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凰涅天下-第1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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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有摧点了下头，“我朝在杭城建都不到三年，得幸地方和朝中的利益网还没建立起来，否则……就是两个李伯纪、赵元镇同时出马，这两淮官场也不是说清就能清的。”
　　
　　宋之意眯眼笑了声，摇摇头，“谢三哥，要说这朝中的利益网一点没有倒也未必……最近朝会的争论可是激烈的很呢！”
　　
　　他说的争论是指朝官在两淮肃贪上分成了两派：严惩派主张按律论刑，不可宽贷；温和派则担心两淮官员被清空不利政事，主张只惩首恶，轻者可代职赎罪——双方各执一辞，在朝堂争议不休。这温和派明着是为两淮政务，实则出于利益牵连——如宋之意等，自是看得明白。
　　
　　谢有摧也是明白的那一分子，摇头断然道：“争论亦是枉然，宗主不会容忍贪官在位。”
　　
　　宋之意对名可秀在政治上的手段比谢有摧了解得更深刻，意味深长的笑了笑，“三哥，不止如此，宗主的用心深着哩！”
　　
　　***
　　
　　就在礼部侍郎和兵部郎中把酒议两淮之事时，政事堂宰相丁起也正晋诣枫阁主君。
　　
　　名可秀对贪官的处置态度很明确：“最轻亦须罢职，永不述用！”
　　
　　针对一些朝臣所谓的“官员一空会令政事瘫下”之说，她报之以冷笑，“地方官真正能处事者几人？这些官员只图升迁，不习民事，具体政务是持赖于令吏——这样的官儿清之一空衙门也垮不了，提拔几个清白的令吏暂摄事，同时在当地选拔能者充任吏员，即可维持州县庶务。”
　　
　　“诺！”丁起在朝中属于“严惩派”，闻之欣然。
　　
　　“擎升，这一次两淮官场清得好！”
　　
　　名可秀道：“我大宋前朝之弊，正是冗官冗兵，靖康之难的祸根子当归于此。希颜兵改后，军费虽降得不多，但九成用在了刀刃上，不再是养那些袭军籍的腐弱无用之兵，冗兵的弊政基本得到解决；目前，朝廷处政之紧要即是消除冗官冗吏。”
　　
　　大宋冗官冗吏之害，稍有见识的士大夫均深知其要。
　　
　　就拿冗吏来说，按朝廷规制，州县的经制吏（指有编制的吏员）不过二三十名，但实际上衙门里的非经制吏（超编吏员）却有数百到上千。这些不在朝廷编制内的吏员地方衙门如何供养？全凭了名目多出的办差费：跑腿鞋袜费、车马费、茶水钱……凡办差均有额外收费。一县之民不仅要供赋，还要供养庞大的衙门！
　　
　　南朝新建后，因京朝官的任命自初就有控制，所以杭都各部司的官吏冗余并不严重，但地方冗余却是承自前朝，由来已久。
　　
　　这些冗官冗吏若不清治，就无法宽养民力；不宽养民力，就不足以厚培国本；不厚培国本，国家财政紧缩，变革图强的法令便无法施行。而地方官场的胥吏腐败更是大害，好的法令没有良吏施行，再好的变革也成了害民扰民之法。
　　
　　因此，主张对两淮犯事官吏的严惩不怠不仅是为了澄清吏治，更是要借这个机会削除危害大宋的地方冗余。
　　
　　“那些清空的州县……”名可秀对此早有处断，“凡户数不足三千户的县，借机裁并，降为镇，设镇官。”
　　
　　大宋官吏冗多的一大原因就是州县衙门过多，裁并衙门就意味着朝廷削掉了一个地方的官吏编制，不仅能减少朝廷的俸禄支出，也减轻了百姓的徭役负担。但如此利国利民的良政，却因涉及到官员的利益而让大宋历代贤相束手为难，无法施行下去。
