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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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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楼群虽然具有相同的灰色，但是它们却被不同的性别的人居住着，然后在这些楼群之间就会上演无休无止的人类最古老也最永恒的戏剧。还记得大一时候的联谊吗，那是个多么可爱和勇敢的年纪，整天做出一副强说愁的年纪，不安的心总是兴奋的，逢人就说，我真的很寂寞。于是，一个宿舍不安的男孩凑到一起，要寻找一个同样寂寞却美丽的女生宿舍共同消除寂寞。鼓起勇气，憋红着脸，像刚刚恋爱的男孩一样羞涩地拿着一张海报跑到女生楼下：“其实我也很寂寞，真想找你聊聊。”然后就整天忐忑不安地在宿舍等待那些白衣飘飘的漂亮女生来自投罗网。结果，除了每天战战兢兢却最终失落地等待外，他们还会被整座楼的女生嘲笑。
傍晚的时候，那些灰色的女生楼就会被涂抹上一层玫瑰的颜色。那些痴情和不争气的男生就端着饭盆帮助他们的公主打饭打水，一脸受虐狂似的衷心地等待他的公主的笑容。那些撕心裂肺的呼喊，情意绵绵的拥抱，如火如荼的亲吻，毕恭毕敬的嘴脸让整个女生楼布满了爱的味道。你走得近了，香风就会扑面而来，让你迷醉。一位女生家长来看他的“乖乖的”宝贝女儿时，看到如此多的男生在这里痴狂，不禁眉头直皱，“好一群狂蜂浪蝶”。那些外表冷酷的楼长大妈们就这样一天天冷漠地看着这幕戏的上演，也逐渐养成了凶狠地对待男生的习惯。
有时候这些楼也会成为课堂上的笑料。那次音乐欣赏课上，教授正讲到9岁的莫扎特就游历了欧洲很多国家时，就听到讲台下一声长叹：“我都20了，还没有去过36楼呢！”其声调悲壮凄婉，凉彻肺腑。36楼是95级女生驻地。
据师兄说，从前的学生毕业时，满楼道的女孩子们都在打毛衣，一件又一件，至于打给谁，她们自己都说不清。而且那时候满楼里都是哭声，往往是一个人哭起来，所有的人就跟着落泪，要毕业了，要离开这些楼群了，要离开这里发生的浪漫传说了。更惊人的是，那时候的男生也照哭不误，32楼是整个中文系的驻地，毕业生们整整哭了一周，那些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什么也不在乎的北大男生这时候心都软得一塌糊涂……临走前夜，男女生们同在女生楼前对歌，一首又一首的情歌不知唱给谁听……秋天到来的时候，北大是满园的黄色的银杏树叶。那时候，满地满天的金黄色搭配着灰色的楼群是如此的美丽，宛如童话里的世界。那幅景象永远地印在了我的心深处。
告别纯真的诗会
这所大学曾经以追求真理而闻名，远离世俗和喧嚣，曾经是高傲的北大人的重要标志。但是在这个媒体越来越试图渗入大众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我们的思维越来越依靠媒体的时代，她终究无法逃离被卷入其中的命运。而且由于她自身所曾经彰显出来的独特气质也注定了她的巨大社会新闻价值，因此她轻易地就放弃了自己的准则，更加轻易地成为传媒中的焦点。北大的学生社团已经快习惯利用北大这块已经百岁的牌子为自己带来名誉利益甚至未来了。随便一个什么样的活动，那些精明的学生干部们就会找来长长的一份单子，上面写满了各家新闻单位的电话和地址，然后买上足够的硬币，你就一家家的打吧，亮出北大的招牌，声明可以促进哪种文化事业，在北大你总是可以和文化产生联系的。总会有人感兴趣的，毕竟是北大啊。于是那些背着照相机和摄像机的记者们来了，你对着他们侃侃而谈，一副北大青年才俊的感觉。于是，活动会很成功，因为它上报纸了，它上电视了，于是，你拉的那些赞助就都可以兑现了，于是……
这是北大最常见的活动方式，那些张贴出的海报上都会注明有哪些媒体机构会出席，这似乎也成为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了。而北大的学生们也已经快习惯被包围在媒体之中了，甚至对此有些迷恋了。
三角地常有关于招聘的广告，其中电视机构的招聘最具诱惑力，那长长的队伍里满是那些长得漂亮又自视才气的男女。这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机会，北大人似乎更倾向于在焦点下生活。这些似乎都无可厚非，在开放的时代、信息的时代和把人格都可以推销的时代里，你没有理由或者也不能够成为自我封闭者。但是，这里毕竟是大学，这里是一个应该拒绝盲从的地方，这里是一个表现独特的地方，这里应该是可以让你静静思考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气质上与大众性、流行性相去甚远的文化艺术，当它们被人为地和传媒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常会有一种惊人的滑稽。
