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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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竞技场，但更是他们必须共同守护的可爱的家园。
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不再孤独。他们还会去钓鱼去郊游，但会带上家人；他们还会去泡吧去蹦迪去过夜生活，但不会彻夜不归；他们还会去歌舞厅夜总会茶艺馆，但在离开那些灯红酒绿流光溢彩踏入茫茫夜色时〃奇〃书〃网…Q'i's'u'u'。'C'o'm〃，不会再有那份不可言说的惆怅。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不再沉默。他们会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发表对深圳文化的看法，为深圳文化的定位和走向争论不休，对他们认为“有损深圳形象”的批评反唇相讥，甚至在“荣归故里”时讳言自己曾经遭受的挫折和委曲。他们已和深圳融为一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也不再空虚。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在深圳，也和生活在别的城市一样，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他们开始关心早点关心菜价，关心住宅周边的环境，关心幼儿园和小学校的教育质量。因为他们已经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为人母，不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热血青年，也不再是“我的故乡在远方”的行吟诗人，而是深圳的一个市民。总之，他们已不再是“生活在别处”，而是“生活在这里”。
于是，他们和中国大多数夫妻父母一样，开始为家庭和子女谋划前程。住房要尽快地买下来，再装修得舒适温馨一些。孩子当然要送进最好的学校，学费高一点路程远一点也在所不惜。作为“过来人”，他们深知知识的重要，尤其是它在这个城市的分量。因此在他们的“财政预算”中，子女的“教育经费”显然要占到较大的份额。不少人已开始为子女留学国外而未雨绸缨。但是，他们却多半不希望子女毕业后到外地工作。甚至，尽管据说深圳市已有规定，从深圳考出去的学生都可以“无条件”地分国深圳，仍然有人宁肯读深圳大学，也不愿上清华北大。显然，作为视深圳为家园的人，他们不再希望自己的子女“生活在别处”。
这可以理解，却又令人忧虑。我们无意贬低深圳大学，也不想对深圳市的政策作任何批评。深圳人当然有权利上深圳大学，深圳大学的存在也绝对有必要。问题在于，深圳究竟为什么非得有一所深圳大学？或者说，深圳大学究竟应该是干什么的？理解为“为深圳培养人才”，便未免肤浅；如果理解为“解决深圳市民子女上学问题”就更是大错特错。深圳大学应该是深圳的文化象征，是深圳的“人才库”和“智囊团”。有一座高水平高质量高品味的深圳大学，深圳文化才会有底气、有分量。想想看吧，如果北京没有清华北大，上海没有复旦交大，天津没有天大南开，武汉没有武大华工，南京没有南京大学，杭州没有浙江大学，厦门没有厦门大学，这些城市的文化分量将会减轻多少，它们的文化魅力又会逊色多少。
因此，深圳大学不应该划地为牢，把自己局限在深圳这个圈子里，正如深圳的文化视野不必局限于广东或岭南一样。深圳是属于全中国的，深圳大学也应该是属于全中国的。深圳是中国的窗口，深圳大学则应该是窗口之窗口。深圳大学应该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同时也面向全国招收学生。总之，它应该努力办成全国性的一流大学。苟如此，则它对深圳的贡献，就将远远超出“为深圳培养人才”或“解决深圳市民子女上学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两个问题，那就太小气、太没有远见

至于深圳市民的子女，则应该尽可能出去上大学。
事实上，任何城市的孩子都应该尽可能到外地去上大学。这不仅因为守在父母身边，难免娇生惯养，不利于子女的成长，更因为每个人都最好能有一段“生活在别处”的经历，体验一下“别样的生活”。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当过知识青年的一代人，之所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就因为他们有此经历有此体验之故。我们当然并不主张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运动”，但到外地读书毕竟和上山下乡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也能理解家长们的心情，毕竟“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但是，由此获得的好处却远远大于代价。动物们尚且能把成年后的幼仔“赶出家门”，让它们去自谋生路，而况乎人？
深圳人就更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当年自己就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个人独闯世界的。许多人都承认，到深圳后，确实有比在家乡更好的发展。一些人在内地也许只算或只能成为二流三流角色，到深圳后却成了一流人才顶尖高手。我想，除了深圳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更有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外，他们“生活在别处”，过着“别样的生活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深深体会到“离家出走”好处的深圳人，怎么会产生把子女拴在身边的念头　他们当年的那股闯劲那种热情那些创新精神到哪里去了　难道他们也打算像突然富起来的某些人一样，听任其子女成为“有田不种，有工不做，有店不开，有书不读，无远大理想，无奋斗精神，无一技之长”的“四有三无青年”，成为新时代的“八旗子弟”？
