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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行实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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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没事，最多拘留你几天。”
周庸点点头，下楼出别墅去打电话报警。
看着周庸走出去，我重新戴上耳机，想继续听听里面的人在说什么时，门忽然开了。一个中年男人走出来，我们俩互相吓了一跳。我转身就往楼下跑，这人从身后一把抱住我，声嘶力竭地喊：“有人进来了！快出来！”
我感觉多了几只胳膊在扯我，转头一看，又多出了三个壮年男子，他们一起抓住我，拽着我进了夹层的房间，关上了门。
我一看跑不了了，举起双手，主动把手机上交：“服了，咱有话好好说，别动手。”
说话的时候我四处打量了一下这个夹层间，面积不小，得有个四十平方米左右，墙上贴满了吸音棉，完美地掩盖住了印刷机的声音。
吸音棉
屋里是一个极其专业的假币加工厂——几台电脑、大型打印机、烫金机摆在四周，几个女工正在流水线地印制假钞。我看了看屋里地面、墙角堆满的成品，外观上和真钱一模一样，用肉眼几乎无法辨别。
那个和我撞在一起的中年男人上来就踹了我一脚，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问我是谁。我说自己是追债的。
他又一脚踹在我遮挡的胳膊上：“我去你的，骗谁呢，追债追到这儿来了，你追谁的债啊？”我说马北一。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都没说话。中年男人想了想，对着那边的墙角喊了一声：“马北一，这人你认识吗？他说来管你要债的！”
墙角站起来一个很瘦的人。虽然是第一次见本人，虽然有点瘦脱相了，但周庸给我看过他的照片——这人是马北一无疑。马北一站起身，困惑地看了我两眼，说从来没见过我。
我说：“我是周庸的表哥，我弟借给你十多万元你不知道吗？”
他点点头，说周庸是他的同学，自己确实管周庸借钱了。
那个中年人上来抓着我的头发问我报没报警，我把手机要回来解锁给他看通话记录，没打过110。
他又问我怎么找过来的。
我实话实说：“跟着一个给马北一的母亲送快递的、骑着摩托的小姑娘找过来的。”
另一个人骂了一句，说李欣然暴露了，要去给大佬打个电话，顺便问问这人怎么处理，开门走了出去。中年人让我去墙角蹲着，吩咐马北一看着我。
我在墙角蹲好，马北一走了过来，我和他搭话，没提周庸的事，指了指正在把假钞泡进水里的一个女工：“干吗呢那是？”
马北一看了我一眼，说：“她在把假钞做旧。那是醋水，泡个十几分钟后捞出来吹干，就能被酸性腐蚀一点儿，看起来旧一些。”说着他又指指旁边的另一个女工，说：“她用的方法比这个高明一些，我们自己配的轻度腐蚀剂，做出来的假钞没有醋酸味，这种每张多卖一元钱。”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个女工先拿了一个白色瓶子在假币上喷几下，然后换成一个蓝色的瓶子再喷几下——本来还崭新的纸币竟然慢慢变了色，完全没有了光泽，就像用了很久的钱。最后，用吹风机把假钞吹干。
我问马北一有没有可能放我走。马北一让我别想了。
我不停地和马北一说话，问他问题。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方便我观察四周，看有没有逃跑的机会——万一他们在周庸带警察来之前，就要干掉我，那就太背了。好在他还挺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我指了指正在印假钞的打印机，问他那和一般打印机有什么区别。马北一说：“这是凹版打印机，大几十万元一台，价格高，但印出来的钱有立体感，最像真的。”
我说：“那你骗同学的钱是不是都花在这上面了？”
马北一情绪有点波动：“我根本就没想骗周庸他们的钱！本来就是想拿这钱买设备印假钞卖，快速把钱还上的！”
我本来在看着门口，那个发现我的中年男人和另一个人坐在那儿，门是从里面反锁的——基本没有越过两个人拧开门锁逃跑的可能。
