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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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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数学系
联大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很特殊，地方小，人又少，我想文、法、理三个学院加起来也不过学生一千、老师一两百，大家都是背井离乡，又没钱，即使放假也没地方去，所以一年三百六十天整天看的都是这些人，虽然有的并不很熟，比如理学院的老师，他们未必认得我，可是因为只有那么一点地方，又经常见面，所以面孔都非常熟悉。
理学院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包括地理、气象）五个系，在我们文、理、法三个学院里算是人多的，但其中数学系人最少，我毕业的那一年数学系只有三个人。中国近代数学最老一辈的数学家有三个，都是清末的，一个是熊庆来，云南人，老清华数学系主任，抗战的前一两年就到云南大学做校长去了，解放以后一直在法国，1957年回国在数学所。他的儿子熊秉明，哲学系的，和我们同班。另一位叫郑桐荪，即郑之蕃，也是元老级的，做过清华教务长，他欣赏的一个学生是陈省身，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了。还有一位姜立夫先生，南开大学教授，也是我国最老一辈的数学权威，后来许多大学者都是他的学生。联大的时候姜先生教高等微积分，这是数学系、物理系必修课，所以人比较多，教室也大，我没有上过姜先生的课，可教室就在南校区一进门的地方，我们路过的时候经常看见他讲课。姜先生很奇怪，都是用英文授课，物理系的周培源先生也是这样，不过因为当时的教科书或者参考书都是英文的，所有术语都不用中文，所以用英文讲可能比用中文更方便，很多老师都是中西合璧的。比如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有一次讲演，讲科学在二次大战中的应用，我去听了。英国那时候靠美国的支援，运输物资得横跨大西洋，德国就用潜水艇去袭击，损失惨重。后来德国又发明一种“磁性水雷”，只要船一经过那个水域，就“induce一个magicfield（诱导一个磁场）”，凡是碰到术语，他都用英文，不过我们也习惯了。
数学系有一位老师叫江泽涵，北大的系主任。我听说，江先生是30年代初去的北大，大家都知道他的姐姐是胡适的夫人。当时的学生对胡适有反感，尤其是进步的，或者说左派的学生，一听说江泽涵是胡适的小舅子，就罢他的课。不过后来我做学生的时候这些已成过去了，我一年级的初等微积分就是由他任的教。江先生教课很严谨，不过口才不太好。那一年冬天的大考一共四五个题目，都是英文的，前几个非常容易，假设什么，求证什么，一会儿就做出来了，可最后是一个文字题，文字部分就很难懂，更不要说解答了。有同学就问：“江先生，这题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呀？”江先生就给我们讲了一阵，还在黑板上画，可是我们还不懂，结果好多同学那道题都没做出来，不是数学没做出来，而是英文没过关，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据说江先生是我们国内拓扑学的开创者，那时候叫作“形式几何”，是一门非常新的学问，不过我一点儿都不懂。记得我还问过一个同学什么叫形式几何，他说：“形式几何就是topology。”我说：“什么叫topology？”他说：“topology就是形式几何。”那我还是不懂。
一般情况下，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大多留下来做助教。华罗庚先生有两个助教，一个闵嗣鹤，一个田方增。闵先生我中学的时候就认识，抗战前一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中一年级时，他大学刚毕业，就到我们学校教三角。不过闵先生口才不太好，说起话来很慢，也比较呆板。比如讲四个象限，按理说讲一个就可以了，其他三个无非就是正负号不同，可是他把每个象限都讲一遍，所以给我一个印象，觉得他比较死板。可是解放后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在首都师大教数学，他跟我说，闵先生真了不起。第一，陈景润是他培养的，第二，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全国每年都有中学数学竞赛，前几名可以直接保送大学，所以也很隆重，闵先生就在数学竞赛里负责出题目。我的这个同学还说，中学数学竞赛其实不是考学生，而是考老师，最难的就是那个出题目的老师，因为他必须把题目出得恰到好处，既能运用中学的知识把它做出来，又不能有两个学生同样做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从全市或全国范围内选出最优秀的那一个人。这种困难是旁人想象不到的，也是闵先生特别高明的地方。后来闵先生在数学研究所，但闵先生心脏不大好，还不到六十岁就去世了。
