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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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管从东方还是到西方，以技术研究见长的理工科大学逐渐替代以人文价值传递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斯坦福、MIT、英国皇家工艺学院在英美的跃升、牛津大学的衰落正是其结果。而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似乎也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忽略“教育”本身的意义，我们的大学过多地为经济而服务，而忽视了教育的主题。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认为，传授知识而不是发展知识，是大学的核心任务。他甚至夸张地说：“大学如果是为了研究而存在，我真不明白，要这些学生干什么？”尽管纽曼的理念似乎已被现实冲击得有点可笑，但是，他对于教育本身的要求无疑是正确的，他也同样推崇于牛津、剑桥的学院制度，年迈睿智的教授与青年学子共聚一堂的切磋学识。20世纪中上叶的哈佛校长罗威尔也是这种“想象力的教育”观念的支持者，如同埃利奥特的选课制一样，他从英国引进的“院屋制”也是哈佛历史上最具创造性的举措。当时的哈佛在河畔建立了七个乔治亚式的院屋，每个院屋规定分给350至400个二至四年级的学生居住。院屋中虽然没有正式的教学，但却是一个不拘形式老幼谈天说地的好地方。在每个院屋内的建筑都极其精致雅观，罗威尔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构造一种无形的心智上与文化上的交流。

显然，“想象力”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里面遗失，大学面临着这样的危险——要么被“研究制度”所摧毁，要么就是被网络革命所摧毁。当然，在那些传统依旧强烈的大学，尤其是著名的大学内，正在进行着一场保持这种“想象力”的斗争，乐观派与悲观派都在为自己呐喊。

“30年后，现在的大学校园将沦为一片废墟……”美国资深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在1997年的《福布斯》杂志上耸人听闻地写道。这位知识社会的最先倡导者之一，把大学视为未来网络空间中的一个庞大、笨重而且不合时宜的中世纪产物，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角色。而未来，通信科技将扮演大学曾经的角色。

他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认为，人类社会在这一千年内经过了三次革命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13世纪，当时欧洲的城市开始兴起，哥特式建筑成为城市的标志，教会成为文化的载体，亚里士多德成为智慧的源泉。也在此时，城市大学开始产生，意大利的波多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为其中的先驱。此时的大学主要教授神学，为教会服务。

第二次变革产生于18世纪前后。1776年，瓦特改进了一种新型蒸汽机，贵族亚当·斯密则发表了《国富论》，这两种最伟大的东西奠定了现代西方世界的领先地位，也重塑了欧洲文明。而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则开始在潘恩的《常识》的鼓舞下，试图摆脱欧洲的统治。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共产主义全部产生于之后这40年。而1897年，德国人威廉·冯·洪堡创办了现代大学的模式——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推崇的研究精神，极大促进了科技在19世纪的充分发展，确保了西方的领先地位。

而今天，我们又处在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社会的核心是知识。在短短的50年内，晶体管、集成电路、通信设施努力把世界带人了一个崭新的文明特质中，全球化、环保主义、互联网、IMF……

彼得·德鲁克对于大学沦为“残垣断壁”的背后依据是，大学只是一个传授知识与技能的地方，在未来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工人”是可以通过通信科技而获得的。这种网络教育的支持者往往来自政府部门，因为这种教育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数量的人力资源。而反对者则是那些坚信大学肩负着更重要任务的人文学者与教育界人士。

在1998年，犹他州州长米歇尔·O．莱维特创办了一所虚拟大学——西部州立大学。但是，当他参加该州立大学新任校长J．伯纳德·梅琴的就职典礼时就明显地受到了嘲讽。这位新校长严厉地警告州政府，没有哪门在线课程能够提供他的大学所能提供的那种教育，而且投资远距离教育技术会降低传统意义上学校对支出的需求。

这位校长说：“技术的应用可以转化成传授某些教育的重要部分，但是它只能是一种适合于掌握工作技能的教育。虚拟大学的固有属性限制了大学教育在更广泛、更多方面的互动，课堂上的自发争论、讨论和观点交流，对思想的发展极为重要，对于诗歌必须让教授和学生一起来听、来翻译和讨论。”

