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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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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炒饭，喝着还飘浮着冰片的矿泉水，讨论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印度人的行为为何深不可测、印度司机为何如此蛮横粗劣、NH8公路上的险象环生、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检查站、肠胃问题、糟糕的旅馆、印度女人的美貌和印度男人的丑陋（这是桑德拉的观点）……还有一些让人头疼的问题，比如早餐里的煎蛋饼上要不要放黑布丁等。
普瑞最引以为傲的是美轮美奂的庙宇和散着粪便的海滩，日光浴和游泳的念头在这里会立刻被打消得无影无踪。德比宾馆是一处悠闲自在的处所，中间有一个大庭院，人们可以闲聊聚会，没完没了地吃早餐，喝喝印度当地的大拇指可乐或者美能达汽水。
桑德拉和艾略特的爱车命运跟我的自行车一样，这辆五彩缤纷的雪铁龙每次一停下来，就立刻会有人走上前去拍拍打打，指指戳戳，或者砸砸车身，有人站在保险杠上，甚至在上面蹦达。在玛玛拉普兰（Mamallapuram），他们发现两个小孩竟然把倾斜的车顶当成了滑梯。“最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感觉不到车里头冒出来的怒火！”艾略特说。
马尔科姆（Malcolm）是个60来岁的爱尔兰电影制片人，长长的白发在脑袋后面扎成一个马尾，他曾在1962年和1964年开着路虎汽车在印度走了两个大来回。他有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那时用不着签证，边境线也没有划定，巴格达（Baghad）只是一个到处是泥土和茅草屋的小镇，出了欧洲，根本看不到碎石柏油马路。一个名叫简的52岁加拿大人一年中有八个月在加拿大西部的一个滑雪胜地清洗热水浴盆，剩下的时间就周游世界。
每天早上早餐期间，我们五个人就聚到一起，互相交流各自的旅行见闻。我们探讨印度有限的资源和无力维系的人口增长、政局变化、读过的书、环境问题、1962年（马尔科姆首次出游）以来世界的巨变，还有德国人。
旅馆里有个德国游客，他告诉我他在阿拉哈巴（Allahabad）的昆巴梅拉（译注：印度最重要的宗教庆典，每12年举行一次，最多能吸引3000万人参加）上见过一个圣人，他右手举在空中，整整几年没有变过位置。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一定疲惫不堪，但它让我突然联想到了自己，或许很多人也是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我的自行车历险。
一个闷热的下午，大多数人都在看书或者午睡，我在不太情愿地保养自行车，我的德国老相识用他1993年去中国西部的经历给我解闷。他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告诉我说目前在沙漠地带，有一个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小镇！桑德拉紧锁的眉头告诉我——她和我一样，也在等着德国人说出答案，但他始终没告诉我那个小镇叫什么名字。我记得是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说过：“对于德国人来说，幽默感不等于笑。”我又想起罗夫说的：“德国人并非没有幽默感，只是没人明白。”事实恐怕确实如此。
骑出普瑞一个小时，我的前胎便泄了气。10分钟后，两个骑小摩托的人停了下来，看我修车，我酸溜溜地想着，他们好像还没买门票呢。等我把工具收拾干净时，路边已经围了不下16个人。印度充满了漫无目的的人，他们可以把所有时间都来寻找能够吸引自己注意力的目标。