未名湖诗会是以它的先锋性闻名的。在崇尚诗歌的80年代，它在北大具有巨大的影响。进入90年代，诗歌迅速成为一种尴尬的文学题材，而未名湖诗会也逐渐成为一种圈子内人士的聚会。在那些破旧的教室内，诗人们朗诵着他们的诗，顽强地表现着他们的生命力。
这是北大百年校庆之际的诗会，在各大媒体纷纷爆炒北大之时，它也有了特别的新闻价值。诗会由往年的二教改到了正大国际会议中心的多功能厅，这是北大最豪华的场所。三角地特地贴出了大幅的广告，上面写了出席诗会的十几家著名的新闻机构的名字，充满了煽动性。而且这种本来应该是自发的活动竟然演变成了像演出一样的凭票入场。于是这场诗会终于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那些没有票的低年级的小男生小女生在门口拥挤着，期待着，他们焦急的神情像在等待刘德华的演出。
在室内辉煌的灯光下，闪光灯不断闪着，在人群中拥挤的是摄像机的镜头。那些根本不知诗歌为何物的记者们不断地提出要见一见组织者的要求，他们要寻找新闻。由于太热，空气飘浮着强烈的躁动，加上设施的豪华，浮华的味道充满了各个空间。
诗会里始终缺少一种参与感，台下虔诚的观众像观看《泰坦尼克号》一样专注地望着台上的诗人们。他们也没有被感动，因为那只是一种表演。整个过程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海子的诗歌不适合在这里念的。”为了纪念这位诗人的诗会却距离这位诗人的气质是如此遥远。
那些朗诵的人，似乎由于要面对镜头因而会面对整个电视观众群也为自己蒙上了演员的色彩，我突然发现这些诗人其实都具有表演天赋。从前的未名湖诗会总会有些异端出现的，所以它往往应该具有某种先锋特质。那是种真正探索性的东西，因为谁也不在乎什么。面对镜头了，中国人的表演欲自然就产生了，诗人们还会产生什么异端吗，他们还怎样进行探索？那些远道而来的诗人们随便拿着他们的旧作就念上了。那些赢得满堂喝彩的诗作是那些中国人最擅长的文字游戏。用诗歌带来笑声，不断的洪亮的笑声，都快成为那些朗诵者的追求了。我觉得他们当个诗人太亏了，他们本来是该成为喜剧演员的。
站在人群中，我突然有一种恐惧，大众传媒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吗？在它的笼罩下，我们还会有深刻和个性吗？为了台下的观众，为了那些读者的阅读快感，这些本来应该棱角分明甚至不为人理解的东西竟一下子转向成一种雅俗共赏的游戏了。在那些包围我们的报纸和电视之中，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保持思想上的特立独行呢，难道一切都要向媚俗过渡？在北大走到一百个年头之时，她的传统真的出现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吗？要知道北大在历史中从来都是充当一个不合时宜的逆流者出现的，她总是爆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她的行为总是具有某种先锋的实验性……可是，今天呢？
类似未名湖诗会的文化现象在百年之际的北大不断上演着，所有的文化节都不遗余力地在吸引媒体的注意，我在校园里不断看着镜头的晃动。所有的文化，不管你热门还是冷僻，都被镜头演变成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拒绝思想的，他们需要的是不断的消息和文化快餐，然后迅速地转化成垃圾。这是现代社会的一大弊病。一个社会必须需要一个群体的独立思考，他们摒弃外界的干扰，用人类最原始也最理想的思维方式思考，把我们向一个健康的方式牵引，所以他们必须具备一种冷静和寂寞的思维环境，北大曾经是这样一个场所。但是，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呢？
结束语
北大可说的东西真是越来越少，想了很久也只是这么几句话，而且乱七八糟地堆到了一起，其中大部分是批评性的，没有好玩只有忧虑，北大快变成没有故事的北大了。我的学兄总是说我有某种北大情结，因为我总是希望北大是个充满传奇的地方，让她的传说感染每一个人，而事实上，北大越来越像一个平庸世俗的好大学，而平庸世俗的好大学是不需要传奇的，比如清华。
做个名士
