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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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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只有一层楼，里面是一个宽敞的门厅，其中一间房里摆放着床、屏风、一个放满药品的玻璃柜、一间厨房和卫生间（感谢上帝）。另外两间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地上散放着很多席子和垫子。我躺在睡袋上，很快入睡，头顶上是一张曼联加里·内维尔的宣传画。
没想到我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昏天黑地。我迷迷糊糊在各种稀奇古怪的梦境里沉浮，有时又模模糊糊地半睡半醒，脑袋好像脱离了身体，在上空漂浮，而且还在燃烧。
早上起来，又是一阵汹涌澎湃的腹泻，我觉得自己虚弱得像只小花猫。我试着吃了点他们给我的早餐，虽然24小时粒米未进，我却一点不饿。主人解释道，他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偏僻的路段处理一些紧急意外。跟我在伊朗遇到的很多人一样，他也想去英国，但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个梦想实现的可能性真是太小了。
虽然距离科尔曼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但骑车是不可能了。我和罗夫约定的时间是明天中午，但我已经没有时间恢复身体了；别无选择，我只能承认失败，改乘大巴。凉亭主人和其他急救人员过来帮助我，我降下了旗子表示投降。自行车从后门被拖拽上来，摆在后座前面，我被请到了前面的座位。令我惊奇的是，当大巴售票员沿着走道挨个儿收钱时，曾经在路边和我一起等车的盲人开始用高亢而颤抖的声音唱起了歌。过了一会儿，他在偏远的一处沙漠下了车，大概是为了准备晚餐，然后登上另外一辆车继续引吭高歌吧。
车窗外的风景从眼前掠过，苍茫之美中露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险峻严酷。高山重新现身，道路开始变得颠簸不定，可以想象，这里连休息和补充能量的地方都很少。
坐在我后面的两个年轻人看出我是英国人。
“利物浦（Liverpool）？”其中一个猜到。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一样对足球充满狂热。
“查尔顿俱乐部（Chalton Atheletic）。”他的朋友肯定地说道。伊朗有很多查尔顿粉丝，因为这家俱乐部仍然保留着首位伊朗球员卡利姆·巴盖里（Karim Bagheri）在俱乐部服役期间的签名。
“热刺！”我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
“热刺太棒了！”后面发出一声欣赏的赞叹。
我只能说他们压根儿就没见过热刺踢球。巴士服务员是个过于自负的年轻人，他给了我一杯茶和夏威夷果（这东西简直没法吃）。到了科尔曼车站，他把自行车从车上拿下来给我，然后厚颜无耻地向我索要小费。我实在虚弱得没心思和他说理，于是又给了他5000里亚尔。
我查了一下旅游手册上的街道图，完全摸不着头脑。一群在公园长椅上打发时间的男人向我示意。我骑到他们跟前，询问去奥米德（Ommid）宾馆的方向。一个胡子拉碴的高个子男人——顶着一头胡椒色、浓密粗硬得像鬃毛的头发——一脚跨上自行车，说可以亲自带我去。