有人说，对印度你永远不会感到厌倦，你只会有时感到疲倦。我觉得他真说到了点子上。过了克塔克（Cuttack），眼前依然是一望无际的平坦和单调，天空灰蒙蒙的，5号国道上到处是货车，我的背部感觉越来越疼。广告牌上到处是可口可乐、钢铁、男装，甚至还有润滑避孕套的广告。踏板三轮拉着三十尺长的竹子，一半在车上载着，一半在车外拖着。一连串的车胎漏气已经使我暂时对自行车失去了信心，我不断低下头，查看前胎的情况。
在巴德拉克（Bhadrak）附近，我在路边的小吃摊上遇到了几个年轻小伙子。
“哪国的？”
“英国。”
“坐飞机来的？”
“不，骑自行车。”
又是一阵惊叫。
“你这自行车能卖吗？”一个人说道。
“当然不能！”
另一个人拿起我的墨镜。“是防护镜！”他向同伴宣布。
“你多大了？”又一个人问到。
“40。”
“还真英俊！”（辅以印度式的摆头）
“是啊。”我不自觉地露出笑容，“我很欣赏你的诚实。”
“结婚了吗？”
“没有。”我的笑容更大了。
路的左边，一队又一队的人正在挥汗如雨，开沟挖槽。一个男人开个筑路机几个小时就能干完的事情，这群人得干上几天几夜。一组黄底红字的标语让我若有所思。
“DESERVE BEFORE YOU DESIRE”（“许愿之前先得够资格！”）
“PLEASURE IS THE INTERVAL BETWEEN TWO PAINS（“快乐是两段痛苦之间的间隔！”）
太对了！
FISH IS BETTER THAN SELFISH （“鱼（Fish）比自私（Selfish）好！”）
绝对没错！
*
一条快捷车道将自行车沿着韦迪亚萨格尔（Vidyasagar Setu）——1994年为缓解豪拉（Howrah）大桥上的拥堵而建成的吊桥——送到胡格利（Hooghly）河对岸。和旁遮普省一样，加尔各答是印度所有城市中受“隔离”影响最深的一个。虽然当时的流血事件还没有达到旁遮普那样的程度，但这座城市依然经历了大规模集体暴乱，成千上万人惨遭屠杀，纵火和抢劫行为四处弥漫。甘地在独立日之前一个星期抵达，他发誓，如果暴乱不平息，他就会绝食至死。就这样，最终穆斯林和印度人站到了一起。
我查阅了一张道路交通图，最后找到了通往丘林季（Chowringee）的公路和萨德街上的旅社，整个过程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车流要比我想象的少得多，而且我一次也没有遭遇强盗袭击，也没有被乞丐追打。
和伊斯坦布尔、伊斯法罕、奎塔、阿姆利则以及科摩林角一样，加尔各答也是一座地标式城市，是我整个旅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站。萨德街和周边的地区显然已成为旅游者聚居区，不过旅馆对面的人行道上依然有很多当地人站在水管边，用满满的水桶给自己冲澡。
“大麻？草药？上好的鸦片？“一个声音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摇摇头，依然大踏步向前走去。加尔各答是最后一个使用人力车的印度城市，几个车夫停在街道对面，坐在搁脚的地方，招揽生意。我一路绕过酣睡的狗和毯子下一动不动的人，前往蓝天咖啡厅，准备同桑德拉和艾略特共进早餐。在那里，我们置身于一大堆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背包客中，啜一小口咖啡，嚼一嚼什锦牛奶水果冻和抹了黄油的面包。
数百万来自乡村的贫民和“隔离”之后逃往孟加拉邦的难民不断涌入，使得加尔各答的生活水平在全世界都声名狼藉。男人旁若无人地冲墙撒尿，还有人就住在斯特兰德南路的一个帆布帐篷里面。到处可见精致的英国式建筑，一时之间竟然让我想起了伦敦，尤其是市中心一些自动三轮禁止通行的地方。人们挤在久经沙场的大巴里，去到各个地方。这些大巴被漆成银色或梅子的颜色，还有黄色的条纹，上面写着“伟大的印度”，“只有一个神”，或者“抵押资产请选择旁遮普国家银行”。而富有一些的人则会选择黑色或黄色的出租车。宽阔而拥挤的人行道上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铺，出售橘子、香蕉、葡萄、石榴、芒果、西红柿和热气腾腾的小吃，包括炸菜饺、印度烤饼、炸膨膨饼、咖喱餐、凉鞋、皮带、钱包、袜子、内裤、衬衫、长裤、衣架、手表和计算器等。