田方增是我们中学的老学长，解放后就在数学研究所，现在已是九十高龄，住在中关村，有时候开校友会还能见到他。不过他的老伴去世，只有一个女儿在加拿大，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最近我读联大校史才知道，田先生当年是数学系唯一的地下党员，在当时是秘密的，而且田先生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个老好人，谁也看不出来。田先生有个弟弟和我中学同班，政治上也是挺进步的，平常就表现出来。真正的地下党大概都不表现出来，因为需要隐蔽，被人发现了很危险，所以地下党的活动一般都是通过积极分子去出头露面，比如闻一多先生。闻先生不是党员，但他是积极分子，就由他们来出面。当然积极分子也是自愿的，如果他不愿意谁也不会强迫，可那时候大家的心态一是抗日救国，一是争民主，这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向往，所以许多人都是义不容辞地去做。
10。物理系
物理系在理学院里人最多，每个年级有十几个学生，四个年级加起来总得七八十人，在当时算是很大的系了。全校一年级不分科，考六十分就pass（过关），可要想在二年级入系的话，至少得考七十分。比如进大学考的是数学系，你的物理成绩够了七十分，只要愿意，二年级就能上物理系。但我至今不知道如果每科都考六十分怎么办，那岂不是哪个系都进不了吗？老清华的物理系是对现代中国物理学贡献最多的一个系了，大师云集，出了一批才子，我想当年全国最顶级的物理学家里总有一多半是清华物理系出身。两弹一星的功臣一共二十三个人，有十四个都出自清华物理系，包括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42级那一班人比较少，大概只有七八个学生，可那一班出了五六个尖子。有三个人是整天在一起的，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当时在学生里是出了名的，整天高谈阔论，不但是物理系的一景，而且成了联大的一道景观。
物理系元老叶企孙先生，做过清华理学院院长兼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院长蔡元培），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资格最老，后来的一批著名物理学家大都是他的学生。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叶企孙跟着并到了北大物理系，后来又调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那时候我在社会科学院工作，下班路过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偶尔进去买东西，可好几次都碰见叶先生，看那样子挺悠闲的。我曾问一个物理系的同学，说：“我总看见叶先生在那儿逛商场，好像挺悠闲，他现在不搞研究了？”他说：“叶先生现在年纪大了，科学搞不了了，就搞点科学史。”叶先生文革的时候非常不幸，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熊大缜是他抗战以前的得意门生，抗战时八路军在河北农村发展了很大的势力，但缺少现代的武器装备，叶先生就把他的这个心爱的学生送到解放区，帮助他们搞军工，被任命负责冀中军区的供给。可是解放以前就搞过几次运动，有一次把熊大缜也牵涉进去，1939年4月，除奸队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逮捕他，枪毙了。因为这件事，文革的时候关了叶先生很久，说他把特务介绍到解放区搞破坏，1975年才被解除隔离，不久就去世。
