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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80当大佬-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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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宴定在银座，不过并不是吃寿司刺身鳗鱼饭那些没逼格的东西——三井寿司只会在请熟客的时候这么干，遇到新的合作伙伴，还是要准备正餐的。
顾骜自然是神态自若。
负责法务的贺子强律师则微微有些局促，毕竟他只是个年轻律师，而不是事务所主任，平时商务应酬档次还没那么高。
至于第一次出国的杨信，则是全靠学校里学的日餐礼仪课在撑场面，好歹没有失礼。
三井寿司看在眼里，愈发相信顾骜真的是见过大世面的。
等着上热菜的过程中，三井寿司随口提起：
“顾先生，技术部分，我们已经没有疑问了，不过刚才看到贵公司提出的初步报价，不觉得太黑了么？一套制氦机，利润绝对不会超过20万美元，你们的报价是让我们一点利润都没了。”
“三井先生没看完吧？我方给出的可是阶梯报价，根据承诺销量对赌的——当然，如果你们想一口价买断排他授权，也不是不可以细谈。”顾骜端着清酒杯子，一边说一边优雅而若有所思地把玩。
在专利许可上，各国通行的许可模式一共是三种：一般许可、排他许可和独占许可。
一般许可就是你能用，我还能卖给别人用，你管不着，收的价钱也最低。
而“独占”最高，是说卖了授权之后，连卖家自己都不能用了。
目前双方谈的则是中间这一档，排他。就是日本酸素可以一直使用钱氧的膜法制氦技术，直到该专利过期为止。而且钱氧不得再授权给第二家公司，但它自己本厂还能继续用。
面对顾骜的回复，三井寿司笑道：“我当然看完了——你们当时报的，是未来5年内累计销量5套以内的，都按150万美元保底收取。满5套以上，按每套30万美元。满10套的，按25万美元。一直要到30套以上，才会降低到15万一套、50套10万美元一套——你觉得这种销量可能么？未来三年全球市场的总容量，都不会有100套的，制氦机毕竟是一种小众工业装备。我们就算有了新技术，但没有跨国巨头的知名品牌，连20％都不可能抢到。你这是摆明了要至少收我们20万美元一套，让我们彻底无利可图了，你觉得合适么。”
三井寿司说完，自然有唱白脸的人来捧哏。
比如他就带了个负责生产部门的龙套一起来参加这场饭局，然后负责在那儿咋咋呼呼。
提醒顾骜日本企业是多么注重质量精益求精、人力资源政策又如何如何、成本多高，是真的亏本了，绝对不可能接受这种生意云云。
顾骜只当是听笑话听听。
对方说的确实是实话，但生意不是这么算的。
顾骜笑着说：“觉得越卖越亏，那就少卖几套嘛，来150万美元保底不就好了，也亏不了多少钱，还能把贵社的招牌商誉打出去，从今天起，贵社就是全球第六家拥有制氦机技术的公司，也是全球第二家使用膜法技术的公司——这个宣传价值，还不值150万美元吗？”
三井寿司脸色一僵：嘛蛋！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商誉、什么叫品牌无形资产的吗？
对面这个狗贼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来的？
日本酸素的法务代表兼资产评估师立刻精神抖擞、截住了顾骜的台词：“顾先生，您的算法有问题。我们只是引进技术，又不是以此技术为宣传，更没有利用贵司的品牌。这跟商誉得利毫不相干……”
顾骜却一点都不担心：
“偷换概念了吧，商誉得利，本来就是不用对方的品牌，才得利的——我就问你们，你们买下我们的技术授权后，如果制造出产品，肯在销售时在合同、产品上打上明示提醒：该产品使用了专利号为XXX的发明，专利所有权人：钱塘制氧机厂（中国）么？”
“法律没有规定这种宣传义务！”法务龙套急了。