如今的加尔各答看起来正在向“印度化”的方向发展。1911年之前，这座城市一直是英属印度的首府。如今有几条街道已经改名了，城市的名字有时也会被拼写成“Kolkata”，然而，要抹去关于英国殖民统治的记忆，就必须把城市夷为平地，然后从零开始。就算没有了英国建筑，英国的遗风依然会显现在印度的国会和司法制度、军事传统、铁路、练兵场、板球赛、广为流通的日常用语英语，以及那些打扮得仔仔细细并身穿校服的学生身上。
英国人留下的另一份遗产便是1943年为替代古老的浮桥而建成的豪拉桥。这座悬臂式灰色金属大梁的庞然大物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大桥”，每天为大约10万辆交通工具和无数行人提供了一个安全通道。我夹在一大群行人中一起过桥，很多人头顶着大包袱，人们都沿着左边走。
桑德拉、艾略特和我去完一家网吧，便向练兵场逛去。迎面冲过来一个小伙子，兴奋地迎接了我们，还和艾略特和我握了握手。他也向桑德拉伸出手，但桑德拉没有理睬他。
“她是我妻子。” 艾略特温和地解释，“她从来不和人握手。”
“这样的把戏我以前见多了！” 桑德拉板着脸说。她告诉我们，起初她和有些当地男人握手，但他们却跑回同伴那里咯咯地笑个不住——原来握手成了和白人妇女进行肌肤接触的把戏。
维多利亚纪念碑前有一个人工湖，我们几个坐在湖边的一张长椅上，不出几秒钟，身边就围了一群人，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
一头金色长发的桑德拉无疑是这里的明星，她可不打算保持淡定。“太粗鲁了！”她火冒三丈。
这些人仍然无动于衷，继续瞪视着，一言不发。练兵场上绿草茵茵，一望无际，我们跟一队人一起坐上最后一班列车回家，大家一起上了很空的一节车厢，尽管有一排又一排的空座，但他们还是找了一个地方跟我们面对面坐着。
在加尔各答的最后一天，我终于给自己买到了一个车铃。关于印度那条声名狼藉的主干道，早有好几个人向我发出了警告。直觉告诉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东西也许会派上用场。
第十四章 印度主干道上的历险
离开加尔各答三小时后，我把自行车停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下，然后坐下来吃东西，享受了一会儿难得的私密空间。一路上的颠簸早已把这几个美味的三角小枕包变成了几块碎饼和菜疙瘩，让人提不起胃口。我勉强拿起一块，突然发现周围传来一股很不舒服的味道，还奇怪地飞着很多苍蝇。这会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坐的地方是个露天大厕所，路边草丛里还隐约可见人的粪便，腐败程度各不相同，就像散落在海中的小岛。我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心中祈祷自己千万别糊里胡涂地坐到什么恶心的东西上。前方半英里有个路边餐馆，餐馆对面是一座砖窑。我在一棵榕树下找了一片树荫，就着两瓶冰可乐吃了一个馅饼。
我一直以为印度主干道是英国人的杰作，但是吉卜林笔下的这条“生命之河”实际上极其古老，甚至比丝绸之路还悠久。早在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从阿富汗和中亚入侵时，就使用了这条干道，一千多年之后的公元前326年，这条路又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大举进犯时的必经之路。阿富汗大军阀舍尔沙取代了莫卧儿人自立为王，可是他的统治只持续了从1539年到1545年的短短六年。统治期间，他对这条干道进行了全面整修，将道路免费开放，并在路边种上了芒果、尼姆树、菩提树和榕树，好给路人遮荫纳凉。不仅如此，他还每隔一定的间距开设客栈，为行人提供歇脚处和茶点。英国人所做的只是把这条路的某些地段重新修缮和划分，并给它取了现在这个名字。