这位前任密歇根大学的教务长对技术显然没有太多好感，“认为技术的使用会消除对教育进行连续性的、重要的改革，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不要屈从于诱惑，而迫使大学教育降低到其最低水平，我所描述的教育类型不是最廉价的，却是最好的”。

新技术的信仰者，也同样不屑于这些所谓“守旧派”的声音，他们认为在每一项新技术出现时，其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就要发出怀疑与抗议。就像犹他州的州长发言人所说：“这已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来自高等教育机构的恐惧、怀疑的反应。”可是，这位自作聪明的发言人却忽视了这些愈演愈烈的抗议之中蕴藏的是，科技手段对于教育的负面作用的疑虑。1998年6月，华盛顿大学约850名教员写信给州长加里·洛克，抗议教育投资越来越倾斜于计算机教学。他们称之为“可怕的”、“灾难性的”，会使计算机这种工具性的东西取代教师的人格化教育。当然，华盛顿州长认为，教师的这种反应过于激烈。

请允许我引用牛津大学校长C．鲁卡斯在世界大学校长论坛的发言作为结尾：“现代通信技术，使得大学失去了对知识的垄断，那么下一步大学将面临另一威胁，也就是大学生将失去确保学生获取有用知识的指导能力。而我认为这一能力是确保一个社会稳定健康的基本功能。”

通才教育——心灵拒绝切分

在短短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之外还存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

—艾伦·布鲁姆（芝加哥大学教授）

一

我无法忘记，我第一次进入大学时的奇特，北大南门那两排黑压压的树给我铺面而来的压抑感。那是一个有着小雨的天气，在通往南门的那条主干道上，我看到一片红旗招展，上面写着各个系的名字。我看到一群和我一样茫然多于兴奋的孩子，他们来自全国各个角落，正在有点慌乱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队伍。

我置身在喧闹的人群中，有一种莫名的恍惚感，这种恍惚感甚至在整整一周之后还没有消除，它让我睡在六个人一间的拥挤宿舍里有点不适应，它让我看到未名湖时充满了失望——这么小……然后，我就被人流带到了教室，令人厌恶的课程不由分说地拥挤到我面前。整整一两个月，我被一种无法说清的沮丧感包围着，看着我周围的同学每天定时去上自习，钻研四级的考试，显然他们已经把中学生活带到了这里，我们的课程表里除了数学就是物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否现在的生活就已经是我向往已久的大学了。这里似乎并没有孕育着某种伟大的情感，也没给我带来特别的兴奋。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怀特海的那句著名的话：“在中学里，他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我仿佛从沉睡中惊醒，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在力量在胸中涌动。我意识到，我必须突破中学阶段给我带来的狭窄视野，我应该从更多的层面与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大学绝不是一个“后中学时代”，它意味着对于世界的更广阔的理解，对于传统与未来的深入，对于人类一种普遍情感的追求。

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所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只要他想获得任何高水准的生活，他就必须如此。如果他的选择不仅仅限于当时流行的或限于职业发展所提供的内容，而是关注那些能够使他自身全面发展的选择，那么大学生活是令人神往迷醉的。它们是使文明开花的唯一途径。”

二

布鲁姆认为达到这个美妙的目的方式就是通才教育。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亦称自由教育（Liberty　Education），主张“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尤其应接受普通教育，普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共同理想的公民”。

哈佛大学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对通才教育目标的理解依据几个标准：1。学生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2。对认识和理解宇宙、社会以及我们自身的方法具有一种判断鉴别能力，不应该是一个狭隘无知的人，能够用开阔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经历；4。懂得思考伦理学与道德问题；5。在某些知识领域拥有较高成就。

这种传统可以上溯到红衣主教亨利·纽曼那里。他在那本不可超越的著作《大学的理想》（The　Ideal　of　University）中写道：“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的目的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所以，纽曼主张，大学教育应该利用一切知识训练智慧，反对专业划分得过细，主张在大学中受过教育的人应该表现出对世界有一种普遍的了解。因此，纽曼坚信，大学进行的是自由教育（Liberty　Education），学生在这里应该接受非实用技能的训练。