奥米德宾馆客满。我们又试了一家，依然客满。于是我的恩人科斯洛尔把我带到他家，大家一起快快乐乐地共进午餐。他的妻子在当地一所学校教英语，三个英俊的儿子分别是17岁、12岁和10岁。女儿虽然只有15岁，却有着惊人的美貌。这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充满了欢声和笑语。
科斯洛尔打了几个电话，最后终于找到一家还有空房的宾馆。每当我急需帮助时，总能得到好心人的慷慨相助。我们找到的房间一晚40000里亚尔，价格不是最便宜的，但房间里有卫生间和淋浴房，还附赠有四处乱窜的蟑螂。
第二天早晨，在一家咖啡厅里，我正喝着Zam…Zam 汽水，一种想要呕吐的感觉突然冲到喉咙口。我可不想把污物吐得满桌都是，于是踉踉跄跄地冲到屋外。科斯洛尔把我领到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我本来可以趁着没人看见吐到花坛里，不过呼吸了一点新鲜空气之后，我竟然不想吐了。
罗夫确属异类：这个德国人竟然对什么事都不较真儿。他那种我行我素的幽默感和流利的美式英语恐怕要归功于在佛罗里达一家德国餐馆当侍应生的那一年。之后，他又花了两年时间周游美国。打那之后，他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在工作上的时间则越来越少，这一点让他那白手起家的工作狂父亲深恶痛绝。
他不花一分租金，住在父亲的公寓房里，偶尔在工厂里干点力气活，攒够了去国外下一程的费用就立刻罢手。他曾经骑车去北角（North Cape），开车经波兰去明斯克（Minsk）、莫斯科和彼得堡，然后又经波罗的海国家回到德国。此外，他还先后到东南亚、南美和加勒比海四处游历。要是某天碰巧不工作也不旅游，他就在帕滕森（Pattensen）的家里混日子：睡懒觉、吃东西、看足球杂志、玩电子游戏、看最喜欢看的足球赛。
“我可以一连好几天足不出户。”他拉长调子流利地说道，口音里很不和谐地混合了德国下萨克森（Lower Saxany）和美国中西部的元音声。“时间跑得飞快，可我从没有厌倦过。德国有400万失业人口，其中80％得了抑郁症，因为他们拼命想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工作，放过我这样的懒鬼呢？”
幸运的是，他愿意留在科尔曼，等我的肠胃完全好了再说。设拉子人告诉我，从科尔曼到巴基斯坦边境的那段路很危险，曾经有游客在这个地区惨遭绑架，最近一次大约发生在一年前。而在我看来，只要我守规矩，被绑架的几率比起被车碾过的几率肯定要小得多。
不知道为什么，科斯洛尔似乎很喜欢我。他来到我的宾馆房间，躺到空床上。本来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在外面吃饭，可我的胃抽筋一样的疼，于是我们只好要了一杯茶，他嚼了几块饼干。他说我就像他的兄弟，他还坚信我们前世一定一起生活过。一天晚上，他给了我一串非常漂亮的手工制作的骨质玫瑰珠子。
他说自己也有烦心事，最近在装修房子，手头有点紧。
“你觉得哪样更重要，钱还是健康？”我问。
“当然是健康！”他满脸笑容，蜻蜓点水地在我的额头上留下一个吻。
虽然我很喜欢他，但当他终于起身离开的时候，我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实在憋不住了，我只想再拜访一次卫生间，然后一梦不醒。
*
在科尔曼的第三天，我往胃里填了一大块肉和米饭、酸奶和色拉，它没有像往常一样“轰隆隆”地抗议——或许我真的恢复了。在这个城市休息了4天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肮脏的屋子、臭气熏天的卫生间、蟑螂，还有我在伊斯法罕遇到的牛津大学高材生托比赠予我的那本《白鲸记》。我告诉罗夫，明天就可以启程了。然后我又从附近水果店买来了苹果、梨和葡萄，为我们接下来的旅行做储备。
