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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报仇看电影-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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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爱被启迪未必是福，欲望始终沉睡未必是祸。有时，唤醒欲望，启发精神，需要智慧；而不动声色，静观其变，任它自生自灭，需要更大的智慧。
她说不的时候
这条新闻非常彪悍：“台湾桃园县三十九岁王姓男子去年5月认识酒店李姓女服务生，以载她回家为借口，中途反锁车门企图性侵李女，遇李女顽抗近五小时，护卫贞操成功，王也被折腾到筋疲力尽，才叫李女‘滚下车去’，桃园地方法院将追究刑责。”
后面的留言也非常彪悍：“这说明，如果你坚持不肯被别人强奸，别人是强奸不了你的。那些被强奸的，估计就是后来不反抗的了。” “所有的强奸，除了受害者被打懵，都是诬告。”
留下这种言论的人，该去看看《末路狂花》。电影中的路易丝和赛尔玛周末出去旅行，赛尔玛在小酒馆里和前来搭讪的陌生男人拥舞，给了他错误的信号，于是他挟着醉酒的赛尔玛去停车场，试图对她进行强暴。就在此时，路易丝的枪抵住了这个男人，她带着激动的、惨痛的、无限挣扎的语气说：“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这个男人犹自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砰”的一声枪响后，两位狂花走上不归路。后来我们知道了，路易丝曾被人强暴，而对方却逃过了制裁。
《末路狂花》被认为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电影，但由此我怀疑，我们印象中的女权主义，都是被夸大和妖魔化了的。央视有一个午间节目叫《全球资讯榜》，随机采访国外街头的男人，让他谈谈对女权主义者的认识，该男愤然回答：“她们丢掉工作，抛弃丈夫，离开家庭，走上街头，最后还会杀死自己的孩子，成为女同性恋者。”真正的女权，哪有这么夸张？她们不过是在原子弹坑里盖起楼房，在庞大负资产的基础上用储蓄罐蓄资，她们所争取的权利，真是可怜得很，不过是：“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
男人们容不下女人说一不二到这般地步，男人们总是按照自大的、利己主义的方式塑造女性，女人不是妖姬，就是外表贤良、内心放浪的荡妇，双手叉腰，嘴巴里叼着一朵野玫瑰，唱着《给我一个吻》。从明清世情小说到张资平到白灵、卫慧，女人表现得比男人还想要，即便不想，也是假的，是个男人，就理应在她们渴慕的范围里。他们大概从没打算分清“不”和“嗯，不嘛”的区别。男权社会里，这两者是一个意思，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想也是想，不想也是想。
所以，强暴路易丝的男人会脱罪，而赛尔玛后来也有了这样的觉悟：“他弄痛了我。若不是你站出来，他会严重伤害我。而他会没事的——大家都看见我们跳舞，他们会说成是我自找的，我的一生会比现在来得不堪。”抵抗是个体力的、技术的问题，即便放弃抵抗，也不等于证明前面的挣扎是另一种迎合，“不”和“嗯，不嘛”是两回事。看来，文明社会的男性生活指南里，在“不穿过紧的裤子”、“不要挤青春痘”、“多从事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之外，还应该加上这样一条：“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
《末路狂花》一九九一年
过期的阿修罗
李仁港导演的《三国之见龙卸甲》中，赵子龙两次冲入曹营，结果完全不同。
第一次，他尚年轻，在凤鸣山，率二十个常山人，雨夜冲入万人驻扎的曹营，大获全胜。第二次，是三十二年零四个月后，同样在凤鸣山，他白发苍苍，单枪匹马冲向曹军，想来必是“只见君去不见君还”。所以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担任故事讲述人的罗平安说：“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子龙。”王怡先生这样解说同样地点两次征战的不同下场：“为什么赵云第一次冲入曹营，可以七进七出；第二次就必死无疑呢？必然得连影片都不再给一个画蛇添足的镜头。经验主义的回答是，年老体迈；逻辑主义的回答是，身中剧毒；儒家世界观的最玄妙的回答，则是气数已尽。”
