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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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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诰颍约坝⒐脊叛Ъ乙廖乃梗ˋrthur Evans）一九○○年对于克诺索斯王宫遗址的挖掘，都证明了《荷马史诗》和其他远古传说并非虚构。
就在伊文斯在希腊克里特岛上发掘克诺索斯王宫的同时，中国发现了甲骨文，有力地证明商代存在的真实性。这就把疑古的学者们所定的中国历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纪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纪。有些疑古学者步步为营，说：“那么，公元前十四世纪之前的历史是伪造的。”其实，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还可以从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书楼的古代典籍和现代书刊被我反复地翻来翻去，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产生的更早一点时间，学术文化界还出现过“华夏文明外来说”。先是一些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对人类文明渊源的强烈好奇，依据某些相似的细节，大胆地拉线搭桥，判断华夏文明来自于埃及、印度、土耳其、东南亚、巴比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巴比伦，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在地。
那地方，确实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从那里找到了渊源，有的学者已经断言那是“人类文明唯一的起点”。那么，华夏文明为什么不是呢？
连中国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也被这种思潮裹卷，而且又从中国古籍中提供一些“证据”。例如蒋观云、刘师培、黄节、丁谦等都是。当时的一份《国粹学报》就发表过好几篇这样的文章。让我惊讶的是，大学问家章太炎也在他的《序种姓篇》中赞成了外来说。
设想都非常开放，理由都有点勉强，往往是从一些古代中外名词在读音上的某些相近来做出大胆的推断。例如章太炎认为中国的“葛天”，很可能是“加尔特亚”的转音；黄节认为中国的“盘古”，很可能是“巴克”的转音；刘师培认为中国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转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比较过分的是丁谦，他断言华夏文明早期创造的一切，巴比伦文明都已经有了，包括天文、历法、数学、井田制、服饰、器用都来自那里。连文字也是，因为据说八卦图像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有点相似。有的学者甚至凭着想象把巴比伦文明传入华夏大地的路线图都画出来了。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幻想之间还发生争论，就像两个睡在同一个屋子里的人用梦话争吵了起来。例如丁谦认为，把巴比伦文明传入中国的带头人是盘古，而章鸿钊则认为是黄帝。理由之一是，庄子说过黄帝登昆仑之上，而昆仑山正好是巴比伦文明传入中国的必经中介。
不应该责怪这些学者“数典忘祖”。他们突然受到世界宏观思维的激励，试图突破千年传统观念探索华夏文明的异域源头，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华夏文明的热爱。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杰出的爱国人士。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论述暴露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严重缺乏实证材料，却又好做断语。即便有一点“实证”，也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跳跃式比照，颇多牵强附会。若要排除这种牵强附会，必须有一种“证伪”机制，即按照几个基本程序证明伪之为伪，然后方知真之为真。这些断言华夏文明来自巴比伦的学者，在自己的思维中从来就缺少这种逆向的证伪习惯，因此听到风就是雨了，而且是倾盆大雨。