我和罗夫约好中午12点在一家餐馆见面，但直到12点半，他还是没到，于是我要了一份午餐，慢悠悠地吃完了饭，但这个叛逆的德国佬还是连影儿都没见着，我开始有些担心，赶忙冲进他的酒店。宾馆前台告诉我说他不在房间，这么说他没病。该死的德国佬！真不靠谱儿！
科斯洛尔和罗夫不同，他准时出现在约会地点。我们搭乘出租车来到他的单层住宅，这是一个新建的郊区。装修工人还在努力地干活，他告诉我说，房子明天就改造完毕。他可爱的一家人还在打打闹闹。他还设法搞到了罗夫宾馆的电话，几秒钟后，电话打通了。
“老天！”他痛快地说道，“我被你传染了——昨晚我又吐又拉得稀里哗啦！”我告诉他，我打电话时，宾馆前台说他不在房间，他很是困惑。“我一天都没离开过房间半步。”他可怜巴巴地说。
“这么说明天无法启程？”
“绝对不行！星期日吧。”
科斯洛尔告诉自己的家人，似乎有一种险恶的力量在阻止我们离开这个城市。
*
清晨五点半，我睁开双眼，晨光透过玻璃天窗射进来，我看见一只体型硕大的蟑螂正在天花板上的缝隙里闲逛。在科尔曼，星期五是最休闲的一天，因为大多数商店和公司都关闭，于是我决定找家影院看电影。
结果我看到了我能想象的最刻板的动作电影，动作毫无想象力，对话和评论不痛不痒——看来不懂波斯语也不见得不好。走在通往罗夫宾馆的大街上，烈日炎炎，四周空空荡荡，虽然已近十月，但午后的阳光依然令人难以忍受。
房间的门半开着，一张床上靠着自行车，可见我并没走错门。罗夫懒懒地躺在另外一张床上。我叫了一声，他没动，过了几秒钟，他的潜意识似乎感到了外人的存在，于是一骨碌坐起来。
“嘿，老兄！”他虚弱地挤出一个笑容。
“你总是这么敞着门睡觉吗？”我问。
“啊，不是。偶尔吧。我猜昨晚是大意了。”
这个房间比我的大，也比我的便宜。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电扇，慢慢地搅动着温热的空气。
“你那地方真够烂的！”他说。
“我知道不怎么样，不过房间里有卫生间，我这几天离不开卫生间啊。而且那里的人也不错。”
他咧嘴笑了：“你是说他们不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我喜欢你的说法！”虽然已经有所好转，他依然很虚弱，不想吃任何东西。“这是我上路五个月来第五次生病了。”他抱怨道，“四次肠胃病，一次感冒。”
我也是四个月生了三次病，跟他半斤八两。虽然五个星期横跨欧洲足以让我信心倍增，但我的肠胃却没有准备好。上吐下泻的直接后果就是身体虚弱，我还算幸运，没有倒在荒郊野外，还能找一个舒舒服服的地方恢复身体。
罗夫相信，这是因为蹬车把我们的体力消耗到了一定程度，我们身体里已没有足够的能量可以抵御细菌和疾病了。而我则认为，西方人在这里之所以容易得病，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来得及建立更强的免疫能力，抵御这里肆虐的病菌。
虽然赫尔曼·麦尔维尔讲起故事来确实漫不经心，我还是啃完了半本《白鲸记》。我发现，这本书的厚度正适合拍死蟑螂。至于内容嘛，老实说，闷极了。这部沉闷冗长的史诗让我想起了《失乐园》（在学校时这组文学作品差点儿没让我得忧郁症）。这会儿我需要更轻松有趣的东西，于是我夹着罗夫给我的《怪探德克》回到旅馆里，在沉闷的房间里打发了一个下午。
时间过得飞快，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忘记了蟑螂大军和隔壁传来的臭味。当我的小肠完全从最近的瘫痪中恢复之后，房里的卫生间自然就显得不是那么诱人了。
第二天早上夫经过反复思量，罗夫宣布自己已经可以挪到附近的快餐厅去喝一瓶Zam…Zam 汽水了。他脱下短裤，换上宽松的长裤——他的短裤看起来好像被一群狗撕过，或是刚挨了一通枪火。
“这是我最好的裤子了。”他得意洋洋地说，“你真该看看别的！我所有的内裤都有洞。”
“我前任女友一看见我裤子或袜子上有洞，就会马上扔掉。”
“所以她成了你前女友了——连个洞都懒得补，这种女人不能要！”