物理系几位元老后来的遭遇都很惨，叶企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饶毓泰。饶先生是北大物理系主任，联大的时候也就五十多岁吧，教光学，据说对学生非常严格，可是他的样子特别衰老，不但拄着拐杖，而且步履非常之蹒跚，一步一摇的。我没听说饶先生做过任何政治活动，可是文革时也把他关在牛棚里，结果他在牛棚上吊自杀了。一个八十岁的人，就算阎王不来请，也快自动去报到了，可是他却迫不及待地要先走一步，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十分难过。还有，清华气象系的教授赵九章，我做学生的时候他就教气象学，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了，解放后是两弹一星的功臣，一辈子搞科学，没有做过政治活动。可他又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外甥，按照当时血统论的说法，“吴稚晖的外甥能是好人？”所以后来他也被斗，自杀了。由此我想起另一件事。有一个同学比我高一班，叫丁则民，他的哥哥丁则良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讲师，后来清华的副教授，他们兄弟两个都是搞历史的。1957年丁则良被划为右派，在北大未名湖投湖自杀了。丁则民研究美国史，以前在北师大教书，后来在东北师范大学任美国研究所所长。有一次红卫兵抄他家，抄出一张叶群的照片，就问：“你为什么私藏首长的照片？！”丁则民交待说不是私藏，是她送给的。又问：“你们什么关系？！”答：“她是我外甥女。”文革的时候抄家风气蔓延，我就被抄过两次，可丁则民是林彪副统帅夫人的舅舅，好，一下就给他销灾免祸，变成了保护对象。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林彪出事，又把他给抓起来关了一阵。那时候荒唐的事情太多，太令人感慨了。一个人是革命或者反革命，这和他的外甥女有什么关系？赵九章一辈子没参加过政治活动，他的舅父跟他有什么关系？可见在这些地方我们国家的封建性之强。
联大有好几位老师都是当时顶尖级的物理学家，一个是吴有训，他接叶企孙的手做清华理学院院长，教近代物理。在美国留学时，他曾协助他的老师，世界级的权威Millikan（密立根）教授进行云雾室的实验，Millikan以此获得诺贝尔奖。有人说应该是Millikan－吴两人获奖，但吴先生很谦虚，说自己只是做了助手的工作（大概叫作WilsonChamber实验，我是外行，搞不清这些，只是听人传说）。一个是赵忠尧，他是中国研究原子科学最有成绩的一个。另外还有张文裕，他是从英国剑桥回来的，吴大猷，后来做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周培源教力学，饶毓泰教光学，吴大猷教电学，像杨振宁、李政道一辈的青年物理学家都是经他们培养的。我只上过清华霍秉权先生的物理课，霍先生后来院系调整中调到郑州大学，我想现在也不在了。
战火芬芳
1937－38这两年，全国确实有一种新气象，《毛泽东选集》里面也提到：自从抗战以来，全国有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概，过去的愁眉苦脸都一扫而空（见《新民主主义论》）。可是到了1939年以后，局面有了变动，类似抗战最开始那样的大仗不多了。第一，日本人的重点有所转移。那时候欧战已经开始，美国在物力方面大量支援盟国，所以日本要想称霸东亚的话，对手除了中国、苏联，还加了个英美。英美在亚洲的势力很大，不会坐视日本完全独霸中国，世界矛盾很尖锐，所以日本得留着力量北边对付苏联，南边对付对英美，不可能把所有的兵力都放在中国战场上。第二，中国地方太大了。日本从东北伪满洲国一直占领到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每占一个地方总得分一部分军力来把守。比如占领北京，少说也得留个七八千人，如果只留三五百人，一旦有事，招架不过来的。一个北京就得留几千人，那么，以中国之大地，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得留多少人？恐怕没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是控制不了的，所以日本一边前线打仗，一边还要占领那么多地方，它应付不过来的。
二战时，德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德国在欧洲征服了十四个国家，对付挪威、丹麦、比利时这些小国如风扫残云，却惟独没有攻占瑞士，为什么？其实瑞士就在它旁边，又是个小国，要硬打的话无疑也能打得下来，可瑞士当时是400万人口，精兵20万，它的科技水平非常高，军备非常强，而且训练有素。瑞士虽然是中立国家，可是如果敌国入侵，瑞士一定会全力以付，这一点它表示得非常鲜明，所以希特勒也得考虑。德国当时有8000万人，如果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来说，它的最大兵力是800万人。瑞士有精兵20万，那么德国大概就得出兵40万。希特勒这边打英国、打法国，那边还得打苏联，如果费那么大代价打一个瑞士，他得考虑到底值不值得。当年日本大概也是这么考虑的，它得衡量全局，所以总想对中国用政治手段来结束。比如它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北京成立华北临时政府，南京是汪精卫的汉奸国民政府，有了这些傀儡政府日本就不必付出太大的代价。这是暴力政策的失败。中国自古就懂得，政治主要是靠人民的拥护，否则不能持久。日本侵略中国是几亿中国人都反对的，怎么能成功？