三个世纪以来，由于现代科学观念的出现，以及专业技术在人类生活中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纽曼的观念不断受到冲击。在20世纪60年代，克拉克·克尔已经开始无情地嘲笑纽曼式的大学是一座村落，而现代的大学则应该是一座智力城，它迅速地训练社会需要的人才，专业精神成了其中的要索，但是，克尔的理论在经过喧嚣的60年代学生革命之后，开始让人质疑了，于是包括布鲁姆教授，以及哈佛大学前校长勃克等在内的教育界人士开始呼吁重视“通才教育”。这其中至少包含两个重要因素：

一、面对人类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迷惘的时刻，大学必须培养对世界有整体理解的人，他们对于人类的传统，如自由、民主等有着广泛的理解，他们为社会提供一种相对永恒的东西。

二、跨学科越来越多，学生在进入专业研究之前，必须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只有这种坚实的基础才可能造就出真正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

因此，在西方的著名大学内，广泛推行着核心课程，主张每个学生至少对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有着广泛的理解，并且在进入研究院之前，本科生的专业要求较低，一般在前两年不分专业。

三

相比之下，中国的学生过早地经历了专业的折磨。从高中起，大多数学校已经开始实行文理分科，在思想成熟之前，我们的视野就被局限在狭窄的一块上。在进入大学之前，大多数学生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目标是什么。在经过父母与老师的“帮助”，他们选择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专业。

从1952年起，中国大学的课程已经被严密地切分开了，对于本科生来讲，他们习以为常地看待专业之间的层层壁垒，也习惯地拒绝进入另一个领域。在大学里，文科生与理科生被显而易见地区分开，即使在纯文科或纯理科之内，也很容易察觉到那条深深的鸿沟。对中国的本科生来讲，核心课程是个不存在的名词。除了英语，本科生之间就缺乏任何共同的科目了。并且，由于专业课程过重，他们也很难自由地进入别的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来就缺乏这种意识，也从来没有人引导过他们。

于是四年之后，在大学宿舍的墙壁上写满了遗憾乃至愤怒的话。一方面，狭窄的专业训练使得毕业生对于社会显现出不适应感，另一方面，他们从来就没有被灌输入一种独立的情感，一种判断事物的能力。于是，这些号称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就显现出两种可怕的趋向，一方面他们在狭隘的专业知识上有着特别的深度，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个世界是茫然无知的幼稚。于是进入研究院的学生，出现了“硕士不硕，博士不博”，无法深入研究，而进入社会的学生则立刻表现出一种随波逐流的庸俗化倾向。

中国的入学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决定了我们的教育是英才型的，在这个庞大的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青年进入大学。但我们却固执地把他们教育成一些或许还不算熟练的技术工人，这对这个国家的物质与精神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解放前的大学之所以获得了如此瞩目的成就，与广泛实施的通才教育是无法分开的。北大、清华、浙大、南开这样的大学无一不以发展通才为重要方向。

四

“普通教育意味着一个人在职业培训以外的全面发展，包括他的生活目标和文明化，情感反应和纯净化，根据我们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对事物本质理解的成熟化。”华盛顿大学教授霍华德·李·诺斯特兰1946年写道。这也是一所实行通才教育的大学所追求的目标，这也决定一所大学可以达到的品质。在经过巨大的割裂之后，那些懵懂的年轻人需要全面地了解这个世界，希望他们在经过四年之后，能够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着某种把握，以便确立他们的未来。

跋

跋：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我探求的并非一个日期，而是一个象征，一个转折点，一个我们被歪曲的道德历史进程中的隐秘时刻。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这是一个轻松、急速、冒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度过青春岁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这个时代却使人感到欣慰，就像从一间人挤得太多、讲话声太嘈杂的房间里走出来到冬日街道上的阳光中一样。

―迈克尔·考利《流放者的归来》

四年以后，我仍然清晰记忆着李皖给我带来的震惊。“这一年，高晓松27岁，但已经开始回忆。”1997年的秋天，我斜躺在北京大学28楼202宿舍里，这句话从《读书》杂志粗糙的纸张中跳出来，柔情似水却准确有力地抓住了我涣散的神情。“这么早就回忆了”，李皖在感慨的同时，开始寻找隐藏在一代人“怀旧”的面具后的秘密。

