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凰涅天下-第1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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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是狼，倭国就会是羊；大宋如果是羊，倭国就会翻脸变成更加凶狠的狼！”
　　
　　张公裕牢中记着卫希颜这番训诫，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枢相的谕令。
　　
　　而这番武力展示也很快见到了效果。
　　
　　首先体现在称呼上，对马守很是恭敬地称呼“天朝上国水师”，并恳请天朝水师驻守对马国，忧心忡忡地道：“天朝水师若是离去，海盗卷土重来怎么办？”恳请张公裕留下部分水师，由对马国雇佣，所需一应吃喝都由国守府供给，并支付雇佣的饷酬。
　　
　　张公裕摸着对马守赠送的礼物，面带难色地道：“……按大宋令，军队不得为他国效力。”
　　
　　对马守失望而去，过了两天，又送来的一批更丰厚的礼物。
　　
　　张公裕盛情难却，这才勉强出了个点子，“若是贵国有田地是我大宋国民的庄园，再租借两处港口方便驻兵，留些战舰和兵员在此保护宋民，倒勉强说得过去……”
　　
　　对马守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天朝上国的将军嫌送礼太薄，想要一座庄园啊！又暗笑他不知国中景况，山多林多但田地少，农田本就出产不丰，这位将军想要一块地就给他呗，舍十几町不值钱的田，却换得天朝水师驻兵维护领国安全，想想这交易都划算。
　　
　　至于租借港口驻兵，这和他之前想的“雇佣”有所出入，稍稍有些麻烦，转念一想，是租借又不是卖，就算朝廷问起他也有话说。
　　
　　便见张公裕又摇头说：“不过，这事还是令人作难啊……”对马守唯恐他反悔，赶紧叫来文书起草租借条约，就着地图商榷地点，大笔一挥，签下租借三十年，至少他这代不用发愁了，再之后他已闭眼，谁爱管谁管去。
　　
　　一切手续办理妥当后，张公裕留下二百水师官兵驻守对马岛，按照条约上约定的地点在高丽海峡和对马海峡两边海岸的良湾处分别修建军港，筑起石墙防线，又招募当地武士和山民入伍……到卫希颜率舰访日时，对马岛水师所辖的日籍服役兵已超过八百人。
　　
　　随着第二舰队的武威展示，日本朝廷对宋朝的态度也起了变化。
　　
　　建炎四年，日本雇用宋商的船队，先后两次派出“遣宋使”出使大宋，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在以前半官方的贸易上，确立稳定的“朝廷采购”，宋朝用锦缎绫罗、瓷器、茶叶、香料、蔗糖换取日本的硫磺、水银、日本刀、关东马——宋日双方都很满意。
　　
　　日方遣宋使团满载而归，除了用优惠的价格购买的宋朝奢侈品外，最醒目的是一抬抬的樟木箱子，里面是精工雕版印刷的汉文书籍，有《诗经》、《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和《孟子》，其中《礼记》的《中庸》单独成书，同时还有精心编选的大宋诗词集，有名家合集，也有个人专集，如《柳屯田词选》《苏学士词选》《淮海公词选》《易安词选》，等等——都是用上等的药潢纸印刷，不虫不蛀，足以保障百年不腐。
　　
