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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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新生活方式，原本就和中国人过惯了的生活处处相悖，何况还是被鬼子们强加的？自然是反感之外又加屈屏，并因屈辱而更加反感。因此，当上海人因其现代化而看不起外地人，在外地人面前不免有点“趾高气扬”时，外地人心里便常常会响起这样一个声音：上海人，别忘了你们城市公园门口竖着的那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上海人确实应该记住这些国耻，否则，便会连吉普赛人也不如。
事实上，上海这个“城市部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二律背反中诞生的历史悖论。（图二十）它一方面是民族的耻辱，另方面又是民族的新生；一方面光焰夺

目，另方面满目疮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城市人格也是残缺不全的，而且似乎也是一个悖论：一个衔接中国古今、吞吐世界风云的大都市，居然有着那么多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的“小”，和大上海的“十，实在不成比例。他们是那样地“小气”（或曰“小家子气”），小气得简直没有名堂。比方说，他们的看不起外地人，用大讲上海话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自傲和满足他们的虚荣，就是“小气”的表现。中国人都是爱面子的，爱面子的人都难免有些虚荣，而大城市中人也多少会有些自傲。但是，别的地方人，即便是虚荣，也表现得大方、得体；即便很自傲，也做得大气、含蓄。似乎只有上海的小市民，才把虚荣表现得那么浅薄、露骨，一眼就能看透；把自傲表现得那么琐碎、脆弱，简直不堪一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弄不清到底谁该看不起谁。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不同凡响的海派文化和先进优越的上海文明，难道就是这些人创造的
当然是这些人创造的。只不过，他们在创造这些文明时，充满了痛苦和矛盾。作为身在其中者，他们比外地人更能体会新文明的优越，也更能体会被强加的苦楚，这就使他们一方面因“城市化”和“现代化”而沾沾自喜，另方面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十分尴尬。

上海人的这种尴尬，几乎随处可见。
比方说，当上海人把“外地人”统统看作“乡下人”时，他们是不敢把北京人也归进去的。北京怎么好算“乡下”　当然是城市。然而北京和上海的差异，相去又岂能以道里计！自30年代“京海之争”起，讨论北京、上海城市文化差异的文章著作（包括本书在内）即便不是汗牛充栋，至少也积案盈尺。我们无妨随便从中拈出几种说法，便不难看出“京海之别”究竟有多大。比如，北京是城，上海是滩；北京是都，上海是市；北京是官场，上海是商场；北京是传统，上海是现代；北京是智慧，上海是聪明；北京是唯美，上海是管用；北京是文学，上海是数学；北京是哲学，上海是科学；北京是神圣的，上海是世俗的；北京是感性的，上海是理性的；北京是大气的，上海是雅致的；北京是古典的，上海是摩登的；北京是翰林院，上海是跑马场；北京是田园诗，上海是广告牌；北京是超凡脱俗深奥难懂的，上海是贴近现实一目了然的；北京是深秋的太阳，美丽而迟暮，上海是初夏的雨，既闷热恼人又清新可人；等等，等等。北京迥异于上海，已是不争的事实。
相异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正如上海人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和“乡下人”，北京人也不怎么把上海人放在眼里。不论是文坛上的京海之争，还是生活中的私下议论，北京人“声讨一起上海人来，总是那么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北京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中那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男主角被起名“沪生”，显然并非“无意”和“碰巧”，多少是有点暗示意味的。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上海舆论的不满，却满足了北京人的集体认同，甚至满足了其他外地人的集体认同。外地人“幸灾乐祸”地看着北京人奚落上海人，北京人则“义无返顾”地代表所有外地人宣泄着对上海人的不满。尽管上海人在嘲笑和看不起外地人时，是小心翼翼地将北京人“计划单列”的，然而北京人却不领情，非要替所有外地人出气不可。
事实上北京是中国几乎所有古老城市的总代表。这些城市当然并非北京的翻版或缩影，它们也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们和北京一样，都和农业文明保持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没有或少有上海那一套可以称之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东西。所以，如果北京是城市，那么其他城市也不能算是乡下；如果其他城市都是乡下，那么北京最多也只能算是“乡长”。“乡长”当然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乡民”受欺负。至于北京人把外地人称为”地方上”的，则是“乡长”们正常的态度。
于是上海人就有点尴尬　把北京看作“乡下”吧，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认同那些一土得掉渣”的外地人吧，他们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生活秩序和“上海文明”（在上海人看来亦即“城市文明”）又相去甚远；把北京和其他城市区分开来对待吧，可偏偏北京又认这些“小兄弟一。当然要认的，因为它们原本就是同一类城市。
