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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继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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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理翔自述创业史
背景：自计划经济时代起，茅理翔就开始在企业工作，做了10年会计、10推销员。之后，茅理翔开始承包慈溪无线电九厂，做了16年乡镇企业的厂长，后来给自己的企业起名叫“飞翔”。企业从小到大，遍历艰辛，茅理翔称那时的自己为“五子”之族：跳上火车像公子，跳下火车像兔子，到了对方单位像孙子，回来路上像驼子，报起账来像呆子。那时的火车跟闷罐子差不多，每节车厢里都挤得满满当当，一上火车就得脱掉外套，只留一件衬衫，这样还热得不行，还得使劲摇扇子，看起来活脱脱一个公子哥儿。等到了目的地，就真的要动如脱兔了，要立即跳下火车去找旅馆。
中国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供应奇缺，其中也包括旅馆业，常常是去国营旅馆一问，回答总是没有床位，再到次一级旅馆问，还是没有。好在那时的理发馆白天用来给人理发，晚上就用来当作旅馆用，这样才使经常出差的茅理翔没有经常露宿街头。到了对方单位，就要低声下气地求人家。
有一次对方单位一位领导不知怎么气不顺，一看茅理翔递上的介绍信是浙江的，一下子就把介绍信扔到地上，说：你们浙江人都是骗子，你给我滚出去！还有一次，茅理翔去对方单位带了两包烟，一路发下来正好少了一根，而在场的正好有一位女同志，他想女同志肯定不抽烟，正好。不想那个女同志正是科长，后来为那份合同又费了好多周折。回来的路上像驼子，是说在那个物资稀缺的经济年代，北方的商品很难流通到南方，而南方的商品又很难流通到北方。这样他们回家时不仅要带样品，还想给家里带一些花生等北方的特产，到最后就总是背着一个大袋子，犹如驼子一般。等回到单位一报账，立马傻了眼。
一、自然继承（5）
在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几位朋友的帮助下，80年代末，茅理翔开始研究电子打火器，不久，一种新型的电子打火枪问世。
我们的第一支电子点火枪诞生于1986年，真正打开外销局面是从1989年开始的。当时，社会上还瞧不起乡镇企业，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杂牌或者是稀稀拉拉的作坊，想搞一张广交会进馆证都十分困难。我急中生智，演出了一场混进广交会的喜剧。
我开着轿车轻松地进了第一道大门，然后西装革履，提着高级皮箱，与外商“哈罗哈罗”几声，装得像老朋友似的，挤在他们中间混入第二道大门，进了展区。这里有几千个摊位，几十万种产品，布局是那么整齐，走廊是那么畅通，外贸人员像机器人一样坐在摊位前，等候客人询价。
我观察了一下情况后，悟出了一点道理，觉得这样挤在人家当中等待太被动了，小小点火枪放在橱窗上，很不受人注意。我等了一天，还是无人问津。我急了，这时想起了茅台酒的故事—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茅台酒也是无人问津，捱到最后一天，销售员干脆将茅台酒有意在大堂里一摔，酒香扑鼻，外商均感到如此好的酒为什么没被评上？！结果重新评审，茅台酒被评为国际金奖。如此几十年下去，年年被评上国际金奖。
受这个典故的启发，我立即从橱窗里拿下一支喷火枪，一支脉冲枪，双手舞动，“嗒嗒嗒，啪啪啪”，口里高呼“哈罗！哈罗！”外商很幽默，你“哈罗”，他也“哈罗”，纷纷靠拢来了，围了一大帮人，还争着看我的商品。结果惹恼了旁边的一个钟表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他的钟表生意本来就不太好，这么一搞，他摊位的人更少了，而他又是轻工展销团的团长。他叫我立即停止吆喝，我说，这就是做生意。他说，吵吵闹闹的，这算什么做生意，还问我是什么地方来的个体户（当时个体户与资本主义是同义词，被人瞧不起的），说这样做有损中国人的形象。再加上我还没有进馆证，他把保卫科的人叫过来，把我的点火枪箱子没收，并把我叫到保卫科，罚了300元钱。
我并没有气馁，又到商场里买了一只箱子，到旅馆里拿了点火枪，干脆到广交会外面的大门口，堂而皇之地摆起地摊来了。我“哈罗，哈罗”地招徕外商，终于订下了第一张合同，对方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一招还真灵，没人来干涉，我当天就订了一万两千美金的货。第二天，宁波家电公司在自己的摊位给我腾出了一张桌子，又请了一名外销员给做翻译，我就这样大模大样地做起生意来了。我还是边演示边吆喝，摊位上的客户越聚越多，等待定货的外商排起了长队。这一届广交会，我们有8万美金的生意成交。我真的高兴极了！毕竟，我们从内向型企业向外向型前进了一步。
这样，我成了每届广交会各外贸公司争抢的人了。凡是做点火枪的老外，后来都认识了我，我的摊位常常排队订货。我的点火枪冲出了国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外销量年年增加，我的公司成为浙江省出口百强、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先进单位。真的，点火枪就是这样打出的全球销售第一，“点火枪大王”的称号也由此产生。