听见马北一的话，我有了点兴趣。
问他说：“那你妈的事呢？你也不算骗吗？你说你妈尿毒症，捐款手术，然后你妈又去世了，其实你妈还活着。”
马北一骂了声，说：“你说什么呢？我妈确实得了尿毒症去世了。”
他不至于在这种情况下骗我，但我还是有点不相信，说：“不可能，我昨天还见过你妈，就在你家见的。四五十岁，有点发福，短发，戴个眼镜，嘴角有点微微下垂，你敢说不是你妈？”
马北一说：“不是。我都和你说了，我妈已经死了，尿毒症，一年了。”
我说：“我亲眼看见了，有个给你妈送假钞的姑娘，从这栋别墅里出去了，骑个摩托。”
马北一点头：“你说那姑娘叫李欣然，是我女友。”
我心里有点发寒，如果我跟踪监视了多天，每天下楼跳广场舞，对着我和周庸拿出马北一死亡证明的人，不是马北一的母亲，那她是谁？
马北一看起来很冷静，对有人冒充他母亲没有一点儿惊讶。
我说：“你一定知道她是谁。”
马北一没回答我的问题，问我知不知道彭大祥。
我知道一点。彭大祥是汕头的一个画工，今年七十多岁了。之所以出名，不是因为他的画有多好，而是因为他号称是中国假钞界的“教父”。他于2014年被广东警方逮捕，正在监狱里服无期徒刑，当时“焦点访谈”特意出了期专题来报道他。这个老头有多厉害呢？他曾经手绘过十三套母版人民币，中国96。7％的假币都是使用彭大祥制作的母版人民币拓印出来的。
彭大祥是“803”特大假币案主犯
马北一说：“你还知道彭大祥，一般人都不知道。”
我说：“我对这方面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所以才干这种帮人追债的活儿。”
马北一接着往下说：“彭大祥制作的十三版人民币母币，都是百元面值的。但其实被捕之前，他还做了两套母版人民币，一版是二十元的，一版是十元的。”
我想起了假钞群里卖得最好的，就是十元和二十元。问他这两套母版人民币是不是在他们手里。
马北一说：“是，那个你觉得是我妈的女人，也姓彭。”
我问马北一那个女人是不是彭大祥的晚辈，马北一说他也不知道：“但她和我女友有点亲戚关系。”
我问他和这个女人认识，是通过女友介绍的吗？马北一说是。
母亲去世后，他四处打工旅行。今年3月份，他到汕头时，在火车站有人招印刷工，他就跟着去了，结果发现是个假钞团伙。马北一很快学会了如何做假钞和在网上卖假钞，并在团伙里交了一个女朋友，李欣然。
他在闲聊时，和女友透露了自己的家庭情况以及母亲去世的事。李欣然把这些告诉了自己的长辈——同时也是团伙的头领，彭姓妇女。
彭姓妇女在汕头一直是警方的监视对象，听说了马北一的家庭情况，把他找来商量——可不可以不注销马北一母亲的户口，让她使用马北一母亲的身份，躲一躲。因为是女友长辈的请求，马北一答应了下来。
彭姓妇女告诉马北一，自己手里有彭大祥两套假钞的母版，问马北一想不想合作。马北一从小就敢想敢干，一想还是彭大祥的母版，肯定能赚钱。他假称自己在包工程，向同学朋友借钱，加上自己的一点儿积蓄，凑齐了一百多万元的开工本钱，买了凹版印刷机以及印制假钞需要的其他工具。
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在地广人稀的郊区租了房子，在印钞的房间里都贴满了隔音棉。
马北一想的是，快速赚钱后，马上先把向同学朋友借的钱还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但他的想法没能实现，彭姓妇女很快从别的地方找来了自己的团队，逐渐把他排挤在外。
后来出了骗同学份子钱的事，他找到彭姓妇女，希望用卖假钞赚的钱，把借的钱还上——结果他干脆就被软禁了，并伪造了已死的假象。
马北一的故事很完整，但他在撒谎。如果他真的想迅速赚钱还给同学，就不会骗份子钱使得自己暴露。我没拆穿他，但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跟我说了这么多。
马北一笑笑：“你不是周庸的表哥，你是徐浪吧？”我说：“你怎么知道？”
马北一说：“周庸在朋友圈发过你的照片，虽然就一个侧脸，但你头型挺特别的，我一下就认出来了。我知道你和周庸总是一起行动，你们可能已经报警了吧？我这要出去，肯定得判个三到十年，替我跟周庸说一声，我不是借钱不还的人。”
我不信他的这套胡扯，也不知道他和我说这些有什么目的。我看了看表，距离周庸出去报警，已经过去四十几分钟了。虽然没找到逃跑的机会，可我拖时间的目的达到了。