这是一个逃课的上午，屋内微冷，校园的树叶变得金黄，并逐渐飘落。这一年，我21岁，三年级学生，满脸的迷惘与偶尔的愤怒，四处表现着对当时北大的不满。压抑，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措辞，它被随时用来形容我的青春与校园生活。自从1995年进人北大，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世感就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或许还有学生会）为核心的社交场所……也在1995年，微软发布了Windows95，并被扯进了一场似乎无法结束的反垄断官司；而一家叫网景的公司创造了股票市场奇迹，那个有着娃娃脸的叫马克·安德森的年轻人，当天就成为亿万富翁，“。”狂飙运动开始了；七大工业国还在这一年通过兴建“信息高速公路”的协议，决定共同促进“信息社会”的早日来临……到了1997年，多利羊出场，戴安娜随风逝去，连《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片子都大获成功……

当然，我并未意识到这些事件预示着的社会变革，张朝阳、丁磊神话还要过几年才出现。为了躲避不满与愤怒，我让自己沉浸在幻想里，幻想中最常见的场景就是“这么早就回忆了”的80年代校园。高中时看到的《女大学生宿舍》奠定了幻想的基础，这部蹩脚与幼稚的电影有效地挑逗起少年人心中“担当社会责任”的激情，它部分准确地把握了80年代初期中国大学内四处洋溢的求知与变革热情。一位83级的学生孔庆东用他的亲身体验将我的幻想推向极致。在他如金庸笔法的描述下，80年代校园成了一个奇情的江湖。形形色色的年轻人充斥其中，不断涌入的新思潮搅拌在一起：哲学上的存在主义、诗歌中的现代派、艺术上的实验行为，还有荷尔蒙刺激下的青春式自命不凡毫无顾忌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青春绽放的年代，生命中的狂喜被眼花缭乱的变幻从内心深处激发出来——他们在热爱顾城与北岛不久，就迅速宣称打倒他们；他们刚刚读了20页的《存在与虚无》，就又要排队去购买尼采；中央美院的孩子们为了表现自己的艺术热情，开着大轿车来到北大食堂前，把一桶桶涂料往身上倒……诗歌与哲学是那个时代的通行证，就像86级学生李方回忆的，他流浪到内蒙古大学，饥饿逼迫他踹开一间宿舍的门，然后大声嚷道，我是北京来的诗人，我要吃肉，然后他就被热情招待。北大的三角地经常会贴着“以论文会友”的广告，据说它像几百年前的“比武招亲”一样受欢迎……1998年出版的《北大往事》将这种神话导向巅峰。多年以后，那些当初的年轻人满怀喜悦与忧伤地将自己的少年意气与琐碎倾倒出来，结果那些忧郁的碎片再次让他们陶醉之后，也征服了我这样的后来者。

回到1997年秋天的那本《读书》，李皖在粗糙的纸面上继续以高晓松为例探寻着“60年代人气质”。许晖最初提出了这一命题，这个浸透忧伤的年轻人固执地认为，出生于60年代的人是过渡的一代，他们赶上了一个激荡时代的尾巴。前一代有沉重的历史碎片咀嚼，而后一代即70年代人则毫无历史负担。漫游的气质，这是李皖认定的60年代人主要的共通点，他们的童年是在没人管的田野中的闲荡；而他们最重要的青春期是在80年代中后期的大学校园中度过的，彼时的校园才子、才女如云，好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而毕业后他们遭遇了社会巨变，经济与技术变革否定了闲荡的气质，让他们无所适从……

我正是在这样一个极度缺乏浪漫气质的时代进入校园的。在我热烈地猜想着80年代校园时，李皖告诉我高晓松的音乐令我沉醉的原因。一方面它是小布尔乔亚情调的，另一方面它是豪情灼人的。啊，我几乎要惊呼起来了，这已经精确地道明了贯穿于80年代的校园与60年代年轻人间的气质。