但是，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不断地证明着这片土地上文明发生的独立根脉。我还朦胧记得，好像是地质学家翁文灏吧，发表文章阐述远古大洪水所沉积的黄土与大量旧石器时代文物的关系，证明黄河流域也有过旧石器时代，与西方的旧石器时代平行共存。他的文章我也是在半山藏书楼看到的，但那篇文章的标题，现在记不起来了。
有过了“疑古”、“外来”这两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们就可以重新检视史料记载，对黄帝时代做出比较平稳的猜测了。
看管半山藏书楼的老大爷已经连续问了我三次：“这么艰深的古书，这么枯燥的杂志，你那么年轻，怎么有耐心几个月几个月地看下去？”
前两次我只是笑笑，等到问第三次时，我做了回答。
我说：“大爷，只要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大疑问，看古往今来的相关争论，然后加入自己的判断和猜测，这就像看一场长长的球赛，看着看着自己也下场了，非常有趣。”
其实，这也就是我初步建立的学术路线。
四
我当时对黄帝的猜想只能是粗线条的，因为半山藏书楼虽然有不少书籍，但毕竟有限。
黄帝，是华夏民族实现第一次文明腾跃的首领。在这之前，中国大地还处于混沌洪荒之中。因此，后代就把各项文明的开创之功都与他联系在一起，贴附在他身上，并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始祖。这并不是说，华夏文明由他开始，而只是说，决定华夏文明之成为华夏文明的那个关键历史阶段，以他为代表。
黄帝出生在哪里？肯定不是巴比伦，而是在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哪一段？这就不是很重要了，因为他的部落一直在战争中迁徙，所谓“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有关黄帝出生地的说法倒是有好几种，牵涉到现在从甘肃到山东的很多省。经过仔细比较，陕西、河南两地似乎更有说服力。而我个人则倾向于河南新郑，那里自古就有“轩辕之丘”、“有熊氏之墟”。黄帝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可以对应起来。
黄帝有一个“生死冤家”，那就是炎帝。
历来有不少人认为炎帝就是神农氏，但也有人说他只是神农氏时代的最后一位首领。炎帝好像出生在陕西，后来也到河南来了，并且延伸到了长江流域。
黄帝和炎帝分别领导的两个部落，在当时是最显赫的。
炎帝的主要业绩比较明确，那就是农业。他带领人们从采集野果、捕鱼打猎的原始生态，进入到农业生态，开始种植五谷菜蔬，发明了“火耕”的方法和最早的耕作农具。他也触及了制陶和纺织，还通过“尝百草”而试验医药。显然，炎帝为这片土地的农耕文明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相比之下，黄帝的业绩范围就扩大了很多。除了农业，还制作舟车、养蚕抽丝、制玉、做兵器，并开始采铜，发明文字和历法。
由此做出判断，黄帝应该比炎帝稍稍晚一点。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黄帝可以有多余的财富来做一些文明等级更高的事情了。这样，后来他们发生军事对峙，也就各自代表着前后不同的历史痕迹。简单说来，黄帝要比炎帝进步一点。所谓“轩辕之时，神农世衰”，就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在我的猜想中，炎帝平和务实，厚德载物；而黄帝则气吞山河，怀抱千里。
据《商子》记载，在炎帝的部落里，“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于王”。这实在是一个让后人永远向往的太平世道。《庄子》也有记载，说那个时期“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按《庄子》的说法，那还是一个“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其实，从其他种种迹象判断，那已经是一个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代。
黄帝就不一样了。男性的力量大为张扬，温柔的平静被打破，试图追求一种更加宏大的平衡。《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习用干戈”，“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俨然是一位骑在战马上俯瞰原野的伟大首领。
