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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城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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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闹醒黄”也好，“有板眼一也好，都是演戏。戏演砸了，就叫“瘫了腔”；演假了，叫“闹醒黄”；不按角色行当台词剧本演，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则叫“开黄腔”。“闹醒黄”是“诈倒裹”，“开黄腔”是“码倒搞”，都是“不懂味”（不懂规矩）。这是不会有人捧场的。不但没人捧场，没准自己还会“掉底子”。
“掉底子”之于武汉人，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所谓“掉底子”，也就是“穿梆”、“露馅”。这当然是一件丢脸的事，所以“掉底子”即等于“丢面子”。不过，说“掉底子”可比说“丢面子”生动，也比说“丢面子”严重。因为“面子”是要安装在“底子”上的。如果连“底子”都掉了，那还有“面子” 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面子即面具，而面具是用来演戏的。既然是“演戏”，就得把“面子”装严实了，不能“露馅”。一旦露了马脚，那就不是“丢面子”，而是“掉底子” 所以，一个人，在粉墨登场表演人生时，如果把“戏”演“砸”了，武汉人就会哄堂大笑：“好掉底子呀！”
由是之故，心直口快的武汉人并不喜欢“岔把子”。所谓“岔把子”，就是说话不知轻重不看场合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武汉人就会说：“他是个‘岔把子’。”或“这个人‘岔’得很。”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岔得很”，他在武汉人中＇奇‘书‘网‘整。理提。供＇间同样是吃不开的。因为“岔把子”最不“懂味”，常常在别人“要味”的时候扫别人的兴：或者是半路“岔”了进来，害得“要味”的程序不能顺利进行；或者是把老底也端了出来，害得别人大掉其底子。但因为“岔把子”都是有口无心的，你心里有气还发作不得，所以很有些讨人嫌。
比“岔把子”更讨厌的是“夹生苕”。所谓“夹生苕”，也就是又“夹生”又“愚蠢”的人。武汉人把傻叫做“苕”。苕，也就是红薯、地瓜。红薯烤熟蒸熟了，就是“糊”（武汉人读如“户”）的，也就是“糊涂”。所以，武汉人说一个人稀里糊涂，就会说：“他‘糊’得很”，或“这讶么样是个‘糊’的？”又因为熟红薯不但“糊”，而且“溏”，因此又把糊涂虫叫做“糊溏”。“岔把子”虽然“岔”，却不“糊”；“夹生苕”则不但“夹生”，而且“苕”。“苕”则“蠢”，“夹生”则“岔”，简直不可理喻。如果和他理论，非把你的底子掉光不可。
“岔把子”和“夹生苕”的共同特点，是“不够意思”。甚至也不是“不够意思”，而是根本就“没意思”。然而武汉人是不能“没有意思”的。他们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找乐子”，也不会像上海人那样给自己来点“小乐惠”。他们的括法，是向生活“要意思”，把单调枯燥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把艰难困苦的人生变得其乐无穷。（图四十九）
于是，武汉人便把生活变成了艺术。或者说，把他们九死一生的艰难人生和不太顺心的烦恼人生，变成了有板有眼、有腔有调、值得“铆起唱”的生命劲歌。
四 可爱的武汉人
如此说来，武汉人还真可爱。
其实，武汉人是非常可爱的。外地人害怕武汉人，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武汉人。
武汉人有武汉人的优点。
武汉人最大的优点是直爽。爱骂人，就是他们直爽的一种表现。尽管表现得不大文明，但却至少也说明他们喜怒哀乐胆敢形之于色，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这种天性使他们极其厌恶“（口者）”，厌恶“鬼做”，同时也就使他们不太注意修养，给人一种“少有教养”的感觉。武汉人说话直统统的，很少拐弯，也不太注意口气和方式。比方说，到武汉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房会问：“搞么事的？”而不会问：“您是哪个单位，有什么事 ”甚至做生意，他们也不会说：“你看我们怎么合作？”而会说：“你说么样搞（口沙）！”这种说话方式，就很让外地人受不