第二瓶可乐刚喝了一半，两个骑摩托的年轻小伙就走了进来，重重地坐在我的桌子边——没有一句 “我们坐在这里，您不介意吧？”之类的婉转话，对于欧洲人而言，印度人有时真的是在自说自话。我这样的独行侠的确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在印度，很少有人会长时间独自待着。他们中有一个是体育老师，他告诉我说，这个位于胡格利岸边的小镇在两百年前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港口。但滥砍滥伐和过度放牧使这里的河水逐渐干涸，淤泥堆积，最终大型海船无法沿着河流抵达加尔各答，港口于是废弃。
“哈喽，朋友！哪国的？”一个骑在自行车上的胖乎乎的男人冲我喜气洋洋地叫道。我正驶入布德万（Burdwan），一路经过修车铺、喷漆店、汽车装配工、轮胎工、出售零部件的车铺和代理商，还有落满灰尘的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大巴车。
“这附近有旅馆吗？”我问。
他示意我跟他走，第一家旅馆已经客满，但他并没有泄气，又把我带到另一家。在旅馆的前台，他又充当起了我的临时翻译，紧接着又忙着替我拎包，存放自行车。我递给他十卢比权当酬谢，他忍不住笑了，婉言谢绝。“愿上帝祝福你！”然后和我握手道别。
*
瑞那斯曾建议我绕开印度最贫穷和最不讲法制的省，但从加尔各答到瓦拉纳西（Varansi）必须经过比哈尔邦（Bihar）——除非绕个大圈，途经印度中部的那格尔浦（Nagpur）——对于这种走法，我既没时间也没兴趣。
比哈尔邦是印度匪帮最多的省份，我决定继续使用安全穿越俾路支省的金科玉律：绝不偏离大路，天黑后不夜行，不在外面露营。
比哈尔邦东部是一个矿区。道路在一堆又一堆的煤渣之间颠簸起伏，高耸入云的烟囱喷着烟雾，污染了湛蓝湛蓝的天空。一辆货车翻倒在地，满车的煤撒了一地。路上好几辆自行车都满载着塞满了煤块的黄麻袋，鼓鼓囊囊的，三角形的车架里也用绳子固定上了沉重的货袋，人根本无法正常地踩着脚蹬子往前骑。结果他们只得把身子使劲儿向前倾以抓紧把手，人坐在后车架上，沿着山路往下滑，其中一只脚蹬着车保持平衡。但到了平地或上坡的地方，他们便别无选择，只好下车亲自推——维多利亚时代的矿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惨景，我只能猜想了。
当天我在伯戈德尔（Bagodar）的小旅馆里夜宿，睡梦中多次被窣窣在袋子里翻找食物的老鼠吵醒。清晨，有一种特别的声音把我唤醒，我打开通向阳台的房门，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昨天一整天还万里无云，晚上又如此干燥，可现在我却分明看见雨水顺着屋檐倾泻而下。
“这就是雨季！”旅馆老板笑着告诉我。
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一个看似冷清的路边小餐馆，可是不出几秒钟，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汇到了一起。我实在不愿意当着那么多观众的面吃早餐，于是只好赶紧骑车上路——抱歉，多有冒犯，今天的演出取消了！
过了丹巴德（Dhanbad），路面越来越颠簸，我骑车的节奏怎么也带动不起来。最后，我只好停下来，把自行车斜靠在沟渠旁边的护栏上。附近正好有一棵树，洒下树荫。我坐在路边的尘土里，背靠车筐，一边休息，一边嚼着印度甜品，身边的货车雷鸣般地鱼贯而过，不停地响着喇叭。自从离开加尔各答，我就一直在和肠胃毛病展开斗争，胃口大受影响，于是只好多喝水，希望甜甜的印度茶叶和糖分很高的印度可乐味汽水能给我提供足够的能量。
第二次吃早餐，情况顺利多了。
“早安！”主人笑眯眯地对我打招呼。我把自行车支在一个吊床边。
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原始，但服务很周到，两分钟后，主人端着一杯茶出现在我面前。“这是免费赠送给您的。”他认真地说，“我这就把菜单和茶拿来。”