　　礼部侍郎宋藻给使臣赠书时，说：“这些圣贤经著，乃是天朝上国千年文明的精髓，吾朝士大夫无不通晓，以为修身、齐家、治国之道；这些诗词集作，乃是大宋最负盛名的大家之作，吾朝士大夫无不流传吟诵，以为雅致……。今宋日两国已书契立约为友好之国，吾朝陛下仁德，愿将天朝上国最精髓的文化赠予贵国，以作交流。”
　　
　　日本使臣匍匐拜地，感激不已，大呼“天朝仁德！陛下仁德！”
　　
　　宋藻半眯着眼，想起早前朝殿上争议的一幕。
　　
　　卫希颜奏议赠书，道：“……大宋既为天朝文明上国，当使这些邻国番邦知礼仪，懂廉耻，温文尔雅，此为大宋教化之任。”
　　
　　反对的朝臣道：“儒家经集是治国精要，怎能为倭夷所学？”
　　
　　事实上，宋朝的君臣一直在办一件蠢事——当年辽国和高丽的使臣都求取经著书籍，被宋廷谨慎拒绝，然而却任由《武经总要》这样的军事器械专著流入辽国，因为这是“末技”。
　　
　　直到名可秀和卫希颜掌持南廷，才改变了朝廷忽视“末技”外流的思想，凡是军工技术、造船和航海技术、冶铁冶钢技术等都被列为国家之秘，不得外传，相关著作也把控得很严格，兵法书籍倒是在书坊能看到，卫希颜对此倒不禁止，所谓防敌不如强己，除了涉及国防的技术外，其他的都要禁那就是因噎废食了，不利于民间的汲取创造。
　　
　　总之，卫希颜是要用圣贤经著去影响邻邦。
　　
　　为什么汉人谦和讲礼仪，而胡人却野蛮好斗？这跟生存环境当然有关，但不可置疑的是，中原千年以来的儒家文化是要教养出温文尔雅的君子，而君子“动口不动手”。
　　
　　问题是，周围的邻居很爱动手，只有宋人读经书讲礼仪，那就只有被打脸的份。
　　
　　所以，既要拿经书，也要拿板砖，遇上好斗的，先用板砖敲老实了，再上诗书谈礼仪，培养谦谦儒雅的君子，即使本性是狼，也要磨掉他们的狼性。
　　
　　日本使臣回国后，对天皇朝廷大大渲染天朝见闻，天朝的京师是多么的繁荣，人烟密集，百舸争流，酒楼茶肆店铺林立，士大夫的生活是多么雅致，他们都通读圣贤经书，吟诗作词，品茶斗茶，绘画书字，围棋投壶……
　　
　　又特别说明，在天朝上国做官，只有通晓经书并会诗词的士大夫才能做到高官，他们在天朝最受尊敬，他们的生活最雅致，引领了上国风尚。
　　
　　这个时代的日本公卿贵族，追求的就是“雅致”，上国士大夫的雅致如同当年的大唐风尚一般，成为风靡了平安京，并影响到各个属国。
　　
　　在平安京内刮起了一股“学经”风，涂着白脸出席宴会的公卿贵族们，左手《论语》，右手折扇，宴会上不讲几句“之乎者也”那就是落后风尚，不雅致了。
　　
　　就在公卿贵族们高声吟诵《论语》《中庸》时，民间交流也在积极发展着。
　　
　　宋日贸易高扬后，就有很多日本国的商人搭乘宋船前往大宋贸易，有些倭商被明州和华亭的繁华迷了眼，使出浑身解数想留在大宋，拿到“宋民户贯”，成为大宋人。
　　
　　另一厢，也有越来越多的宋商在日本国居住。
　　
　　起先是国内大商会在经常贸易的港口留驻亲信仆从，渐渐形成了群体；有些随纲首搭货的散商，货物没有售完便在当地临时租屋住下，随着贸易发展，商品越来越多，暂时停留的宋商便也越来越多；有些宋商因为往返频繁，索性在当地买地建屋，既方便居住又能安全储货；又有些宋商接受当地贵族的雇佣，成为他们往宋贸易的代理纲首。
　　
　　日本朝廷并没有禁止本国商人外出贸易，但受限于造船技术，倭商很少能够组船到大宋，即使组船出行，也没有宋人的远航技术，海上遭难的危险高，一般都是先到高丽，再到大宋，如此繁琐花费反而更高，于是便有国司、大寺院和庄园主找到有信誉的宋商作为代理纲首，许以商货减税、便利置田、授封领主等诸般条件，代理他们到宋朝购货，这些宋商被称为“代置纲首”……后来，随着“代置纲首”的增多和势力发展，渐渐成了日本沿海属国的新兴阶层，并成为日本对宋贸易的实际掌握者。
　　
