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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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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暂时性地远离现实。你嗅到了12世纪的法国普罗旺斯的气息了吗？爱情从那里飘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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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怀旧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年代，姜文回忆道，大人已经走光了，城市属于孩子们。那也是一个匮乏的年代，孩子们拥有的只有友谊、战争、砖头、无所不在的恶作剧和穿着朴素的姑娘以及《列宁在1918》，偶尔还有机会把避孕套当作气球来使用。这一切散发着当年小豆冰棍一样的香甜气味，我无法不怀念。
没有人否认，长大之后的姜文把少年的时光过于抒情了，但是这不妨碍让我陷入小资产阶级式的回味。暧昧的怀旧，这是现代人无法挥去的情结。无知与单纯是快乐的根源，我开始理解在那些什么都缺的日子里我如何像一头小猪一样快乐和健康地生活，我也记起了我的那些伙伴如何为一张火花、一个沙包而折腾得畅快淋漓，记起了在日落之后我们如何穿梭于大院内的楼群之间呼朋引伴，然后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如何羞涩却高声地议论那个漂亮女孩的裙子……由于物质条件的匮乏，我们被迫把自己放逐于田野和自然之间，享受一种无所事事的快乐。
多年后的今天，我听到隔在大洋彼岸的克林顿说：“在信息时代的阳光中，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人落在黑暗里。信息科技应该成为每个美国孩子生而知之的权利，无论他们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然后我就看到和我当年一样大的孩子积极响应这句话，偶尔和这些年轻的朋友坐在一起，他们谈论着和我当年截然不同的话题：帝国时代、下载、黑客……这些孩子的脸上透出精明的气息让我吃惊，但是我不喜欢。我走在曾经留下童年痕迹的大院里，已经看不到喧闹的景象，我知道他们都在家里上网，尽管他们住在相对的两座楼上，但是他们更喜欢在网上交流而不是面对面。
孩子们的游戏规则变化了，我承认他们比我们当年具有更广阔的视野，他们更多地把自己投入到一种智力游戏之中，利用技术表达自己的情感与生活……但是，他们一点也不好玩，我透过他们的眼镜和有点电子化的眼睛看不到生命的本来，看不到那种应该活跃的动物性。他们的活跃过多地表现在虚幻的世界里，在这里，他们把自己假想得强大无比，他们可以在聊天室里肆无忌惮，可以毫不费力地利用电子邮件和大人物们联系，可以在联机游戏上精神十足，可以轻车熟路地侵入五角大楼……在虚拟的世界里，他们用一只手指攻击瓦解着成人世界。但是，这改变不了他们在生活中的脆弱和缺乏生气。
技术永远无法取代人的本性，我会永远地喜爱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因为他们让人讨厌的精力过剩，永远不会安分守己地到处流浪，他们健康勇敢，散发出永远不会褪色的生命活力。我也会永远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呼吸的是空气，亲近的是自然，还有分享烟头的友谊，还有可以流血的打架……
未来学家们说孩子们可以通过一扇扇窗口（Windows）欣赏自然，或许山更雄壮，草地更为鲜亮，河流更为清澈……当然，孩子们还通过窗口体验到了友情、暴力、探险，或许还有性这些我们曾经努力亲身实践的东西。但是即使隔着最高分辨率的窗口他们就能清晰地感受到世界了吗？
所以，我自以为是地替他们感到遗憾，尽管这种遗憾已经被很多人重复过了。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些孩子们在不知疲倦地追赶信息技术的召唤的时候，看到他们温柔听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阳光灿烂的年代，想到密西西比河的野蛮小孩子，谁享受着更幸福的生活，谁也无法说清。
砸烂背后的眼睛