这话似乎说重了点。难道在本地上学，或者大学毕业后回深圳工作，就一定会变成“新八旗子弟”？其实，问题并不在去不去外地上学和回不回深圳工作，而在于我们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角度和出发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于深圳的新一代还能不能像他们父辈那样勇于开拓敢于创新。总呆在父母羽翼之下的子女是长不大的，而一个不肯、不敢、不愿离开父母呵护的孩子则肯定是没出息的。深圳的“老一辈”可不是这么没出息的人。有出息的深圳人不该养出没出息的新一代，年轻的深圳也不该这么快就衰老起来。
这个问题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因为它关系到深圳的前途。深圳这二十年来确实成就斐然举世瞩目，但深圳还能不能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在未来激烈的竞争中更上一层楼，却也是一个问题。要知道，在中国城市中，深圳并不具备绝对优势。它有许多先天的不足，而最大的不足则是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它的文化积淀不要说比不上千年帝都北京，就连和历史并不悠久的上海相比，也还差得远。上海虽然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它的文化财富却让许多老城不敢望其项背。所以自浦东开发以后，许多人已不再是看好深圳，而是看好上海。
深圳要和其他城市竞争，必须也只能扬长避短。深圳的优势是什么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优势在于青春活力，而这种青春活力又正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学历青年移民造成的。他们头上没有华盖，心里没有负担，脚下没有方域之限，眼前没有障目之叶，这才把深圳弄得生龙活虎生机勃勃。“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深圳不但应该继续引进高素质的外地人才，也应该鼓励深圳的青年走出去，到广阔的天地去经风雨，见世面，哪怕是到外地去学习工作一段时间也好。如果深圳人也像上海人当年那样，“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说什么也不愿意流动流动，那就麻烦　年轻的深圳，充满青春活力的深圳不该这样不能这样。深圳应该永远是春天。深圳十六岁的花不能只开一季。

面对年轻的深圳，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
深圳的魅力在于年轻，而年轻则无疑是值得羡慕的。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和年轻相提并论，那就只有健康。它们显然比富有更重要也更难得。因为有钱并不一定能买来健康，更不可能买来年轻。然而深圳却不但年轻、健康，而且富有，这就实在太令人羡慕　事实上，年轻、健康、富有，几乎是一个现代人幸福概念的全部内涵。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既年轻，又健康，又富有，那他在许多现代人眼里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在不少人看来，深圳人大多是拥有这份幸福的。二十多岁，三十出头，就拥有百万资产，能在节假日开私家车外出健身、旅游，岂非正是又年轻，又健康，又富有？所以，在许多人心目中，深圳都是一个梦。或者说，深圳圆了中国人的一个梦，而且这个梦做得无可挑剔。
这就是深圳　它是年轻的、健康的、生动的、鲜活的、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也是轻盈的、灵动的、富于感官刺激却少有哲学沉思因而不可深究的，就像深圳“世界之窗”的“史诗音乐舞蹈晚会”《创世纪》，流光溢彩，英气勃勃，洋溢着青春气息。然而城市毕竟不是晚会。一座城市要想成为“文化名城”（不管是“历史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都不能没有一点深邃感和厚重感。厚积才能薄发，深入才能持久，这都要假以时日。深圳毕竟还很年轻。年少难免气盛，心高难免气浮，人也好，城市也好，都如此，不必讳言，也无须辩解，更没有必要急于一脱贫一。文化的建设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没有那么快就能“富甲一方一的。但，年轻的深圳毕竟已“长大成人一，它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深圳，将要建设成一座什么样的城市；深圳人，将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族群？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的确，在对深圳进行了上述解读以后，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城市的人格特征是什么。北京和上海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也是清晰的。北京有贵族精神，上海有绅士风度，这些深圳都没有。深圳没有贵族，只有“富族”，——先富起来的一族；也没有绅士，只有白领。“富族”和贵族是不同的。“富族”只不过富有，贵族却必须高贵。白领和绅士也是不同的。白领是因职业而形成的某一阶层。但要成为绅士，却还要有教养。因此，贵族有精神而绅士有风度，白领则只有“仪态”。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贵族也好，绅士也好，都读书；而富族也好，白领也好，似乎都不怎么读书。