我开始怀疑这老兄是不是天生有厌恶女人症。我们来到我前几天险些在这里呕吐的餐厅。孩子们一边傻笑着“哈喽”，一边冲我们丢石子。
“要不是你蠢得要命，我就不会那么闷了。”他没好气儿地说，“自从到了这个国家，我就一直在和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打交道。”
在这里的耽搁让我们都觉得烦闷。每当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感觉无法继续向前时，我就常常会感觉陷于低谷。这种沮丧烦闷的情绪我在希腊某个度假村也曾经历过，当时我为了换新轮胎而苦苦等了一个星期。
罗夫对土耳其没有丝毫好感，因为他曾经在那儿险些遭到绑架。两天前，一个拿着步话机的警察来到了宾馆接待处，刚好碰上他穿着短裤在四处转悠，于是警告他要注意着装。
“你能相信吗？”他义愤填膺地叫道，“这简直就是个大型幼儿园！”他想尽快骑车到拉合尔（Lahore），然后从那里坐飞机直接去澳大利亚。
在雅座里吃完冰淇淋后，他突然宣布，需要立刻躺下。于是我只好离开。
黄昏时分，我看完了《怪探德克》。现在能看的只有《白鲸记》了（到了第243页，还没进入正题）。在马路对面吃了晚餐，又是鸡肉米饭。这是个周六的夜晚，我带着对前方旅程的遐想进入了梦乡。
*
周日早上，我用《白鲸记》又拍死了两只健硕的蟑螂，前台那位慈眉善目的老男人打开一本亮晃晃的体育杂志，把一张印着迈克尔·欧文大幅彩照的折页指给我看。我又支付了两个晚上的房钱，告诉老男人，我得等阿萨第宾馆的朋友完全康复后才能离开。
“阿萨第宾馆？”他惊叫起来，像是在面包里看到被咬掉一半的蟑螂。“很脏！很糟！”
罗夫还是老样子躺着，无精打采地拿着一本书翻来翻去，这已经是第五遍了。他觉得怎么也得等到星期二。
中午，我们在咖啡店吃了一碗羊肉、豆角和土豆炖成的浓汤，外加面包，然后在一间充满情调的地下小茶馆里喝了茶。
“我开始讨厌这帮白痴了。”罗夫恨恨地盯着大街说道。
“如果再待下去的话，你都可以加入伊朗国籍了。”
“这主意不错！我会建议政府，必须销售和消费酒，男人必须天天穿短裤。”
“冬天也是？”
“尤其是在冬天。”
“从5岁到15岁的孩子开始强制执行。”
他兴奋地点着头：“要在每面墙上都贴上贝肯·鲍尔的画像，还要让德国足球队上电视。”
我们穿过集市，到处是香料、石榴、葡萄、蜜瓜、鸡肉、牛肉、坚果、豆子、西红柿、肥皂、洗发水、牙膏、润肤露、手表、首饰、皮带、钱包、T恤、长裤、缝纫机、刀叉、成套的餐具、水壶、茶壶、地毯、衣服、音像制品，还有高保真的音响。
穿越马路是件极其危险的事，还没走到对面我们最喜欢的冰淇淋店，我们便已经历了三次生死劫——伊朗司机都是些“杀人狂”，一看见你从路边迈步，就加速冲过来。
“我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六个星期零一天了……”罗夫绝望地说道，我们正坐在桌子边，埋头吃着冰淇淋。
第七章 品味当下
10月3日，星期二，清晨。
我们试着从阿萨弟宾馆出发，沿着伊曼霍梅尼街直走，在环道上左拐，上了沙哈布街。在郊区一家加油站给我的炉子加满油之后，我们便开始奔向沙漠。
或许是因为在科尔曼被困太久了，沿途风光散发出前所未有的魅力，我感觉好极了。前方崎岖不平的高山、若隐若现的黄褐色和远处高耸入云的灰色，从尘土飞扬的沙漠表面浮出，在清晨透亮的阳光中呈现出对比分明的光影变换。眼前这一切，仿佛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画。
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省（Sistan va Baluchist），劫匪并不是唯一潜在的威胁；在设拉子的时候，《伊朗新闻》上就有一篇关于西斯坦的报导吸引了我——“野猪制造大恐慌”。由于旱情熬人，当地的野猪被逼得饥渴难耐，疯狂地冲到镇上，不顾一切地找水喝，恐怖情绪在居民中迅速蔓延。因此，我们不仅得保护好钱袋，还得捍卫好我们的水壶。