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有个可憎的训导主任，他喜欢在上课的时间，通过各个教室的后门窗户观察学生的动向，心怀期待地寻找沉浸在金庸小说或者窃窃私语的快乐中的学生。所以每次上课，当我们无法拒绝小说或者同桌女生轻言细语的诱惑时，就必须同时提防讲台上的老师，还有后门的那双神出鬼没的眼睛。后来，有勇敢的同学用报纸把窗户封上，那一天大家过得很舒服。报纸不断被老师勒令撕掉，但是不断又被人贴上，老师也就服了。可是，不久，我们发现训导主任还是能够准确无误地抓住吃零食的可怜鬼。原来，后门的窗户下有个小洞，训导主任的一只眼睛可以顺畅地观察我们。一天课上到一半，训导主任不顾尊严地冲进来大吼道：“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这时我注意到，他的右眼又红又肿，因为疼痛一眨一眨的。猜得出，肯定有人往那个小孔上抹了大剂量效果显著的清凉油。从此，没有人再从后面监视我们了，到现在我还在感激那位机智勇敢的同学。
我估计训导主任在右眼遭受重创的同时意识到两个问题：其一，从背后监视学生是不得人心的；其二，不要把人逼急了。还有一点，他可能至今还意识不到：他们虽小，也是个人，需要人的基本尊严，教育的努力是给人尊严，而不是剥夺尊严。尽管最后一点，当时的我还不能清晰地表达，但是我朴素地知道我不喜欢被人从背后盯着，即使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当时的年纪小，没有能力把这个事件上升到社会高度来看，但当我在世纪末的阳光下看到《1984》的时候，终于意识到这种监视对于人类精神会带来多大的戕害。好在，我们那时候，训导主任还没有“老大哥”的无处不在的监视器，他的那双肉眼还是可以被我们的聪明才智弄肿的。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在4月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最近一两年，北京有十几所中学在教室后方墙壁上安装了监视器。校长坐在办公室里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查看到每个学生和教师的上课状况。报道说，一开始，学生不适应，但是时间一长就习惯了，而且学生上课听讲专心的多了，没人再搞小动作了。一位律师同志说，教室和商场一样是公共场所，安装监视器很合理；一位家长同志说，只要孩子可以专心学习了，装就装呗；一位校长同志说，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工作，不是为了监视学生。更可气的是一位和我当年一样大的高中生说，从此大家不传条了，也没什么不习惯的。
我明白了，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精神状况是根本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进步，在很多时候，我们被技术压迫得神经萎缩。《1984》里描述的故事很恐怖，“老大哥”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每个人的隐私权，即使你跟一个姑娘亲热一下，都很难不被发现。这种状况下，每个人都对国家忠心耿耿，但是没有几个人是正常的。奥威尔的故事是虚构的，我们的故事却是真实的。校长老师们现在以“学习”的名义剥夺了孩子们的隐私。他们搞了几十年教育，却不知道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不管那些孩子成绩好不好，能不能考上大学，起码我们的学校都应该让他们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走出校园。一个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自然成长，尤其在青少年时应该尽量减少负面的影响。那些老师家长们怎么不好好想想，当你总是意识到自己活在别人眼皮底下，还会正常思考问题吗？反正，在中国历史上，越没有自我空间，人就越虚伪越残暴。如果一个民族的花朵们都在这种阴影里成长，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可以想见了。还有那个可笑的律师，把学校类比成商场本身就滑稽之极，商场的监视器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它是以人性本恶为前提，是否合理再另说。但教育却是应该激发人内心的光明的一面，这些幼小没有成形的生命是应该被爱与美引导的，而不是用先进的手段来监视的。