　　而随着宋商在日本买地建屋的越来越多，族以群聚，很自然便形成了宋商的聚居地，房屋的建造风格都是宋式，倭人称为“宋房”，又将宋商聚居的地段称为“大宋街”，将宋商吟唱的词曲称为“宋乐”……大宋，渐渐地被日本国的民众所熟悉，并取代了“唐人”“唐物”的称呼，成为繁荣强大的天朝上国的代称。
　　
　　大宋文明，正在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慢慢渗透进这个岛国。
　　
　　当卫希颜率领的大宋水师舰队抵达博多时，倭人口中“威武强大的天朝上国军队”立时引起了博多轰动，听说消息的日本百姓都纷纷拉着女儿跑了出来。
　　
　　“轰！轰！轰！……”
　　
　　一百二十多艘战舰启开舷炮门，齐齐发射礼炮，在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岸上的日本百姓带着敬畏的神情，看着他们难以想象的庞大舰队驶入博多湾……
　　
　　随后，人们的热情仿佛死寂的火山突然爆发出来，很多人拉着自己的女儿使劲向前奔跑，就像看到鲜血的蚂蝗一般扑向了码头。
　　
　　纯种的宋人啊！还是最强悍的军种！
　　
　　随着战舰距离码头越来越近，岛上的欢呼声越发高扬，手臂挥舞得越发有力，有的日本百姓将女儿负在背上，力图让英武高大的天朝水师看到“美人在此”……
　　
　　站在船首的叶清鸿听到岛上渐近的叽喳声，表情有些疑惑地回眸，问卫希颜：“……何谓‘渡种’？”
　　
　　正在船头准备下锚的一名亲卫嘴唇抽搐了下，赶紧低头当作没听见。
　　
　　他是明州人，城里有来自倭国的商人，这些倭商都带着自家的女儿或是别家的女儿来到大宋，据说是过来渡种的……他当然知道“渡种”是什么意思。
　　
　　卫希颜扑哧笑出，然后道：“咱们大宋的马种不好，太过矮小，所以要引入腿长体健的北马、西马和大食马来配种，希望混血后的马种更优良，这些拿来配种的马就叫‘种马’。”
　　
　　她扫视身后雁翅般侍立的亲卫，用一种揶揄的口气道：“在岸上这些倭人眼里，大宋战舰装的就是一大批腿长体健的种马，还是军马马种哩。”
　　
　　“……”众亲卫的脸色都绿了。
　　
　　他们才不要当“马种”！
　　
　　叶清鸿看着岸上那些矮小的倭国人，表情有些无语。
　　
　　卫希颜心道，在没有出现奶牛之前，不能实现“一杯奶强健一个民族”，通过配种方式改变基因也算是一项国策嘛。
　　
　　当然，若往深里查究，是因为这个民族拜伏强者，所以利用、学习强者的一切强大，来改变自己的一切弱小，那是想当然而应该的，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思维引导行为模式。
　　
　　所以，对倭人来说，“渡种”并不可耻，这是一种追求强大的方式。
　　
　　真是一种可怕的思维模式！
　　
　　所以，必须要教导这些岛国人，知道什么是道德、廉耻，什么是节操，当很多坚固的思维被打破时，这个民族的灵魂就改变了。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1、什么是摄政关白：
古代日本不是一个完全集权的皇朝，天皇的权力乃至婚姻也要受到诸多制约。藤原氏北家一流（简称藤原北家）是平安朝最大的权门贵族，不仅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并且是“外戚专业户”，专门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历代天皇，然后安心地做天皇的岳父、外祖父，代理天皇总摄天下大政。
当天皇年幼不能主政之时，朝政便由藤原北家任太政大臣的族长操控，是为“摄政关白”，这种外戚掌政的模式在日本叫做“摄关政治”。