亦舒小说《阿修罗》有相近的寓意。主人公吴珉珉年轻时，几乎像是一个身怀异能的魔女，令她嫉恨的，必然遭遇劫难含恨而去，为并不以为意的她腾出一个清净的小世界；不如她意的，必然平地生变被命运打懵，让她的视野里再无一丝瑕疵；与她碰撞的，则必然遭受重创，遭她诅咒的，更是绝无善终。她刚烈，她嗜战，她气息凌厉，她所向披靡，在命运的沙场上，→文¤人·¤·书·¤·屋←从来不战而胜。然而，多年后，她晋升为主妇，新一代的少女长成了，上门来找她丈夫，傲然挑衅地说：“我叫阿修罗。”她脸上变色，脚步踉跄，修罗战场仍在，但她的气数是否还没用尽？
青春是一种异能。拥有这种异能，如同变身阿修罗，这异能使人特别地震慑他人，使人总能翻身——因为有的是时间，也总能得到帮助，赢得期待，获得原谅与纵容。这异能甚至有累积和叠加效应，已经有了，还会引来更多，渐渐制造出一个强大的磁场，所到之处，死伤无数。破坏这个磁场，令这种异能消失，只有一个办法，静待时间流过。时间过去了，青春没了，磁场弱了，异能不见了。阿修罗的黄金圣衣，不过是年轻，熠熠生辉的小宇宙，不过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映在玻璃窗上的光（《走近科学》有一期，山村小屋窗户上的神秘光晕，原来不过是远处光芒的映射）。所谓异能，所谓气数，都能得到《走近科学》式平易近人的解释——不过是青春。
这解答了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伊能静在“牵手门”后为何不能获得原谅，因为阿修罗也有期限，她已过任期，却依旧手执阿修罗的权杖行事——青春也是一种权重。我也明白了我的朋友包子为何一蹶不振，从前他开店就能迅速成为大户，跑广告就能拉来巨额业务，中秋节在商场下摆摊卖月饼也能赚上三千块，而现在他是努力戒酒的中年人，喃喃地说：“钱真的很难赚，房子真是很贵。”最近他总算得到一笔投资，供他拍摄一部小电影，我很想告诉重新开始酗酒并无休止推迟拍摄日期的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冲下凤鸣山的机会。
谁不曾是一个唇红齿白、剑眉星目、所向披靡的阿修罗？但紧跟阿修罗的气场总会散去，异能总会消失，一切不动如山的也都会动摇。
阿修罗卸甲于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
与谁同笑
纪伯伦说：“你可能会忘记和你一起笑的人，但却不会忘记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但我的感受是，要找到能够一同哭的人，倒也不太难，而想要找到能够一同笑的人，却十分艰难。因为，笑有时候是稍高的智慧反应，特别是在看电影电视的时候一起笑，是对身边人的智慧和朋友间默契度非常严格的考验。所以，和我一同为电影电视笑过的人，我反而都记着。
笑比哭要难。和菜头就曾说过，在看《那一晚，谁来说相声》DVD的时候，“台湾观众的素质之高给我很严重的冲击。相声里有一段说到父亲要打包行李回大陆，这时候滚落出了两个橘子，父亲急忙去捡起来。演员在台上说：‘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台下立即笑成一片，因为这是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里的句子。演员这么说不恐怖，导演那么编不恐怖，而从演员念白到观众大笑之间时间间隔之短，让人感觉非常恐怖。我们除了讲黄色笑话的时候，很难有那么高领悟力的观众。”
用这样的领悟力标准要求家人就更行不通了。过年回家的时候，家里六口人，只有我喜欢看《武林外传》。我霸占了电视，逐台转换追看的时候，别人看不懂，都陆续走掉，只有我父亲默默地陪着我看，不出声，也不笑。我忽然想到，他是老了，才对我有这样的容忍，又怕我难堪，宁肯忍着陪我看，我一下子就非常难过起来。我倒宁愿他还像我少年时候一样，气势汹汹地把台换掉，然而他没有，所以我也笑不出来了，赶紧换个有《狼毒花》的频道。《我爱我家》要比《武林外传》通俗些，生活气息也更浓郁，是不是好点呢？也不一定，我大姨提起《我爱我家》就非常愤怒：“这家人闲话咋那么多！还吃得那么好，每顿饭都好几个菜！”她多年前就从纺织厂下岗，又生了重病，她大概永远都笑不出来了。笑比哭需要更多的生活情境支撑。