　　
　　丁起想起朝堂上有可能的异议，目光微闪，“朝中或有大臣以‘不合祖宗规制’为由进行反对。”
　　
　　“祖宗规制？”名可秀挑眉，“太祖朝的规制是按主户数分八个等级设县，当时南北尚未统一，主户不足三百万，遂以四千户即可设立望县，五百户亦可设为下县。历三百年后大宋人口增长十余倍，然设县的规制却一直未变，究其原因，不是大臣愚蠢得看不清已经变化的现实，而是利益挡在了眼前。所谓‘祖宗之制不可变’，不过是利益的庇护伞罢了！”
　　
　　“主上所言极是！”
　　
　　***
　　
　　丁起走出枫阁时，脑中忽地涌出一句：破而后立。
　　
　　冗官之弊是大宋的毒瘤，朝廷养官之费，几乎占了一年财赋收入的五成，前朝名相如范仲淹、王安石等皆想清除冗官，但冗官岂是好清除的——这是挑战整个官僚阶层的利益。由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王安石的新政更不敢轻易碰触冗官问题，反而因新法施行而不断措置提举官造成机构重置，更增加了冗官的增长……然而，这颗毒瘤却在建炎新朝被劈开了，并有望彻底被拔除，不得不说，这得益于靖康之祸摧毁了原来根深叶茂的利益网。
　　
　　由是，因“破”方得“立”。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主户：宋朝将有地的人户称为主户，租种地的称为客户。
注：户数不是人口数。




205

205、清浊之分　。。。　
　
　
　　建炎三年元月至七月，两淮路一百多名州县主官和幕职官员先后被下狱，重者判死刑、流配，轻者革职永不述用；除了官员外，一大批胥吏——两淮二十个州竟然养了五万余胥吏，赵构闻之骇然——涉案论罪后，四万名胥吏被判罪革职。
　　
　　《西湖时报》对此评论：“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风暴，困扰大宋两百多年的吏治毒瘤终于在两淮路被切除……国朝之吏治新风，由此而起……”
　　
　　就在两淮路吏治风暴收尾之时，西川治平推事的选举也从成都府的辖县推到了其他州——除了西南僚的居住地外，凡汉民州县均进行了选举。
　　
　　之前，范祈等十二推事在选举上提出了种种防弊策略，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有些结果是阻止不了的，譬如，选出来的推事多数是“有钱推事”。当然，即使如范祈这般修身自律的名士，反对的也并非有钱者居位，而是“非读书人”居位。不识诗书礼仪者，无德也，此乃文人士大夫之共识。范祈、李庭等推事所忧虑的也正是此点。
　　
　　卫希颜在给名可秀的信中写道：“选出来的推事大抵可分为四个阶层：一是有田的豪户，可称为地主；二是有钱的商户；三是地方名士；四是退职赋闲在家的官绅。因商户致富后多半广置田产，又与豪户同被文人士大夫排在读书人之外，是以有田豪户和有钱商户可统归为地富阶层，而地方名士和退职官员则可归到士绅阶层。如果官员是大宋的上层，那么治平推事的‘地富士绅’就代表了大宋的中层……
　　
　　“与社会的上层相比，中层更希望改变；与最普通的下层百姓相比，中层又多了改变的勇气……这个群体的出现，会给大宋带来甚么呢？或许，这只还很弱小的细手将推动地方士绅对县级、州级官府政务的监督与参预——当然，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唔，在地富士绅这两大阶层之外，县一级的推事还出现了一个人数极少的阶层——仅八人。这八人都是乡里的族长，被选出可说正常，亦可说意外。乡里的选举大同小异，租田种的客户一般选主家，而有田的农户会选本家德高望重的族长，如果遇上主户比客户多的村子，且持选胥吏不被贿赂作弊的话，族长就会胜出。