无疑，我在第三段手舞足蹈描述的是80年代校园中豪情壮志的一面，它属于80年代前半期。对于中国社会来讲，几十年的压抑情绪是在那短短几年中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出来，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鼓舞着人们投身于新时代。对于此时进入大学的青年来说，他们是中国最受瞩目的群体，在集体抒情中度过的童年更让他们赋予自我一种惊人的使命感。他们愿意认为自己身处中国第二次启蒙运动之中，此时的北大正是蔡元培精神的延续。

我承认在最初的大学生活中，我将年轻人的躁动与承担历史使命的激情混为一谈。20岁的年纪，把叛逆与喧嚣视作青春的唯一亮色。我时常假想着20年代的北大。我不理解蔡元培与胡适为何反感学生罢课，我只是觉得那么多青年聚集在街上，群情振奋就一定是对的，而且很富戏剧感。所以，我喜欢80年代闹哄哄的校园生活。我清晰地记得我是如此着迷于北大的嘘声与大讲堂门口的拥挤与混乱。我将这两者都视作80年代校园精神的延续，并为它们的最终消失而惋惜不已。

90年代的校园是令人失望的。越来越强势、越来越标准化的应试教育让入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同质与乏味，我们生于70年代。我们已经不可能再有那些集体忧伤与歌唱的兴趣，同时，我们可怜的个人主义却没有机会真正成长起来，甚至滑向了极度自私的一面。小布尔乔亚情调成了我这样的年轻人最后的救命稻草。尽管内心深处可能更加渴望波澜壮阔的场面，但是现实却最多让我选择琴弦与姑娘作为区分我与庸众的标志。高晓松的怀旧所代表的80年代末大学校园的风花雪月精妙地切入了我的内心，令我回避了洋溢在90年代的实利主义。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让自己堕入许晖、李皖、高晓松这些80年代学生营造的忧伤氛围中。我像他们一样喜欢回忆自己尚不丰富的人生，并以此为傲。但最终我发现自己实在无可追忆，这种追忆也很容易演变为自怜自艾。在离开学校之前，我开始阅读《伊甸园之门》与《流放者归来》。

前者是李皖所代表的80年代大学生的“圣经”。莫非他们在乱哄哄的60年代美国的记述中，看到了自己青春的时光？鲍勃·迪论是他们的崔健；艾伦·金斯堡是他们的北岛；美国青年热爱嬉皮士打扮，他们则穿起了牛仔裤、留起了披肩发；美国青年们在旧金山、在伍德斯托克上为生命自由与音乐而狂喜，他们则沉醉于罗大佑与齐秦，在大街上、在琴弦上寂寞成长；美国姑娘们习惯于用避孕药，而他们则开始翻阅琼瑶与《曼娜回忆录》；美国青年们人手一册马尔库塞与麦克卢汉，他们则言必称萨特与弗洛伊德；圆明园的画家村就是他们的格林尼治村……这两个时代都蕴涵了青春的喧闹，但是60年代的美国更意味着“青年文化”的成熟，年轻人不再仅仅是成熟道路上的一个过程、一个亚文化群体，他们是独立社会组成。但是，80年代的中国青年却没有传达出这种声音，他们要么让自己依附于历史理想，要么陷入自我的狭隘情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尚未有时间与条件构造出自己的知识结构，让激情变为思想，让情感富有韧性。

喧闹的60年代美国，实际上也在宣称自己文化的真正成熟。那个年代，欧洲国家已经不能再宣称美国毫无文化与艺术了。J．D．塞林格、凯鲁亚克、卡波特这样的小说家已经成为欧美批评界共同关注的对象，特里林、苏珊·桑塔格这样的批评家已成为公认的学术明星，而即使像安迪·沃霍尔那样的波普艺术家显然也已是新的时尚，更不用提好莱坞电影这样的大众文化了……当然，你可以说这种强势文化背后是美国强大的经济能力。但我们同样无法忽略美国的文学艺术人士在其中的不懈努力。