不错，深圳是有高大的书城和众多的书摊，人均购书量在全国也居于榜首。深圳图书馆的使用率也很高，据说日均进馆人次比北京图书馆还多。但这并不等于说深圳颇多读书人。要知道，读书和看书、查书、用书不是一个概念，和买书就更不是一个概念。严格意义上的读书，是超功利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享受。所以，“好读书”竟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不必“学以致用”。深圳人的“读书”却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即“充电”、“加油”，以保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深圳畅销的书籍，还是“实用技术”（比如电脑、会计）一类。为实用而读书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总比根本不读书好），但只为实用而读书却未必佳。因为一旦“读书无用”，恐怕就没有人读书　没有人读书又怎么样　这个原本“文化不多”的城市，只怕就更没有文化
我实在希望深圳人能多少读一点书。问题并不在于读多少，而在于爱不爱读。这份爱，不仅是对书籍的爱，也是对生活的爱，对人生的爱，对人类文明的爱，对未来社会的爱。爱，是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境界的。因此，有此一份爱，即有希望存焉。

　　六　在希望的田野上

深圳无疑是有希望的，只是还要努力。
与半个世纪以前七零八落跑到上海滩“捞世界”的各色人等不同，所谓“深圳人”，基本上是一个齐刷刷的高学历群。他们原本就是广泛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也多半都有读书的兴趣和爱好。只是因为迫于生计，才不得不忍痛割“爱”。的确，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尚且不得而知时，是不该要求人们“为读书而读书”的；而在一个避孕套售卖机多过提款机、夜总会歌舞厅灯红酒绿通宵达旦、股票指数分分秒秒跳动不已的城市里，也是不能指望别人“面壁十年”的。但是，当生存已不再成为问题，甚至已经成了“先富一族”时，难道不该打开尘封的记忆，重新唤醒那一份人文关怀？不错，文化是不能或很难增加财富，但，如果没有文化，岂非更是“穷得只剩下钱”？而如果连最应该也最有条件读书的人都与书无缘，那么，深圳十六岁的花又还能开几季？
这里无疑有一个硬件和软件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为实用而读书，和盖书城建图书馆一样，只属于硬件的建设；创造读书的氛围，培养读书的兴趣，才是软件的开发。深圳需要这样的软件，舍此便不足以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也没有可能建设成“现代文化名城”。城市的文化不仅在街道、在广场、在摩天大楼立交桥，在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更在人心。深圳的硬件建设是相当成功的，通过国际咨询完成的市中心城市设计堪称美轮美矣。但人的塑造　难道人的塑造也能通过国际咨询来完成？深圳当然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它也没有必要重走北京、上海的老路。然而这种新文化的象征物总不该是歌舞厅夜总会，全新的深圳人（包括他们的下一代）也总不该只会炒股挣钱，或只会蹦迪泡妞，或只会玩电脑打高尔夫球吧？
更何况，任何新文化的创造都不可能没有对传统的继承，而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也不能没有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人文关怀。我们并不主张深圳人都变成学者和哲学家，或者像北京那样，人人都是政治家，——这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我们更不希望深圳变得老气横秋，街上走满了遗老遗少，——那将是可悲的也是可笑的。我们只希望深圳多一点厚重少一点浮躁，多一点深沉少一点轻狂，把现代和传统、实践和理论、工商和人文完美地结合起来。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建设特区的意义，不是造一个流金溢彩的一夜城池、销金窝子，也不是增一点产值，多收点外汇，更不是给香港再划一块郊区过去”（张冠生《扬州昨夜，深圳今宵》，深圳，毕竟还承担着文化创造的历史使命
深圳是有这个条件的。第一，深圳事实上有不少读书人，有不少关心人类命运和人生意义的人，只不过多半并不在文化机构中而已。对于深圳的文化建设而言，他们是一种隐性的存在，正所谓“大隐隐于市”。惟其如此，他们所起的作用便有可能会超过那些在文化机构中吃政府饭的人。第二，深圳有很好的机制。尽管它自己没有太多的文化积累和较强的文化力量，却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这些积累，借用这些力量。深圳毕竟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深圳的政策也相对灵活，完全有可能和内地某些有思想有潜力的学者建立一种双方都自由、双方都受益的联系，把他们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深圳加工、重组、包装后再推向全国。总之，深圳可以先把自己建设成文化传播的重镇，然后再发展成文化生产的基地，就像先搞“三来一补”再自己开发新产品一样。