1938－39年以后，形势逐渐成为一种相持的状态，虽然也打，但时战时停，不像开始那一两年大打特打。国民党在抗战一开头也是真打，牺牲也大，及至进入相持状态后就开始腐化了，军队腐败，政治腐败，经济腐败，而且速度非常之快，这一点蒋介石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抗战以前，左派、右派界限鲜明，抗战爆发便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可是自从1939年以后，国内矛盾又逐渐上升了。那年我刚入大学，学校里有很多壁报，写的文章大都带有政治性，左右两派又开始争起来，而且争得很厉害。那时候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同情左派，虽然不甚了解，但总以为左派是真正要求民主的，至于突出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解放后历次运动的事了。解放前倒是右派非常敏感，认为凡是主张自由民主的，就是反国民党，就是跟着共产党跑。比如罗隆基、闻一多搞民主运动，国民党特务给他们起外号叫“罗隆斯基”、“闻一多夫”，写大字报动不动就“罗隆斯基如何如何”，可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这么看。为什么人家提出自己的意见，就给人家扣一顶红帽？记得张奚若先生在课堂上不只一次地说：“当局一听‘自由’两个字，无明火立刻就有三丈高。”真是入木三分。
1940年在欧洲战场是个大转折，法国被德国占领了，那是法西斯气焰最高涨的时候。中国当时所有对外的出海口都被日本人占领，只能靠从越南的海防进广西或云南。日本一看法国战败，立即出兵越南，结果越南这条路也断了，只剩下昆明通缅甸那一条路。可那时候英国自顾不暇，无力保护缅甸、印度等属地，日本随即封锁了滇缅路。
1939年我刚入学时，日本飞机只偶尔来一两次，因为昆明是主要的中转站，所以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在这一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日本几乎天天来飞机轰炸，而且很准时，早晨九、十点钟肯定拉警报。据说重庆一拉警报大家就躲进山洞里，可是昆明没有山洞，幸亏联大就在城边，一拉警报我们就往郊外跑，十来分钟就能翻两个山头，跑到山沟里就安全了。不过因为日本飞机到处丢炸弹，山沟里也有不安全的时候。有一次，华罗庚先生和教我们西洋史的皮名举先生躲在一起，不知怎么日本人在那山沟里（记得叫黄土坡）撂下两颗炸弹，石头土块把他们埋了起来。皮先生爬出来，晕头转向地往外走，没走几步忽然想起华罗庚还在里边，赶紧又找人回去，又把华先生拉了出来。在艰难危险的时刻，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时会让你感到人性中更深层的心态。比如有个叫杨南生的同学，后来是火箭专家了，他就从来都不跑。有一次人家生把他拉走躲起来，弹片正好落在他身旁，把一个茶碗给砸了，有人问他：“这回你该跑（警报）了吧？”他说：“这回就是跑坏了，不跑留在屋里还炸不到。”过去我们总是习惯用政治觉悟衡量人，可是在这种场合，有的人是真不怕，但不能说这个人政治觉悟高，有的人政治觉悟非常高，可每次警报一响跑得比谁都快。
日本飞机来轰炸都是排成“品”字形，三架排一个小“品”字，九架排一个中“品”，有时候是27架排一个大“品”，有时候是36架，前面一个大“品”，后边九架再组成一个中“品”，看得非常清楚。飞机来得挺有规律，每天差不多都是十点钟准时来，炸到十二点、一点钟又走了，所以后来我们上课的时间都改了，早上七点到十点钟上课，下午三点钟再上，中间那段就是等它来轰炸的。昆明天气非常好，阳光灿烂，飞机飞过去的时候炸弹极其耀眼，就像一群水银球掉下来，亮得晃人眼，就听见“嗞嗞嗞嗞”的一阵响，然后是“嘣——”的一声，如果离得近，就会感到地动山摇。据报纸上说，日本当时有两派争持，一派主张从东北北进打苏联，一派主张南进，进攻南洋，打英美，两派争执得很厉害。1941年日本飞机天天轰炸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见一篇文章，大概作者懂点军事，据他的观察日本是要南进，因为他们炸昆明的时候有一部分所用的战术是练习俯冲轰炸，那是轰炸海军军舰的战术，所以他预言日本是要南进，后来果然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我们当时毕竟年轻，跑上十几分钟躲起来就没事了，可我也看见一些悲惨的景象。