我更觉得中国的80年代青年相似于1890年的美国。这是美国文化开始崛起的过程。在此之前，爱默森早在1850年起就不断呼吁“美国精神的觉醒”，美国人不能总是依靠阅读英国小说、在欧洲文化的压抑下成长。尽管有沃尔特·惠特曼、爱伦·坡、麦尔维尔的努力，但是美国文化依旧在沉睡。19世纪90年代，是美国第一次试图大规模引进欧洲文化标准的时期，比如亨利·詹姆斯，一代美国青年如德莱塞等也在不懈努力。此时的美国正在面临城市化的过程，“生活的全面商品化”是当时的趋势。当时的美国公众更喜欢赫斯特的煽情新闻而非文学艺术……我认为80年代的中国与之相似并非因为这些细节，而是80年代所蕴涵的强烈“过渡”色彩。生于60年代、成熟于80年代的那一代，他们的青年时期处在一个引入外来文化的最初阶段，他们惊喜于那些思想；却没有时间吸收。但正是这大量有待清理的思想，为后来发展提供了奠基，他们才是真正的“迷惘的一代”。

终于，我们来到了迈克尔·考利所描绘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在我有限的阅读历史中，还有什么比《流放者的归来——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更能表现一个年轻人的忧伤与快乐呢？在我寻找青春力量的过程中，这本书比起《北大往事》、《伊甸园之门》，还有那本最新出版的《“60年代”气质》更为公正与积极地描述了青春的气质。

这群被格鲁特·斯泰因称作“迷惘的一代”的年轻人出生于上个世纪初，在田野与大地成长，上大学时他们幼时的乡村童年开始消失；他们中有的热爱文学，于是住进了廉价的格林尼治村，在那里编辑《扫帚》、《转盘》这样的小杂志；然后一次世界大战来了，他们被扔到了欧洲，在那里花着别的国家的钱，学会调情、酗酒与不负责任，看到了死亡随时与自己擦身而过……在去欧洲之前，他们看到30个美国知识分子写的《美国文明》，不断有人告诉他们，美国一无是处，是缺乏“50个最有才智的人”的英国。《美国文明》的主编哈罗德·斯特恩自问自答道，美国年轻人该怎么办？到欧洲去，到欧洲去。

战后，他们开始流放自己，巴黎，那里是文学与艺术的中心。他们拼命地学习福楼拜、学习普鲁斯特。他们有年轻的记者海明威、有忧伤的菲茨杰拉德、有激进的帕索斯、有喜欢热闹的迈克尔·考利，还有一大批有二三流才智但无比热情的美国青年，他们喝苦艾酒、在咖啡馆里争论，他们都努力地写作，努力地学习欧洲蕴涵的意境。

他们当然是一小部分，国内的青年们正在爵士乐中快乐无比，汽车是新的追逐对象，通讯领域正在发生由一家叫AT&T公司领导的革命，广播、电影开始普及，那些不怎么样的文学青年变成了广告撰稿人，无意中推动着新商业革命。然后，这些巴黎浪子们回国了。他们发现自己、自己的小说一下子变成了时代的代言人。《伟大的盖茨比》——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工商青年精英们的最爱，爵士时代的伟大小说；谁不在学习《太阳照样升起》中男主人公坚硬、干脆的讲话方式；帕索斯更加雄心勃勃，他干脆开始记录起一个时代——《美国》三部曲；即使那个被海明威不屑的迈克尔·考利不也成为《新共和》杂志的书评编辑了吗？他后来写作的《流放者的归来》，鼓舞了几代文学青年的成长。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们在30岁左右就成了国际知名人士。1930年，美国人甚至第一次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辛克莱·刘易斯在《大街》里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他的年纪也大了一些，也尽管他的获奖更多是由于美国经济、政治地位的崛起。但是，谁又能否认，此时由“迷惘的一代”们创造的美国文化已经开始摆脱幼稚了呢？一方面，他们要感谢“到欧洲去，到欧洲去”的伟大号召，另一方面他们也应该感谢19世纪90年代那批人为他们做出的牺牲。文学批评家拉泽尔·奇夫认为，20年代“迷惘的一代”作家之所以被人发现与接受，是因为他们引起的巨大社会震动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19世纪90年代那些作家代为受过了。那些今天已经被人遗忘的名字与青年，成为海明威的垫脚石，前者比后者更加迷惘。

许晖讲的没有错，他们的确是过渡的一代，新出的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