“唱首歌吧？”罗夫大喊道。
“你点吧。”
“英国国歌怎么样？”
“好吧，你起调。”
“我不知道歌词呀。”
“那好，我唱，你跟着哼哼。”
我们引吭高歌“上帝拯救我们的女王”，然后我建议，本着平等的精神，我们也应该唱首德国国歌。
“这歌词我也忘了……”
于是，我们一路哼着德国国歌向前进发。我们都是欧洲好公民，所以还得唱唱《马赛曲》（Marseillaise）。但不大一会儿开始爬坡，我们也就不得不开始节省气力了。爬到山顶，我们在路边的停车带上稍作休息，两位友好的货车司机和我们分享了他们的好茶。接着我们来到一处检查站，之后便是畅快淋漓的大俯冲。浅灰色的天穹下，高山与沙漠毫无遮拦地舒展在我们眼前。我仿佛成了《指环王》中的甘道夫（Gandalf），骑着那匹天下无双的骏马在仙界奔腾。
来到山脚，我们停在路边咖啡店里稍作休息，吃东西提提神，一个男人问罗夫是不是日本人。
罗夫肤色偏黄，6英尺高，穿12号的运动鞋，身上还若隐若现地粘着一点儿干燥的斑点——在科尔曼拉稀时留下的。
“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是日本人或牙买加人。”他不动声色地回应道。
等我们再次跳上自行车时，天已经暗了下来，突然刮起了逆风。大颗大颗的雨滴越来越密集，很快变成一场倾盆大雨，我们不得不穿上防水服。大雨过后，青灰色天空中架起一道美丽的彩虹。
我喜欢在开阔地带睡觉，而罗夫却对诸如荒弃建筑物或者马路暗沟之类的地方情有独钟。虽然我曾发誓，除非万不得已，我绝不在马路暗沟里睡觉，但这回我却找了一个混凝土地堡铺开睡袋。这个封闭的空间很宽敞，风雨都被挡在外面，不仅如此，它还出奇地寂静，混凝土层和沥青层隔断了头顶汽车偶然路过的声音。
我架起炉灶，罗夫令人毛骨悚然的男中音在水泥墙和天花板上回荡：“深夜中的陌生人！两名孤独者……”远方的车前灯偶尔鬼鬼祟祟地从沙漠上掠过，鬼火一样。是走私犯？穷凶极恶的不法分子很可能把这些地方当成上好的藏身之地。或者是巡警？不管怎样，当他们走向另一个方向并消失在夜空时，我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
来到巴姆（Bam）之后，我们遇到了两个46岁的单身汉，一个是奥地利人阿洛伊斯，一个是瑞士人厄尔斯。他们各自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在土耳其大会师。厄尔斯的目标是骑车穿越印度和东南亚，再到新西兰，他几乎从不开口，想要了解他的故事真是难上加难，但阿洛伊斯的经历却使我们几个成了小儿科。
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15岁就开始独自旅行，陆陆续续去过150多个国家。他曾经骑车环游南美，还曾和哥伦比亚全副武装的强盗奋战了一百多天。40岁时，他以2小时27分的成绩跑完了维也纳马拉松全程。他还是位卓有成就的登山运动员，曾经从开伯尔山口一路走到大吉岭，还曾驾着独木舟横渡亚马孙河，在鳄鱼和蚊子的包围下躺在独木舟里睡觉，早上和食人鱼一起在河里游泳。
“你怎么没被生吃呢？”我们难以置信地问。
“除非水里有血，否则食人鱼是不会吃人的。”他轻松地答道，“你只需小心别把自己划伤就行了。至于鳄鱼么，它们跳不起来。”
这后半段话听起来不太属实，因为我恰好知道，鳄鱼是可以跳跃的：我在津巴布韦（Zimbabwe）的鳄鱼农场参观时，一只小鳄鱼就向我跳了过来。虽然这条鳄鱼还没有完全长成，而且我们中间还隔着坚实的铁丝网，但这件事还是让我心有余悸。
他准备骑车穿行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坐飞机到加利福尼亚，骑车环游美国，然后再飞越太平洋，骑车穿越欧洲，最后回到奥地利，结束他的环球之旅。在旅行过程中，他以教人德语和滑雪为生。这真是个活生生的奥地利版的印第安纳琼斯啊，他乐观合群，浑身散发出一种迷人的能量和自信，这样的人绝对让人羡慕嫉妒恨。