显然，在半个世纪以前，北京代表着众多的城市，也代表着古老的传统。这个传统也曾经是上海人还没有成为上海人时的传统，是上海人不敢也不可以公开叫板公然冒犯的，同时也是上海人迟早要背离的。于是，变成了“城市部落人”的上海人便用他们对北京的特殊态度来表示他们对传统的尊重，同时又用对其他外地人的歧视态度来表示他们对传统的背叛。上海人对同是“外地人”的北京人和其他人竟会有不同的态度，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北京人一般并不怎么歧视外地人，惟独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原因也大概就在这里。
更何况，上海这个“城市部落”还有点“来历不明”。所以，上海人最怕的，还是问他的“祖籍”，因为没有多少人经得起这一问。说祖籍上海吧，等于承认自己是“乡下人”；说出真正的籍贯吧，同样可能也是“乡下人”，而且一不小心弄不好还是“江北人”。这大概是上海人特别爱讲上海话的又一深层心理原因：只有讲上海话，才能抹去或掩盖“祖籍乡下”造成的阴影，在外地人和其他上海人面前不至于尴尬。

　五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其实，“城市部落人”的尴尬不仅仅在于“来路不明”，更在于他们被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里外不是人。因为他们身上的现代性很难为传统社会中人所理解，而传统社会赋予他们的劣根性又不可能完全被铲除。结果，不管在谁眼里，上海人都很“环”。
上海人坏　不坏。即便某些人有点坏，也多半坏得有分寸，正如他们虽然精，却多半精在明处一样。精在明处，正是上海式精明的特点，也可以看作是对“精明”二字的又一种解读。既然是精在明处，就不能说“很坏”　至于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也不能算作是“上海人坏”的依据。上海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惯上海人。上海人只不过是在上海“欺负”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全国各地“诽谤”上海人，谁更“坏”来着？
外地人与上海人的矛盾，说到底，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外地人看不起或看不惯上海人之处，归结起来，主要无非三条：小气、精明、自私。上海人有这些毛病　有的。一般地说，上海人都比较“抠门”，不大方。要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有时比登天还难。比方说，在旧上海，吸烟的人向人借火，不能说“借”，得说“讨”。如果说“借”，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几时还？”（徐国桢《上海生活》）这就让人觉得小气。即便现在，上海人也不“爽”。不少上海小市民，还是抠抠搜搜的，斤斤计较，什么账都算得很精。谁要想占上海人的便宜，也不比登天容易多少。杨东平讲过一个在北京流传甚广的“经典笑话”：一个上海儿童花1分钱买了1根针，而针的价格是2分钱3根，因此这个儿童拿了针以后还不肯走，对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这个笑话的真实性当然无从考究，但谁听了都觉得“像”。
然而，并非所有的上海人都像外地人想象的那样小气、精明、自私。也许是“人以群分”的缘故，我的上海朋友就不这样。他们有的豪爽，有的憨厚，有的还挺爱打抱不平。况且，就算上海人都小气、精明、自私吧，又招谁惹谁啦？事实上，上海人虽然小气，却不贪婪；虽然精明，却不阴险；虽然自私，却不损人。那么，为什么外地人一提起上海人的小气、精明、自私，就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们和传统价值观念冲突太大。传统社会以豪爽为尚，自然鄙视小气；以木讷为美，自然讨厌精明；以谦让为德，自然憎恶自私。更可气的是，上海人不但有这些“毛病”，而且还要把这些“毛病”公开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点面子也不讲。就拿“借火”一事来说，从理论上讲，火当然是不能“借”的，因为“还”不　但正如“光”不可“借”却仍要说“借光”一样，把“讨火”说成“借火”，无非是有点人情味。一般地说，除借高利贷外，可以开口言借的，不是亲戚、朋友，便是熟人、邻居。如果说“讨”，则不但自己变成了乞丐，双方之间也显得生分。然而上海人不管这一套，偏要认他那个商业社会的“死理儿”：借就是借，讨就是讨，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既然根本“还”不了，就干脆说讨，别说什么借不借的。如果是借，请问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利息？这就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而传统社会是极其讲究人情味的，结果自然是外地人特别讨厌上海人。从道理上讲，上海人并没有什么错，但在感情上，却让人接收不
实际上，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的豪爽，除部分出于天性外，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在外地人那里，当有人开口言借或有求于你时，即便自己心里不愿意或其实办不到，但为面子人情故，也得作豪爽状，否则你今后就别想做人。不过，由于豪爽已成为北方人的“文化无意识”，大家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做状”。然而即便是真豪爽，也要有条件。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主持人崔永元问一位东北嘉宾：节目做完后，我们几个一起去吃饭，谁买单？那个东北人说，当然我买单。主持人又问，如果在座的所有观众也一起去吃，您还买单　大家一所都笑了起来。可见豪爽也不是无条件的。既然有条件，不如先把条件讲清楚。否则，咱们豪爽起来虽然比上海人可爱，却未必比上海人的“小气”真实。

对于传统社会主张的木讷，同样也要进行分析。
有三种木讷。一种是天生愚钝，一种是憨厚谦和，还有一种是装傻卖呆。天生愚钝并不可取，当然也无可救药，可取的是憨厚谦和。中国传统社会是欣赏憨厚谦和的。一个憨厚谦和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会讨人喜欢受到欢迎，得到诸如忠厚、老实、容易相处等好评。上海人却很难给人这种印象。他们大多一脸的精明相，脑子转得飞快，眼珠还没转完就完成了若干个运算程序，得出了“合算不合算”的结论。他们说起话来也飞快，像打机关枪连珠炮似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精明。何况他们的话又那么多，正所谓“上海鸭子呱呱叫”。这些都让主张憨厚谦和，主张少说话多做事、“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反感，心里觉得不快。