又和马北一扯了几句，隔间响起了敲门声，中年男人起身去开门：“怎么才打完电话呢？”
他拧开门，门外冲进来几个壮汉，第一个人拿着证件给屋里的人看：“都别动，警察！”马北一被警察带出去的时候，周庸站在门口，俩人互看一眼没说话。
我和周庸录完笔录出来时，天已经晚了。我们俩像每次录完笔录一样，站在警局门口抽烟。
周庸点着烟：“徐哥，你说那彭姓妇女抓住了吗？”
我说：“应该抓住了，警察一进屋我就向他们举报这个情况了。刚才咱俩出来的时候我听见有人说李欣然也被捕了。”
周庸深吸口烟：“那李欣然隔两天送点假钞过去，到底是为什么？”
我说：“应该是送去给老大验验成色，她一个中年妇女去市场买菜，即使被发现是假钞也可以说不是自己的，没人会怀疑。要是都花出去了，就证明没问题。”
周庸点点头，没说话，他可能心情不太好——因为马北一的事。我提议去喝酒，周庸说行。我们俩去了酒吧，一直喝到了天快亮才回家。
第二天上午，我还没睡醒，周庸疯狂敲门。我忍住怒气打开门问他什么事，周庸拿着手机给我看——被骗的份子钱要回来了。我立刻清醒了许多，问他怎么回事。
周庸告诉我，警方昨晚连夜审讯的过程中发现，马北一说他为了凑启动资金，把联通尾号8888的手机号卖了，在网上卖给了一个收手机号的，卖了七万元钱。
警察一打电话，那个收手机号的人就招了——因为马北一的微信没解绑，二道贩子用手机号上了马北一的账号，看他有同学要结婚，就在同学群里捞了一笔。这种事确实时有发生，换手机号不把相关账户都解绑太危险。这么看来，马北一昨天和我说的都是实话——他可能真的没想骗同学钱，只是后来身不由己。
我把马北一和我说的都告诉了周庸后，他好受了点儿：“徐哥，要是我们不追究份子钱的事，北一是不是就不用进去了？”
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事，马北一昨天特别肯定地和我说，自己会因为印假钞被判三到十年——这是造假钞最轻的量刑。马北一只参与了前期，不算主犯，很有可能判得比较轻。但如果他被认定诈骗的话，一百万元以上的金额，起码得判十年以上。
他昨天和我说那些话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在我去警局录笔录的内容时，能帮他从诈骗罪里摘出来——他没想骗人，只是正常的借贷行为。
这种可能性很大，但为了让周庸开心点儿，我说：“你不能这么想，犯了错就该接受相应的惩罚，和其他任何事都无关。”
18
爸妈喜欢保健品，一年被骗一万亿
2016年10月份，我在整理新闻和线索时，看到了一份死亡名单——燕市“仙草保健品死亡名单”。
在这份名单里，有三十五人因为服用仙草保健品死亡或受到严重伤害，上面明确地写了这些人死亡或受损的时间、症状，以及他们的家属或朋友的联系方式。
这不是第一次出现保健品死亡名单。
2007年，报纸曾报道过一份保健品公司的死亡名单，上面有2004年至2007年间，服用了某公司保健品后身体受损或死亡人员的信息。
这份死亡名单扑朔迷离，说真说假的都有，对保健品公司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有余波。如果不是因为这份死亡名单，该公司说不定早已成为业界翘楚。
老金当年也参与调查过这起案子，但因为某些原因，半途而废了。他后来和我提起过这事，说自己对保健品行业的观感极差。和老金一样，我对保健品行业也没什么好感，但很大原因是因为我睡不好。
按“中国睡眠研究会”的调查结果，全国的成年人里，有38％都是失眠人口。而生活在一线城市的人，失眠率更是高达六成。而我恰巧在这60％里，只能长期服用安眠药来帮助进入深度睡眠，以缓解夜行者的调查工作和写稿的疲惫。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去年年底。田静分享给我一篇出自《美国临床精神病学》的论文，上面说长期服用安眠药极可能导致性功能障碍。我立刻把安眠药停了，改为服用一种据说对人体无害的保健品，褪黑素。
吃了很长时间，也没什么效果。咨询了学医的朋友，他告诉我这东西是改善睡眠质量的，对失眠没什么帮助，代替不了安眠药——这让我有种受骗的感觉。
如果这份死亡名单为真的话，很容易就能引起社会关注和共鸣，专题调查可能卖很多钱——我决定跟进这件事。