用这样的领悟力水准要求朋友，也非常苛刻，笑与不笑间，为谁笑之间，一下就分出两个世界。同样是为小女孩舞蹈的场面发笑，看《这个杀手不太冷》里娜塔莉·波特曼唱《Happy Birthday to you》时懂得发笑的和看《阳光小美人》最后那段小女孩模仿艳舞时发笑的，就不是同一群人，因为前者用典而后者没有。同样是在看动画片时发笑，看《功夫熊猫》能笑的，和看《机器人瓦力》时会笑的，因梦工厂作品而笑的和看皮克斯作品而笑的，都不是一群人。在全场观众都没笑的时候先笑的，和0。01秒后才懂得笑的，也不是一路人。看似不过相差0。01秒，其智力、生活阅历、读书观影层次的差别，距离至少有0。01……光年。
更考验人的是在中国式大片里找到笑点，因为中式大片的初衷并非搞笑，其笑点需要培育和挖掘，其难度不亚于创造一个新世界。所以，在中式大片放映现场，能和你一起笑的人，真可以引为开辟鸿蒙天地苍茫间的第一个知己。
阉人的起义
常有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我，有时候是熟人，有时候是偶然结识的陌生人。我很是得意，认为原因在于我温厚善良、乐于倾听，并能保守秘密。而且，我兴奋地揣测，他们一定认为，以我的经历和修为，也一定能懂他们的秘密——秘密也要讲给能够听懂的人。直到我看到电影《丑闻笔记》。
电影由朱迪·丹奇和凯特·布兰切特主演。女主人公之一，希芭，四十岁，在中学任教，和十五岁的男学生康纳利产生不伦之恋。她放心地把自己的故事——包括每次亲热的细节，讲给她的朋友，同在一所学校任教的芭芭拉。后者不但仔细倾听，而且详细地记在日记里，最后还把这丑闻扩散了出去，令希芭身败名裂，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随后我找到卓伊·海勒的原著来读（《丑闻笔记》的小说曾在2003年入围英国小说的最高奖——布克奖决选名单），其中有一段，阐述芭芭拉对于“秘密的聆听者”这一身份的认识。她认为，一个人经常性地成为别人倾诉秘密的对象，其实是因为被当做无害的和无能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阉人”，缺乏作恶的能力，行动缺乏影响力。而芭芭拉之所以公开希芭的秘密，一部分出于她对希芭非同寻常的情谊，另一部分，大概就出于这种被当做“阉人”的恼怒吧。她务必要希芭瞧瞧她的厉害，要对方看清楚，她也并非是被生活彻底去了势的。
被人当做无害的，大概是一种最大的侮辱——无害常常是无能的同义词。《色，戒》中的王佳芝，大概就是这么恼了的，被同伴当做清白素净、可以随意摆弄的小白兔，被放心地放置在秘密的最核心。她大概开始并不以为耻，渐渐才悟出这里面的一种恶毒。还有社会新闻里看到的故事，匪徒绑架了人质进行勒索，因为态度较为和蔼，有问有答，被机敏的人质当做了策反的对象，彻夜长谈，循循善诱，但就在最紧要的关头，在匪首的提醒下，他突然翻脸了，甚至成为最终撕票最积极的那个人。因为，人质的认定和选择，等于是在扇他的耳光，分明在控诉他的不专业。在必须要作恶的时刻，被认为是较为善良的、无害的或者危害较轻的，大概也是一种侮辱。钱钟书也曾说：“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被当做忠厚老实人的，偶然也会厌倦这种认知上的惯性，务必要小小地破坏一下这惯性的节奏，于不期然之间刺人一下，算是“心理上的阉人”的一种起义。
由此我也突然明白了我新结识的朋友的作为。从前他是街巷里的流氓，终于成了富豪，洗白了身家的同时，也洗白了脾性。但他照旧刻意地、定期地做些坏事，间或召集人马露个面扬个威，随后又费劲地挨个为手下善后。因为，无害常被和无能联系在一起，必须要以作恶的方式，宣布一下自己的存在。
《丑闻笔记》二零零六年
和你在一起
美国电影《客栈》里，出现了日本导演三池崇史，他戴着墨镜，客串一个付费杀人者，前后露面不到一分钟，英语非常蹩脚。
三池崇史怎么会出现在伊莱·罗斯的电影里呢？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伊莱·罗斯从小就立志拍电影，很小就开始拍摄短片，然后他进入纽约大学电影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电影公司打零工。2002年，他三十岁的时候，拍出了《尸骨无存》，由此得到昆汀·塔伦蒂诺的赏识，他构思出《客栈》的故事后，得到了昆汀·塔伦蒂诺的支持，昆汀还热心地担任了制片人。《客栈》开拍后，因为伊莱·罗斯很喜欢三池崇史，而昆汀·塔伦蒂诺也和三池崇史惺惺相惜，于是他们在《客栈》里为三池设计了一个角色，三池也慨然出演，并从东京飞到布拉格，只为这露面不到一分钟的客串。昆汀·塔伦蒂诺为了感谢他，后来也在三池崇史的电影《寿喜烧西部片》里客串出演。