大二的时候特别痴迷魏晋风度，总觉得像阮籍一样翻个青白眼，像刘伶那样整天带着锄头，到处乱喝酒，嚷嚷着死哪儿埋哪，再或者像谢安一样明明紧张得不行还装作很镇静的样子，一个劲下棋聊天，是很带劲的举动。我老觉得他们那样活着特别过瘾。大二的时候还是个希望与众不同的年纪，我老想把自己弄得和周围庸俗的环境格格不入。况且，在校园一堆平凡的面孔里，猛然冒出一个名士肯定特招女孩喜欢。
我就开始打算，该怎么成为名士。我连白眼都不会翻，更何况青眼，一喝酒就上脸，而且是个性子挺急的人，就赶紧从《世说新语》里找那些名士们还有什么特长。书上说，名士们都善于谈玄，就是胡说八道，而且要透着自己有品位有创造性，像刘伶说的“你干吗跑我裤裆里”就是经典之作。于是，我每天催着室友早早熄灯上床，灯一灭我就开始和他们切磋聊天经验，我们做各种文字游戏，力求把普通的几个字组合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效果。几周下来，我一张嘴就是稀奇古怪的话，他们都说我特像个诗人。我讨厌诗人，因为在这个年代诗人等价于骗子。我只好换一种方式，我练习吟啸，不会吟啸不算是真名士。吟啸好像是发出的一种强烈的鼻音，我就把聊天的时间改作了这种鼻音的练习，整晚整晚像牛一样地叫，开始大家都以为我是为了练习美式英语的发音，也姑且容忍。但是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宿舍里成天拴着头牛，于是我的吟啸生涯就在一伙俗人的干涉下告一段落了。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种既不影响别人又可以做名士的方法，就是每天做出一副清高的样子，鼻孔向天上翘，眼睛向下扫视别人，走路不紧不慢，目中无人。我的个子本来就很高，以这样的架势在人群中一戳果然很是惹眼。但多数是一种诧异和不解的眼神：他干吗这么走路。我，名士嘛，何必管他人的不解。几天后，我的一个哥们告诉我，那天在学五食堂老远看到我，竟有王谢之风。我心中顿时大乐，王谢可是魏晋名士中最有名的两个家族啊。而且他补充说，我往那一戳，他就感到我周围的人是那么庸庸碌碌，我一听这话，赶紧拉着他的手，大叫“知音难觅，知音难觅”。
之后，我就更加信心十足地翘着鼻孔走了一个月，直到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本来一个漂亮女孩对我产生了兴趣，在路上想和我套磁，可一看我的样子就打消了念头。悔恨是最让人痛苦的，痛定思痛，之后，我就恢复正常走路了，尽管还不太习惯。
最近看到魏晋人写的文章和诗歌，顿觉才气四溢，我才明白名士风度后是过人的才华，因为深厚的底蕴，他们表面的毛病才可能成为风度。我一下子就自惭形秽了，我开始泡图书馆了，我想当我可以写出和他们一样的好文章之后，也自然就有了风度。最近《新周刊》上说，北大是个培养魏晋风度和屠龙之技的地方。我想这风度还应该在有了屠龙的本事之后再说吧。
嘘声
这种曾经让我迷醉的声音在北大已经消失殆尽了。如果说伟大的传统往往隐藏在最微小的细节内的话，那么这似乎也意味着北大精神的一种消亡，尽管这种精神有着正负两面。
两片嘴唇，分开小小的缝隙，当空气依照空气动力学与声学原理转化成一种奇怪的声波时，它并不怎么激动人心，最多只是唤起了你儿时的某种回忆，或者是一种口唇期的状态——空气与嘴唇的轻微摩擦给你带来了某种浅显的快感。但是，当你置身于人群之中，并且惊喜地发现他们都与你一样操持这种动作，而那轻微的声音此时转化成一种巨大的几乎震慑人心的声响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卷入这种快乐之中。欢畅的空气痛快地滑出口腔，更重要的是周围那些和你一样年轻的面孔，那种无法抑制的青春期的力量，那些欢笑的眼睛，这构成了一个多么奇特的镜头。它蕴涵的是一种青春的挥霍，或许还有暴民式的放肆，它让人无所顾忌地快乐。
这种声音让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我希望的北大精神。对于90年代中期入学的我来说，北大精神已经进入了历史的灰尘之中，它停留在80年前的蔡元培时代，它是张中行笔下的红楼点滴，它意味着一种藐视常规的自由，意味着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勇敢。但这与我无关。后来我听到了嘘声。那是在一间宽阔的教室内，一位乏味的权威正在表达他的无聊看法。在经过最初的忍耐后，开始出现了零星的嘘声，它打破了讲台上的专制，在面对这种微弱而充满喜剧性的声响时，权威的声音即使借助麦克风也依旧显得无力。接着，嘘声的音量开始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听众加入其中。台上的权威终于忍耐不住了，他灰溜溜地下了台。在嘘声之中败下阵来的人颇有一些，也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嘘声的强弱成了检验讲演者水准的尺度。那些沽名钓誉者说，北大的学生太自以为是了。相比于嘘声的尖锐，这种无聊的抗议是如此脆弱与不堪一击。