最早起于藤原基经任摄政，887年，刚即位的宇多天皇赋予他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
“关白”一词出自《汉书》，系“禀报”之意，在日本变为官职之名。
这样，藤原氏便开创了日本史上“关白政治”这一特殊政体，即以外戚身份在天皇年幼时作“摄政”，天皇成年后作“关白”的政体。
2、天皇、上皇、法皇：
日本天皇逊位后称太上天皇，简称上皇，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太上皇。
出家（在日本或称“入道”）为僧的上皇则称太上法皇，简称法皇。
在平安时代的日本，佛教十分兴盛，多位天皇心仪佛法，故退位后出家为僧，类似于大理国的多位国王（如保定帝段正明、宣仁帝段正严等）。
虽然法皇在本质上就是上皇，但被称为“法皇”者未必就享有上皇的尊号，而享有上皇尊号者也可以被称为“法皇”。所以，相对于具有尊号意义的“太上天皇”而言，“太上法皇”只是一种通称，不需要经过册封。　
在院政时代，上皇和法皇都是院厅的开设者和领导者，可以称他们为“院”，他们的地位高于在任的天皇，并且掌握实际大权。
上皇的全称是：“某院太上天皇”，法皇的全称是：“某院太上法皇”。（“某”是上皇或法皇所在院厅的名字，即院号，也被作为谥号。）如文中白河法皇的全称是“白河院太上法皇”，不过当称某法皇为“某院”时，“太上法皇”四字常常省略，如“白河院”也是指白河法皇。
　
总之，天皇很悲摧，不是摄政关白掌政，就是法皇、上皇掌政，反正没天皇什么事儿。
3、武官和武士
日本的史学观点很明确，“武官”是“武官”，“武士”是“武士”，两者绝不等同。
“武官”是在律令制度下，接受国家训练，承担军事任务的公务人员。而武士则是十世纪涌现出来的，以武艺为职能的氏族——其私人武装因为得到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承认而合法化。
所以，武士是“士”，也属于贵族阶层，不过贵族有大贵族、小贵族，所以武士中也有阶级，最低级的武士就是郎党。
在平安时代前，日本的军团制崩溃，朝廷没有武装力量来平定地方叛乱，地方上的豪族便被组织成军，称为“健儿”　，健儿中的有力豪族，因为有一定田产，可以负担马匹、铠甲的费用，成为最早的武士，而豪族的同族子弟或下人则成为他的“郎党”（郎者，豪族子弟；党者，庄民、随从），在战场上跟随豪族作战，这就是武士团的雏形。
4、平安时代：因京都叫“平安京”而名。
话说，这章还是够肥的吧~~~~~~~~~~~~




☆、经略东洋（二）

　　码头上熙熙攘攘，只见得人头攒动，到处是挥舞的手臂，喧阗的声音。
　　
　　但让博多百姓失望的是，天朝上国的水师只有百余人上了岸，并且无视他们的热情招臂，目不斜视地阔步向前。国司府、筑前守府、大宰府的官员立即迎了上去，恭敬地折腰九十度行礼。
　　
　　上岸的宋军是水师舰队的粮秣营，负责上岸补给，其他官兵都奉命值守舰上，不得擅离，这让博多百姓的打算顿时落空，火热的目光都投向这百余人——若不是两边的府兵维持着秩序，早就拉着女儿扑上去了。
　　
　　领队的粮秣都虞候心里抹了把汗，赶紧取出一叠补给清单，请当地官吏派人协助采买——当然，是要按市价付钱的。尽管这些倭国官员很乐意为天朝水师免费补给，并将之视为被接纳的荣耀，但卫希颜从不让军队占这种便宜。
　　