顾骜：“法律当然没有规定，所以我们是在进行商务谈判嘛，我只是从这种类比，来证明你们所获得的远远不只是每台设备销售中的利润，还带来了额外品牌溢价。如果你们不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掏钱，我方可以不卖啊。
你们或许不知道吧，中国如今有多缺美元外汇。虽然我们继续按20万美元的毛利卖给美国能源部，后续可能他们不要了。但如果我们降价呢？80万不要按60万，甚至50万。
即使我们亏钱了，只要能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国家依然会算我们的企业经营者政绩的。去年我们国内的电影制片厂，花了5万美元外汇引进了贵国电影《追捕》，在国内赚取了3000万人民币票房，但国家依然没有表彰创收单位，即使这3000万里大部分利税都上交国家了。
因为在我们看来，花美元赚人民币，再多也不值得吹嘘。而花人民币赚美元，再少也值得嘉奖——你们现在还会觉得‘如果你们不买授权，我们自己也没处用’么？不，不存在的，只要我们打折降价，亏本倾销，创汇绝对比给你们授权更多。”
第120章 铁骨铮铮顾大侠
后世稍微学过点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人——甚至哪怕只是把大一公共课“法律基础”稍微学认真一点。
都不难知道90年代起，国内商标法领域，就有了“反向假冒”这个概念。
而老师讲到这个概念时，万年都只有一个案例：鳄鱼反向假冒枫叶西裤案。
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香江鳄（C开头那个，不是L开头那个。L开头的是法国鳄）在国内大卖，赶上了内地市场拼命追捧港货名牌的狂潮。
结果香江鳄本身产能跟不上，又没学会跟耐克那样谈代工厂的OEM贴牌加工，就学了一招：看京城的枫叶西裤产品质量不错、设计风格和质地也跟香江鳄相近，而价钱只有名牌港货的三分之一。
于是鳄家就直接问对方大量订货，枫叶厂生产一车西裤就直接拉走，把枫叶商标剪了之后打上鳄家自己的商标，加价三倍立刻转卖。
后来枫叶厂发现市面上自家的西裤越来越少，才知道原来是被人买去剪标后改头换面了，便想要打官司。
一开始鳄家完全不虚：咱又没侵犯你的商标权！咱是实打实按市场价真金白银买了你的裤子！贴的也是我们自己有100％使用权的自有品牌，关你屁事？
不过一番博弈后，枫叶厂却赢了官司，这里面的法理依据，就是“反向假冒”。
这里面的商业逻辑是这样的：枫叶厂生产了一条西裤，假设成本80，售价100，之所以只卖100，而不是110、120；
是因为企业除了赚20块利润之外，还希望同时收获“让市场上多出现1条枫叶西裤，这样就可以让人民看到枫叶品牌的机会增大一点，为枫叶这个商标积累商誉和品牌无形资产做贡献”。
换句话说，这里面是有一定的“少赚一点钱、换取多赚一点吆喝”的意味的。
用后世人更能理解的、更极端的方式来类比，那就像双十一的时候，某些牌子搞1元秒杀，之所以赔本，就是希望增加品牌曝光率。
如果这时候有其他商家做脚本、把他家的1元秒杀货都秒走后、涂掉品牌再投放市场，那明显是侵害了对方搞秒杀宣传活动的宣传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很多既有自有品牌、又给别人做代工的代工厂，在代工时往往售价反而比自有品牌贵一些——这里面的差价，就是换取了“干了活却没赚到名声”的损失。
就像一个以自己笔名写网文的写手，如果能签千字五十块的买断。这时有大神想雇他当枪手，那怎么也得出千字八十吧——毕竟拿千字五十的时候，得到的不仅是这五十，还有名声，还有红的机会。而挂大神当枪手，“红”的潜力就归大神了。
所以，90年代那个案子，最后京城法院判了鳄家败诉。理由就是“鳄鱼的行为，导致了枫叶品牌在市场上曝光率的下降”。
然而，这些进入90年代后，人人都能理解的商业逻辑。
在1979年，却是极少有人能想到如此刁钻的角度的。
连耐克这种品牌，在79年时都还是有自己生产工厂的“重”公司。
而不是几十年后那种只有设计和品牌宣传两个部门、其余整个生产和供应链都包给越南厂的“轻量化”公司。
“代工厂给人贴牌代工时，收的价钱就是该天经地义比造自有品牌更贵”这个共识，全球也还没几个人能形成。