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驯化，没有了我们当年的抗争的自觉性，况且，在面对校长40万元的高科技武器时，抗争也是无力的，再说清凉油已经不常见了。最近北京还流行一部电影《楚门的世界》（Truman Show），讲的是金·凯利从出生起就被5000架摄像机监视起来，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举一动都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转播。他的生活吸引了无数观众，他是这个星球最大的明星，但他始终没有察觉。当他最终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玻璃容器中被世界观察时，最终还是摆脱了监视，即使这个游戏的导演诱惑他回到那架摄像机下，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明星（Bigstar）。我真希望，这些可以当黑客的孩子们可以用砖头砸烂监视器，即使让你考上哈佛，这种对于生命尊严的付出也是不值得的。
谷腾堡、互联网与资讯焦虑
我烦躁不安地坐在电脑前，急速地翻阅着桌上的书籍和刚刚从Inter上下载下来的资料。在我零乱的卧室里，堆放着一千本分类混乱的书和一台连接着虚拟世界的电脑。我正在为一家杂志撰写一篇描述资讯过剩给人的精神带来危害的文章，我渴望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出一两句惊世骇俗的语句作为文章的开头。然而，我发现，我阅读得越多，就越陷入一种无法开始的状态。因为可选择的方式太多，我陷入了一种焦虑与疑惑——这个开头是否足够好？
这时候，我想起了谷腾堡与蒂姆·伯纳斯·李。前者在1455年设计了真正意义上的印刷术，而后者则在1989年发明了万维网。在谷腾堡之前，文字的传播是手工抄写者完成的。也因此，书籍是个极罕见的东西。15世纪的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因保有910册藏书而闻名欧洲。也就是说，时间上溯500年，我卧室里的藏书足以脾睨法国国王。
谷腾堡的发明使得书籍不再是教士与贵族的特权，知识变得亲近起来。《生活》杂志把印刷术列为上千年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印刷术使知识普及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乃至现代社会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但是，谷腾堡印刷术所带来的后遗症也逐渐凸显出来。它在刺激了各种影响世界的新思想的同时，也刺激了信息垃圾的出现。因为知识的流通成为可能，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在此基础上，现代新闻业产生了。人们通过报纸杂志与书籍，来迅速了解世界每个角落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与新思想。这些新的东西紧接着刺激了人们对于世界的好奇，从而产生了更多的新知识与事件。我们越来越着迷于这些新知识的同时，也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复杂，我们根本无法把握。于是，人类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来解答头脑中的疑问。而知识越多，疑问也越多。于是现代社会开始陷入焦虑之中。19世纪一位英国平民已经咒骂道：“那些家伙整天在《泰晤士报》上登些什么。”
比起今天的报纸，那位英国人的抱怨实在是不算什么。一份《北京青年报》加上一份《精品购物指南》的内容含量可能都相当于19世纪一个英国人一生的阅读量。20世纪发明的广播与电视，在给人类带来更多快乐的同时，也让人类陷入了更深的焦虑：CNN对我们诉说着地球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一部接一部的肥皂剧向我们讲述着别人的生活，世界每天印刷出几十万部新的书籍……我们已经陷入信息的轰炸之中，尽管这些信息几乎与我们无关，但是我们显然越来越丧失了辨别能力。
这时候，蒂姆·伯纳斯·李出场了。在谷腾堡之后500年，这个美国人发明了万维网，在此基础上，Inter（互联网）出现了。性急的技术至上者已经到处宣称互联网是印刷术之后最伟大的发明。尽管这一点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互联网可能正将我们的焦虑之情推向一个登峰造极的境地。不管是印刷品还是广播与电视，它们的信息传播方向都是线性单向的。而互联网的信息传送方式则是互动与网状的，超文本的链接方式让信息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是信息传播者，所以才有今开的每天增加200万个页面的现实。
更糟糕的是，这还是宣称信息就是价值的时代。不负责任的未来学家们最津津乐道的一句话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移的过程中，在信息社会最有价值的是信息。”这句话让我们唯恐与财富失之交臂，所以，我们更加饥渴地陷入对于信息的捕捉之中。可是这么多信息，我们如何捕捉得了？过多的信息，进而破坏了我们的思考与判断能力。失去了判断能力的我们，只能继续陷入焦虑。最终，我们对信息产生了某种强迫症。大多数网民每天习惯性地去新浪网上浏览几十条新闻，或在临睡前看几页畅销书以免与朋友缺乏谈资，我们靠咀嚼这些信息活着。