更让人受不了的，则是他们表示不同意见的时候。一般地说，中国人说话比较委婉。即便要发表不同意见，也要先作铺垫，比如“阁下所言极是，只不过”云云。武汉人可没有那一套。如果他不同意你所说的，那么，对不起，你的话还没说完，他就会一声断喝：“瞎款！”所谓“瞎款”，也就是“胡说”、“乱讲”、“扯淡”的意思。但如果你亲耳听过武汉人说这两个字，就会觉得它要比其他说法生硬得多。
这其实也是直爽的一种表现，即因直而爽，因爽而快，其结果便是快人快语 武汉人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喜欢当面锣当面鼓，最痛恨“阴倒搞”（背地里搞小动作）。“阴倒搞”也叫“戳拐”，一般指背后告刁状，也指说坏话、散布闲言碎语等。与之相配套的另一个词是“找歪”，也就是找岔子、找麻烦、找不自在的意思。所以，一个武汉人如果发现有人“戳拐”，就会找上门去，毫不客气地说：“么样，想找老子的歪？”这个“戳拐一的人也就只好躲起来。因为一个喜欢“戳拐”的人，在武汉是不会有容身之地的。
武汉人痛恨“阴倒搞”，所以他们有什么不同意见，也要痛痛快快地当面说出来，包括说你“瞎款”。这好像有点奇怪。武汉人不是挺讲究“就不就味”的 怎么能这样不给人面子 也许，武汉人并不认为这是“不就味”吧！至少，我在武汉生活多年，还没见过因说“瞎款”而翻脸的。相反，如果一个武汉人会当面说你“瞎款”，则多半是把你当作了自己人。因为这说明他和你之间没有芥蒂，没有隔阂，可以随便说话，包括说你“瞎款”。
同样，说话“带渣滓”，也不会引起太多的麻烦。所谓“带渣滓”，也就是说话时带出骂人的话，又叫“带把子”。把，要读去声。方方说“带把子”就是“话中有话夹枪带棍的意思”（《有趣的武汉话》），其实不然。所谓“把子”，就是男性生殖器。因此“带把子”便有“见谁操谁”的意思。骂人的话，常常与“性”有关，这也是天下之通则。比如“他妈的”，就略去了后面“儿童不宜”的一个字。“个板马”，后面也省掉了两个字，也是“儿童不宜”的。所以，说话“带渣滓”、“带把子”，不太文明。
一般地说，和长辈说话，或者和重要人物（比如领导）说话，是不能“带渣滓”的。不但不能“带渣滓”，还得“您家”长“您家”短。吵架时最好也不要“带渣滓”，因为那会扩大事态。如果是平辈朋友熟人间说话，〃奇〃书〃网…Q'i's'u'u'。'C'o'm〃那就满口是“渣滓” 而且，越是关系亲密，“渣滓”就越多。比方说两个好朋友见面，一个说：“你个婊子养的，这几时跑哪里去 ”另一个就会说：“找你老娘去 ”这实在很不像话，却没有武汉人会计较。
另一件常常让外地人受不了的事是喝酒。武汉人极重友情，而且把喝酒看作是衡量友情深浅的试金石，谓之“感情浅，尝一点；感情深，打吊针；感情铁，胃出血。”武汉人酒量并不是最大的，难对付的是他们劝酒的方式。比方说，如果你不肯和他们一起大碗喝酒，他们就会不以为然地说：“又不是姑娘伢，（口者）个么事！”丝毫也不考虑对方听了以后，脸上是否“挂得住”。这就颇有些北方汉子的味道，大大咧咧，“缺心少肺”。
的确，一般地说，武汉人心眼不多，至少不像上海人那样精于算计，事事精明，或像福州人那样深于城府，处处周到。他们甚至常常会做蠢事，而且不讲道理。比方说，你到武汉的商店去买东西，问价的时候，如果碰巧那售货员心里不太痛快，便会白眼一翻：“你自己不晓得看！”这是一种很没有道理的回答，也是一种很不合算的回答。因为假设这件商品价值十元，回答“十块”，才说两个字；回答“你自己不晓得看”却是七个字。多说了五个字，还不落好。可武汉人不会去算这笔账。他们宁肯不落好，也要毫不掩饰地表现自己的不耐烦。
所以，如果你了解武汉人，又不太计较他们“恶劣”的态度，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极好相处的。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种率真的天性，有时甚至会有点像孩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像小伢”）。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像那种被惯坏了的骄横无礼的孩子。孩子总是比大人好相处一些。要紧的是以心换心，打成一片。如果你真的和他们成了“梗朋友”，那么，不也可以拍着他的肩膀揪着他的耳朵叫他“婊子养的”