后来，那个钟表进出口公司的副总主动跟我来交朋友，希望我把单子给他一点，他的钟表生意不好，也可以弥补一点。他主动到我公司来拜访，一看厂房这么漂亮，厂区这么大，就对我说，很对不起，我向你检讨，假如国营企业的老总都像你，中国就有希望了。他说，很多国营大厂的厂长，上午广交会一转，一大群人陪着，气势很大，下午、晚上就到高级娱乐场，或者游山玩水去了。
现在总结起来，1995年前的整整十年，是我第一次创业的时期，那是“能人治厂”的时代。董事长是我，总经理是我，销售科长是我，销售员也是我，单打独斗，凭匹夫之勇，天南地北地闯，什么苦都能吃，里里外外一把手，这就是推销时代。如今，市场经济开始成熟了，企业也发展了，这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方太的销售如果还停留在这种形式上，就不可能有今天。如今的市场营销是一个系统工程、团队工程，靠的是组织的智慧与队伍的建设。
老茅与小茅
人们习惯上把茅理翔称为老茅，把他的儿子茅忠群称为小茅。
点火枪做大之后，随着几十家点火枪厂家蜂拥而起，激烈的竞争使该产品的价格迅速从原来的1。2美元一支跌到后来的0。35美元一支。不改变就只有等死，茅理翔比谁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二次创业，茅理翔选的几个项目都不成功，他被产业无法转型深深困扰。这时候，茅忠群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正准备越洋去美国读博士。
让茅忠群留下来很是费了老茅一番口舌。而实际上如果不是小茅对经营企业有兴趣，则一切都免谈了。“留下做企业的压力确实比较大，”茅忠群说，“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如果我再去读个博士，又要三四年，那时候再去创业的话，大好时光都错过了。我觉得还是留下，再说已经有我父亲的一些基础，我觉得成功的概率会比较大。”父子俩仔细聊过之后，老茅才知道原来儿子对企业管理早有深刻认识，而且出口成章。“要我留下来可以，”小茅说，“我提三个要求。一是把新企业从原来的小镇搬到开发区，二是除非我看中的人，原来集团的人一个都不要，三是关于新项目的决策要由我说了算。”
一、自然继承（6）
多年以后，茅忠群评价他的父亲说：“我的父亲很开明，满口答应了我的三个要求。我们的中高层里没有一个亲戚，本地的都非常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此，茅理翔的说法是：作为一个董事长、作为一个父亲，你必须要开明、开放，必须要下决心。“所以我提出大胆交、 坚决交、彻底交，这样你才能够把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培养出来。”
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父子俩把二次创业的项目定为抽油烟机。当方太厨具家喻户晓后，茅理翔谈到当时决策的痛苦：“一个高层领导者，在做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时，往往是在下‘赌注’。当他面临此时的决断时，无法去依赖其他任何人。当然，他可能身边有很多顾问，给他提出各种建议。但是领导者的工作职能决定了最后担负全部责任的只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所以，他在做最后决断之前，往往会花很长时间思考。方太‘二次创业’，必须投资3 000万元上吸油烟机项目。为了这一决策，我足足调查了6个月，思考了3个月，痛苦了3个月。有时关起门来，一支笔，一张纸，一杯茶，呆呆地坐上几天，有时会躲到宾馆里住一个星期，闭门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孤独感油然而生，而我必须忍受这种孤独。”
1995年，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成立，茅理翔任董事长，其妻张招娣任监事会主席，儿子茅忠群任总经理。在对抽油烟机的命名上，茅理翔再一次听从了儿子的意见：取名方太。尽管老茅对这一名字颇为不解和怀疑。
方太的名字叫遍了中国。谈到儿子的贡献，茅理翔感慨万端：“我儿子茅忠群为了投身方太事业，主动放弃了出国留学、留校任教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而且最能互相理解，共担风险。归结到一点，我们有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家族制成为绝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初期首选的企业模式，而且往往是惟一的选择。”
茅理翔不否认自己的企业是家族制—因为三位掌权的老总都是茅家人，产供销、人财物都放在一个口袋里。“也有许多人认为我们不是实质上的家族制，因为方太有40％的员工属外来移民，而且部长级领导干部没有一个是茅家亲戚。对于这两种说法，我有自己的观点：民营企业不搞家族制不行，完全家族化更不行。我们走的是淡化家族制的路子。此说颇有点中庸之道。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承认我们是家族制；二是我们的家族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的合理性，基本上避免了一般家族制产生的诸多弊端。目前舆论上有否定家族制一说，其实对这个问题应当持辩证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国际上80％以上的企业是家族企业，家族化在国际上也具有普遍性，并非中国的专利。一般企业发展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个人奋斗起步，第二阶段动员家族奋斗，发展到较高层次后，才聘用社会人才共同奋斗。因此，对企业家族制问题态度不必走极端。中国大部分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还属于中小企业，各企业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因厂制宜，合理设置。