　　有时候，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未必是出于爱民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军队的腰杆挺得更直。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这是至理。
　　
　　那边商船已经开始入港，这边水师舰队的粮秣营正在分队监督采买，每队一名粮秣押队，一名副押队，一名军士，三人一队既是合作，也是互相监督不得吃采买油水。
　　
　　他们的采买清单中，除了舰队的补给外，还有小部分是各舰官兵提上来的私货采买，自从水师开始护航商队后，一般都会允许官兵上岸松散半日，到城里逛一逛，买些当地物产甚么的，但不得卖货做贸易——水师军纪严令：私贸者，除籍。
　　
　　曾经有官兵不信邪，贪图差价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悄悄带私货到外蕃港口做交易，被军法虞候查出后，立即开除军籍，并且记档永不叙用。
　　
　　这让水师上下都凛然而噤。
　　
　　处罚的理由不是贪利，而是不服从纪律。
　　
　　卫希颜并不禁止士兵慕财，这是人之常情，禁止不了，但军中必须习惯纪律。只有当纪律成为一种习惯时，这支军队才会在任何状况下都维持战斗的意志——或许会畏惧，会恐慌，但习惯了纪律的他们，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做后退，直到死亡或者胜利。
　　
　　但纪律也得讲情理，苛刻会招致积怨，所以军纪只禁卖，不禁买，并且每支舰队都配置有文职的回易司曹，专门为官兵打理回国后的海货交易。
　　
　　但这种回国交易赢利也不是无限制的，水师对官兵携货上舰做了明确的限定，以免载重过大减慢航速，或者私货太多占去了军备粮秣的空间。这种限定不分职阶，从舰队统制到普通士兵，单人允许的携货量都一致，没有多少之分，这种“不因官高而获利多”的公平使得水师上下都很服气——官职最高的都统制都没有意见，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再者，他们的收入并不薄，拿南洋水师来说，薪俸虽然比不上三军中最贵的马军，也比国防军步军差了些，水军在国防军中处于第三层，但经过南洋大捷后，打了胜仗的官兵普遍升阶，薪俸已及得上步军的中上待遇，加之还有从三佛齐得来的战利品，就算普通军士的所得也尽够家中买上十几亩良田，过上相对宽裕的日子。
　　
　　这次随卫希颜到博多的不是南洋水师，而是从长江水师抽拔组建的通州水师，其薪俸等阶和收入当然比不上南洋水师，但除了可带一定海货回国外，护航商队也有额外贴补。这次跟随在水师后面的宋商船队就是从通州出发的海船，船上的纲首和商人都要向水师缴纳“舰船折耗费”，作为舰队的护航补贴。
　　
　　卫希颜说，水师当然不能白干活。白给的不香，这是至理。
　　
　　宋商们当然没意见，相比巨大的海贸利润，这点子“折耗费”算什么，更何况前面有七八艘装载犀利火炮的朝廷舰队护航，恰如铜墙铁壁一样安全，更重要的是很有光采，换作以前，他们做梦也不敢想朝廷水师会为商人护航。
　　
　　这些商船在进博多港时就和水师舰队分道，开向码头西侧，那里已经集聚着三五成群的倭国人力，等待上岸卸货的海商雇用，还有很多穿皮袍、拢着手炉的倭国商人，等着接待熟悉的宋商，或者开拓新的货源。
　　
　　而东边码头外，则围聚着众多日本百姓。筑前国司府、筑前守和大宰府的兵丁、巡卒努力维持着秩序，臂弯横着的长杆枪将兴奋激动的博多百姓阻隔在通道之外。
　　
　　东西码头熙熙攘攘，只见得人头攒动，乌麻麻一片，到处是挥舞的手臂，喧阗的声音。
　　
　　商船上一位穿着狐裘皮袍的宋商不由感叹了句：“听说博多繁华，果是如此，商民居然这么多。”几乎比得上海门了。