可是，北京人话也很多呀！怎么北京人就不让人反感　的确，北京人的话是很多，而且比上海人更多。上海人一般只是在和上海人用上海话交谈时话才多，要他们用普通话和外地人交谈，有时反倒有点木讷，说不了多少话。北京人可不管谈话对象是谁，一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所以，在这方面，北京人也口碑不佳：夸夸其谈，言不及义，爱耍贫嘴。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北京人的“贫”，给人的感觉是“油”；上海人的“快”，给人的感觉却是“精一。精明写在脸上，露在话里，是不会让人赏心悦目的。、油嘴滑舌虽然有些讨嫌，却不可怕。如果说的是闲话，则还有些喜剧性，就像听相声。再说，“大智若愚，大奸若忠一，耍贫嘴的人，一般都城府不深，没什么心眼，反倒有些缺心少肺的傻劲，让人觉得其实是另一种憨厚。
但，正如豪爽要有条件，憨厚谦和也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与世无争。大家都不争，也就容易憨厚谦和起来。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是有可能做到的。不过也得是在所谓“太平盛世”，在那些“民风淳朴”的地方。一旦超出这个条件，则所谓憨厚谦和，也就往往与装傻卖呆无异。装傻卖呆也有两种。一种是自我保护，免得名高招忌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另一种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装得傻呼呼的，其实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一旦大家都解除了戒备，他就会趁人不防悄然下手，为自己攫取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所以老百姓说：“门头鸡子啄白米，啄的颗颗都是好米”，或“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也就是深知表面上的憨厚谦和，常常靠不住。
可见，传统社会中人，也并非都木讷，都不精明。那些表面木讷内心世故的人，其实比满脸精明样的上海人更可怕。然而憨厚既然被肯定并讨人喜欢，则精明也就必然会遭到批判并引起厌恶，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精在明处又有什么不对　精在明处，就等于公开不把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放在眼里，这就会引起公愤，而公愤因为是“公”，也就不论对错，都先有了三分道理。不信你看历史上那些满脸聪明相的人，几个有好下场？
上海人也是从传统社会过来的，他们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上海人却不能不精明。因为上海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未经算计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不会算计的人也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对于上海人来说，精明就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生存能力。生存能力是不能批评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批评上海人的精明。更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这总比精在暗处好。第一，他没有做假，他是公齐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第二，你和他是完全对等的。他有权精明，你也有权精明。如果你和他一样精明，他就无损于你。如果你比他还要精明，他还会甘拜下风。也就是说，精明面前人人平等。这其实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和竞技，比传统社会的“无法之法”或“大智若愚”好对付多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非常单纯可爱的。他们崇拜精明，也只崇拜精明，因为精明是他们“部落”的图腾，所以他们看不起“反应慢”、“拎不清”的外地人。但如果你的反应比他们还快，算计比他们还精，他们就会睁大眼睛以欣赏的目光看着你，不再把你当“外地人”。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其实比外地人更豁达。他们更看重文化的认同，而非地缘的认同。这也正是一个现代社区人的特点。

那么，上海人的“自私”　也是现代社区人的特点么？是的。（图二十一）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确实不太“自私”。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原本是“公私不分”的（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也就无“私”可“自”。传统中国是“乡上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组织为本位的社会。家固然是“家”，国同样也是“家”。一家人，分什么公私分什么你我　然而市场经济却要求产权明晰，否则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一个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来管理的社会，必然极其看重个人权利。这个个人权利，既要靠法律来保护，也要靠自己来保护。上海人的飞私”，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自我保护，包括“关侬啥事体”的口头禅，也包括购物时的锱铢必较和挑三拣四。应该说，在这些场合被外地人视为小气、精明、自私的行为，其实表现了一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自觉。尽管上海人做得有些“可笑”（比如1分钱买1根针还要找两张草纸），然而权利再小也是权利。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你自己的），但你没有权利笑话别人的坚持和维护。难道因为权利太小就不该维护，放弃自己的权益就是大方、豪爽和大公无私？