武汉人也像孩子一样爱玩。不过，武汉人的爱玩，又不同于成都人的爱耍。成都人的爱耍，是真的去玩，武汉人则往往把不是玩也说成是玩，比如“玩味”、“玩朋友”、“玩水”。玩水其实就是游泳。全国各地都有爱游泳的，但把游泳称之为“玩水”，好像只有武汉。武汉夏天时间长、气温高，江河湖泊又多，玩水遂成为武汉人的共同爱好。武汉人“玩水”的高潮或者说壮举是横渡长江。这件事是毛泽东带的头。毛泽东不但开横渡长江之先河，还写下了“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名句，使武汉人大得面子，也大受鼓舞。于是横渡长江便成了武汉市每年一度的大事。不过这事可真不是好玩的，非水性极好不可。但武汉人却乐此不疲。因此我常想，幸亏武汉人只是爱“玩水”。要是爱“玩火”，那还得 （图五十）
武汉人像孩子的另一表现是不太注意吃相。他们吃起东西来，往往“直呵直呵”地。尤其是吃热干面。热干面是武汉特有的一种小吃，一般做早点，也有中午晚上吃的。做热干面工序很多。先要在头天晚上把面条煮熟，捞起来摊开晾凉，拌以麻油。第二天吃时，烧一大锅滚水，将面放在笊篱里烫热，再拌以芝麻酱、小麻油、榨菜丁、虾皮、酱油、味精、胡椒、葱花、姜米、蒜泥、辣椒（此为最正宗之做法，现在则多半偷工减料），香喷喷，热乎乎，极其刺激味觉。武汉人接过来，稀稀唆唆，吧答吧答，三下五去二，眨眼工夫就下了肚。第二天，又来吃，永远不会细嚼慢咽地品味，也永远吃不腻。所以有人说，爱不爱吃热干面，是区分正宗武汉人和非正宗武汉人的试金石。文革中，许多地方的知识青年都有自己的“知青之歌”，其中以南京的最为有名，词曲都有些伤感，作者也因此而遭通缉和批判。武汉的“知青之歌”却不伤感，也没有遭批判。因为武汉的“知青之歌”竟是：“我爱武汉的热干面。”爱热干面，是不好算作“修正主义”的，也扯不到“路线斗争”上去。
爱吃热干面，我以为正是武汉人性格所使然：爽快而味重，干脆而利落。他们处理人际关系，也喜欢像吃热干面一样，三下五去二，不（口者），不嘀哆，也不装模作样。的确，正如方方所说：“武汉人特别的真。”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们即便要说假话，也不那么顺当。尤其是，“当他认定你这个人可以一交时，他对你是绝对掏心掏肺地真诚。他为你帮忙不辞辛苦也不思回报，当然他可能在办事过程中大大咧咧、马马虎虎，但真诚之心却是随处可见的。”（《武汉人特别的真》）当然，武汉人并不“苕”（愚蠢），他们也欣赏“贼”（聪明）。比方说，他们要夸奖一个孩子，就会说：“呀，这伢好‘贼’呀！”当然要“贼”的，如果不“贼”，何以叫“九头鸟”？不过，一般地说，武汉人的“贼”，大多“贼”在明面上，一眼就能看穿。他们也会耍点小心眼，做点小动作，玩点小花招，在掏心掏肺的时候打点小埋伏，但往往一不小心就露出马脚来。因为他们的天性是率真的。所以，尽管他们也想学点狡滑，玩点深沉，无奈多半学不像玩不好，反倒被人骂作“差火”鄙作“（口者）”。
武汉人的好相处，还在于他们没有太多的“穷讲究”，——既不像北京人那样讲“礼”，又不像上海人那样讲“貌”。如果说要讲究什么的话，那就是讲“味”。武汉人的“味”确实是一种讲究：既不能没有或不懂，也不能太多或太大。“冒得味”是遭人痞的，“不懂味”是讨人嫌的，而“味太大”则又是会得罪人的。“你这个人还味大得很呀”，也就无异于指责对方端架子摆谱，不够意思。
由此可见，武汉人的处世哲学比较朴素，而且大体上基于一种“江湖之道”。武汉人的确是比较“江湖”的。他们远不是什么“最市民化”的一族。尽管武汉建市已经很久，武汉人也都多少有些市民气，但他们在骨子里却更向往江湖，无妨说是“身处闹市，心在江湖”，与北京人“身居帝都，心存田野”颇有些相似。这大约因为北京周边是田园，而武汉历来是水陆码头之故。码头往往是江湖人的集散地，江湖上那一套总是在码头上大行其道。久而久之，江湖之道在武汉人这里就很吃得开，武汉人也就变得有点像江湖中人。比如“拐子”这个词，原本是江湖上帮会中用来称呼“老大”的，武汉人却用来称呼自己的哥哥：大哥叫“大拐子”，二哥叫“二拐子”，小哥就叫“小拐子”。又比如“叶子”，也是江湖上的语言，指衣服。衣服穿在身上，一如叶子长在树上，关乎形象，也有装饰作用。由是之故，武汉人又把手表叫做“叫叶子”。因为手表也是有装饰作用的，但又有声音，因此是“叫叶子”。对于这些带有江湖气的话，武汉人都很喜欢，流传起来也很快。
武汉人也像江湖中人一样有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观念。比如他们把所有结过婚的女人统统叫做“嫂子”，这就无异于把她们的丈夫统统看作哥哥 他们当然也像江湖中人一样爱“抱团儿”。这一点也和北京人相似。不过北京人的圈子和武汉人的圈子不大一样。北京人更看重身份和品类，武汉人则更看重恩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是武汉人的信念。在他们看来，一个分不清恩怨的人，也一定是分不清是非的人。