嘘声成了捍卫我们心灵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保证我们拒绝灌输而按照自己的口味选择的权利，这是老北大的传统。尽管这种手段带有过于轻狂的一面，在很多时候，它甚至成为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蕴涵了过多的躁动。关于嘘声的争执一直在校园进行着。是“宽容”还是“拒绝妥协”，这条界限总是很难划清。作为一所大学，宽容的精神当然重要。但是，我们却发现，在现行的环境下，我们宽容的不是异端的思想，而更多的是谎言与陈词滥调。而这种所谓的宽容也更多是要求把学生变成一种没有生气的“乖宝贝”，而不是有理性有原则的自主的人。那么不宽容呢，嘘声又随时朝着一种不负责任的自由的方向发展，很多时候，嘘声没有针对的对象，它只是为嘘而嘘。
没有原则的宽容与没有理性的自由，成为嘘声发展的两个极致，这也是我在聆听最初嘘声而带来的兴奋之后感到的悲哀，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没有试图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即使在我们所无限景仰的老北大历史中，这两种情绪也是相互接替地斗争着。
但是，嘘声毕竟能够凸现出一些北大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但这种气质却被强行地压迫夭折了。在我聆听了一年之后，校方开始大面积地利用行政手段来压制学生传统。在演出或者讲演的过程中，发出嘘声的同学被记以行政处分。在1995年的新生汇演中，身着蓝衣的校警在大讲堂内如临大敌，他们到处寻找嘘声的源头。于是，这变成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大一新生的我很为这个场面而激动。此起彼伏的嘘声，学生与校警之间的对峙局面，让我想起了60年代的学生造反运动。这场游戏最终以学生的失败而告终，在接连几位不幸者遭到了不正常的重罚之后，嘘声在校园内消退了。以至于一年后，更多人已经忘记了北大曾经如此风行这种声音。
后来我听说那位以中国继承者而著名的学者来到北大，这位学者曾有过“谁骂我，谁就是与盗版书商串通”的精妙言论。他在北大受到了热烈得过分的欢迎，据说这所学校曾经以批判性著称，据说这里的嘘声是最鄙视虚伪的，这种据说已经成为传说了。那些1996年以后进入北大的学生越来越听话，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心灵受到污染时，没有欲望去反抗。
十年之后，当我们这代人开始记录“燕园点滴”或者“北大旧事”时，我希望有人可以重又回到青春期的躁动状态，记忆起曾经如此动人或者讨厌的声音。到那时，已经被风霜抹去锐气的我们，会变得保守，会变得害怕别人的嘘声，但是，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嘘声，但是有一点是坚信的——这种声音不应该用行政命令强制性消除。
晒太阳
据说一天第欧根尼在晒太阳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亲切地来慰问这位智者，您需要什么帮助吗？第欧根尼爱答不理地回答，别挡着我的太阳。这个可能是杜撰出来的故事被很多人用来说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而我对于第欧根尼的话直接的反应，晒太阳是智慧的象征。我估计那时候的第欧根尼还有其他古希腊学者们没事就爱找个地方蹲着晒太阳，可能连小板凳都懒得搬。然后边晒边和别人聊点什么。希腊所处的爱琴海一带本来就是个阳光地带，天气可能总是晴的，辉煌的希腊文明就是在这里被晒出来的吧。
当然，我对于这晒太阳的推崇是为了如下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推断：晒太阳可以孕育智慧，我喜欢晒太阳，所以我可能是智慧的。北大里大概图书馆、静园草坪、三教都是适合晒太阳的地方，它们在不同的季节发挥着美妙的功效。