罗夫和我在一家餐厅酸溜溜地讨论着这个奥地利奇人。罗夫一边大口嚼着肉串，一边冷嘲热讽地说 ：“我能想象，这些食人鱼互相发出警告 ：‘小心点，小伙子们！阿洛伊斯正在晨泳哪——上帝保佑他千万别把自己划伤了！”
“那些鳄鱼的本能肯定已经告诉它们，阿洛伊斯就在那个独木舟里，要是斗胆向他发出进攻，肯定得掉脑袋。”我恨恨地猜测着，“要是阿洛伊斯有机会和女人坐在一起吃饭，你觉得他会不会堕落呢？”
*
一声公鸡的啼叫唤起了四面八方的狗吠，不大一会儿，本地清真寺晨祷的宣礼员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巴姆的一天开始了。我腕表上的闹钟在一片嘈杂声里有气无力地吱吱叫了几声，罗夫的回应则是一个震耳欲聋的响屁。
“牧师，再来点儿茶？”我不知道他能否听懂这个老掉牙的笑话。
他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伸懒腰：“你知道吗，当个牧师也不赖。”
罗夫一直宣称自己不信上帝，但我却不敢苟同。他怎么可能一边不相信上帝，一边却笃信轮回，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在科尔曼的一家网吧里，我们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一场辩论，他宣称自己一没老婆，二没工作，三不信仰上帝，这番论调让其他听到的人目瞪口呆。
“我的每一份工作都会出现一点儿问题。”他开心地说，“通常是积极性不足。”
离开巴姆，路边的棕榈树和小村庄逐渐被一望无际的平坦沙漠取代，沙子夹杂着小石块，随风拍打在我们脸上。
“饿了吗？”当我们艰难地跨过路边一头胀鼓鼓的死驴时，罗夫侧脸抛过来一句。
两个多小时的逆风而上，把我们拍打得像汹涌巨浪里两只沉浮颠簸的小船，我们停下来稍作休息，把自行车倚靠在一块绿白相间的路牌上，上面用拉丁文和波斯语写道：“此处距离下一个村庄舒尔干（Shurgaz）15公里！”。
“真不知道，这里没有红木便座，没有柔软、结实、长得没完没了的卫生纸、镜子、毛巾架、空气清新剂、浴盆，他们是怎么生活的。”我拎着一瓶水到沙漠里快速解决了一下，回来跟罗夫说道。
“一帮蠢蛋！”罗夫咆哮了一声。他决定另辟蹊径，从一本名叫《踢球者》的德国杂志上撕下来几页，权当卫生纸。
然后我们继续迎风而上。
加油啊，罗夫，冲呀！你可以把愤怒转化为能量，向光明奋力冲击！
舒尔干最大的建筑是一个警署和检查站，整个小村孤零零地隐藏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沙地和矮树丛中。我们还没有完全恢复体力，罗夫再也走不动了，于是我们就在沙丘之间支起了帐篷。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我吃了点饼干、苹果，还有剩下来的羊奶酪。罗夫在嘀嘀咕咕地抱怨我的闹钟：“只有普鲁士士兵才会用闹钟，这么大清早上路，肯定会让路人认为你是德国人。”我们在科尔曼会合之前，他通常会一觉睡到11点左右，直到被热浪或苍蝇从一池子汗水里弄醒，浪费了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光之后，他又会在黑暗中拼命骑行。
我从来没遇到过对异性那么冷嘲热讽的人。我们俩的话题轻松自在地在疯狂、世俗和离奇之间来回游走，我们交流着彼此的梦想和恐惧，分析各自的心理障碍，但是他从来没提过曾经与他分享生活的女人。他的玩世不恭一定事出有因，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曾经有过一段黑暗而神秘的经历。
许多年前，我唯一想共度余生的女人决定选择一种更幸福的生活，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一直生活在孤独和苦涩中，并对这件事避而不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曾经愚蠢地放纵自己的憎恨，对所有女性的感受都强烈扭曲。