但顾骜却偏偏从这个角度，给了三井寿司当头一棒：
法律是没有规定，但哥就是明白告诉你，你们日本酸素株式会社，在引进了中国的膜法技术后，获得的可不仅仅是销售设备本身的利润。
更多的是对贵社技术实力、在本行业中的国际排名的一种证明认可、一种商誉的提升。哥就像是给你当了枪手。
所以，哪怕你们赔钱卖设备，那也是应该的，别觉得多么冤枉。
几十年后，当名声和商誉、流量更值钱之后，连秒杀的人都那么多呢，你们这点算什么！
这就开启了一个船新的统计维度了。
把人们从没想到过的盘外因素，直接新定义到谈判进程中来。
就像一个本来只是在算产品毛利账的化工厂老板，突然被世界上第一个环保型政府揪住了耳朵：来来来，咱算一下综合社会效益，把你的排污治理成本也加进去……
再加上顾骜烘托的“国内唯创汇论”形势，并且给了大量的干货实证，让日本人不得不相信“如果中国人不卖授权，他们真的会宁可亏本也自己造并创汇”。
一软一硬，两手夹攻。
三井寿司和他的法务、商务助理，渐渐溃不成军。
……
“顾先生真是奇才，罢了，这次的单子，我们原则上同意您的最终报价：未来3年内销量5套以下时，我社将按照保底价120万美元，支付专利的排他授权费。10套以下的，按20万美元一套计价，20套以下15万……”
这个价格，比顾骜一开始说的最小销量30万*5的保底，确实砍掉了20％。
但已经远远超出包处长一开始定的军令状底限很多：包处长要求是10万以上就不算犯错误，15万就算立大功。而顾骜谈下来的却是24万。
也就是说如果只按最小销量出货时，日方不仅一分钱没得赚，还要亏本4万美元一套。
就相当于是证明品牌实力的广告费了。
这是一个国内的人怎么也不敢想的优越条件。
三井寿司如此服软时，也是彻底精疲力竭了。
“谢谢三井社长的理解。”谈判已经花去了三天，顾骜也有些疲惫。
对于最终能取得这样的突破，他已经非常满意，“不知社长先生，觉得什么时候适合正式签约呢？”
“不急，周边条款还可以再好好拟拟，咱把核心价格订好就行了。”三井寿司顾左右而言他地打了个太极，“不知顾先生能否猜到，刚才答应您的报价时，我内心想到了谁么？”
“这我怎么知道。”顾骜耸耸肩。
“我想到了伟大的松下幸之助前辈。”三井寿司一脸神往地感慨，不过眼神中却闪过一丝狡黠，然后继续不遗余力地吹捧。
“15年前，松下前辈和荷兰的飞利浦公司谈判时，飞利浦方面问松下在产品合作溢价之外，额外再收取7％的‘技术服务费’，以强调飞利浦是国际一线大牌、对于松下的技术标准与合规建设有重大帮助，还说这是飞利浦与任何伙伴合作的国际惯例。
松下前辈考证良久，最后提出向飞利浦反向收取3。5％的‘管理服务费’以对冲——当时，这可是这项收费名目在国际商务合作领域第一次出现。
最后偏偏还被松下前辈翔实论证出了理论依据和铁证，证明与松下的合作中，对于飞利浦的管理规范化起到了实质性改良。此案当年可谓为国争光，我辈日本企业家，无不景仰松下前辈的洞察远见。
这几天，顾先生能在技术授权费谈判中，破天荒地提出与‘技术实力商誉溢价’挂钩，还能最终逼迫我社就范，眼光之敏锐，口才之犀利，不亚于松下前辈当年独抗飞利浦了——相信您回到国内后，一定会倍受升迁嘉奖的吧。”
“这小日本想干什么？明明谈判输给了我，还拿我跟松下创始人相提并论、戴高帽子？莫非是想套我话、有什么阴谋？”顾骜暗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而顾骜身边的两个同伴，则没有想那么深入，他们只是被三井寿司的戴高帽给震住了。
松下幸之助啊！那可是日本人的“经营之神”啊！
刚刚打开国门时，中国企业家有几个是系统读过工商管理的？可以说一直到95年之前，国内的国企厂长、总经理们，看的最多的管理学书籍，就是一本《松下幸之助传》和一本《亨利福特传》了。
把企业家传记当成管理学宝典来看，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老福特离得太远，而松下幸之助一直活到80年代末，所以至少会被全中国的企业家崇拜十五年。
全日本，如今估计只有本田宗一郎的名声可以勉强与之媲美。
至于“经营四圣”中的另外两个：盛田昭夫和稻盛和夫。
一个得靠“索尼大发好”火起来之后江湖咖位才上升到同一级别；