有一次飞机大肆轰炸之后，我看见一堆乱坟后边有位老人，他有气无力地慢慢站起来，满脸灰色的尘土，然后非常缓慢地长叹一口气，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难过。联大被炸过两次，1940年秋开学不久，那一次炸得很凶，宿舍、图书馆都被炸了。我还记得那天回来以后校园里到处都是灰尘，就看见蒋梦麟校长——平时他很少露面的——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地上，一副无奈的样子。不过总的来说，并没有士气不振，也没有任何失败主义的气氛，加上年轻，每天都觉得好玩儿一样。记得街上有一家牛肉面馆，被炸之后换了个招牌“不怕炸”，大家都觉得有趣。教师们为了躲避轰炸，很多都搬到乡下去了，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所以住得近的、远的都得走着来，只有周培源特殊，周培源买了一匹马，他就骑着马来。
1941年秋天，美国空军志愿队来了，不算正式参战，所以是“志愿”的，也叫“飞虎队”。那天下午空气依然清新如常，我想也许是高原上空气稀薄的缘故，看得清楚极了，就见一些飞机在天上来回盘旋，速度非常之快，声音也非常好听。我们虽是外行，可是一看就知道那是一种新型的飞机，非常先进。第二天又有警报，日本飞机又来了，可是那天很有意思，大概它们也知道美国的志愿队来了，所以不像以前那样排着大队伍，只是试探性地来了十架，而且也没能到达昆明上空。第二天我们看报纸才知道，那十架飞机全军覆没，都给打下来了。自从那天起，以后就再没警报了。后来征调联大学生给美军做翻译，我听他们回来讲，那种飞机叫P40，是战斗机，头上还画一个鲨鱼。P40的每个翅膀上都有三架重机枪，子弹交叉打过去，火力非常猛。经过一年多天天挨炸之后，我们终于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1941年年底，世界形势大变，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飞虎队”也不叫“志愿队”了，改称“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属于正式编制。1942年春天，美国空军少将Doolittle（杜立德）率领B24中型轰炸机第一次轰炸东京，倒不是为了取得多少物质的效果，主要还是心理上的，就是说美国飞机现在也能打过来，日本本土也不安全了。当时日本陆军跟海军也闹矛盾，陆军推委海军防御不力——因为当时的飞机还没那么先进，不能从美国本土直接飞到日本，所以有一种判断认为飞机是从航空母舰上飞来的，这就意味着日本海军未能把美国航母阻止在外。可是日本海军则说美机是从陆地起飞的，一定是陆军有哪一个岛没守住，被美国占领了，建了飞机场飞过来。两方面争论不休，不久有一部电影叫《东京上空三十秒》，专门讲这段故事。
“飞虎队”来了以后日本不来轰炸，昆明就相对安全了。当时美军的若干总部设在昆明，很快我们就发现满街都是美国兵，不过美国兵胡作非为的很少，关系处得还不错。政府先后调了很多联大的学生给美军做翻译官，挂上少尉的牌子就算是参军了，如果是四年级的同学，去了就算毕业，低年级的学生，学校还允许他们可以回来复学，梅贻琦校长的公子梅祖彦大概就是二年级的时候参军去的。美国给军人的待遇远较中国为好，包括他们军队的服装、吃、用等等供给都是美国运来的。比如到美军做翻译官，去了以后先发一身美军的衣服、美军的皮靴，而且每人发一块手表，那时候我们谁有手表？如果所在部队就在昆明附近的话，这些同学还时常回学校看一看，腰上挎一支手枪，顶神气的，而且可以很快学会开车，没事就弄辆吉普车，顺便带我们出去玩儿。我在历史系有个熟同学董振球做了翻译官，周末我常去看他，第一，可以在他那里吃一顿，有面包，还可以抹黄油，那就非常了不起，感觉好极了。第二，可以在那里洗个热水澡，而联大是没有洗澡设备的。到了晚上我就在招待所里睡一觉，睡前翻翻他拿来的Time、Life之类的杂志，第二天还可以托他买两件美军的衣服。当时美军的军服大量涌入市场，当然是没有徽章的，质量又好还便宜，所以昆明城里有好多人都穿美军的衣服。
我没有上过前线，所以真正怎么作战我不知道，听一些做翻译官的同学回来讲，美国兵作战的时候也挺勇敢的，不像以前我们以为的那样不能吃苦耐劳。云南西部的高丽贡山、野人山，那些地方根本没有人，穿越的时候都是风栖露宿，晚上没有地方睡，他们就窝在吉普车里过夜。同学谭申禄中学和我就是同学，运动员，身体很好，而且是机械系的，到美军做了copilot（副驾驶）。空军死亡率非常之高，不过做飞行员也顶神气的，能飞到天上去那是最高的荣誉了。谭申禄专飞印度的加尔各答，后来大概也发点财——相对于我们来说。当时缅甸被日本人占领了，所以不能直接从缅甸上空飞，都得绕西藏沿着所谓驼峰那条路，挺危险的，据说1500多架飞机中约有半数失事，现在还有人在找遗骸。谭申禄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挺有意思。有一次他们坐的是运输机，毫无作战能力的，飞行途中，忽然发现前面有日本飞机，指挥官下令让他们立刻准备。按照规定，第一信号给出的时候应该把降落伞都穿好，第二个信号一出就得跳伞。后来果然给了第一个信号，大家马上穿降落伞，结果有一个人非常害怕，当时就晕倒了。幸好没有给第二个信号，不然他们真的就要跳下去了。