我一直很讨厌这种把水、茶叶、牛奶和糖煮在一块儿被印度人“误称”为“茶”的东西，但既然对方如此热情，我品尝到嘴里的除了美味，还能有什么呢？
多比（Dobhi）和谢尔盖蒂（Sherghati）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旅馆，我实在无法想象在路边的吊床里度过一个嘈杂无眠的夜晚。所以我现在就得和时间赛跑，争取在太阳下山之前赶到奥兰加巴德（Aurangabad）。白天和失去理智的印度巴士及货车司机一路决斗已经够让人痛苦了，如果到了晚上，那情景真让人无法想象！
不仅如此，天黑之后，公路上携带武器的劫匪出现的几率要高得多，他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伎俩设放路障，诈称车祸。我一整天吃的都是摊饼，但现在时间太紧了，我没时间停下来吃东西。还算幸运，接下来的路面条件好了很多，我空着肚子一口气骑了两个小时，拼命和太阳赛跑。黄昏时分，我终于带着满脸煤灰和泥印抵达了奥兰加巴德。从黎明到黄昏，我一共骑了110英里，着实见证了摊饼、茶、甜汽水和肾上腺素的力量。
在印度主干道上骑车，最让人不舒服的就是皮肤和衣服上积起来的厚厚尘土和没有完全燃烧的柴油。鼻孔里堵上了令人恶心的黑色物质，充满血丝的眼角堆上了黑色的固体。两天前刚刚穿上的雪白干净的衬衫已经变成了灰色。我特别后悔当初把这样一件衣服放进行李箱。更糟的是，因为旅馆的卫生间没有淋浴，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手臂和手掌上最脏的东西洗掉，然后一边接着水龙头里勉强掉下来的几滴冷水刮了胡子，一边忍受埋伏在脚边的蚊群发起的猛攻。
大街上挤满了几乎分辨不清的人影，停电之后，他们便在这个几乎一团漆黑的地方到处闲逛。在路边的小餐馆，我灌了一瓶又一瓶的冰可乐，狠狠地解了一下渴。不远处发动机的跳动声清晰可闻，使我想到了俾路支省！
*
瓦拉纳西这座古老的城市到处是迷宫般拥挤的巷子，巷子很窄，汽车和机动摩托根本无法通过，但游手好闲的小青年却能开着小轮摩托和助动车，以疯狂的速度在里面横冲直撞，用震耳的喇叭声在心惊肉跳的人群里清开一条道路。行人真该联合起来反击他们，把他们从破机器上拽下来，再一脚踹进地狱。
我坐在恒河边的台阶上，一大群男人正把自己泡在肮脏的恒河水里。很久很久以前，这条河曾经纯净优美，如同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从喜马拉雅山麓一路笑语欢歌，轻盈跳跃着飞奔而来。然而到了瓦拉纳西，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体态臃肿、邋里邋遢的中年妇女，一个被人类虐待多年后满面愁苦的老妪。河里混杂着无数下水道释放出未经任何净化处理的污水，带着各种各样的病菌。在这样一条由圣河之水、下水道污水组成的一大锅浓汤里沐浴，对我来说，实在是无法接受。一群西方游客正在和一位身着橘色僧袍的印度圣人一同分享一个装满了大麻的烟斗。小贩们不时过来兜售笛子、游船票、明信片、茶叶，还有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稍远一些的下游，有人正在岩石上拍打湿衣服，而我则在挂在晾衣绳上的沉甸甸的床单和衣袍下晃来晃去。
奶牛和水牛的粪便被收集到一起，在太阳底下暴晒。两个男人站在齐腰深的河水里，正精力充沛地给他们乌黑发亮的水牛擦洗，就好像在洗车一样。
当死者的骨灰被洒向印度最神圣的河流中时，死者的灵魂便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了。我站在河边的一个露台上，注视着木柴被小心翼翼地置于一个巨大无比的秤上称重，然后渐渐地堆成一个柴堆，白色斗篷包裹着的尸体被安放在最顶端，然后在火焰中渐渐化为乌有。木材按公斤计价，那些买不起木柴堆的死者就和石头绑在一起，被直接投入河中。一个死尸胡子拉碴的脸已经逐渐化为焦炭，但是一条腿还没有烧着，从柴火堆的另一头伸出来。他会不会掉下来，被那些正游荡在悲哀的亲人中间、饥肠辘辘地等着清扫现场的恶狗叼走呢——毫无疑问，它们是被烤肉的味道吸引来的。从我的观察来看，在场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悲伤的表情。很显然，比起西方人，印度人对死亡要淡定得多。