　　
　　站他左侧的宋商同样穿了皮裘、围了皮脖子，双手拢着弹棉暖筒，朝东面码头呶了呶嘴，对这位首次来博多贸易的族弟道：“七郎，瞧见没，那些穿华丽武藏铠、系备中倭刀的武士，就是平氏国司的家臣，这会全拉出来了，排队迎接咱们国师，——啧啧，这十里八町的倭人八成都窜到码头上来了，人能不多么？”他说着嘿嘿笑了声，“瞧见没，都带着女儿，定是看中了咱们大宋水师，想拉人渡种。”
　　
　　待七郎弄明白“渡种”的意思时，这位刚从陆路转到海路的新兴棉布行商不由连连摇头，直道：“……荒唐……荒唐！”
　　
　　他皱着眉头又瞅了几眼岸上那些倭女，即使隔得这么远，也能看见白煞煞的脸庞，剃尽的眉毛处只醮两团粗墨，一些倭女张唇说话时便见一张黑洞……他不由抖了下，“这些倭女……脸上怎生抹成这样？还有那牙……难道都是黑齿？”
　　
　　“噗——”族兄喷笑出声，好半晌才止住笑声，拍着他肩道，“七郎，这是倭女的妆容，据说是倭国贵族娘子的风尚，以秃眉白脸黑齿为美。听倭人说，他们家中十至十五芳龄的小娘子都要把牙染黑，以示进入婚龄——大概和咱们中原的及笄意思一样。”
　　
　　七郎前面还听得啧啧称奇，听得后面不由瞪眼，“十……岁，这也太小了罢？”
　　
　　按照大宋建炎三年诏行天下的《婚律》，本朝女子的最低婚龄从十四岁提到十六至十八岁，并按路州富庶不同分别行之。如他们通州海贸繁盛，就是定在十七为婚。像他家的女儿，那是定要留到十八九才出阁的，现在城里的富家都知道——晚婚才能生育好。只有那些穷家子，才赶着将女儿嫁出去，减一分嚼用。
　　
　　他族兄便嗤笑，道：“倭夷怎能跟大宋比？没听报上说，越是乡氓愚昧之地，才婚育越早？”
　　
　　七郎点头道是，跟着又摇头，“就算倭女及笄，也不用把牙染黑罢？如咱们中原传统，召集亲友举行及笄仪式，着仪服插礼簪，既隆重又合乎礼，——哼，倭夷就是倭夷……”语气里带着出自中原民族的骄傲。
　　
　　族兄哈哈道：“七郎你这就不知道了，倭人认为把牙齿染黑，能显得皮肤更加白皙。哎哟，真不知什么眼光。”
　　
　　旁边一宋商听他二人说得热闹，忍不住插口道：“《东南海事报》说，倭国尚大唐之风——唐朝贵女一度盛行过‘秃眉白脸妆’，但未曾染黑过牙，依某想来，咱们中原人本就比倭夷肤白，大约不需要一口乌黑锃亮的牙齿来衬脸。”
　　
　　“哈哈！”两人听他说得有趣，不由大笑起来。
　　
　　那宋商咋嘴道：“所以说，这传统也要分适合不适合，适合的保持，不适合的就要改——像‘美妆颜’，也得与时俱进呀。不然，不但不是美人，还很吓人。”
　　
　　“哈哈哈——”兄弟俩趣笑不止。
　　
　　“听闻这倭国的皇族、公卿贵族都是以涂白脸为风雅。后来，派出遣宋使出使咱大宋后，方见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风雅，那些皇族贵族往脸上抹的白粉就少了些，至少不是白无常，出来就吓人……”那宋商压低了嗓子嘿嘿笑着，说起平安京的风闻轶事来头头是道，显然是经常来往倭国的熟客。
　　
　　三人说笑了阵，又互相通报姓名，结识话契，不一会就熟悉得称兄道弟了。
　　
　　郑七郎转头望了望东边海面上的水师舰队，有些期待地叹了声，“不知卫国师会不会登岸……”他们这些商人，虽然从海门码头就一路跟随舰队，却从未觑见过那位传说中的国师枢密使真容，心中不免抱憾。
　　
　　他族兄的消息十分灵通，闻言就欣羡道：“听说，卫国师会在舰上接见通州、秀州和明州的大商，像通州舶商行的邓行首，和昌帛号的吴行老，福兴棉布号的刘十四官人，盛隆茶号的李二官人，九珍阁的胡十七官人……哎，我等虽然谋了些家财，但和这些绿服缙商、行老、纲首相比，就好比河里的虾蟹，没的身份谒见国师。”