黄帝所达到的高度，使他产生了统治其他部落的雄心。这在大大小小各个部落互相杀伐的乱局中，是一种自然心理。而且，从我们今天的目光看去，这也是一种历史需要。
大量低层次的互耗，严重威胁着当时还极为脆弱的文明底线，因此急于需要有一种力量来结束这种互耗，使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续。于是，鸿蒙的声音从大地深处传出：王者何在？
这里所谓的“王者”，还不是后世的“皇帝”，而是一种不追求个人特权，却能感召四方、平定灾祸的意志力。但是，这种意志力在建立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无数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往往是与自己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强者。对黄帝而言，第一是炎帝，第二是蚩尤。
炎帝的文明程度也比较高，也曾收服过周边的一些部落，因此很有自信，不认为自己的部属必须服从黄帝。
就自身立场而言，这种“保境安民”的思维并没有错，但就整体文明进程的“大道”而言，却成了阻力。而且，在这个时候他的部落已经开始衰落。
黑格尔说世上最深刻的悲剧冲突，双方不存在对错，只是两个都有充分理由的片面撞到了一起。双方都很伟大和高尚，但各自为了自己的伟大和高尚，又都无法后退。
黄帝和炎帝，华夏文明的两位主要原创者，我们的两位杰出祖先，终于成了战争中的对手。
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拉不住他们的衣袖。他们怒目相向，使得一直自称“炎黄子孙”的我们十分尴尬。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已经打起来了。
不难想象，长年活动在田野间的农具发明家炎帝必然打不过一直驰骋在苍原上的强力拓展者黄帝。这个仗打得很惨。
惨到什么程度？只知道，从此中国语文中出现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用语：“血流漂杵。”杵，舂粮、捶衣的圆木棒。战场上流血太多，把这样的圆木棒都漂浮起来了，那是什么样的场面！
这场战争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入场口，具有宏大的哲学意义。它告诉后代，用忠奸、是非、善恶来概括世上一切争斗，实在是一种太狭隘的观念。很多最大的争斗往往发生在文明共创者之间。如果对手是奸佞、恶棍，反倒容易了结。长期不能了结的，大多各有庄严的持守。
遗憾的是，这个由炎黄之战首度展示的深刻道理很少有人领会，因此历来总把一部部难于裁断的伤痛历史，全然读成了通俗的黑白故事。
黄帝胜利后，他需要解释这场战争，尤其是对炎帝的大量部族和子民。他对于死亡了的炎帝动用了一个可重可轻的概念：无道。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明白，这不是说炎帝没有道德，而是说炎帝没有接受黄帝勇任王者的大道。
这种说法延续了下来。贾谊的《新书·益壤》记载：
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这样的记载猛一读，会对炎帝产生负面评价，其实是不公平的。
这里所说的涿鹿之野，应为阪泉之野，涿鹿之野是后来黄帝战胜蚩尤的地方。黄帝战胜蚩尤的事，另是一番壮阔的话题。我的《山河之书》中有一篇《蚩尤的后代》，写到了这件事。
五
黄帝相继战胜炎帝和蚩尤之后，威震中原，各方势力“咸尊轩辕为天子”。原来炎帝的部落与黄帝的部落地缘相近，关系密切，很自然地组成了“炎黄之族”。这中间其实还包含着蚩尤和其他部落的文明。后来，各地各族的融合进一步加大加快，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部落逐渐被跨地域的部落联盟所取代，出现了“华夏大族”的概念。
“华夏”二字的来源，说法很多。章太炎认为是从华山、夏水而来。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华”是指河南新郑的华阳，“夏”的本义是大，意谓中原大族，连在一起可理解为从华阳出发的中原大族。也有学者认为“华”的意义愈到后来愈是摆脱了华山、华阳等具体地名，而是有了《说文》里解释的形容意义：“华，荣也。”那么，“华夏”也就是指“繁荣的中原大族”。
这就遇到历史地理学、语言文字学和社会心理学之间的不同坐标了。因各有其理，可各取所需，也可兼收并采。
黄帝之后，便是著名的尧、舜、禹时代。
这三位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拥有高尚的道德、杰出的才能、辉煌的业绩，因此也都拥有了千古美名。在此后的历史上，他们都成了邈远而又高大的人格典范，连恶人歹徒也不敢诋毁。原因是，他们切切实实地发展了黄帝时代开创的文明事业，有效地抗击了自然灾害，推进了社会管理制度，使华夏文明更加难于倾覆了。