　　
　　“这些族长的家境在乡里自然算好的，但也够不上‘富有田产’，至多为中上等农户，代表了种田阶层的利益。虽然只有八人，似乎无甚作用，但毕竟是一个意外的开端哩……推事会将是一扇开启外界的窗，即便他们在屋子里仅是充当举手的人偶，然透过窗子却终究能看到些外面的世界，那是与乡野完全不同的天地……所闻所见将记入他们的脑中，潜移默化地影响思想，并因了他们在本乡的威望而洐射到乡邻族群……这让我想起一首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哈，我们所做的一切，便是如此吧！”
　　
　　***
　　
　　正是入夏七月的天，一声炸雷，石破天惊般的在高空轰响。紧接着，又是几声炸雷，如在耳边劈响般嚇人。正盼着炎夏天降雨的人们也不由被这轰雷惊得心弦颤了两抖，还没缓过神来，几滴铜钱般的雨点便落了下来。不一会儿，就成了倾盆大雨。轰雷阵阵，惊电长闪。
　　
　　西川吏治风暴就在卫希颜“啪”声铿然盖上官印后，伴着雷鸣电闪呼啸了出去。一辆辆马车在一队队府兵的护送下，出了府城四门，驰向各州县。
　　
　　马车中坐着赴任的法司官，也坐着待审的犯官。正月的公审后，路级四司衙门和成都府衙被清治，紧接着，十二州五十八县的州县主官就被“请”到府城“述职”——转运使、安抚使、提刑使、等的供状足以拉下西川的一大片官员，清算下来，也唯得两个中县和七个下县的县令身家清白，州官中竟没一个拎得清的。于是，“述职后”涉案的州县主官即被拘入了原安抚司的临时大牢，等法司官和治平推事推举出来后，即押回原地堂审。
　　
　　州县堂审前，衙门先贴出了放告牌，立时便惊动了几乎全城的百姓。
　　
　　之前，治平推事的选举就已在这些州县搅起了一阵风，城里乡里的百姓都带着懵懂投了票，只当耍场热闹看回稀奇，没几个小门小户的百姓将这劳什子选举当成回事。孰料竟真的开审了！审的还是县令（太守）！
　　
　　不识字的百姓听衙役念放告，说甚么法司官升堂，但县官有罪没罪不是法官判，而是由之前选出来的治平推事判决。一些投过票的百姓初时面色惊中带喜，听到后来，脸色便难看了，回头就悔得捶胸顿足。“龟儿子跟狗官是一窝，定罪个屁……”
　　
　　看了放告牌的城里人回头又告诉没看过的亲戚好友邻居，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等放告牌下到乡里时，十里八乡的村民也都已听闻了风声，很快乡里百姓也都知了个遍。很多违心选举的村民都暗地里悔骂，却又说“这堂审怕也作不得真，还不是官官相护，有钱人帮着有钱人……”
　　
　　不论士庶百姓信或是不信，对县令（太守）的堂审轰动了城里乡下，比之前的推事选举来得更轰动。城里人谈论，乡下人关心，没有个不动心的。
　　
　　到了堂审那天，城里士庶几乎倾城出动，造成万人空巷；乡里也有许多胆子大的百姓走了远路赶到城里，要看看这稀罕事作不作得真。
　　
　　时值七月流火天，晴空万里，不见一丝云彩，头顶灼日晒得地上焦烫滚烫。几千百姓站在衙门公堂外的红杈子后，挤过来涌过去，被推搡的、踩到脚的扯嗓子吆骂，又热又挤，内衫很快被汗水湿透，却没有人愿意离开。有人不甘心放过这十年难得一见的稀罕，更多的百姓心里愤郁不平，暗中祈祷着老天开眼，今天收了那狗官。
　　
　　便听“咚咚咚”三声鼓响后开堂。公堂上威严的法司大官展卷诵念，百姓闹懂了有个规则叫“回避”。“……兹×推事与嫌犯有涉案关联，按‘推事回避’规制不参预本次堂审，另选推事××出审……”很多揪着眉的城里乡下百姓不由长吐了口气，这个回避回得好！