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深圳已经有了自己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许多闯深圳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来到深圳以后，似乎一夜之间人就变　胆子变大了，力量变强了，人也变聪明　因为在他们看来，闯荡深圳就是告别过去。过去的关系既靠不上，过去的包袱也不用背。于是，他们在心理上就先松了一口气。心理上轻松了，思想上自由了，现实上又是无人可靠，潜能自然而然也就调动起来　显然，这个潜能是他自己调动的，这个包袱也是他自己放下的，因此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
当一个城市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为人文精神时，这个城市的前程远大也就是无庸置疑的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己更可靠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深圳，一定会是大有作为的。
写完本书这最后一章，又是一年“东方风来满眼春”。春节过后，大批的民工又将从全国各地返回深圳，形成一年一度的民工潮。从去年秋天改写北京，到今年春天写完深圳，正是从秋天写到春天，不禁使人顿生轮回之感。的确，如果说深圳是春天的故事，那么，北京就是秋天的诗。北京是充满诗意的，北京的秋天就更是诗意盎然。想想香山红叶，秋夜胡同，巍峨城阙瑰丽楼台上的夕阳晚照，四合院老槐树下谈今论古细说前朝往事的大爷，再想想深南大道上四季常开的鲜花，世界之窗和欢乐谷流光溢彩的表演，蛇口工业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和那些夹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年轻人，真正“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五千年文明史弹指而过，21世纪就在眼前。中国的城市，又会谱写怎样的篇章
也许，春天的故事还会再讲下去，秋天的诗则会更加韵味悠长。

易中天《读城记》——新版后记

本书初版书稿只写了25天，修订却花了不止大半年工夫。
修订的想法在初版面世时就有　当时的打算，是增加成都、深圳两个城市。这个建议，是我的朋友徐新建教授提出来的。那是1997年11月，我们在厦门参加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同时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新推出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丛书”（《读城记》即其中的一本）举行首发式。新建和我都是这套丛书的编委和作者，自然议论到本书。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责任编辑赵南荣兄的赞同。我也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但读者的反应很快就来　除纷纷表示喜欢这本书外，一个普遍的意见，就是觉得书太薄（不到10万字），内容太少，不过瘾。武汉作家周翼南一面在武汉报纸上呼吁武汉人应人手一本，一面在《书与人》杂志上撰文，说“读后有不满足感”。他认为这本书“满可以洋洋洒洒写成30万字的专著”，而且还说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一家在国内颇有些名气、专营高品位学术书籍的民营书店一晓风书屋”的老板许志强君也有相同意见。看来，不抓紧时间进行修订是交代不过去的了；而所谓修订，也不仅仅只是增加两个城市。原有的章节，几乎都要重写。
于是，修订开始
修订不但是重写的过程，也是重新解读这些城市的过程。然而越是深入下去，就越是发现问题多多。的确，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每个人都可以去读它，但要真正读懂，并不容易。一家报纸在谈到我这本书时，把“读城”排成了“说城”。我对他们说，这个字，不好错的。“说”是诉说，是描述；“读”是解读，是研究。“说”只要知其然，“读”却是为了知其所以然。知其然的人很多。谁对自己生活或到过的城市没有一点感受　所以城市文化往往被看成是一个谁都可以插上一嘴的话题，就像看完一部电视连续剧后谁都可以发表一番议论一样。现在，关于城市文化的文章著作不少。但，除对北京、上海外，其他城市，还是说的多，读的少。
其实，说也不易。尤其是要用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把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质准确无误而又形象生动地说出来，还要让人心服口服，着实很难。除了个别特征特别明显（如北京）或比较单纯（如厦门）者外，其他城市都不大好这么说的。因为很容易挂一漏万或以偏代全。比如南京，就不好说它是儒雅还是粗俗，是伤感还是豪壮。所谓“南京大萝卜”，就带有荤素皆宜、生熟均可、什么都有一点又都没有、怎么说都行又都不行的意思。其他一些城市也一样。本书尝试着说了一下，比如北京“大气醇和”，上海“开阔雅致”，广州“生猛鲜活”，厦门“美丽温馨”，成都“悠闲洒脱”，武汉“豪爽硬朗”等等，不知读者能认同否？
许多人认为，对于城市文化，是不能这样评说的，因为太过简单，而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特质，哪那么简单！这话并不错。但如果你研究描述了老半天，却连一个说法都没有，读者是不会满意的。事实上，人文学科许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给个说法；而当我们试图对一个城市的文化给个说法时，我们实际上已经不是“说城”，而是“读城”　其实，即便是描述，也常常会伴以“说法”，比如“上海人很精明”或“武汉人特直爽”等等。只要这些说法大致不太离谱，就应该准其成立。如果一定要说“上海也有戆大”或“武汉也有滑头”，那就是抬死杠　我们关心的是整个城市的氛围和情调，而不是个别人的特殊遭遇。