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利益争逐的加剧，权力性质发生了变化。英雄主义的无私首领，不能不演变为巨大利益的执掌者。终于，大禹的儿子建立了第一个君位世袭的王朝——夏。
君王世袭制的建立，很容易被激进的现代学人诟病，认为这个曾经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终于要安排子孙把财富和权力永远集中在自家门内，成为“家天下”。其实，这是在用现代小农思维和市民心理贬低远古巨人。
一种重大政治制度的长久建立，大多是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和各种社会需要的综合成果，而不会仅仅出于个人私欲。否则，为什么人类所有重大的古文明都会必然地进入帝国时代？
部落首领由谁继位，这在大禹的时代已成了一个极为复杂险峻、时时都会酿发战祸的沉重问题。选择贤者，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谁是贤者？哪一个竞争者不宣称自己是贤者？哪一个族群不认为自己的头目是贤者？
在这种情况下，鉴定贤不贤的机制又在哪里？这种机制是否公平，又是否有效？如果说，像大禹这样业已建立了“绝对权威”的首领可以替代鉴定机制，那他会不会看错？如果壮年时代不会看错，那么老了呢？病了呢？精神失控了呢？退一万步说，他永远不会看错，那么，在他离世之后又怎么办？他的继位者再做选择的时候，会不会因为缺少权威而引起纷争？当纷争一旦燃烧为战火，谁还会在乎部落？谁还会在乎联盟？当一切都不在乎的时候，文明何在？苍生何在？……
这一系列问题，人类是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摸索之后才渐渐找到出路的，但直到今天，任何一条出路仍然无法适合不同的地域。因此，要大禹在四千多年前眼看禅让选贤的办法已经难于继续的时候立即找到一个有效的民主选拔制度，是颠倒历史的幻想。
在大禹看来，与其每次选拔都会引发一场腥风血雨，还不如找一条能够堵住太多野心的小路，那就是世袭。世袭中也会有争夺，但规模总要小得多，与苍生关涉不大。高明的大禹当然不会不知道，儿孙中必有不良、不肖、不才之辈，将会辱没自己的家声和王朝尊严，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灾祸。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或许，可以通过强化朝廷的辅佐力量和行政机制来弥补？总而言之，这是在文明程度还不高的时代，为了防止无休无止的权力争夺战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不管怎么说，在当时，夏朝的建立是华夏文明的一个新开端。从现代世界判断文明程度的一些基本标准，例如是否拥有文字、城市、青铜器、祭祀来看，华夏文明由此迈进了一个极重要的门槛。
时间，大概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从此，“茫茫禹迹，划为九州。”
传说时代结束了。
六
读完半山藏书楼里有关传说时代的资料，已是夏天。山上的夏天早晚都不炎热，但在中午完全没风的时候，整座山就成了一个大蒸笼，恍惚中还能看到蒸气像一道道刺眼的小白龙在向上游动。
一动不动地清坐着，还是浑身流汗。我怕独个儿中暑，便赤膊穿一条短裤，到住所不远处的一条小溪边，捧起泉水洗脸洗身子，顿时觉得浑身清爽。但很快又仓皇了，因为草丛中窜出一大群蚊子，叮上我了。小时候在家乡只知道蚊子是晚上才出来的，没想到在山上没有这个时间界限。
我赶紧返回，蚊子还跟着。我奔跑几步，蚊子跟不上了，但也许是我身上全是泉水和汗水，滑滑的，蚊子叮不住。
我停下脚步，喘口气。心想，不错，四千一百多年前，传说的时代结束了。
第四章 感悟神话
一
笃，笃，笃，有人敲门。
在这半山住所，这还是第一次。我立即伸手去拉门闩，却又停住了。毕竟，这儿远近无人……
门外喊起了我的名字。一听，是山下文化馆的两位工作人员。当初盛钟健老师正是通过他们才帮我找到这个住处的。
我刚开门，他们就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就在两天前，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亡几十万人。
“唐山？”我一时想不起在哪里。
“北京东边，所以北京有强烈震感。”他们说。
他们来敲门，是因为接到了防震通知，正忙着在各个乡村间布置，突然想到半山里还藏着一个我。他们担心，如果这儿也有地震，我住的房子很有可能坍塌，要我搬到不远处一个废弃的小庙里去住。那个小庙低矮，木结构，好像不容易倒下来，即使有事也更容易逃奔。
我的全部行李，一个网兜就装下了，便随手一提，立即跟着他们去了小庙。其实，一旦地震那个小庙也十分危险，但我不相信北方刚刚震过江南还会震，就感谢他们两人的好心，在小庙住下了。