　　
　　然而，这个回避规则也并非万无一失，总有几只漏网的鱼儿钻了出去，然也无伤大局。事实上，堂审的过程在多数州县并不复杂——这些主犯在府城押入大牢之前就已签押了罪状，押回原地审判只是走个过场。按卫希颜的话来讲，就是给雏鸟的法司官和新出炉的治平推事拿来练手、练胆的；同时，也用这样的公审形式在士庶百姓中刮起阵风——走这个过场是必要的。
　　
　　卫希颜给名可秀写道：“……这些从州学选拔。出来的官府法司官和从民间选出来的地富士绅推事相比起来，推事们阅历丰富更狡智，而嫩鸟的法司官却代表着官府的威压，这样的审判团组合，达成了某种力量平衡。一方面，治平推事尚未练出胆子无视法司官的判决倾向；另一方面，法司官的青涩也让他们还没有官员的那种高高在上。这种局面，避免了独裁的出现，对新生的推事陪审制显然是有利的。
　　
　　“当然，法司官的‘官威’会随着做官的时日而渐长，然而，民间的推事也会在陪审中锻炼出挑战官威的胆量，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种‘渴望’。况且，他们不是单独的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后面还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中层力量在支持。一旦他们对官威有了抵御力，可以想见，治平推事将在审判中越来越体现出他们真正的力量。”
　　
　　写到这里，她十分愉快地落笔，“另外，由于审判的回避制度，一些和嫌犯有亲属关系或牵连的治平推事不能参审，这造成一批备选推事的出现；一些县因牵连的地富实在太多，造成备选推事出现了一些‘中富庶民’……相对于那些富裕的大地主大商家来讲，他们是中等的有钱人，我将之定义为‘中产阶级’……这样的中产阶级，在富裕的城市，诸如成都、绵州、杭都、江宁、苏扬、广州……有很多……这是一股被士大夫忽视却不应被忽视的力量……”
　　
　　***
　　
　　七月的雷声轰轰不止，到月底时，西川路的“公审风暴”从官员阶层刮到了胥吏群体。
　　
　　卫希颜对胥吏群体的治罪提出了一个宽贷政策：凡具出本职司可用的办事规程、贪腐舞弊的要点，并提出防范措施的，量刑时可酌情减一等半等。这个政策已有先例，最初是用在徽州的胥吏断刑上，之后又适用于两淮路。
　　
　　这个法外施恩的政策是由名可秀定出，恰是针对地方处政的胥吏欺官之弊。
　　
　　大宋州县的具体政务通常把持在吏员手中，这同公文制度有关。州县与上级的往来，上级对州县的监督，主要通过公文进行，而公文的拟制和收发处理都在吏员。并且，处政不可离的钱粮档案，也为吏员把持。例如，有些州县的官方钱粮册仅仅登记了户名，根本不能作为征收的依据，而实际征收税赋所需的户贯情况，是记录在吏员的秘册中，这种秘册不属于公文，连州县长官都看不到。以致地方处政时，常常吏大欺官。
　　
　　为何会如此？因按大宋体制，官员必须易地任职，人生地不熟，加上朝廷取官历来重文采、不习民事，所以政务必须依赖于吏。又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吏员祖辈居于本土，熟悉当地情形，且耳目灵通，关系熟络，又老于世故，州县长官想不依靠都不行。一方面，要信赖吏员的经验处政，同时，却又要防范吏员的贪赃舞弊。
　　