我叫上周庸，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照死亡名单上的电话，挨个打了过去。半个多小时后，我对这份名单上的人有了一些了解——名单上的三十五人里，有九个人没开机，七个人没接电话，十个人不愿接受采访，三个人直接挂断。还有五个人很友善，告诉我和仙草保健品公司已经达成和解。按照协议，不能再提这件事。
周庸电话打到一半的时候就快放弃了：“徐哥，甭打了，这是编出来唬人的吧。”
我说：“就三十多个，都打完得了。”
全都打完之后，好在还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们聊一聊。
这人叫张超，他的女友是死亡名单上最年轻的一个，只有二十七岁。死亡名单的其他人里，最年轻的也有五十九岁了——除了张超的女友外，这份名单可以算是“老年人死亡名单”了。
在电话里，张超告诉我们，2016年10月12日，他的女友在吃了母亲给的仙草极致美肌丸后没多久，头疼发冷，喉咙发痒，她母亲急忙打电话咨询卖保健品给她的销售人员。
对方告诉她没事——这种情况是中医所说的瞑眩反应，现在身体正在排毒，等毒都排出来就好了。
她妈一听放心了，也没去医院，告诉女儿忍一忍。三个小时后，张超的女友出现了休克的症状。这时再打120，送到医院时，人已经快不行了。医院抢救了两个小时后，将病人转进了ICU，告诉家属，病人现在处在昏迷中，有很大的可能醒不过来了。
她的父亲愤怒地打电话给保健品公司，结果对方不承认这是保健品的原因，但愿意赔偿一部分费用作为捐助，希望不要将事情闹大。她父亲没同意，说要报警。结果这家保健品公司就人间蒸发了。
我试图约张超，问他能不能出来一起吃顿饭，想深聊他女友的事。他答应了。
10月19日12点，我和周庸开车到了约定的地方，找到三楼的饭馆，一个穿着灰色帽衫，看起来挺憔悴的男人站在门口。
我伸出手说：“你是张超吧？”
张超和我握了握手，我给他和周庸相互介绍了一下：“咱别在这儿站着了，进去说吧。”
我们进去坐下，点了汽锅鸡和煎豆腐。服务员走后，我直接问张超，他女友出事后，他们是否采取了什么措施。
张超：“出事的第二天，她爸就报警立案了。但这家保健品公司已经找不到了，推销员的电话打过去也是关机。警方查推销员的电话号，发现是不记名的手机卡。”
汽锅鸡，云南名菜之一。汤的味道很鲜美
周庸：“真孙子啊！不过张哥，说句不好听的，你女友她妈也够呛了，自己闺女出事不打120，听一个卖假药的。”
张超点点头：“是，她妈特别爱买各种保健品，平时就总给她吃。”
我问张超是否方便去他女友家里看看。张超让我等等，出去打了个电话。过一会儿他走回来：“方便，吃完饭咱就去。”
吃完饭出来，我和周庸跟着张超到了地方。这个小区很冷清，几乎没见到年轻人，在楼下转悠的都是一些老头儿老太太。
周庸问张超这小区怎么这么多老人。张超说因为这边的小区基本都是经济适用房。
我和周庸“哦”了一声。燕市的经济适用房一直限制购买资格。这小区建好有十来年了，当时能在这边买房子的都是老城区的拆迁户。
一般在老城区的房子被拆迁了的老人，都会买城郊地带的房子养老。这里房价便宜，环境也还可以，还有优惠，老人自然就多了。这个小区有许多拆迁后、手里有钱的老人。这里离市区也远，老人的儿女大都为了工作不会住在这种偏远的郊区。对于保健品推销行业来说，这个地方简直就是遍地客户的天堂。怪不得张超女友的母亲会被骗。
我们到了十一层，张超敲了敲门，一个老头儿开了门：“小超来了。”
张超说：“来了，”转头指着我和周庸，“这就是刚才电话里和您说的两个记者。”
刚才张超吃饭时和我们说，他女友的父母老来得女，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但看起来，老头儿分明得七八十岁，可能是最近家里的事太多，加速了他的苍老。老头儿过来和我握手：“麻烦您二位了。”
我问了老头儿一些他闺女出事时的问题。他说的和张超告诉我的大同小异，但有一个问题——他们都不是第一当事人，老头儿的妻子才是。所以我问他妻子在哪儿，说想要聊聊，看能不能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他们家是两室一厅，老头带着我和周庸来到其中一个卧室的门口，打开了门。里面一个老太太正坐在床上抹眼泪。卧室里除了床以外，其他地方都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这些箱子大都是口服的保健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按摩仪和我没见过的器材。