总之，有相同趣味的人，总会排除千难万险，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跨越年龄、身份的鸿沟，最终比肩而立。
朋友写过一篇文章，讲了她爸爸妈妈少年时的一段经历。1954年的冬天，他们生活在相隔几千里地的两个省，同时遇到了一场大雪，当时他们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二岁，同龄的同学们都借故不去上学，他们却都在雪地里跋涉了十几里地，去村子里的学校上课。雪下了十几天，他们却从没缺课。他们此后能在大学校园里相遇、相爱并且相伴终生，大概就因为这种相近的品质，他们不是在成为夫妻之后才越来越相似的，而是因为早就有了相似的因子，才走到一起。这种相近的品质是一种神秘的印记，一种指引，即使他们没有考上同一所大学，恐怕也会在日后相逢。
所以，北野武会给贾樟柯的电影投资，彭浩翔电影中总有那几个人，签汤唯的经纪公司，就会进一步去把桂纶镁签下，不是因为神秘的缘分，而是他们有相近的才情和相似的因子。这才是最神秘的地方，这点神秘的因子，促使他们不断地学习、鉴别、抛弃人生的枝枝叶叶，剔除那些与自己不合拍的人和环境，向着一个方向走去，最后总能在一起，组成一个让自己感觉熨帖的小世界。就像湖泊里的天鹅，原本也不过是散居在各处的丑小鸭，因为自律，因为不断的锤炼，渐渐进到那个本该属于他们的世界，让对方成为自己华美的环境。
在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里，还应当加上一条，那就是他是否在生活里剔除了自己不喜欢的人，脱离了自己不喜欢的环境，是否最终和那些与自己相近相投的人，走在了一起。
《寿喜烧西部片》二零零七年
被动的美德
有时候，人的善，或许只是一种被动的美德。人甘愿善良，或许不过是被命运胁迫的结果。
《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第七季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个英俊的男人，他们整个家族都患有多毛症，一旦彻底发病，就会长出浓密的毛发，变得貌似人猿。他的妹妹已经发病了，从此躲进一间密室，再也不敢面对世界，而他随时都在发病的边缘，随时有可能被这个自诩正常的世界摈弃在外。他知道自己的缺陷，他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在所有的地方都做到最好，努力做一个好哥哥、好朋友、好情人。但最后他还是被他最好的朋友杀死了，因为他和朋友的妹妹恋爱，几至谈婚论嫁。在他被害之后，他的恋人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情人，“他因为有缺陷，在别的地方就力求完美”。
某个名人，在成名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你读过周黎明与娱乐圈有关的那些文章，应当知道这指的是什么），也让他的生活成为一个巨大的秘密，一旦有所泄露，就会使他陷入身败名裂的境地。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公司的员工说，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领导，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人，“太好太好了”。他因为没能使自己的命运完美，就在对待别人的方式上力求完美，因为知道自己生活里布满地雷，就提前为自己忏悔，为自己埋设伏线、争取原谅。
善，也许只是无力作恶的结果，是人性里尖锐的、乖戾的部分和自信心一起横遭挫折的结果，是重创之后向着一切妥协，是被命运胁迫之后造就的软弱，是被恶侵害过之后，作为受害者，对作恶的回避。我所知道的、经历过的善良的人，都是不那么顺利的人，他们对别人的体察，提示着过去和现在境遇的坎坷。正如周晓枫所说：“虽然认定善是人性中最值得称颂的品质，但我也习惯把它理解为无能为力的被动的美德。”