住在小庙里无书可读。半山藏书楼属于危房，已经关闭，看管的老大爷也不上山了。我只得白天在山坡上到处溜达，晚上早早地躺在一张由门板搭成的小床上，胡思乱想。
直到昨天，我的思路一直锁定在遥远的传说时代，因此即便胡思乱想也脱不开那个范围。只不过，刚刚发生的大地震常常穿插进来，几十万人的死亡现场与四五千年前的天地玄黄，反复叠影。面对天灾，古代和现代并没有什么界限。
人世间的小灾难天天都有，而大灾难却不可等闲视之，一定包含着某种大警告、大终结，或大开端。可惜，很少有人能够领悟。
这次唐山大地震，包含着什么需要我们领悟的意义呢？
我想，人们总是太自以为是。争得了一点权力、名声和财富就疯狂膨胀，随心所欲地挑动阶级斗争、族群对立，制造了大量的人间悲剧。一场地震，至少昭示天下，谁也没有乾坤在手、宇宙在握。只要天地略略生气，那么，刚刚还在热闹着的运动、批判、激愤，全都连儿戏也算不上了。
天地自有天地的宏大手笔，一撇一捺都让万方战栗。这次在唐山出现的让万方战栗的宏大手笔，显然要结束一段历史。但是这种结束又意味着什么？是毁灭，还是开启？是跌入更深的长夜，还是迎来一个黎明？
对于这一切，我还没有判断能力。但是已经感受到，不管哪种结果，都会比金戈铁马、运筹帷幄、辞庙登基、慧言宏文更重要。凸现在苍生之前的，是最关及生命的原始母题，例如怎么让民众平安地过日子，端正地对天地。在这个关口上最容易让人想起几千年前就行走在这片大地上的那些粗粝的身影。他们很少说话，没有姓名，更没有表情，因此也没有人能够把他们详细描述，而只是留下一些行为痕迹，成为永久的传说。
这让我又想起了从黄帝到大禹的传说时代。
那个时代，即便在结束很久之后，还在无限延续。原因是，一个民族最早的传统和神话，永远是这个民族生死关头的最后缆索。
反正这些日子找不到书了，就让我凭借着一场巨大天灾，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重温那些传说和神话。
二
传说和神话为什么常常受到历史学家的鄙视？因为它们不在乎时间和空间的具体限定，又许诺了夸张和想象的充分自由。但是，超越这些限定、享有这些自由的，极有可能是人类的信念、理想和祈愿，这就远比历史学重要了。历史学作为世间千万学科中的一门学科，并没有凌驾全部精神领域的权力。
有些历史学家比较明智，凭借西方考古学家对某些遗址的发掘，认为传说与历史未必对立，甚至尽力为神话传说中“有可能”的真实辩护，肯定那里有“历史的质素”、“事实的质地”。例如我在半山藏书楼看到过王国维在一九二五年发表的《古史新证》，其中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往往有事实之素地。”
能这样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仍然没有摆脱历史学的眼光。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眼光，传说中包含着一种属于集体心理的真实。集体心理不仅也是一种真实，而且往往比历史真实更重要。这就像晚霞给人的凄艳感受、修竹给人的风雅印象，长年累月也成了一种真实，甚至比它们在天象学和植物学上的真实更有意义。
在所有这类传说中，神话更具有根本性的“原型”价值。
在远古时代，神话是祖先们对于所见所闻和内心愿望的天真组建。这种组建的数量很大，其中如果有几种长期流传，那就证明它们契合了一个民族数代人的共同愿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型”，铸就了整个民族的性格。
中国古代的神话，我将之分为两大系列，一是宏伟创世型，二是悲壮牺牲型。
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羿射九日，都属于宏伟创世型；而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嫦娥奔月，则属于悲壮牺牲型。这中间，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嫦娥奔月这四则神话，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足以和世界上其他古文明中最优秀的神话媲美。
这四则神话的主角，三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他们让世代感动的是躲藏在故事背后的人格。这种人格，已成为华夏文明的集体人格。
先说补天。
世道经常会走到崩溃的边缘，很多人会逃奔、诅咒、互伤，但总有人会像女娲那样站起来，伸手把天托住，并炼就五色石料，进行细心修补。要知道，让已经濒于崩溃的世道快速灭绝是痛快的，而要炼石修补则难上加难。但在华夏土地上，请相信，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出来。