“方太这几年的成功与我儿子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无论是在新品开发还是营销工作中都亲临前线，费尽心血。因此，在选接班人这个问题上，我始终认为，如果儿子确实有这个才能，就应该大胆地任用。古人也有举贤不避亲之说，如果刻意选其他人接班反倒是虚伪的做法。”
茅理翔认为，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形成职业经理人阶层，法律也尚不健全，所以创业者不可能将自己千辛万苦创下的资产交给家族以外的人去经营，必然会考虑让自己的子女接班，这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特色。“不过我有一个建议是，在交班初期，可以通过增设总经理助理或智囊团的办法来弥补接班者管理和经营上的不足。再退一步，假如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比较成熟，中国的法律相对健全，我也希望企业能够主动地引进职业经理人。到那时，我可以退下来做董事局主席，儿子可以做董事长，再高薪聘请一位总经理，同时，还可以设立几名独立董事，共同参与企业的决策。这样可以使我们的企业更加富有活力。”
茅理翔一直在摸索一套交接班的方式。他提出了著名的“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理论。“因为交接班是个过程，并不是说今天说交了马上就交了。这个过程太长了也不行，太短了也不行。”
家族制与“口袋”理论
茅理翔除了儿子茅忠群，还有一个女儿茅雪菲。虽然中国有传子不传女的传统，但是毕竟都是亲生子女，厚此薄彼当然会引起家族不和。
茅理翔说，电影电视剧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节：大家族中的子女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互相猜疑、互相陷害、甚至互相残杀，对引进的人才进行排斥。虽然是“纯属虚构”，但生活中的原型并不少见。茅理翔常常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家族不和对家族企业造成的危害。茅理翔有一位企业家朋友（其企业也是家族企业），创业初期三兄弟团结一致，一起把企业做大了。十年以后，资产过亿，而且每个人都结了婚。老婆有舅子，舅子又有老婆，1 000个员工中，家族成员达200多人，经常为了招工、采购、外协件加工内部争吵。开始，三兄弟还能说得通，到后来，三兄弟为了投资新的项目闹起了矛盾，其他矛盾一起爆发，最后分了三个厂。老大悟出了一个道理：在新厂内，对所有的家族成员均进行了一次清理，做出了一些特殊的安排。“我当然不愿走上内耗之路，因此我并不是将全家全盘与方太事业联系在一起。”
一、自然继承（7）
茅理翔认为，即使是家族制企业，也要明晰产权。“产权如何明晰？我有一个理论叫‘口袋论’，这就是最好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否则就会给企业埋下‘定时炸弹’，最后将导致家族和企业的分裂。夫人和儿子与我属同一‘口袋’，不会与自己争钱；儿子的专长又适合搞厨具，把公司交给他最为恰当。至于女儿女婿，他们的钱和我不属同一‘口袋’，我就拨出一笔资金，让他们自己创业，办了家和方太业务毫无关系的塑胶制品公司。”
方太创业至今，女儿茅雪菲及女婿一直没有参与经营活动，但是他们在方太拥有14％的股份。“在家族制企业里，兄弟姐妹可以共同参股，但不适合共同经营。我的做法是，不给儿女们留下后遗症，而是根据各自的能力和特长，让他们独立地去创业。现在女儿另搞了个凌克公司，也很红火。”
在方太，茅理翔以董事长的身份出现，不参与具体管理。公司的中高层干部中，不允许有一个家族成员和亲戚，都是引进的硕士生和本科生—这样使方太的现代管理有了一个更好的开端。茅理翔的弟弟原来是二轻箱包厂的销售经理，后来企业转制，解散了，他要求进方太，希望能做个干部。但是按照方太的规定，不能担任干部。茅理翔的弟弟就很不高兴。还有他姐姐的女儿要求做销售经理，茅理翔也只能婉言谢绝。这两件事惊动了茅理翔80岁的老母亲，大骂儿子不孝，边哭边骂。“我是孝子，我很痛心，一方面我妥善地安排了弟弟与外甥女的事，另外，我耐心地守着母亲给她解释，直到她平下气来我才放心。真的，有时为了一个外协件、招工，都要得罪多少亲戚朋友，作为一个厂长，要处理好这些事也真不容易。但为了防止今后的矛盾和内耗，只有坚持。”