而另一个则靠活得命长、同辈人都熬死了，他自然说啥都是对的。
（当然也都是有实力的，这里只是说70年代末那俩威望还差点火候。）
“顾学长谈判中的小创新，原来这么厉害？连日本大公司的社长，都拿他和松下幸之助相提并论了？这得是多高瞻远瞩？”杨信心中震惊莫名，不过好歹他还记得自己的工作。
他连忙确认了一下旁边椅子上那台索尼RX…78随身听，确保磁带还没放完、始终在录音谈判过程。
这台索尼随身听，是顾学长陪他去秋叶原逛街时买的（顾骜自己用的，不是送给杨信，对方也不敢收）。
自从正式谈判开始后，顾学长就关照他每天都要全程录音，都用掉10几盘录音带了。
一开始杨信并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但看日方也是这么干的——双方谈判过程中说过什么话，都要公开录下来。
杨信也就不再多问了。
或许是为了防止扯皮、让双方都慎言吧。
而刚才三井社长吹捧顾骜那些话，自然也被录下来了。
便在此时，顾骜对三井社长的回答，把杨信从震惊中扯了回来。
“三井社长说笑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讲的是为国奉献。我今天的讨价还价，完全是公事公办、为国争取利益，与我个人无关，请不要提升职。我国相关政策明文规定：我和我的家人，只能作为技术成果的负责人和主要贡献人，得到3％~4％的直接对外技术授权创汇奖金，这也与谈判中的贡献无关。”
这些话，是义正辞严向对方披露国家政策，是外事纪律允许说也应该澄清的。
因此顾骜当着录音对日本人这么说，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第121章 享乐是为了工作
三井社长迟迟拖着不签字，让法务们去谈那些非核心条款，顾骜这边也没办法。
他已经大致察觉出对方在琢磨什么歪脑筋了。所以找了个三人私下说话的机会，告诫两名随员：
“阿信，一会儿你和贺律师两个人一定要待在一起。三井社长有可能派人一对一盯防，把你们调开我身边。你把索尼随身听给我，再给我两盘空白磁带。今天谈判结束后，我也给你再去买一个。”
杨信急道：“顾哥！一台随身听七八百块钱呢！我不能违反纪律收你这么贵重的东西！”
顾骜把脸一板：“这是工作需要！三井寿司这样打听我们个人从谈判中得到的嘉奖，明显是打算私下里塞我好处，换取我在最终谈判价上再找借口让步。我们要是不把所有交谈全程录音，确保每一个价格的行程过程衔接完整性，回国遇到诬陷我们的人就说不清了！”
“原来是这样……顾哥，我明白怎么做了。”杨信其实还是很有头脑的，只不过他还没上到大二的外事纪律课和取证相关课程，所以这方面实务不太懂，还需要摸爬滚打了一年多的老江湖指点。
顾骜交代完之后，果不其然，才半小时不到，三井寿司就找了个机会，派其他随员以讨论具体问题的借口，分别把贺子强和杨信缠住了。
“顾桑，坐下喝杯咖啡吧。”三井寿司好整以暇地说。
“谢谢，我更希望尽快签约。”顾骜谨慎地把西服口袋里的索尼随身听开着，确保一会儿的整段对话都有始有终、完整性经得起推敲。
三井寿司亲自给顾骜倒了咖啡：“顾桑，还在录音呢？这不是正式谈判，何必呢，一会儿就擦掉吧。会议室里，我们都该录，那是为了防止扯皮。到了这里，我们有的是办法找到各种合理借口，让你最终无害地答应降价，对不对？”
顾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三井寿司：“在你们国家，个人的创造力和价值根本不被尊重。你不但为国家发明了这么重要的技术，还亲自主持了技术授权的商务谈判，甚至创造性地谈出了一个除了松下幸之助前辈那种级别的高人、别人谁都谈不出的好条件——可国家才给你4％。至少120万美元的授权费生意，你自己才拿5万美元，太可怜了！太少了！要是在我们日本，这样能干的员工，起码得到30％增收金额的奖励！所以我们日本企业才有全世界最搞笑的KPI！最高效的战斗力！”
三井寿司说到这儿，把咖啡杯放下，身体前倾了几十厘米，音量也压低了两级，很郑重地说：“这样吧，我给你一口价——在目前的最终谈判价格上，无论你再怎么样找借口、巧立名目假装辩不过我方，稍微打点折扣。不管总价降低多少，差额部分的30％，统统都是你的！少收我们50万美元，我立刻给你个人15万！而你的国家只会少给你2万！”