当然，上海人也争名夺利。但，请问哪个地方的人又全都淡泊名利？更何况，除野心极大者（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有）外，上海人一般只争夺自己那一份，或他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比如挤公共汽车，或在地铁一开门时就飞快地进去抢座位。这时，他们确实不会顾忌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个人应得的那一份，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谦让。如果争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戆大”。你应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夺不来，别人又能怎么　说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应得的，否则怎么夺不来？
所以，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一般账都算得很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于是，就会出现这样“可笑”的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都安一盏路灯，开关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咎由自取。这在外地人看来就是“自私件或“小气”，在上海人看来则是“大家清爽”，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这些小事徒起纠纷，既伤和气又费精神，是不合算的。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但因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更多的还是占公家的便宜。占公家便宜，也是咱们的“国情”，全国各地一样的，非特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即便占公家的便宜，也有分寸。比如用公费请客，也会精打细算，不会为无谓的面子铺张浪费。因为钱虽然是公家的，报账的人却是自己。自己报销的公款太多，又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也是不合算的。
事实上，上海人虽然精明，却并不主张占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们称为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却也鄙夷精明过头损人利己，对诸如掉包、掉枪花、耍滑头、损浪头、开大兴、捣浆糊、老门槛、不上路等等不以为然。上海社会的正面值是“精在明处”，是一利己不损人一，是“自私得合理”。这个“理”就是：你的权利是你的，我的权利是我的。你不愿意损害你的权利，我也不愿意损害我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别损害别人的权利。如果你能不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我也不能来干涉。但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权利，别人就会不答应，最后你自己也会倒霉。懂得这个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拎不清”，那么，哪怕他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或者显得很精明，上海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则是假精明。比如“吊车”就是。所谓“吊车”，就是当公共汽车上乘客已满，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自私”、不爱管闲事的上海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拎不清”。对于这种“拎不清”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这些关系，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仍以前举“吊车”一事为例。“吊车”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想走，我也想走。你们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在北京则是：“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　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　北京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走不　我还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来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则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　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不难看出，北京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不管这个‘闲事’，我就走不　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结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乱时，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乱，则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样，上海人在于己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助人为乐。