　　但吏员贪赃之花样百出，非精明者能体察。如借报销索贿、借司法勒索当事人、征税中掉包、税票重号（编号重复，重复的号码就可私吞）、大头小票（存根票据和发出票据数字不一）、催比中的贿赂……并且，奸吏为了贪赃方便，往往形成一个运作网，牢不可破。以县衙为例，操持公文的书吏不仅包办行政事项，通常还与县城的各粮行、保歇（保人兼客货栈主）勾结，用他们作中介，甚至让自己的父兄家人当保歇开店铺——所有要到衙门打官司、交赋税、办理事务的百姓，一般都要通过这些保歇。通过他们的就一路通行，不通过他们的就处处刁难。
　　
　　这样的贪赃运作，必得地方长官洞若烛火，方能控制得住，但徒具文采却不习民事的长官又有几个能驾驭？清廉的官员唯得独善其身，却无力整治这样的地方腐吏之害；而更多的官员本身就不正，这下一拍即合，官吏齐齐腐败，这地方衙门焉有不黑的？
　　
　　名可秀道：“大宋官场的腐败，一是官员的腐败，二是胥吏的腐败；澄清吏治，首要　“清”官，重点“清”吏，缺一则功败矣！”她定出的“法外施恩”正是针对腐吏之弊，在紧绷的法网中留出一条缝，逼出这些把持在吏员手中的“秘诀”“秘册”之类。如此，之后新上任的地方长官将通过这些规程尽快掌握衙门处政关要，暸解奸吏贪赃的手段，防范“吏大欺官”。
　　
　　卫希颜在临时的制置使公署传见布政司的三位主官，道：“经公审团这番吏治整饬，多数州县的官员必将清之一空，我看了你们递上来的从府学、州学、民间张榜招募选拔的新官名单，我和北廷雷相君均无异议。然有一点，诸君需得谨记：选官不仅要重德，也要重视民政能力——不习民事者，必为奸吏所欺……”
　　
　　公案下布政使赵开、南朝布政副使李光、北朝布政副使胡松年三人均正身谨坐，听到这里，皆点头称是。
　　
　　“所以，这些地方官要和法司官一样，给一年的代职期，以习民事。期满考核，既考德、亦考绩，还要考具体政务，能者留任，劣者淘汰。这要成为一条体例：‘无民政经验的新上任州守、通判、县令、县丞，皆须一年代职’布政司将此写入西川官员的选拔制度中。”
　　
　　三人同声应承：“诺！”
　　
　　卫希颜敲了敲公案上的一叠文牍，道：“这几天我看了法司呈上的书吏贪赃札子，真可谓花样百出，让人叹为观止。”她随手挑了三份札子，真气暗托下冉冉飘到赵开、李光、胡松年膝上。在三人翻阅时，她问：“以三位看来，群吏何以会贪赃不法？”
　　
　　李光放下札子，抬首道：“小吏多品行不高、良莠不齐，不修德修身，行必不正。”
　　
　　赵开和胡松年均点头，胥吏品行不高是士大夫的共识。卫希颜也点了头，却又笑问：“除此外，可还有他因？”
　　
　　胡松年拱手严肃道：“地方长官惩治不力，刑法不峻，奸吏无以震慑，自是贪赃不畏。”
　　
　　“这亦为一条。可还有？”她眸子看向赵开。
　　
　　布政使沉思片刻，略有踌躇后道：“吏员薪俸不高，为利益故，多贪赃以养家。”
　　
　　李光哼道：“君子者持身而正，焉可为利而趋？”
　　
　　卫希颜淡笑，“熟读圣贤经典的官员尚持身不正，况乎小吏？这世上，真正如孟子言能‘贫贱不移’的君子者有几个？官员中君子少，小吏中更是如此，是以要有法。但长官身不正，有法亦如无法，所以要设独立的法司来监察，又需得防范法司腐化，所以要有民间的治平推事来监督。事越明于公，黑暗便越少。”
　　
　　李光、胡松年虽然对民间推事陪审仍有看法，却也承认卫国师所言有几分道理，所谓“事不明则晦”，而“兼听则明”，国师所为当出于此理吧？
　　
　　“但有了法司、治平推事，也不能防范吏员贪赃就此绝迹。所谓治病要去根，这防治腐吏贪赃嘛，当然也要从根子上着手。”
　　
　　三人不由露出倾听的神色。
　　
　　卫希颜道：“方才赵使君说到了一点，吏员的薪俸太低，这显然是实情。圣人道：为官而不求食者，鲜矣。何况吏人？是以到衙　