这是明目张胆地塞回扣了。
“三井社长！请你尊重我的工作性质！这些话我不想第二次听到，我已经全部录下来了，告辞！”顾骜义正辞严地走了。
他才不会这么傻，留下嫌疑。也不会为了区区十几万美元，留下污点和隐患。
他可以堂堂正正依法经商赚大钱，但贪这种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也不屑于做。
“可以，反正我相信你的同伴不会问你要录音带翻录的，我等你改变主意！”三井寿司依然很有信心的样子。
散场之后，顾骜脸色铁青，回到酒店，就当着贺子强和杨信的面，把录音放了出来，确保大家听到的都是有因有果、互相作证。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的伎俩了吧，他们正面讲道理讲不过我，就开始用这种卑鄙的招数。阿信，一会儿我们立刻去买随身听和空白磁带，确保每个人都能保护自己。所有录好的物证，你要妥善保存，确保完整。甚至我们可以再翻录一份，狡兔三窟。另外，我建议立刻给国内打电话，请外事局派一个负责监督工作的同志过来，帮忙完成签约工作——我们可以说我方是国企，需要对口的政府备案部门作为见证，签三方的合同，把格式再改一下。”
顾骜这番话，明显是在为自己多上一道证明自己廉洁的保险。
“好的，我这就去办。”杨信二话不说便去了，内心也对日本人的险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不一会儿，国内方面就表示，几天之内就可以做出安排，允许顾骜这边先中止核心条款的谈判，等待指示。
顾骜拿到条件后，就关照贺子强：“贺律师，后面几天就靠你了，反正价格不能动，别的法务细节你看着办，记得录音。”
顾骜本来只带杨信来，两人互相作证，就是图个行动方便，还能抽出更多时间干私活。
但三井寿司这一手泼脏水，让他不得不改变计划。
一旦有局里的监督人参与见证，协议签完后他就没借口继续在日本滞留太久了。
因此考察进口片源、以及那天在秋叶原看到的日本电动游戏机现状等问题，就得快马加鞭搞定，弄出些眉目来。
“阿信，后面几天你要陪我加班了，可能要连续通宵，挺得住么？”顾骜拍了拍杨信的肩膀。
杨信拍拍胸脯：“顾哥你尽管说，要不是你耳提面命教我，我哪里能懂今天那么多？只要是你交给我的事情，我绝不二话！”
……
此后两天，贺子强在那儿跟日本人虚与委蛇，顾骜和杨信则开始以林国栋新注册的那家版权代理公司名义、联络日本各大片商。
大画映画、东竹映画、东宝映画……
虽然这些电影公司牌子都挺大，不过顾骜有正儿八经的代理引进片资质，所以敲开这些公司销售部门主管人员的办公室，也不算太难。（不光林国栋给他注册了公司，沪江制片厂的徐凌也给了他代理委托书）
无非是简单粗暴地砍价。
能对标的，也就只有《追捕》等几部去年以及今年上半年已经引进中国的电影的价格。
这方面顾骜并不是特别擅长，毕竟他也不懂艺术品定价和艺术品砍价。不过他知道主要功夫还是放在选片上、而非选定片子后的具体锱铢必较。
只要知道什么能火什么不能火，砍价的时候少砍一点，也不影响盈利——就像《追捕》能为制片厂带来1200万收益，谁还在乎它的进货价是30万还是50万？
48小时的高强度谈判，顾骜平均以5万多美元一部的价格，谈下了包括《远山的呼唤》、《伊豆的舞女》等六部日本电影、在大陆地区的买断放映权。
按说一共需要30万美元的资金，但这些钱并不是一次性付清的，而是只要先给30％定金，也就是9万美元而已。
后续等翻译、配音制作完成后，正式上映前再付清就行。
这也算是行规了，不然国内的译制片厂资金链也承受不住。
顾骜靠侯赛因总统“回购文物”弄来的启动资金有20万美元，他家一直以来的技术奖金、再加上林国栋按比例投资的款项，这两部分是5万美元左右。
所以付完引进片的定金后，顾骜还有15万美元的流动资金。
这笔钱，按他本来的计划，是希望在日本一次性多进点片子。但那天在秋叶原目睹了日本电动产业的落后现状，让他多留了个心眼，决定存一笔应急资金，给那些可能出现的项目。