比方说，在公共汽车上为其他乘客和售票员传递钱票，上海人叫“摆渡”。在自动投币的制度形成之前，“摆渡”是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售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摆渡”也是属于“拎不清”一类的。因为“摆渡”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也拒绝，就太不像话。再说，谁都有需要别人“摆渡”的时候，大家都不肯“摆渡”，大家都没有车坐，其中也包括你。
上海人的这种“合理”有时也会变成“歪理”。杨东平谈到过程乃珊讲的一个故事：众人排队买法式面包，一人不排队入内购买。一排队者不服，找经理反映“走后门”问题。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一我认识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队；如果我认识你，你也可以不排队，可惜我不认识你。”这显然是“歪理”，但大家却可以接收。因为这种“不公平”后面也有“公平”：只要认识经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队。既然如此，与其谴责“走后守，不如多认识几个经理。
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的某些东西就在上海留存了下来。但必须指出，它们是经过了上海文明的“包装”和“洗礼”的。洗礼成功的也许很精彩，包装失败则可能很尴尬。如果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么好的一面，就会糟糕透顶。上海小市民的毛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说，传统社会注重群体生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人情味很浓，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隐私；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反对干预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上海小市民便恰好集两方面缺陷于一身：既自私自利，小气吝啬，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该管的公共事务能躲就躲能赖就赖；却又爱窥人隐私，说人闲话，摇唇鼓舌，拨弄是非，你说讨厌不讨厌　这种人见人憎的“小市民气”，只怕是连上海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
总之，上海人是一群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着的“城市部落人”。他们的根在中国传统文化，枝叶却又沐浴着欧风美雨。这就使他们身上既有优势互补的精萃，又难免不伦不类的尴尬。于是，当别人议论他们时，一旦事涉敏感之处，就会演出戏剧性的冲突来。

　六　上海的男人和女人

1997年1月7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在《文汇报》发表了《啊，上海男人》一文。文中写道：“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　原来他们在上海。”
这篇龙女士自认为、我也认为是赞美上海男人的文章一发表，在上海立即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据云：“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的“大丈夫”云云。一些上海男人（也包括女人）也纷纷撰稿作文，起而应战，历数龙文的种种不是，力陈上海男人的种种委屈。还有上海男人远隔重洋寄来信件，对龙应台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并株连到《文汇报》，扬言要在海外发起抵制《文汇报》的运动云云。委屈的龙应台惊诧莫名：“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其实，龙女士在上海遭到“群起而攻之”，多少有点“咎由自取”。因为她在赞美上海男人时，实在不该用了一种调侃的语调，诸如什么上海男人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啦，什么上海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啦，什么“在20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啦等等，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比如上海男人因为怕老婆而不敢坐马桶、只能蹲在马桶上办事，或每晚都被老婆强迫做爱等等。这话搁到谁头上，谁都会恼火。
还应该承认，与龙应台商榷（也包括那些不一定是商榷、只不过是发发议论）的文章，也都有他们各自的道理。有些话说得十分在理，比如说男人下厨的根本原因，在于女子普遍就业且男女同工同酬，而且还同是“低酬”，故既需同工于社会，又需同工于厨下，“否则，一顿晚饭吃到什么时候去？”（冯世则《说“横扫”》）有些话说得颇为俏皮，比如说古人是“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则是“男为悦己者厨”（M．P《瑞典来信》）。有些话有点道理也有点俏皮：“不是每个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经历，深夜被赶出家门的男人也许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情人的单身公寓，而家里河东狮吼的女人正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