　205、清浊之分　。。。　
　
　
　　门为吏者，自然是为了养家糊口。李副使又提到吏员良莠不齐，这亦为实情。吏员薪俸既少，地位又低，不能吸引到考进州府学的读书人加入，这素质么自然差了几筹。”
　　
　　三人面色均一动，便听国师道：“提高胥吏的薪俸，吸引读书人的加入，既解决了考不上进士的读书人的出路，也可以提高胥吏的素质，此为一举两得的好事。诸君以为如何？”
　　
　　李光颔首，“此确为良策，不过……财赋上怕是不能支持。”
　　
　　卫希颜道：“此事若是朝廷，在各路各州齐行定有财政上的困难，然仅西川一地，以西川财赋而为，应有余力。赵使君以为然否？”
　　
　　曾为转运司判官，深悉西川财力的赵开点头，“若谨慎计略，应属可为。”
　　
　　“此事我已和北廷雷相君议过。便由布政司和转运司共商，提出可行章程。兹事体大，且赵使君谙熟财务，便由你为首负责此事。”
　　
　　赵开应喏：“谨承尊命。”
　　
　　“仅仅这样还不够。”卫希颜又道，“在晋升体制上，我们必须允许更多的吏员能晋升到有品阶的官员，德能优异的能做到县丞、县令、通判、州守。”
　　
　　三人的表情顿然惊诧，官与吏是清浊两流，虽说按朝廷体制，吏员积功累劳，经多年磨堪几转之后，也能升到有品阶的官位——这称为“杂品入流”，有的能升到主簿，但考核年头长且只有极少名额，能升到县令的更是万中为一，况乎通判和一州之长？
　　
　　胡松年皱眉道：“国师这是打破朝廷体例了！”
　　
　　“不利政的体例就要改变。”卫希颜目光扫过三人，“官员中不乏能者，然多数读书人为官是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以差遣要郡为贵途，抱着这样的为官目的，哪能用心在地方政务上？”
　　
　　三位布政使都敛眉，李光叹道：“为官者热衷仕途而轻忽务政体民，此乃地方弊害之要。”
　　
　　卫希颜道：“和这些无能无为的地方长官相比，长期操事政务的吏员更能处政，但官吏的地位却悬殊，有能者屈于无能者之下，没有上升通途，久之便成贪腐。”
　　
　　这实质上就是官和吏之间因地位悬差带来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之争——这种冲突导致了吏员的群体性腐败。
　　
　　“从官员来讲，要修德，要懂民事；从吏员来讲，要提高他们的薪俸和地位。治吏当如治河，堵不如疏，这两策便是疏导之法。吏员的待遇和地位提高了，才能吸引更多的读书人加入，提高吏员群体的素质，使良吏充于衙门。上有德官，下有良吏，地方治政何得不清明？”
　　
　　不待面有犹疑的三人开口，卫希颜先就堵了他们想说的话，“这事若提上朝廷，必有大臣道：将士大夫与胥吏混为一谈，乱了清浊之分。”
　　
　　三人表情戚戚然。
　　
　　卫希颜起身负手一笑，“这些大臣‘以士大夫与胥吏同处官阶而耻’，然怎不为与贪赃官员同伍而耻？有士大夫道胥吏名声败坏，耻与为伍，然我等大宋官员在民间又有几个有好官声的？在黎庶眼里，上有坏官下有坏吏。所谓贪官污吏，这官的‘名声’可是在吏的上头。”
　　
　　她微微向前倾身，带了些居高临下的气势，“汝等以为如何？”
　　
　　赵开三人低低议了几句。赵开考虑的是将在路级诸司引起的反对压力，而李光掂掇的是“清浊”之分，至于胡松年的想法就有些复杂了。他幼时父丧家贫，由母亲机织供读书，在里巷间长大，深悉民间生活之苦，因此对提高吏员薪俸是赞同的，但对吏员入士大夫阶层也颇犯踌躇。
　　
　　卫希颜坐回公案后，听着下面三位布政使说着清浊之分不可乱，笑了插了一句：“三位可记得张元、吴昊投夏之事？”