沉迷于资讯，让我们疏离了我们的本性。忧心忡忡的人文学者奉劝被现代传媒麻醉的人们去静下心思考自己，或者阅读一些经典著作。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真正有用的不是那些资讯，而是我们分析选择这些资讯的方式。就像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中所说的：“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信息，而是思维的艺术。”
这种建议在现实中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一个习惯于看新浪的新闻与《北京青年报》的人，是不会阅读《伊利亚特》的。况且，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勇气像梭罗一样抛弃现实，去到林中散步。我们更不可能像卢梭一样，宣称我们应该退回到原始状态。因为从18世纪起，这个世界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了。最关键的两点是：一、我们对于世界依然充满无限的好奇心；二、这个世界是复杂而非线性的。有了这两点存在，我们这世界的信息就依然会增加下去。我们对于信息的唯一躲避方式，只能是在恰好有时间的周末，跑到一个荒郊野外，然后坐在那里发一会愣，幻想一下康德在山村中散步的场景。然后，在周一的时候，匆忙地流窜回来，一边从网上接收着订阅的各种电子杂志，一边对同事大大宣扬原始生活的快乐……
窥探者的狂欢节
温斯顿要与一位美丽的姑娘相会，为此，他们必须坐上火车，到一个荒无人烟的野外，这里应该没有监视器，他和那姑娘可以有节制地表露自己的爱意和激情。他们每月如此相会一次，而且地点要经常更换，因为这个世界到处都有“老大哥”的电子眼睛。
在乔治·奥威尔充满令人毛骨悚然的想象力的著作《1984》里，监视器是专制统治的依靠，它无处不在毫不留情地观察着每一个人的私人空间。独裁者“老大哥”明白，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基本尊严，那么他就可以像行尸走肉一样被控制。
庞大的克格勃组织，前东德家庭中普遍存在的窃听器，生动而恐怖地验证了奥威尔的传奇预言。在奥威尔眼里，以某种名义而对私人空间的侵犯意味着人类的疯狂和毁灭。
但是，如果这个机智的英国人仍还活着的话，他那张阴郁的脸孔肯定会更加深沉。以“国家”为名义的窥探虽然伴随着帝国的分裂而结束，但整个人类显然正在陷入另一¨wén rén shū wū¨场自发的自我窥探的狂热之中。从公众明星到普通人物，我们在观察别人的同时也暴露自己，并且借助前所未有的技术能力，把这种被弗洛伊德称作“窥阴癖”的欲望发挥到极致。
在这个年头，还有什么能比杂志上明星的私生活，电视上的偷拍节目，或者是网上斯塔尔报告更吸引人的呢？我们渴望了解别人的生活，不管它是肮脏的还是幸福的。我们对明星感兴趣，争先恐后地试图了解莎郎·斯通的第七个男朋友是谁，或者是她养的那条狗怎么样了。摄像机镜头与庞大的通信系统保证了我们这种需要。一位法国作家说，对于明星的兴趣表明：“通过这些我们与其生活感情密切相连的人，我们对于自己暗淡之极的生存进行了某种报复。我们通过他们，过上了一种未曾经历也没有办法去过的生活。”想过别人的生活，甚至不惜摧毁别人，一位专栏作家把这种欲望推到近乎无耻：“一个明星的私生活应该是公共化的，明星们不再有秘密，完全是一件商品，他们身上没有一公分的躯体，她的灵魂没有几丝纤维，她的生活没有一抹回忆不能抛向市场……”
当然除了明星，显然我们也渴望了解和自己一样平凡的人的生活。于是一位美国女大学生把自己一天的冗长生活全都搬到了网上，却造成了网上堵塞。而一对年轻的夫妇则在去年10月通过互联网直播了他们的新婚之夜。在电影《楚门的世界》里，金·凯利从出生起，5000架摄像机就开始把他的一举一动向全球转播，几十亿人在堂而皇之地分享着他生活中的光明与黑暗。导演在讽刺了人类的普遍欲望之后，也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于电视的痛恨。这个方方的盒子在给人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长舌妇，并且绘声绘色。已经加入这个队伍的还有前途无量的互联网。这两样人类最智慧的发明，正在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扩张着人类对于他人隐私的窥探欲望。