文明的规则，并不是一旦创建就会永享太平，也不是一旦破裂就会全盘散架。天下是补出来的，世道也是补出来的。最好的救世者也就是最好的修补匠。
后代很多子孙，要么谋求改朝换代，要么试图造反夺权，虽然也有自己的理由，却常常把那些明明可以弥补、改良的天地砸得粉碎，一次次让社会支付惨重的代价。结果，人们看到，许多号称开天辟地的济世英雄，很可能是骚扰民生的破坏力量。他们为了要让自己的破坏变得合理，总是竭力否定被破坏对象，甚至彻底批判试图补天的人物。久而久之，中国就普及了一种破坏哲学，或曰颠覆哲学。
面对这种情况，补天，也就变得更为艰难，又更为迫切。
但是，我说过，在华夏土地上，补天是基本逻辑。
再说填海。
这是华夏文明的又一种主干精神。精卫的行为起点是复仇，但是复仇的动机太自我，支撑不了一个宏伟的计划。终于，全然转化成了为人间消灾的高尚动机，使宏伟有了对应。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在有生之年看不到最终成果的行动。神话的中心形象是小鸟衔石填海，以日日夜夜的点点滴滴，挑战着无法想象的浩瀚和辽阔。一开始，人们或许会讥笑这种行为的无效和可笑，但总会在某一天突然醒悟：在这样可歌可泣的生命力盛典中，最终成果还重要吗？而且，什么叫最终成果？
海内外有不少学者十分强调华夏文明的实用性原则，我并不完全同意。大量事实证明，华夏文明更重视那种非科学、非实用的道义原则和意志原则。精卫填海的神话就是一个雄辩的例证。由此，还派生出了“滴水能穿石”、“铁杵磨成针”等相似话语。这几乎成了中国民间的信仰：集合细小，集合时间，不计功利，终能成事。
如果说类似于补天救世的大事不容易经常遇到，那么，类似于衔石填海这样的傻事则可能天天发生。把这两种精神加在一起，大概就是华夏文明能够在世界所有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和灭亡的原因。
再说追日。
一个强壮的男子因好奇而自设了一个使命：追赶太阳。这本是一个近乎疯狂的行为，却因为反映了中国人与太阳的关系而别具深意。
在“天人合一”的华夏文明中，太阳和男子是平等的，因此在男子心中不存在强烈的敬畏。在流传下来的早期民谣中，我们不难发现与自然物对话、对峙、对抗的声音。这便是中国式的“人本精神”。
这位叫夸父的男子追日，是一场艰苦和兴奋的博弈。即便为这场博弈而付出生命代价，他也毫不在乎。追赶就是一切，追赶天地日月的神奇，追赶自己心中的疑问，追赶自身力量的底线。最后，他变作了一片桃林。
我想，不应该给这个神话染上太重的悲壮色彩。想想这位男子吧，追不着的太阳永在前方，扑不灭的自信永在心中，因此，走不完的道路永在脚下。在这个过程中，天人之间构成了一种喜剧性、游戏性的互诱关系。这个过程证明，“天人合一”未必是真正的合一，更多的是互相呼应，而且很有可能永远也不能直接交集。以此类推，世间很多被视为“合一”的两方，其实都是一种永久的追逐。
最后，要说奔月。
这是一个柔雅女子因好奇而投入的远行，远行的目标在天上，在月宫。这毕竟太远，因此这次远行也就是诀别，而且是与人间的诀别。
有趣的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抬头观月，随之也可以凭着想象欣赏这次远行。欣赏中有移情，有揣摩，有思念，让这次远行有了一个既深邃又亲切的心理背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夜夜心”，是嫦娥的，也是万民的。于是这则神话就把蓝天之美、月亮之美、女性之美、柔情之美、诀别之美、飞升之美、想象之美、思念之美、意境之美全都加在一起了，构成了一个只能属于华夏文明的“无限重叠型美学范式”。
这个美学范式的终点是孤凄。但是，这是一种被万众共仰的孤凄，一种年年月月都要被世人传诵的孤凄，因此也不再是真正的孤凄。
那就是说，在中国，万众的眼、世人的嘴，能把最个人的行为变成群体行为，甚至把最隐秘的夜半出逃变成众目睽睽下的公开行程。
想到这里我哑然失笑，觉得中国古代很多号称隐逸的文人大概是在羡慕嫦娥所取得的这种逆反效果。他们追求孤凄，其实是在追求别人的仰望和传诵。因此在中国，纯粹的孤凄美和个体美是不多的。
这一则奔月神话还典型地展现了华夏文明的诗化风格。相比之下，其他文明所产生的神话往往更具有故事性，因此也更小说化。他们也会有诗意，却总是立即被太多的情节所填塞，诗意也就渐渐淡去。
请看，奔月，再加上前面说到的补天、填海、追日，仅仅这几个词汇，就洋溢着最鸿蒙、最壮阔的诗意。而且，这种诗意是那么充满动感，足以让每一个男子和女子都产生一种高贵的行为欲望，连身体手足都会兴奋起来。
这是最苍老又最不会衰老的诗意，已经植入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三
我在小庙刚住了半个月，已经把中国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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