　　
　　这是大宋仁宗时期的一段耻事，虽然朝廷禁止宣扬，但多数士大夫却是知晓的，座上这三位地方大员便在其中。
　　
　　张元、吴昊是仁宗时陕西华州的两名书生，皆负才华，但参加几次科举却始终不第，眼看岁月空去，身怀抱负却无法施展，自是满怀郁闷。当时，正值李元昊建国，大宋西北警报迭传，张、吴二人到边境游历后顿生报国热忱，据说张元有诗道：“七星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退玉龙三百万，断鳞残甲满天飞。”霸气豪情可见一端。
　　
　　遗憾的是，现实与理想冲撞，二人科举不第，自是空有一腔热血，一首“踏破贺兰石，扫除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的《述怀》诗表达了两人怀才不遇的心情。后来，他们终于想到了一种不需要通过科举也能报效国家的方式，那就是投军。
　　
　　于是，两人结伴来到西北军驻地，想毛遂自荐，却又担心不被接见，想了个妙法。在大石上刻下自已的述志诗，雇了几个壮汉拉着石头朝军营走，两人跟在后面嚎哭。这办法果然引起了边帅的注意，在大营中接见了两人。但边帅不识才，说话的态度不怎么中听，对任用他们也表现得很犹豫。
　　
　　张元和吴昊皆为心气高傲之辈，顿觉受了侮辱，出帐后愤懑难平，一气之下直接投了李元昊，为他献谋献策。张、吴二人素有科举不考的奇谋诡才，又是陕西本地人，多次游历西北，对宋境地理很熟悉，李元昊在二人的帮助下，大败宋军，把大宋朝折腾得够呛。
　　
　　经此教训，北宋的西北“边帅始待士”，不敢轻视读书人。而也因此事件后，大宋朝廷对读书人更加礼遇优厚，仁宗下诏，废除殿试的黜落制，不第者也可保有“贡士”的功名。防的就是如张元这种通过州试、省试却因殿试不中而被黜落全部功名的读书人生事。也正因有这个“前科”教训，是以卫希颜处置商儒贡士斗殴一案时，说出“剥去功名”时立时被朝臣涌出反驳，虽然所谓“剥夺功名”的只是为给商儒贡士施加压力的说说而已，却仍然让卫希颜承受了不小的压力——若当真要剥夺几百名贡士的功名，最后在朝中定难通过。
　　
　　话说回来，虽然朝廷因张吴事件的教训而更加优待读书人，但科举取士毕竟是少数，十几万人的科考大军落第的还是多数，这些不第却不能说无才的读书人仍然是朝廷无法宣诸于口的隐患。仁宗朝一位宰相曾私下叹道：“读书人生事，三年不成，五年、十年，亦成患矣！”
　　
　　“地方处政之要，不在官，而在吏。官员无定任，而吏能常任，是以地方有良吏，百姓当得其利。”卫希颜道，“科举取士终究是少数，能否及第亦多少带有时幸，并非评判能力之准绳，不第的读书人中，多有才学之士，如此空置，实为遗憾，亦成生事之患。若充以吏员之任，则既能保障吏员有良品之人在其位，亦为天下读书人辟了另一条通官之道。”
　　
　　她目光看向李光、胡松年二人，道：“拓宽吏升官之制，看似是混了士大夫与胥吏之分，然真正受益的终竟会是读书人——能从吏员中被选拔出来的良者，应是那些不第的读书人吧？”
　　
　　李光、胡松年听到这，不由微微点头。三人又凑头低议了一番，赵开拱手道：“国师所提，或可一试。”
　　
　　卫希颜暗松了口气，赵开虽说是颇能变通之人，但说服李光和胡松年却不是个轻松的活，好在张元事件让两人松了口，心下不由佩服可秀料事在先。
　　
　　她递给赵开一份札子，“我拟了几个要点，作为参详之用，汝等谙熟地方政事，当能考虑得更周全。”
　　
　　赵开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