“阿信，这两天辛苦了，前天昨天都没怎么睡，今晚好好睡一觉吧。明天跟我去秋叶原好好转转，深度暗访一下。顺便还有可能跑几家电子公司。”忙完片子的初步谈判工作后，顾骜趁着在街边吃宵夜的功夫，如此关照。
“好的顾哥，没问题。”杨信一边说着，一边大口大口把炒面扒拉完。
……
第二天一早，美美睡晚一觉的顾骜，重新精神抖擞地投入了调研。
年轻就是好，十六七岁的少年，稍微休息一下，又满血复活了。
顾骜和杨信分头把秋叶原每一个有电动游戏机的娱乐场所，都跑了一遍，确认如今的日本确实还没有出现电子游戏机的街机。
偏偏顾骜还怕启发了日本人，所以问的时候不能太直白，只能是旁敲侧击。
逛了两小时后，他通过察言观色，找了一家看起来像是这一片最开明、最敢尝试新事物的街机厅老板，花了几百日元打了好多局，然后又买吃买喝递香烟，博取了老板的信任，然后开始攀谈。
这个店老板名叫高沙康成，生意做得挺大，有一家电器行，电器行门口摆了几十台赌性质的弹子机、还有十几台用光线枪和电动机控制的无屏街机——所以也不算是专门的街机厅，而是在电器行门口兼营街机业务。
如今的日本，并没有专门的街机厅，都是跟电器行或者其他娱乐场所混营的。
“高沙桑，听说美国那边，有些电子游戏街机，对，就是带荧光屏幕那种，听说美国生意还不错，你们日本这边为什么不引进呢？”
那人也是被顾骜的社交话术圈住了，觉得这小年轻挺不错的，就实言相告：“这种东西，我们也见过国内企业拿出过概念的，不过他们太黑了，售价居然比弹子机台还贵好几倍！我看过里面结构，就这么一块板子，敢卖我们十几万日元！甚至更贵！这么贵的东西，还不知道火不火呢，谁敢冒这种风险？你看电动就不一样了，看起来就扎实，那么大的电动机，用料这么多，卖这点价钱也就罢了，看成本也知道是物有所值。那些一块板子的就是骗人！”
顾骜愕然，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这么想。
难道历史的蝴蝶在哪个角落不小心扇了一下？导致日本游戏机行业的第一次颠覆式创新，死在市场调研阶段了？
第122章 创新者的窘境
顾骜前世并不热衷于考古，所以他对早期游戏机产业发展史的了解，几乎仅限于在B站看看敖厂长的视频。
比如著名的“雅达利大崩溃”这种大事件，他当然是知道的了，毕竟B站上起码有几万个UP主炒过碗八卦冷饭了——说的是1982年圣诞季，雅达利公司出了一款史诗级烂货《ET外星人》，摧毁了行业公信力，葬送了整个美国游戏机产业的江山。
此前雅达利在全美拥有1000多万台、全球数千万台的销量、28％的美国家庭都买了他家的游戏机、全球家用机市场占有率超过80％……
然后因为《ET外星人》瞬间爆炸、当场去世、全美游戏业产值一年内跌掉97％……（销售额从30几亿美元跌到只剩1亿。）
给了本来几乎还处在萌芽状态的任天堂等日系厂商，以一个奇迹般崛起的机会。
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到1982年以前，任天堂等日系企业，在全球游戏产业中是很弱小的存在，甚至才刚刚起步。
顾骜前世看敖厂长解说日本游戏业起源时，说过一款叫做《太空侵略者》的游戏，这据说是史上第一款正式发行的互动射击类游戏，也开启了“射击游戏”这个大门类。
（注：这里所谓的“互动射击”，是强调“敌人也会发射子弹反击玩家”。因为在太空侵略者出现之前，已经有别的单方面射击游戏了，但敌人只会挨打不会还手，所以不刺激，没火起来。）
这款游戏依稀是在78年底还是79年就出现了，然后应该会爆火，并带动整个日系厂商真正眼红跟风、走上电子游戏机这个产业。
同时因为“射击游戏”这个概念成了日本人首创，日系厂商在这方面积累较深，也给日本人留了一块跟美国人叫板的前沿阵地。并且凭着这个优势点，在小步快跑发展了3年后，赶上美系灭亡的好时机。
但如今顾骜考察市场的结果，却是没有发现有关“太空侵略者”的任何踪迹。
其他被这个导火索诱发的跟风者，自然也无从跟起。
不过，在与高沙康成等秋叶原兼营街机的老板们交谈调研后，顾骜捕捉到了一丝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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