这不可告人的欲望的背后是什么？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陷》中说，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尽管每一项技术的发明都是人的器官的延伸，但是在这种延伸过程中，人类反而感觉到更深的沮丧感。啊哈，由于科技发明所推动的文明令我们沮丧，所以我们需要偷窥这样的新鲜刺激，接着这种变态的好奇心被更加先进的科技手段扩大，而这种扩大又带来了更多的沮丧。这是人类自身的悖论。
莎朗·斯通在影片《偷窥》中毫无遮掩地暴露了人类内心存在的“偷窥”欲望，因为她通过那个可以看到每个人生活的监视系统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尽管在电影中，巨大的监视系统最终在某种不明所以的良知下被摧毁。但在真实生活中，这种需求却被报纸、电视、互联网无限夸张释放。我们生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商场、学校、公司、家庭中，我们被遍布的镜头所包围，观察别人或被别人观察。更糟糕的是，我们让自己习惯于这种欲望的存在。这比乔治·奥威尔的预言更令人悲哀，人们正相互帮助剥夺自己的尊严，正如《楚门的世界》这个双关的名字一样，看似荒唐的场面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真实放大，我们都在参与这场巨大的游戏，并且正如影片结尾惋惜的观众一样对这种游戏恋恋不舍。弗洛伊德说：人类的文明一不小心就会被深藏的欲望所摧毁。
而法国资深记者阿尔贝·杜鲁瓦在新著《虚伪者的狂欢节》中警告说：“这个堤坝正在崩溃，一切都在显示想要恢复已经为时过晚……”
显然，这些话并没有让我们恐慌，我们只是希望用麻木的感官与心灵寻找更多的刺激。偶尔我们会想起奥登在《1939年9月1日》里诗句：
愤怒和恐惧的电波
在这地球上光明的
和黑暗的土地上传送，
将我们的私生活扰乱……
镜子
博尔赫斯讨厌镜子，因为它和生殖行为一样，让人口增加。这个一天到晚活在白日梦里的阿根廷人肯定在潜意识里觉得，那镜子里长得和自己差不多的家伙也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大多数人的想法与博尔赫斯不同，对于他讨厌的两件事都乐此不疲。曾经有一个心理学试验，心理学家们把街道旁一间商店的墙改成一面特殊的镜子，从外面看来仅仅是一面镜子，而从里面可以像透明玻璃一样看清外面的每个动作。于是，心理学家们像看电影一样，看着路过的男女不断停下来，有意无意地照镜子，显然人们对镜子里的自己备感兴趣。
研究结论大概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隐藏着一株水仙花。不过那个叫“narcisuss”（水仙）的希腊少年实在是可怜，当时的客观条件比较艰苦，他只能每天对着湖水自我欣赏，结果终于不幸失足，尽管化成了美丽的水仙花，但还是不免遭受后人嘲笑。镜子的发明，为我们的自我欣赏乃至自怜提供了安全而且清晰度高的条件。
我有时想，对于个人来讲，镜子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让我们的脸比较干净，衣服比较得体，让姑娘们可以准确无误地把口红涂到嘴唇上……但我们是否真正注视过镜子中的自己，或者说我们是否真有勇气直视自己。
当你长久地注视着镜面时，你的面目是逐渐模糊的，甚至失去了分辨自己五官的能力，它们漂亮或不漂亮，组合得协调与否已经不再重要，你会发现你正在接近你的本质，你的始终隐藏的内心世界。你正在把镜子里的家伙的面具一层层地剥下来，这过程真让人不太愉快。各种平日你一直在躲避的情绪——懊悔、愤怒、惭愧，似乎全都用心险恶地露出它们的狰容，而你的内心世界似乎也正在被各种混乱的情感所搅拌。你正在逐步逼近你的内心，镜子里的那个家伙有点熟悉，更多的却是陌生。每一面镜子都具有穿透效果，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复杂得令自己吃惊的自己，它几乎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一点点地吞噬那个熟悉的自己。
在短暂的自我迷醉之后，你会开始躲闪镜子。只有真正的自恋者、对于自己具有无穷信心的人才能长久执著地盯着镜子。这样的人必须具有卢梭的气质，《忏悔录》其实正是一面哈哈镜，它把所有的优缺点都转化成动人的影像。而《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让我似乎看到一个柔弱的老年人不知厌倦地坐在静静的湖边，久久地注视着水面映衬出的人像，越看越觉得凄惨动人，越看越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而痛苦，越看越觉得世界的不公。