当时中国主要对外的运输就靠从昆明飞加尔各答这一条路，没有别的选择，而且那时候中国非常落后，没有汽车，没有汽油，没有飞机，也没有各种武器，所有物资都得靠外援，所以必须再有一条对外的交通线来支持，这也是美国参谋长史迪威拼命要打通缅甸的主要原因。美国海船一直开到仰光，把物资卸下来，然后通过滇缅公路不断地运送到内地。1944－45年，我们在昆明依然可以看到公路上运输车队不断地往来，非常繁忙。有一个人叫梁敬錞，做过台湾近代史所的所长，写了一本《史迪威事件》。蒋介石在昆明成立了中国远征司令部，把中国的一些军队逐步换上美式的装备，可是史迪威把这些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都放在了中缅战场。史蒋之间在战略上有很大的矛盾，终于闹翻了，蒋要求罗斯福一定要换人，否则的话，中国宁可回到抗日战争以前的状态，不打了，所以后来罗斯福就把史迪威调回美国。
二战的转折点是1942年秋天。1942年以前，日本在中国占据优势，德国把法国打败了，英国岌岌可危，苏联一直被打到莫斯科城下，所以1941年是法西斯国家最盛的时期，整个太平洋东部都成了日本的内海。到了1942年的秋天，盟军方面连打了三个大胜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欧洲战场上，斯大林格勒打得最激烈，红军打败了德军，自此转入反攻；北非战场上，英国陆军第八军团司令蒙哥马利打败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地中海转入攻势；东方战场形势的转变是太平洋的中途岛海战。中途岛正在太平洋的中间，所以叫Midway，本来那一战日本的军力比美国还强一些，美国只有三艘航空母舰，日本有八艘，可是它的情报密码被美国破获了，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坐的飞机被美国打了下来，从此，太平洋的局势扭转过来，日本节节败退。山本五十六是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海军司令，偷袭珍珠港就是他指挥的，其实他不赞成打美国，可是日本当局决定要打，他得服从命令，所以这个人也很悲剧性。这就是1942年的转局，之后，盟军进入反攻阶段，日本德国从此一蹶不能复振而终于垮台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记得那天傍晚王浩来找我，尚未进屋就在外面大喊我的名字，我还挺奇怪的，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喊：“Thewarisover！（战争结束了）”当晚，我们几个人凑钱买了食物和酒一起庆祝，意想不到的是，当场就有两个犯了神经病，大哭大笑、又吵又闹。大概是多年战争引发的苦难和流亡生活的压抑突然之间爆发出来了，不禁使我想起莫泊桑的一句结论：“Mais；C’estsifragile；uneviehumaine！（人生是那么脆弱！）”
抗战胜利了，大家当然都很高兴，不过也伴随很大的忧郁：外敌不存在了，内部的矛盾更加上升。抗战末期（1944－45年），民主运动已经再次高涨起来，主要目的就是争民主、反内战，尤其在昆明，跟国民党政府闹得非常厉害。1945年底到46年初，重庆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请各方面的代表，包括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其他党派的、无党无派的各方代表来协商，会议也做出了一些决议。文革期间还揭发刘少奇当时提出要准备迎接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共产党准备把总部搬到淮阴，准备在中国也实行政党政治，也搞竞选。可是最后也没有实行，还是打了。那时候我们都认为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挑起了内战，后来一直到文革，才爆出一点新情况。文革时打倒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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