不过，即便是被动的美德，也需要反省才能促成。比如濮存昕，接受访谈，说起自己为什么会热心公益事业，原因之一，是他在“文革”期间伤害过别人：“我曾经伤害过别人，打所谓的资本家。那老太太三天之后死掉了。现在想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忘掉。当你成长起来以后，扪心自问，你在检讨自己过去的时候，突然间这个事情冒出来了。”所以他决定现在“要做一些事情，要做一些好事情带给别人，因为你有问题”。同样经历的人那么多，未必都出现善的转折，反而有人破罐破摔永远彪悍，因为他们并不反省。反省促成了善，或者说，反省就是善的因子，甚至是善本身。所以，即便是被动的美德，也还是有主动的因素。要懂得反省，才有转向善的希望。偶然认识了一个在最基层工作的年轻人，因其言语嚣张，很不受我们待见，但饭局中间，他突然停下筷子，面露忧色，提起当天那个在拆迁中被推出屋外的老太太，“不知道她摔坏了没有”——还有救，还不是那么良知泯灭，我们愿意与他交往。
蚂蚁们的仪式
男子的姿容可以吸引人到什么地步？《晋书·卫玠传》里写卫玠：“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观之者倾都……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
新时代的美男里，大概金城武可以与之媲美。美国《GQ》杂志曾请金城武当模特，到新宿拍外景，才只拍了一个镜头，周围便聚集了大批粉丝，或者围观，或者拍照，终于令交通堵塞。这也让没有充分预料金城武号召力的工作人员寒毛直立，生怕捅出什么漏子，赶紧转换拍摄场地。领教了厉害的《GQ》杂志在事后形容金城武的脸“被数十亿人认得”。
卫玠的时代，少有文化娱乐活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跟不上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需求，人们大概只有在互相看里得到一些甚至未经粗加工的愉悦。男子又以羸弱为美，那些担任了“被看”职责的男子更要把柔美发挥到极致，出个门异常慎重，把自己装扮得白衣飘飘好似神仙，知道自己就是要被人看、并掀起文化生活的小高潮的，怎奈心有余力不足，稍微应付一下人群的围观议论和索要签名之类，回家就要对着白海棠吐血，“看杀”是迟早的事。金城武的体力不至于这样差，“看杀”对他，只表示程度的惊人。
但奇怪的是，明星不专门担任“被看”任务的时候，穿着寻常的衣服，走在大街上、小区里、菜市场或者珠宝店里的时候，也并不见有人围观。即便是张柏芝，也可以和家人在街上散步购物；即便是林青霞，也可以在街头招手拦车。袁立也可以和爱侣携手在泥泞的菜市场买菜，几间常有明星出没的夜店，也还能照常营业。否则，以北京香港的人口密集程度和明星密集程度，不说别的，单是城市交通恐怕都会因他们而崩溃了。
都只因为，“被看”也需要一些铺垫的。比如在典礼上、聚光灯下，至少也要被数架照相机对着，并有闪光灯不断亮起，才能引起旁观者的兴趣。“被看”是一项仪式感很强的事业，只有当担任“被看”任务的人被某一项仪式（例如典礼、拍摄）关注了，关注才有可能被放大，才能获得聚集大量围观者的效果。
而被看的偶像也不是天生的，是被造就的。一只蚂蚁，只要一些程序，就足以从许多蚂蚁中脱颖而出。这些程序包括：大幅照片（必不可少的催眠器具）、声音形象的产品、小道消息等等。在这些程序的簇拥下，一只蚂蚁也如同被放大镜照射，成为一只似乎很大的蚂蚁。每一只蚂蚁成为大蚂蚁的过程，其实都可以当作一个社会心理课题来探究。
总之，使一些人区别于另一些人，仪式和程序必不可少。卫玠乘羊车是一种小型的仪式，金城武被拍摄也是一种仪式，警车开道、新闻发布会、红地毯也都是类似的仪式。仪式让他们脱离了人海，而当他们脱离了仪式，立刻就消失在了茫茫人海。
金城武
《伊莎贝拉》二零零六年
都爱老男人
官司缠身的梁洛施接受访问，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猜测，她真正喜欢的，不是年貌相当的少年，而是父亲一般的老男人。
赖父母失和所赐，她出生后就没见过父亲。父亲的全部形象来自于一张照片，最后她终于知道父亲其实早已死去，骨灰也已运回葡萄牙。她由此恨透了母亲，曾经为此与母亲反目，与他父亲有关的传闻，例如他是因吸毒身亡，她统统不愿相信。她见不到他，所以他是完美的。她找不到他，所以他是永恒。而她最著名的电影《伊莎贝拉》，也正是一个寻找父亲的故事。剑眉星目的十六岁少女和快四十岁的老男人，在他到底是不是她父亲的疑团里纠缠着，再也分不清这到底是亲情还是爱情。