2月21日是湿婆神节，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我穿过陡峭蜿蜒的巷子，向前走去。我的同伴名叫马丁·范多纳，是一个戴着眼镜瘦瘦高高的荷兰人。他和艾瑞克，还有艾玛，一起骑车从布达佩斯到伊斯坦布尔。他们的自行车可真是个怪玩意儿，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可以这么仰卧着旅行呢？他告诉我说，这样的自行车只有传统自行车一半的阻力，而且还可以从铁路上关闭的路障下面直接穿到对面去。这东西曾经在欧亚大陆上让马受惊，在罗马尼亚，人们还以为他是个残疾人。
我们以70卢比成交，然后上了船，船在黑沉沉的恒河中向远方划去。左边的地平线开始微微泛起灰白色。两鬓斑白的船夫身上裹着保暖的毛毯，看来已过盛年，这艘船看起来又大又沉。另外几个游客也在这个印度教日历上的重要日子起了一个大早，他们的船比我们的小而快，飞速从我们身边掠过。我真应该在成交之前好好查看一下船夫的腿脚和牙齿。
日出时分，最主要的浴场挤满了人，很多人已经在这个吉祥的日子开始了他们的沐浴净化仪式。一条小船驶到我们身边，船夫向我们推销烛灯，一截被点燃的蜡烛放在一个防水的树叶做成的小船里——据说，把蜡烛放到水里会给你带来好运。马丁从来不信这种迷信荒谬的事情，我通常也相信自己创造命运，但不知怎的，我还是鬼使神差地付了10个卢比，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小船放进水中。
“看！”“仰卧”的荷兰人嘲弄地发出一个声音，一边轻蔑地用手指着：“好运？”原来卖灯人的船正裹挟着巨大的力量直直地向我的小蜡烛冲过去。但不知怎的，正当一切似乎都要消失的时候，这只勇敢的小船竟然灵活地闪过了那艘黑沉沉的庞然大物，就像一名勇士躲开一头猛冲过来的公牛。
“勇往直前！”我得意洋洋地反驳道：“大吉大利！”
*
离开瓦拉纳西两小时后，我特意以每小时14英里的速度在被飞溅的槟榔果汁染红了的大路上慢行。突然，一辆载着四个年轻人的小摩托硬生生地挤入车道，突然来了一个大掉头，直挡在我前面。我一头撞到路边，被甩出了车子。
没有一句道歉的话，没有帮忙，摩托上的人一点儿关切的表示都没有。所幸，我看上去没有受伤，自行车似乎也还完好无损。我开始用一长串的骂人话对他们的预见能力、判断力、眼神表示愤慨。正说得渐入佳境时，这几个人突然傻笑着，猛的一溜烟跑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咬牙切齿，怒火中烧。
这么不负责任的还算是人吗？在西方，司机不仅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还要为道路上其他人的安全负责，印度人则把他们的信仰放在上帝身上，正是他们这种满不在乎的宿命论，才让他们把公路变成了致命的地方。公路边成百上千的标语劝告看得懂的人小心驾驶，但如果人们总是无视速度限制，也不使用观后镜，只知道依靠挡风玻璃前来回晃动的象神来保佑平安，那还谈什么道路安全，谈什么小心驾驶？我简直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在如此拥挤的道路上，突然来个大掉头呢？但印度人开车就是这样——怪不得他们离不开喇叭。为了避免再次撞车，我真的有必要养成新的习惯，多使用最近买的那个车铃。
我在路边立着“游客特价”牌子的小摊上买了两瓶可乐和一小份印度什锦炒饭。钱倒是不多，但是我讨厌被人耍弄：可乐一向是全球统一价，什么时候涨了三分之一？这样的宰客，我是没法预防的，我不可能事先打听好每样东西的价格，这也太荒谬了。你得对人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但是当一个国家明白游客是怎么一回事之后，好奇马上就会变成贪婪。