我说：“阿姨，我想问问您闺女吃的那个药，您能给我看看吗？”
老太太找了找，拿出一盒仙草极致美肌丸递给我。我看了一下，这盒美肌丸上没有食品生产批号、没有厂址，也没有保健品的小蓝帽。我又登录了食品药品监督局的官网，查询这个产品——发现完全没有相关信息。
这肯定是款“三无”产品。我问老太太购买时是否有发票，她摇摇头，说：“他们说这是进口保健品，没发票。”
我又问她女儿出事那天，是否还服用了什么别的保健品，或者吃了什么不该吃的。
老太太说：“没吃，她从小就是过敏体质，对花生啊什么的好几种食物都过敏。我们不敢给她乱吃东西。这个仙草极致美肌丸我也是问了很多遍，配方里没什么会让她过敏的，才给她吃的。”
基本可以确定，张超女友的昏迷和这个“三无”保健品确实有关。但现在的问题是——这家公司已经消失了。
我点点头：“阿姨，您还买过这家仙草公司的其他产品吗？”
老太太又拿出了一盒黑的、一盒红的口服液，还有一瓶蓝色的护手霜：“这三个也是他家的产品。”
拿相机拍下这几盒保健品后，我们和张超一起出了小区，他要去医院看看女友的情况。我和周庸目送他离开后，靠在车旁抽烟。周庸说：“徐哥，怎么查啊？这帮人肯定早跑路了。”
我摇摇头：“不一定，很可能是换了个名字，换了几个推销员，继续在这儿骗人。”
老金给我讲过一些保健品行业的行为准则——对保健品销售公司来说，他们选择行骗的老人是有标准的。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会成为行骗对象。他们会根据两点，找到最有“潜质”的老人客户。
第一是身体不好。身体健康的老人不是他们的目标人群，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六十五岁以上，身体有问题的老人——年龄越大，对事物的判断力越弱，也越容易相信别人，八十岁的老人肯定比六十岁的要容易上当。
第二点是老人是否独居。独居老人都比较孤单，防备心不强，手里都有些积蓄。加上没有孩子的阻拦，更容易上钩——那些和孩子同住的老人很少被骗。
对大多数保健品销售公司来说，符合这两点标准的老人数量有限。所以他们往往会反复压榨这些老人的价值，每隔一段时间就上门或者打电话推销保健品，定期循环——直到把老人的退休金和积蓄，甚至房子都压榨干净。
我给周庸讲完后，他点点头：“怪不得新闻上都说老人几年间买了多少多少保健品。但这和他们跑不跑有什么关系啊？”
我解释这个小区的老人多，手里有钱，儿女不在身边。对于推销保健品的人来说，简直就是遍地黄金客户的天堂，不太可能轻易放弃。所以很有可能，幕后做这件事的人，会重新招一批人，继续行骗。
周庸说：“我懂了，挺靠谱，但他们换了名，咱怎么找啊？”
我拿出手机晃了晃：“顺着刚才拍的保健品照片找。虽然美肌丸出了事，但其他产品没出事。他们这种保健品都是找代工厂生产的，一订就得是一大批货。压手里肯定赔，很可能会接着卖。顺着这些产品，说不定就能找到换了名的保健品销售公司。”
给周庸解释完后，我们开车去了田静家附近的烧烤店——调查死亡名单，找出换名的保健品公司这件事可能很花精力，我需要田静确定是否可以赚到钱。
晚上6点，我和周庸、田静坐在饭馆的角落。点了烤串和啤酒后，我把调查的情况和她说了一下，她想了想：“我觉得可以。即使你最后没查出这死亡名单的事，一个揭露行业内幕的专题新闻，卖给大媒体也能保本。”
周庸：“徐哥，我也觉得可以。但咱就直接去找这些东西会不会太显眼了？咱又不是老人。像我这么年轻又帅，那帮卖保健品的肯定躲着我走。”
我让他滚：“当然不能直接去，得先变成他们信任的人。”周庸想了想：“没听懂。”
田静听懂了，在旁边插了一句：“他的意思是你们要伪装成老人。”接着她转头问我：“这次要用人皮面具吗？”
人皮面具，听着像个笑话，但却真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事实上网上就有卖的。在网上，很多东西用常规关键词是搜索不到的，比如输入“人皮面具”“硅胶面具”，搜索到的都是一些万圣节装扮品之类的东西。但转换一下关键词——“易容脸”，就可以找到很多定制面具的店铺。价格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而且，还可以定制——完全照着某个人的脸做。