一天晚上，当看到罗夫逗弄路边的一条小狗时，我确信比起女人来，他更愿意和狗更亲近。
“说不定你前世是条狗。”我说。
“肯定是一条规规矩矩的狗，所以投生成了一个德国人，有幸生活在这个对失业人员最慷慨大方的国家。”
“你下辈子可以再投生成狗。”
“恐怕更有可能变成狗背上的一只跳蚤。”
“要是不好好洗盘子，你就会变成一条蛆虫，爬在粪便里。”我一边警告他，一边在冷水里冲着油腻腻的盘子和平底锅。他很少帮忙做饭，而且从来不洗东西。
“你说你对猫过敏？”他振振有词地说，“那我就是对工作过敏。”
*
扎黑丹（Zahedan）的每个男人都裹在鼓囊囊的长裤和一种叫“Shalwar Qamiz”的宽松长衫里，这身打扮在伊朗其他地方很少见，这说明我们已经接近巴基斯坦边境了。虽然旅游指南上大肆诋毁这个人口41万的城市，但我和罗夫却一致同意，这里的冰淇淋站是最好的，至少和科尔曼那家不相上下——对于我们这种骑车旅行的人来说，损失的卡路里必须要用每天摄入的能量来补充。
我们在宾馆餐厅里再次遇到了那个奥地利人阿洛伊斯和他沉默寡言的瑞士“随从”厄尔斯。他们从巴姆过来仅仅用了两天，而我们则用了整整三天。“昨天我们顶着可怕的风爬了一百英里的山路。”阿洛伊斯说。
我开始隐约对他那凡事都胜我们一筹的样子有些恼怒。可怕的风？伙计，跟在罗夫的后面，你就知道什么是可怕的风啦。
“这家伙倒是很有幽默感，是吧？”罗夫说道。
去印度领事馆的拜访宣告失败后，我们去理发店把我可怕的胡子剃得干干净净——罗夫几乎是被我从接待处的沙发里撬动起来的。
“从前你看起来像个海难幸存者；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疯狂的纳粹科学家，专门在集中营的实验室里做‘实验’的那种。”罗夫评价道。
一天下午，我们窝在宾馆的房间里，讨论如何骑车从阿拉斯加到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当然，这样的事情阿洛伊斯早就做过。我期望这次旅行能在某些方面改变我，并让我带着全新的思想，更高的成熟度，不同的价值观，更强烈的自信心和更为开阔的视野回到故乡。或许，它还会让我变得更像阿洛伊斯。
罗夫早就宣布过他无意“安顿下来”，所以他警告我：“回家后不出三个月你就会恢复到离家之前的样子。你还得重新适应周围的人。”
“那可不一定。”我反驳道。我从来不会勉强自己去“适应”其他人。这是我的生活，不是他们的，我只有一次机会，必须好好利用。等到快到“生命的临终点”时，我希望自己能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以“自己的方式“过完了一生。
在学校里，我被认为是个异类，因为我父母一直觉得没必要买电视，结果我就成了班上唯一一个不知道《雷鸟特工队》（Thunderbirds）和《无敌金刚》（The Six…Million…Dollar Man）的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假装能听懂伙伴们闲聊的话题，但最后我长大了，也就不装了。在大学里，同学会在假期里到超市堆货架，攒钱从事社交活动；但我却长期抵制校园酒吧，到了夏天，我就会用三个月的时间把欧洲逛个够。当我的同学们开始职业生涯，进入教育、银行、法律和医药等行业时，我却实现了童年的梦想，当上了一名货车司机。我开着货车跑遍欧洲大陆，在各种地方工作、睡觉、吃饭。最后，我放弃了长途司机的工作，因为我需要社交生活和写作时间；当别人都在开车的时候，我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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