北大的新图书馆由于宽敞、桌椅舒服，几乎适合在任何时候晒太阳。早晨起来，拿着一两本经典名著，坐在二楼的大阅览室内，窗外的太阳正在发出嫩嫩的光，它柔柔地穿过玻璃，披在你身上。梭罗说你应该把清晨的时光献给阅读伟大的著作。的确此时头脑正是最清晰的时刻，阳光几乎穿透你的心灵，让你变得透明起来，而这正是接受那些不朽思想的最佳时刻。这可能也是一天中最能享受阅读快乐的时刻，当你突然为那位古人的言行而快乐时，不妨把头抬起来，迎着太阳光，纵情地笑一笑。管周围的人怎么看你呢，况且早晨的图书室总是地广人稀。阳光与人文传统正在把你包围，在这种状况之下，一颗年轻的心灵是不可能不涌现出某种伟大的情感的，甚至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它让你血脉贲张，让你迫不及待地去实现这些理想。所以，我真心建议校方建一所巨大的玻璃房子，再也不要把宝贵的清晨安排成什么公共英语或者高等数学。让所有的青年人集中到这些玻璃房子中，让阳光刺醒他们年轻的眼睛与心灵，我们一起朗读李白的诗篇，一起诵读希腊的成就，这似乎比一切工具化的教育更有效。年轻的灵魂最需要的是理想主义、生命的激情与阳光的照耀，这种情感会促使他们正确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对世界充满乐观的希望。
到了中午，太阳爬到更高的位置，你也应该爬到四楼的期刊室内。这时候，太阳已经失去了最初的纯真，它有点猛烈了。这种光线让人的头脑有点昏沉，捧起一本《大西洋月刊》或者《新共和》，总之是一本看上去显得你很有品位的杂志，它们可以帮助你休息和满足虚荣心，至少可以装模作样地把你和那些阅读《读者》的人区分开。显然，你一会儿就要困了，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你也无须和困倦作斗争，趴在那些著名的期刊上睡一觉吧。或许在睡眠中，你可以会见那些刚才阅读过的人，那些密密麻麻中英文或许拉丁文的文字可以化作一个软软的床垫，而那些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人物可以成为一个鹅毛般舒适的枕头，世界流行期刊则是那些帮你放松的按摩，这是一场多有意义的睡眠啊！
对于寒冷的冬天来说，三教的南面一排教室是晒太阳的理想场所。北京的冬天冷且干燥，且常常北风怒吼。这时候，如果你踏入了三教那些教室，你立刻会感到一阵无法言说的温暖。记得大三那年的政治课，我总是早早地去抢占最后一排靠窗座位。三教的教室被密封得极好，暖气供应得极充足，以致我们可以穿着衬衫也不觉冷。于是下午两点的课开始时我就趴在桌子上，心满意足地听着窗外北风的吼叫，然后我眼皮一闭，也不管老师在讲什么高举什么理论的旗帜，那一切似乎都极具催眠作用。这才是生活啊，有时候，我一觉醒来，发现和我一排的同学全都趴在桌子上，姿势各异，但无疑都在快活地享受着阳光的照耀，心甘情愿地做了睡眠的俘虏。最夸张的是，一次上课当中，一位睡梦中人竟然开始说梦话，肯定是阳光让他太舒服了，以至于得意忘形而开始胡言乱语。他似乎在叫一个姑娘的名字，他的含混却洪亮的声音顿时让政治课老师一时哑语，然后一场哄笑惊醒了另一片梦中君子。
对于不刮风的秋天与春天来讲，静园草坪几乎是一个美妙的阳光浴场。翻美国大学的画报，那些著名大学几乎都有一片片的大草坪，春天到来的时候，被捂了一冬天的学生们，让自己暴露在阳光下，纷纷把草坪当作了海滩。春天的静园也有这种功用，不过北京的风沙实在可恶，能够晒太阳的春天相当珍贵。这时候，草刚刚开始绿，它们让我们嗅到了生命的味道。中午吃过饭，走过静园时，会发现草坪上一片各种颜色的“尸体”。有的是一对男女拥抱在一起，或者一群人躺在那里聊天，也有单独的人在那里看书。大约到了一点，聊天的声音越来越小，他们肯定正在体验睡觉的美妙。一个小时过后，大部分人开始坐起来，大家开始继续读书说话。
这么一片草坪，不用来晒太阳简直是暴殄天物。每当天气好时，我一定要努力抛弃一切事物，当我的脚一跨入草坪时，立刻感到一种归属感——似乎我天生就应该躺在这里。我想起了一位不知名的俄国诗人的一句诗：“我来到世间，就是为了晒晒太阳。”透彻精辟，妙不可言。
有时候会在静园的阳光下碰见朋友。于是开始一起快快乐乐地胡说八道，比如有人建议把这里改成天体日光浴场。当话题聊光之后，我们就开始四处寻找漂亮的单身女孩。如果侥幸发现一位躺在那里的姑娘，肯定会有人提出去帮她擦橄榄油。我们甚至模拟了好莱坞影片中的这种场面，只是当需要实践时，我们总是缺乏勇气，一是没有橄榄油，用食用油来替代终究不太好；二是姑娘们似乎总是穿得多多的，不愿意把自己的肩膀让别人来抚摸。最终，还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家伙最先沉不住气，他把自己的衬衫脱了下来，说是见见阳光。我们冷漠地看着他的肩膀，一点按摩的欲望都没有。