除了网上，我知道燕市有一家店，价格奇高，但要精致得多。他们家的人皮面具让我相信，可能真的有犯罪分子，通过使用人皮面具，而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田静的提议很好，但这次行动不适用。
我说：“这次不用人皮面具了，我手头没有现成的，老人的人皮面具，从定制个新的到做出来最快也得一周。而且这次可能有大量的近距离接触，被识破的概率也有点高。再说了，人皮面具太贵了，万一最后这次调查卖不上钱怎么办？”
田静点点头：“那你想怎么弄？”
我说化装。想要化装成老年人，有三种方法：1。乳胶吹皱法；2。绘画化妆法；3。零件粘贴法。
特效化装通常被用于舞台表演，步骤很多，技术复杂，需要经过专业培训
其中最常用的是乳胶吹皱法。影视剧里，青年演员需要化装成老年人时，一般都会用这个方法。这种方法其实就是用天然乳胶或共聚物吹成皱纹，然后粘在脸上，是三种方法里最好的一种。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找到一个专业的影视特效化装工作室，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化装成了两位老人。化好装之后，我和周庸站在镜子前，花了两个小时练习符合“老人”这个身份的一举一动。
然后我们开车又来到了那个小区，这时已经是下午2点了。我们下车进了小区，装成两个在小区里溜达的老人。
从下午2：30到5点多，我们总共收到了七个人的邀请——有的说免费送生活用品，让我们去领，还有帮我们免费检查身体的——总之一切都是免费的。我和周庸记下了这几个推销员的联系方式，承诺第二天去看看。
接下来的三天，我和周庸总共去了十一个保健品推销的现场。之所以说是现场，是因为所有的保健品基本都是由一种“会销”推销。会销，就是把老人凑到一块，用专家开会的形式，向他们推销保健品。
我之前对这种推销方式不太了解，但参加了十一场会销后，我发现，这和传销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一种洗脑的行为——只不过会销专门针对老年人罢了。
一进入他们的会销场所，所有的东西都在影响你。一般墙上会贴一些假的名人语录，灌输应该养生保健的观念。然后再通过专家讲座，告诉你他们的产品有多好。
当然，和传销一样，这些“专家”都来历很大——不是某某医院的曹大夫，就是某某大学的李教授，最后为了中西合璧，还会有一个海归张先生。这些都是传销玩过的手段，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
特别的是，他们在传销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变，融入了一些类似邪教骗人的把戏。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把戏，是在我们化装成老人的第二天上午。
我和周庸在地铁站附近，参加了一个免费检查身体的活动，一位“负责中央首长保健养生”的王教授，给台下的老人们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卖的是一种包治百病的口服液。王教授先是拿出两块猪肝，一块是健康的，外表红亮；一块是病变的，呈紫黑色。然后将“病变”的猪肝泡进保健药水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猪肝慢慢变色，最后颜色接近健康猪肝的颜色。台下的老人啧啧称奇，很多人都购买了这款口服液。
我拿出手机查了一下关键词：猪肝变色。发现这是一个已经流传了许多年的骗局——“病变”的猪肝是用碘伏泡出来的，变色只是一种化学反应；药水里面添加了维生素C，碘伏遇到维生素C就会褪色。
维生素C遇碘伏会发生化学反应
当天下午，在小区边上的一个底商，我们又见识到了一场“牛蛙实验”。在斯坦福大学搞科研的张女士在出售一种叫酶法多肽的药时，将两只牛蛙解剖，拿出心脏，一个放在清水中，十分钟后心脏停止了跳动；另一个心脏放在他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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