我们的平庸，似乎也正是我们从来不敢赤裸裸地面对自己，对于自己的内心世界缺乏持久的关怀与信任。我们永远只能停留于镜子所映衬出的表面现象。自信与自恋从来都无法区分。当然有关数学家哈代的故事却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个据说是本世纪最智慧的人之一的剑桥教授，他从来不允许他的房间有任何照得见人的玻璃，甚至剃须刀的镜片都不行，他每次进旅馆，都用毛巾把所有的镜子包起来。他的同事斯诺认为，这由于他曾经有过一段自我意识过强的时期，而如今的行为是对最初的背叛。不过幸好他是研究数学的，那些客观的公式需要的是他热情地关注宇宙与永恒，而不是自己。但不管怎么说，对于镜子，他已经表现出一位杰出人士的不寻常态度。
当然，如果不管这些让我们多少感到沮丧的镜子的功能，我知道的最美妙的镜子的用处来自法国电影《芳芳》。为了夜以继日地欣赏芳芳，那个可爱的男青年像那些心理学家一样，把他与芳芳的墙壁改成了那种从一面看是镜子，而另一面则是透明玻璃的墙壁。每天，芳芳对着镜子欣赏自己，而男主人公则欣赏着芳芳，并且想象着和她在一起。最后镜子被打破了，真实的热情终于冲破了虚幻的景象。我一直幻想着这种场景发生在我身上。
林忆莲的眼睛与徐志摩的鼻子
一
两个世纪前，德国人叔本华曾经写道：“人的相貌有如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是可以破译的……他的相貌概括了他所要说的一切。”我想要做的，是以这句话为基础，讲述我们如此熟悉的两个人脸庞的局部。在我看来，文章的题目蕴涵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饥渴的一些品质。这个春天，蹩脚的影视作品与娱乐新闻让我们愈发认识到这些品质的可贵和这个时代的贫乏，就让我们从林忆莲的眼睛开始。
我总怀疑林忆莲的眼睛蕴藏了几个世纪的忧伤。你在里面看到了《红与黑》中德·瑞纳夫人在观看于连被宣判时的神情，看到了《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莎拉站在大海边的眼神，还看到了林徽因在与徐志摩诀别时的那一时刻……
那双细狭的眼睛永远是那样微睁着，朦胧着，若有若无地诉说着，再加上那触目惊心的单眼皮。细狭的眼眶与平坦的单眼皮达成了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它毫不掩饰地流露着一个女人的爱与哀愁，一个女人的情感可能达到的最浓稠的密度。
在林忆莲最得心应手的MTV中，这个爱错了男人的黑衣女人总是出现在一间晦暗的房间里，一只手臂托住自己的脸庞，另一只软弱地伸向前方。她低着头，是在呻吟还是在歌唱，我无法辨别。猛然，她会抬起头，她的脸是如此平淡，但这种平淡感迅速就被那双眼睛粉碎了。
第一次注意到林忆莲的眼睛时，我14岁。14岁的孩子还无法理解女人的风情，我直接的反应是这双眼睛很特别，但一点也不好看，那时候的我，更喜欢关之琳式的眼睛。21岁时，我突然理解了林忆莲那双眼睛的韵味。
那一年，我惊恐地发现，我被一种浮躁与喧嚣包围着。在流行文化中，一群肤浅的小女生们开始满口的“爱”，她们或者扭捏作态，或者乱蹦乱跳，她们的眼睛如卡通人物一样明亮。然而，我在那里面只看到了空洞。
我突然意识到林忆莲的眼睛的珍贵，它恰到好处地宣布了一个女人所应该含有的柔情与哀怨，如果更深一层，我可以说，林忆莲的眼睛表明了一个女人具有爱的能力。不管爱的对象是否选择错误，是否真的不回家，这个喜欢把自己裹进黑色衣服的女人，用她柔弱却坚定不移的口吻在强调道：我爱这个男人，并愿意为他全部付出。
林忆莲充分展现了人类文明传统中最优秀的女人所具有的最美妙品质：温柔、坚定、无私。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这种品质遭受了颠覆性的考验。生硬的女权主义者拼命挤压着女人身上芬芳的汁液，把她们变得勇敢却干燥起来，她们错误地把男性化的行为与倾向理解成坚强。紧接着，商业化的无处不在，进一步挤干了女人身上最后的温柔。他们阴谋把女人变得扁平化，她们率性而缺乏包容能力，她们将爱情过滤成一种快乐的男女关系，而非灵魂与肉体的对视与结合。她们把男人仅仅当成一件获取欢乐的玩偶，这个玩偶与流行的电影或者芭比娃娃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赵薇式的眼睛的逼迫下，我不得不逃避到对林忆莲的眼睛的回忆中去。在那里面，除了目击到几个世纪的忧伤外，我分明还看到了我们曾经纯真而伤感的年代，在一连串打动我们耳朵的名单里是蔡琴，是欧阳菲菲，是林青霞，是罗大佑与齐秦……她们的声音与样子，曾经悄悄进入我们的灵魂。而今天，对应的名单则是范晓萱，是赵薇，是李玟，是张惠妹，是陈小春与陈晓东……
这个春天，林忆莲复出，并推出《铿锵玫瑰》。做了妈妈的林忆莲变得激动与热烈起来，面对这个因为爱而获得幸福的女人，我突然忧伤起来，我突然如此地渴望那个深深陷入爱的苦恼的黑衣女人，还有那双触目惊心的眼睛中流露出的触目惊心的忧伤。
二
这个春天，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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