我在北大太阳肯定是没有晒够，我总是希望能够去更多的大学寻找阳光的踪影，顺便发现一下智慧。记得第一次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照片时，我一下子就被那些台阶惊呆了。照片中，正好是阳光明媚，那些青年男女在台阶上散坐着，看起来放松之极。于是，我决定将来申请哥大时第一句这样写：我渴望去贵校的图书馆前的台阶上晒太阳，因为北大图书馆的台阶太少了……
灵魂导游者
我对于1995年的9月印象深刻。那是个不太炎热的秋天，19岁的我背着一个破烂军挎书包在北京大学第三教学楼里乱串。这时候，我刚刚成为不可一世的大一新生。因为第一个月没有安排正式课程，于是，我开始在三教里寻找消遣。
我无比怀念那时候自己拥有的勇气与热忱。我常常是上课时间在楼道里逡巡，一双拖鞋和我左摇右晃的身体完美地搭配着。我会一个教室挨一个教室地观察授课教师的样子，或者是教室里女生的漂亮程度，只要有一方让人满意，我就会摇摇晃晃地推门进去。看一眼老师，或者干脆谁也不看地走到最后一排，直挺挺地坐下，开始听课。这种举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中断了老师的授课，有几天，我甚至迷恋上被众人注视的感觉。
当然，除了观察女生外，我在课堂上得到了当时自己无法意识到的收获。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听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涉及文学、历史、政治、法律、计算机，甚至还有一门有机化学。当然，大多数课我都没有听完，我常常是在把凳子坐热之前就离开。这些课程，让我生硬地知道了一些名词，听到了一些朦胧的概念……
我怀疑，这一个月耗尽了我对上课的所有热忱。因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上课只给我带来了无休止的厌倦与疲惫。我和宿舍里的同学们，积极去抢占教室的最后一排位置，然后通过睡眠与交流色情笑话熬过漫长的50分钟，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干脆逃避上课。我总觉得，讲台上那个正在说话的人，与我缺乏关联，他讲的东西只是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获得某项资格证书。
快结束大学生活的时候，我阅读到艾伦·布鲁姆的一段话，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认为作为老师，他得到的最大奉承，是他最欣赏的一个学生在游历时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你不但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而且还是导游。”阿兰感慨道：“作为一个教育者，没有什么比这能更好地表达我的动机。他认为我已经为他的所见所闻做好了准备，然后他可以独立地思考了……在我们的时代，教育应该去发现学生们渴望完美的任何东西，重建一种知识体系，能让他们自发地去追求完美。”
这段略显罗嗦的话精确地说明了我厌倦的原因——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回忆起入学的第一个月，如果说得夸张与抽象一点，那应该是颗充满稚气的灵魂在三教里游荡，它本能地在寻找着些东西，它渴望与某些目标发生亲近。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执著地在三教里游荡的一个主要原因，源于对大学的幻觉。
对于一个懵懂的19岁少年来讲，前方的道路光明却无序。他希望在这充满分叉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而在此之前，我阅读到的一切书籍都向我暗示，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向你传达他们积累多年的经验，帮助你辨明方向。他们可以激发出你的热情，激活你的心智。我怀疑，我不知疲倦地在三教里乱串，正是出于这一本能性的渴望。
显然，我渴望寻找方向的灵魂遭受了粗暴的冷遇。我的老师似乎更习惯于让我的大脑塞入各种公式数据或者理论。他们没有热情或者没有能力，赋予这些公式数据理论以意义，更糟糕的是，他们似乎压根看不出台下那群头发乱蓬蓬、满脸一触即发的热情家伙们，是一颗颗灵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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