她喜欢的男人，也分明是个老男人的形象，不但要比她矮二三厘米，“最好还是肥的，有肚腩，黑且结实。因为我觉得很可爱”。这不就是《伊莎贝拉》中的杜汶泽么？于是我怀疑，彭浩翔是因她而起意，写下《伊莎贝拉》，她演的就是她自己的故事。这个旋涡中的少女心目中的爱人，是一个给她安全感的老男人。
人人心中，其实都有一个老男人，是师傅、老师、朋友、兄长、父亲、祖父、爱人、情人、医生、船长、神父，也是山、伞、肩膀、房子、巢穴、港湾、家、过河的扁舟、一张刷不爆的卡，或者是百科全书、导航明灯、《人生指南》、《读者文摘》、《野外生存必读》、《家庭日用大全》。我们心中的这个老男人，是我们困惑时对我们说“Let it be”的那个声音，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我们一切关系的总和。他不一定真的老，但却要有一颗“老灵魂”，像朱天心在《预知死亡纪事》中所说：“他们通常因此较他人累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当然，也包括了死亡和痛苦）”，所以洞彻、通透、笃定、安稳、不为所动。
不一定真有这样的老男人，这可能只是一种理想的形象，但却有人无限接近这个形象。埃里克·克莱普顿、伦纳德·科恩、鲍勃·迪伦、斯汀、让·雷诺、高仓健、陈升、侯孝贤，都是视野里的最佳老男人、老灵魂的代言人。豆瓣里的若干个“老男人”小组的头像，基本由他们垄断，其中有个帖子更有明确的指标：“身高要高，唇角漂亮，看你的时候眼睛里有笑意，背影要美。”
不过，更现实的标准是，他们要有经济基础。女性杂志里列出老男人的吸引力来源，第一条就是“财富吸引力”，“角色吸引力”尚排其后。我们对“老男人”的期待里，这一条其实至关重要，老男人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给人的安全感，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不安、恐惧、沮丧，多半因金钱而起。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老男人，另一层意思或许是，人人心中，都渴望一个安稳、舒适、稳妥的完美世界。我们爱老男人，或许更爱那个安稳妥帖、不被金钱困扰的完美世界。
职业美感
不论是在美式畅销书里，还是在美剧里，我都喜欢挑那些有行业背景的来看。小说里，有阿瑟·黑利的行业小说，电视剧里，有《犯罪现场》、《六尺风云》、《豪斯医生》、《不要对我说谎》。最喜欢的，是《犯罪现场》系列，尤其是其中的《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
《犯罪现场》系列有三部，《犯罪现场：迈阿密》、《犯罪现场：纽约》、《犯罪现场：拉斯维加斯》，同样以犯罪鉴证科的工作为主线，他们综合各门学科，通过一滴血、一枚指纹、若干昆虫、一点痕迹，将真凶揪出，几乎所向披靡。但“迈阿密”和“纽约”始终令我打不起精神，尽管他们的女演员更性感美丽，男演员更英俊健壮，音乐更时尚，剧情也更离奇。而“拉斯维加斯”系列中由格瑞森领导的调查小组，成员年龄普遍比另两部大上一截，以相貌评判，也只有凯瑟琳还勉强算是美女，但他们干练、自信、朴实、敬业，极少谈感情，个人的生活烦恼被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里，只是专注于工作，为寻找细小的证据可以把现场的土壤全部细筛一遍，令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相貌如何、身段怎样、跟谁恋爱，音乐是不是好听。
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职业美感。
专注于工作、在自己的领域里得心应手的人身上，都会散发出那么一种职业美感。我喜欢看朋友替我装电脑，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艰难地找驱动，像机器猫一样从随身的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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