所以武汉人极重友情。重友情的人都记恩怨、讲义气、重然诺。这些特点武汉人都有。为了哥们义气，他们是不惮于说些出格的话，做些出格的事，甚至以身试法的。比如先前武汉街头常有的打群架就是。至于商店里服务态度恶劣，则因你不是他的朋友。如果你是他的朋友，那就不一样 店里来了价廉物美的东西，他一定会告诉你。如果你一时没法来买，他会给你留着，并以恶劣的态度拒不卖给别人。反正，武汉人一旦认定你是朋友，就特别帮忙，特别仗义，不像某些地方的人，没事时和你套近乎，一旦有事，就不见踪影。他们也不像某些地方的人，看起来“温良恭俭让”，一团和气，满面笑容，心里面却深不可测。武汉人是爱憎分明的。他们的喜怒哀乐、臧否恩怨都写在脸上。这就好打交道。所以，不少外地人初到武汉时，多对武汉人的性格不以为然，难以忍受，但相处久了，却会喜欢武汉人，甚至自己也变成武汉人。
总之，武汉人是很可爱的。他们为人直爽，天性率真，极重友情。要说毛病，除爱骂人外，也就是特别爱面子，要味。所以，和武汉人打交道，一定要面子给足，顺着他的毛摸。苟能如此，你就会在他们粗鲁粗暴的背后体会到温柔。
武汉人也基本上不排外。除不大看得起河南人外，武汉人很少以“大武汉”自居。对于外地文化和外来文化，武汉人的态度大体上比较开明。不排外，也不媚外，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海货、港货和汉货一样平等地摆在柜台上卖，京剧、豫剧、越剧和汉剧、楚剧一样拥有大批的观众，不像河南、陕西那样是豫剧、秦腔的一统天下。甚至武汉的作家们也不像湖南、四川、陕西那样高举“湘军”、“川军”、“西北军”的旗号在文坛上张扬。武汉，总体上说是开放的，而且历来是开放的。这种开放使得武汉人“既有北方人之豪爽，亦有南方人之聪慧一。或者说，“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一（方方《武汉人的性格是怎么搞的》）。这就无疑是一种文化优势 有此文化优势，岂能不大展鸿图？
五 优势与难题
武汉的确应该大有前途。因为武汉虽然自然气候极差，历史气候不佳，文化气候却不坏。
这无疑得益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屡次成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则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都会吹进武汉。哪怕只是吹过武汉，也“水过地皮湿”，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事实上，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确有周边四邻的影响。比方说，西边巴人好斗，南边湘人倔犟，武汉人就有点又冲又犟。所以，维新和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首义第一枪却打响在武昌城。不过，武汉人虽然又好斗又倔犟，却不是“冲头”和“傻冒”，林语堂谓之“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诡计”。武汉人很会做生意，生意场上公认“九头鸟”不好对付，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汉人之会做官、会做学问，则接近于北京人。至于“白云黄鹤”的仙风道骨，又颇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的确，武汉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武汉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武汉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也是官商并存，文武兼备。
三镇中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汉口，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样，曾经有过租界。它是我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门户。作为一度独立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风气之先。相对逊色的汉阳，则有着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也曾名驰一时。至于“文昌武不昌”的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湖广总督府曾设立于此，湖北省政府也至今设立于此。在武昌，还集中了众多的高等学府，无论数量还是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名牌大学就有好几所。