有其他的想法，未必不能发表一下意见和见解，可是听唐昱说过之后，与他们心中一印证，好多想法便豁然开朗。
唐昱某些点评性质的话语，即便是有了二十多年的阅历，有一定理论基础的苏慕儒还是不得不赞叹一声，确实一针见血。而且，唐昱手写的那本小册子里边提醒苏慕儒注意的一些东西，其详细程度，更像是已经亲眼见证过国税地税之间的矛盾，要不不可能说的那么清楚。凭空臆造，似乎达不到那种程度，很多国税和地税可能存在的争端问题，之前的人大概想都没有想过，不过看了唐昱的书写，似乎又极有出现的可能，很有道理，让人不得不信。
当然，最让唐天鸿和苏慕儒他们两个疑惑的还不是这点，而是那篇上了内参的文章，那才是引动两人疑惑的焦点，实在是因为，这才的省城之行，那份内参的文章，给苏慕儒的震撼太大了。
当时的篇文章是唐昱的提议之下写的，当时的东陵市，因为陈松威这个市委书记抬头的骗税案件发生在了地方与中央进行税改博弈的关键时期，而被中央掌管的媒体的喉舌把东陵市顶到了风口浪尖之上，当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唐昱提示苏慕儒写那篇文章的，在那个时候，苏慕儒作为陈松威一案的直接受害者，又是东陵市的市长，他最有发表看法的资格和立场。
文章最初是由苏慕儒表达意思的观点，唐天鸿亲自动手写，写成之后苏慕儒又经过自己的润色，最后经过唐昱的润色才在内参上边发表的。说实话，当时的苏慕儒对于那篇上了内参的文章也不是很在意的，当时只是作为缓减市内压力的一个办法而已，可没想到最后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唐昱润色过的文章他们看过，把他们写的文章，改的是面目全非，唐昱对那篇文章已经不单单是润色那么简单，而是直接改变了他们要表述的中心思想，完全改变了整篇的文章，篇幅也增加了一倍不止。
苏慕儒当时还有疑惑，疑惑唐昱的那篇文章，不过他原本就不是很在意，加上唐昱的文采出众，文章的整体构架也不错，读起来的感觉，似乎唐昱写书来的东西似乎比他们那份要好很多，也有利于缓减当时风口浪尖之上的东陵市的压力，所以，最后征求过沈睿鸿的意见之后也就署名发表了。
现在想来，苏慕儒倒是觉得，沈睿鸿大概在当初第一眼看到文章的时候便知道是唐昱动笔写的了，要不也不会在这次在省城的时候和他说那些话。
当初苏慕儒和唐天鸿看唐昱的那篇文章还不觉得如何，只是觉得文章的构架不错，读起来也朗朗上口，而且内中行文措辞异常的老辣，倒像是老机关的人写的。他们大概不知道，唐昱在前世的时候写东西就不错，家庭变故住进老街之后，还被岑培伦这个远近闻名的笔杆子特意调教过，水平自然不差。他大学时候做了很多的兼职，其中一个就是给一个平面媒体写稿，之后大学期间还陆续写过软文、新闻稿、剧本之类的枪稿，写起来自然是熟门熟路的，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不一般。他大学毕业之后参加工作，第一次被老板赏识还是因为他那过硬的笔杆子。
苏慕儒和唐天鸿初看唐昱的文章，在内容上倒不觉如何，当时的他们，对于这个分税制的了解还不是很深的。可是这会儿，中央税改的文件下发之后两相一对照，再反过来看看唐昱写的那篇文章，他们就会惊讶的发现，唐昱写的那篇文章，内中与中央的那份红头文件，内中或明或暗的契合点，竟然达到了七成左右，其他唐昱写上去的东西，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不过与那份文件之中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抵触。
这么惊人的相似度，倒似乎唐昱是朱延山副总理肚子里的蛔虫一般，事先便知晓了中央可能会出台的政策，然后才写出了这篇文章，文章和那份红头文件，若是出现的时间颠倒一下才合理，现在出现的先后顺序，着实奇怪，这一点才是苏慕儒和唐天鸿疑惑的。
按照苏慕儒最初的想法，他在心中猜测，或许这篇文章表露的是沈睿鸿的想法也说不准，只不过沈睿鸿的身份不大适合说这些话，所以才借苏慕儒的署名表露。毕竟，沈睿鸿身为省长，而且是出了骗税案的辽海省的省长，很多话都是不方便说的，借着苏慕儒这个身份更加合适的人来说也说不准。
而且，那篇文章，需要写作之人对中央层面的意图领会到一定的地步，对朱延山副总理这个人了解到一定的地步，然后还需要考虑地方上的好多东西，考虑到地方上与中央的利益大博弈，考虑到双方各自可能需要作出的妥协，然后才能写出来的文章。
以沈睿鸿的身份和格局，写出来这样的一份东西倒是不出奇，毕竟，沈睿鸿身为省长，自然有他的眼光和见解，而且沈睿鸿与朱延山副总理一向走的比较近，对朱延山副总理自然有些了解的，所以，初闻那份红头文件之时，苏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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