*
车行至科拉加哈（Kora Jahanabad），我突然发现后胎变软了。没办法，我只好在人行道上找了个空地，卸下所有车篮，开始整个流程……这真不是我想要的。
等我把轮子卸下来之后，人行道上已经没有空地了，周围挤满了人。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对付旁观者，只要他们不挤着我，我就可以坦然处之。但是当观众们凑得太近，下决心要弄清楚我是怎么把气泵连到内胎上的阀门时，我就只好恳求他们给我一点儿空间了。找到了漏气孔并修补完毕之后，我费力地想把车胎装回到轮子上，一个12岁小男孩插进来帮我，他熟练地把车胎装回去，我怀疑他是不是专干这种活的。这会儿，人群中已经有人从我打开的车篮里抽出我的日记迅速地翻看起来，另一个人则在笨拙地翻腾我的炉灶，他的一位朋友则在试戴我的太阳镜。
我忍着没作声。
从普克瑞（Pukhrayon）向埃塔瓦（Etawah）走了一半，后胎再次瘪了，我只好停下。肯定是出了什么大问题了。所幸，左边有个壕沟，正好可以用做藏身之地，以便躲开快把人逼疯的人群。五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三个骑车的人正停在路边注视着我。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大吼道，“干点儿别的去！”
以前在家时，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那么粗鲁，但是印度和印度大众却有这么一种天赋，能把一个性情温和的人逼疯。在这条痛苦的路上，一天又一天，我的愤怒一滴又一滴地积累起来，当我再也无法承受时，所有累积起来的怒气就必须释放出去。我用的语言非常恐怖，好像我之前在印度平均每行一公里就会在我体内储存一句脏话，在离开印度之前，我必须把它们全部洒向这片大地。
这些人为什么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呢？心理上的攻击已经让我疲惫不堪，我开始对罗夫产生共鸣，俾路支省上那条坑坑洼洼的道路曾经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
和广阔的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不一样，这里的风景仍然像一幅由平坦的绿色或黄色的田野组成的拼图，上面随意散落着不规则的树木。在乡村，砖墙、灰泥或泥巴支撑着茅草的屋顶，成群成群的水牛在池塘里尽情地打滚嬉戏，它们的排泄物被晒干，然后整整齐齐地堆成金字塔，准备充当燃料。蹬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发现眼前的道路在不知不觉间开始上行——后来我发现我的直觉是正确的：印度北部一望无际的平原的确有点儿倾斜，从德里到孟加拉湾非常缓慢地下降了200米。
我依然被“噢”、“阿罗”和各种叫法招呼着。当骑车的小伙子看见一个长相古怪的外国人骑着时髦的“变速车”在路上飞跑时，都觉得这是一个检验自己“男人气概”的好机会，于是他们便“吱吱呀呀”地使劲踩着单速自行车从我身边超越，两条腿发疯一样地转圈飞舞，但他们这样的速度往往维持不了太久，不大一会儿我就能轻轻松松地掠过他们。
最后终于可以停下来弄点儿吃的了，说是累了渴了，还不如说是为了甩掉路上这两个不依不饶、如影随形的年轻人。我把自行车靠在树上，他俩也停下来在路边盯着我。其中一个人甚至还把车推进来，看看我都点了什么。
“你没事可干吗？”我向他亮着牙齿，好像被占了领地的狗向对手龇牙咧嘴。
领地。空间。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国家待了将近四个月之后，照理我应当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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