　　
　　他说的绿服缙商是指前两年江南、两淮大旱时，响应朝廷诏令踊跃捐输粮食的通州大商户，事后都得了朝廷赐封的“缙商”称号，见绿服官员可以不拜，并赐这些缙商“服绿”——按大宋服制，庶民不得穿着赭红、赭黄、正紫、正朱和正绿的服色——“服绿”是九品至七品官员的服色，所以这些缙商又被人们称为绿服缙商。
　　
　　据说，济灾最得力的共济会中还有不少“赐绯”的绯服缙商，而那位名大会首就是最高的紫服缙商，见相公都可以不拜。
　　
　　郑七郎艳羡地叹了口气。
　　
　　他家里原是经营丝帛铺的帛商，这两年棉花行业兴起，他果断结束营事多年但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丝帛铺，转而经营棉布行，不到两年就将原来的家资翻了两番，以前和他交往的商人都啧啧羡慕不已，但这样的身家在海州城仍只算中等商人而已。
　　
　　那些行首行老，以及拥有海船的纲首，才是垛脚可闻声的豪商巨贾，而这些人多半都是被朝廷赐服的缙商。可以说，江南、两淮路能从大旱和蝗灾中很快回复生机，大半都是得力于商贾的积极援灾。就像郑七郎，虽然没那个财力挣个绿服缙商，却也向官府捐了三百贯交子——在城中大商都捐献的景况下，不捐就是“为富不仁”，更何况，很多商人都是如郑七郎这般，自认还是有良心的善商。
　　
　　那叫魏东福的宋商消息更灵通，眨巴着眼道：“卫国师接见的也不尽是大商大贾，某听说，咱们通州寻常书坊的米大官人就在谒见之内……”
　　
　　“啊？”郑氏兄弟俩都吃惊了。
　　
　　他们听说过“寻常书坊”的大名，就在通州城东的文林坊。
　　
　　书坊主姓米名希孟，据说是翰林书画院的院士米友仁（米芾之子）的族弟，和米翰林一样写得一手好字，是解试举子出身，可惜未能得中进士。
　　
　　听说他落第回到通州后，不久就卖了家中经营的一个香料铺子，换得银钱开了家书坊，取了个怪异的名字叫“寻常书坊”，书坊里面的书籍可售可借阅，售价比别家便宜，《论语》《孟子》等儒家经籍，只售百文一部，还是全国闻名的杭刻本，而借阅一书所花不过十文，可带回家誊抄三日，惠及不少贫寒学子，米希孟因之在通州士子中享有很高德望。但论财力，米家在通州大商贾中是排不上号的。
　　
　　魏东福道：“米大官人财力虽不及那些行首纲首，惠及读书人的德行却是有口皆碑，这次能得国师接见应该不是偶然……听说他这次带的货除了湖笔、苏墨、建砚、竹纸外，还有开蒙书、名家词集、朝廷允许外销的经史子集类——都是元边纸建本。”
　　
　　大宋的湖笔、苏墨远没有宣笔、徽墨出名，在文房用具中，和建州陶砚、竹纸一样价格不高，但质量却不差，很受中下家庭的读书人喜爱，远销日本自然是卖给日本的中等贵族。
　　
　　以前日本学习大唐时，公卿贵族都以使用大唐商品为荣，现在日本学习大宋，上下贵族都以使用大宋商品为荣，视本国出产的为“土货”，包括文房用品。比如，日本纸在大宋很受欢迎，尤以但马纸为贵，但倭人却以用宋纸为荣。
　　
　　像元边纸在大宋就卖不起价，它是竹纸中较脆又较粗糙的纸张，所以价钱便宜，当然印书的元边纸比书写元边纸稍厚，但纸价也很低，贩到日本后即使起价四五倍，也不过三四百文一刀。虽然比起同等质量的日本纸价钱略高一点，但很多有余钱的倭人宁肯多花几十文买宋纸，而不买国产纸。所以，不少宋商卖文房用品到倭国其获利翻了几番。
　　
　　并且，日本国的书价尤贵。以前都是公卿贵族才拥有藏书，识字读书也是贵族的特权——虽然日本后来学习大唐兴办官学，但官学只收贵族子弟，到平安时代前期兴办私学，才开始招收庶民，但私学在数量和规模上都不及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