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其朴素学风，素为学术界所看重。其他几所理工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内，也都卓有盛名。武汉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曾号称与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势”。一个老资格的开放口岸，一个高水平的文化重镇，再加上一个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武汉三镇，难道不是一种最佳的城市组合？这样美妙的组合，国内又有几个？
更何况，武汉的“运气”也并不那么坏。内陆开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解放中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武汉都扮演过重要角色。1949年后，它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改革开放时期，它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陆开放城市。此之谓“得天时”。地处国中，九省通衙，此之谓“得地利”。集三镇优势，合四海人文，此之谓“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尽占，武汉应该成为文化上的“集大成”者。
然而事实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正如武汉原本可以成为首都却终于没有当上一样，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未能领袖群伦。岂但未能领袖群伦，连十分出色也谈不上。它的学术研究成就一般，文艺创作也成绩平平。人们像朝圣一样涌进北京，像观风一样看着上海，对南京也另眼相看，却似乎不大把武汉放在眼里。武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的中心，甚至哪怕是“热点”。
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只不过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也不乏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 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武汉人自嘲兼自慰的说法，叫“以无特色为特色”。然而如果表现不出特色来，岂非“不出色”？
事实上，武汉文化原本是应该“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这个特色，就是前面说的“集大成”。这无疑需要大眼界、大气魄、大手笔，然而武汉人似乎胸襟不大，魄力不够，底气不足，手脚放不开。结果，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吹进武汉，只不过“吹皱一池春水”，却不能形成“扶摇羊角”，让武汉如鲲鹏般“直上九万里”。
最不喜欢“差火”的武汉人，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时，似乎恰恰“差”了一把“火”。
这是武汉文化之谜，也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难题。
这个谜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
这个难题也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决。
而且，一旦解决，武汉便会让北京、上海、广州都刮目相看。
易中天《读城记》——深圳特区
深圳是特区。
深圳特区很年轻。
年轻的深圳充满青春气息。
深圳无疑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它只有二十来岁的“市龄”，它的市民平均年龄也不过二十五六岁。漫步在深圳的街头和社区，你不可能像在其他城市那样，看到古老的城门，陈旧的店铺，逼窄的小巷，颓圮的墙垣，爬满青藤的老屋，松柏森森的庙宇，无所事事的闲汉和步履悠闲的老人，而只有崭新的大道，高耸的楼房，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一张张年轻的脸。在这些年轻的脸上，你能读到自信和果敢，憧憬和向往，坚毅和执着，刚健和机灵，也可能读到疲惫和茫然，苦恼和艰辛，灰心和愤懑，但不会有老态龙钟。