然而，人们在议论城市时，又总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的。这也不奇怪。城市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首先是一种感性的存在，是一个与之发生种种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对象。人们都是通过自己的感性体验，通过一个个感性具体的事件和细节来认识城市的。同样，当他们听到关于一个城市的说法时，也总是会用自己的感受来验证：怎么，我们是这样的　其实他说的“我们”，便很可能不过只是他自己。
对于城市文化的这种见仁见智，导致了城市文化研究、尤其是对城市个性特质定位的困难。当《新周刊》称上海为“最奢华的城市”时，我相信一定得到了某些人的认同。可是广州一家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却打电话来说，据她自己在上海读书时的生活经验，上海应该称之为“最浪漫的城市”才对。可惜在我看来，上海这个城市是一点也不浪漫的。崇尚“实用理性”的上海人，甚至在谈恋爱时都浪漫不起来。事实上在这个“水泥森林”般的城市里，也没有多少“花前月下”可供浪漫。上海人追求的不是浪漫，而是实惠，以及建立于实惠基础上的雅致。
显然，当我们试图用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和市民的文化性格时，谁都很难保证是准确无误的。一个城市，小一点的几十万人，大一些的几百万人，哪能齐刷刷地都是一种性格？但如果找＇奇‘书‘网‘整。理提。供＇不到他们的共性，而且是不同于其他城市人的共性，则城市的所谓个性又从何谈起！研究是要有结论的，这个结论性的意见不可能是长篇大论，而只能是诸如“北京是最大气的城市”之类的说法。显然，不说可能被视为“欺世”，说又可能被视为“媚世”。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又不能“介乎说与不说之间”，难哪！
何况城市现在正处于千变万化之中。北京的上空己不再飘荡着大爷味儿，满嘴“不要太潇洒噢”的新一代上海人，也不会再在买了一根针以后还要求找两张草纸。他们也许根本就不会买针　不断有人告诫我：就别老是胡同四合院、里弄石库门了，来点新东西行不？想想也是，都什么年头了！可不说胡同四合院、里弄石库门又说什么　说麦当劳、肯德基不成？
的确，中国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到处都是似曾相识的店面和千篇一律的建筑，到处都在奔小康，争取“先富起来”，而所谓“小康”又好像只有一种模式：时装店、精品屋、海鲜酒楼娱乐城。就连一个最不起眼的县级市也有这些东西，只不过更花哨更俗气而已。一些宝贵的传统则连同它们的风味一起已渐次消失。有人说，北京什么都变了，没变的只有北京人那张能说爱说的嘴。其实，就连北京人的嘴也变了，没那么爱说　一是没时间，二是学会了保守“商业机密”。是啊，与“现代化”相比，城市的个性和风味又算什么！
况且，仅仅说出了城市的个性和风味，还只是“说城”；能说出这些个性和风味形成的原因，才是“读城”。所以，解读城市，不但要有感性体验，还要有理性概括。城市复杂而又多变，问题抽象而又具体，读城，实在是太难
城市如此难读难说，“谁能与我同醉”
因此我要感谢那些支持我完成这一课题的朋友们：本书的责任编辑赵南荣兄、编审高国平先生；以各种方式帮助我考察解读深圳的傅建民先生，焦胜、张源、胡国庆、王梅、张祥云、褚毅、周展、赵青、贾玉川等朋友，《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两任主编胡洪侠、束因立；从千里之外寄来我所需资料的云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周非女士；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图片的广州《新周刊》采编一部主任周可，专门为本书拍摄了许多照片的我的妻子李华。
我要特别感谢的还是读者。本书初版面世后，《人民日报·华东版》、《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又先后辟专栏刊登了我读城的文章。许多读者在读了本书或这些文章后，来信来电表示支持。也有读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某些意见在修订时已被吸收。在本书还不太成熟时，他们就那样喜欢它，这就使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即便冒一点学术上的风险，也要把它改出来。
但我也要请读者们原谅，原谅我所做的，原本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读城不易，说城也难。不但不易说清，而且一不小心，没准就得罪了谁谁谁。如果真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我也要请这些城市的人海涵。因为对于本书所写的这些城市而言，我都是一个外地人。外地人的感觉总多少会有些隔膜的，尽管外地人也有外地人的优势，——不在庐山之中，也许反倒识得庐山的真面目。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易中天
1999年6月14日
识于厦门大学凌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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