这样一种年轻，在中国众多的城市中显然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使深圳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也使得我们对深圳的解读颇为困难。深圳毕竟曾经是“一张白纸”，而那“最新最美的画图”也才刚刚画出来。刚刚画出来的画图当然会有新鲜感，然而是否耐读却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历史文化名城就像陈年老酒，那么，新兴城市就有可能像易拉罐饮料。太年轻的城市就像太年幼的孩子、太薄的书和太短的故事，能多少有耐人寻味的内容
深圳不像北京、上海那样耐读，也不像它们那样易读。北京有城门，上海有外滩；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望城门，串胡同，一路吃着冰糖葫芦或萝卜赛梨，一路听着嫩黄瓜般清脆的北京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进入了北京城。逛外滩，走里弄，一面辨认着旧租界和老公寓，一面听上海人用直截了当的上海话飞快地讨价还价，你很快就会感觉自己已置身于上海滩。北京和上海，在你心目中是感性具体的，也是生动鲜活的，还是形象鲜明的。当然，当你站在深南中路蔡屋围人行天桥上，一面是高耸的地王大厦，一面是大幅的小平画像，你也会真切地感到自己是在深圳。但是，一说到深圳的文化特征，我们就会感到很茫然，或者感到那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因为深圳现在还找不到像故宫外滩或胡同里弄那样的城市象征，也没有自己的方言和风味小吃，而它们又恰恰是一个城市文化特征最鲜明也最容易被人把握的外部标识，就像一个人的脸一样。
解读深圳也是有学术风险的，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发展中”有两个意思。一是与“发达一相对应，意思是说现在还不怎么样，但可以寄希望于未来，而且现在也一天比一天好；二是与“定型”相对应，意思是说它正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谁也说不清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说深圳是“发展中的城市”，显然是后一种意思。深圳在短短二十年间就有了如此突飞猛进举世瞩目的发展，则它的将来，也更会有长足的进步，正所谓”前途未可量也”。既然“前途无量”，其发展速度又“迅猛异常”，那么，我们对它的解读和评说，便很可能在三五年内就成了“明日黄花”，这显然是不上算的。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解读深圳。这不仅因为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还因为它是中国最具当代意义的城市，代表着一种既不同于西安北京又不同于上海广州的全新的城市类型。只有解读了深圳，我们对中国城市的把握，才可能是全面的。何况，在这短短二十年中，中国乃至世界，又有多少双眼睛一直在关注着深圳
那么，这个年轻的城市，这本薄得没有几个页码的书，又有什么值得关注的
也许，我们还得从它那极短的“历史”说起。
一 春天的故事
深圳的故事，是春天的故事。
尽管事情才仅仅过去二十年，然而不少人已很难体验到1979年那个春天，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这个圈的艰难和分量。那时，寒冷的北方，冰河还没有完全解冻，太平洋季风吹拂的南方也依然春寒料峭。渴望播种的土地焦急地等待着春雨和暖风，担心又一次失去丰收的机遇；而肆虐惯了的寒流却伺机卷土重来，妄图再一次封杀大地。刚刚走出浩劫的共和国，究竟何去何从？以当时之形势，确实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并不容易。除了必须有一位高屋建瓴的英明统帅来运筹帷幄，还要有一个最容易见到实效而万一失误又不至于影响全局的突破口，才能出奇制胜，一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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