多年来，茅理翔一直在思考家族制企业的发展问题，并且乐于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思考所得。他对家族制企业的结论是：一、民营企业创业初期，必然要依靠家族制，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靠血缘、地缘、学缘而共同创业；二、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淡化家族制，不淡化就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无法引进高层次人才；三、按中国目前民营企业的情况，要彻底否定家族制还不太可能。但是，民营企业要抛弃原有的经营模式，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制度，要处理好经营权与所有权、分权与集权、内部培训人才与外部招聘人才、一言堂决策与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等等方面的关系。只有这样，家族制企业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真正让“家”的感觉更好。
（四）红豆集团：接班人是如何培养的
像鲁冠球、茅理翔等民营企业家所讲过的一样，红豆集团创始人周耀庭也曾多次表示：如果有人比自己的儿子更强，他会选择前者管理企业。
现在的事实是，少帅周海江已于2000年出任红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红豆集团高层仍然由周姓家族成员担任着。周耀庭是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周海江兼红豆集团董事局第一副主席。周海江的弟弟周鸣江，是红豆集团董事局董事，在红豆集团九大公司之一的南国企业公司担任总经理。其妹周海燕，任集团董事、集团企管部部长，负责整个集团的商标管理，各公司的质量检查。其夫顾瑞也是集团董事，并担任集团九大公司之一的东方制衣公司的总经理。周海江的妻子与周鸣江的妻子亦均在集团内部任要职。这完全不符合茅理翔的“口袋”理论。看起来，每个家族企业对于继承都有自己独特的做法。
比起尹明善和茅理翔来，周耀庭的家族企业气氛更浓厚一些，尽管其家族对外宣称家族并未控股公司。我们感兴趣的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周耀庭选择继承人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我是做得最好的，自然就有了现在的位子。”说到红豆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模式，周海江很感骄傲：“这个模式不光是私营企业，其他的企业都值得参考和学习。”
1993年，周耀庭将初有规模的红豆集团分成八块，由八个企业元老各自执掌一块，大家持股比例大致相同。“10年干下来，看谁发展得好，就由这个人接班。”这是周耀庭的初衷。8人中，周氏家族成员占了3名。
10年下来，周海江主管的这一部分资产发展成了一家上市公司。成绩有目共睹，周海江接任红豆集团掌门顺理成章。而事实其实并非如此简单。这10年中，作为长子，周海江得到了父亲的精心培养。不能够否认周海江的努力，但同样不能够否认，一个父亲对儿子的人生道路的设计会更加用心一点儿。
忆及当年，周海江表示，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培养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首先，兄弟二人都被周耀庭先后送到了中央党校学习。周耀庭深知党和政府与企业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将兄弟二人送到党校学习的目的之一是让他们在政治上更进步，能够更多地认识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人。在中央党校，周鸣江确实认识了很多人，并且这些人日后都为他日后做生意有所助益。与弟弟不同，周海江认为学校让他的思想变得更开阔，意志更坚定，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因为生意而去求助任何在中央党校结识的人物。
一、自然继承（8）
1995年5月，红豆集团作为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乡镇企业的惟一代表，应邀出席了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召开的如何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座谈会。这次本应由周耀庭出席的会议上，大家看到的却是周海江。周耀庭以自己普通话讲得不好为由把自己的长子推向了前台。让周海江这样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参加如此高等级的会议，应该是周耀庭看好大儿子的一个相当明确的信号。周海江做了充分的准备，不负父望，在座谈会上作了精彩的汇报发言。
两年后，周海江被江苏省委组织部选派到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学习国际企业管理。此次赴美学习的江苏省16名企业家中，周海江是惟一来自乡镇企业的代表。在美国的一年时间让周海江眼界大开，并且自然具有了当时还让人艳羡的留洋背景。
尽管有了如此深厚的背景，周海江也并不是惟一能够接任红豆集团掌门的人选。至少有3个人曾经成为他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在那8位获得了自己天地的创业元老中，作为一个实干家，戴克新领导的南方橡胶有限公司的成绩连周海江也不能否认：“比我的还要好一些。”如果按照周耀庭当初“谁做得好，谁就上来”的原则，周海江没有明显的理由让戴克新位于己后。但是据说戴克新个性强，可能因此未能获得周耀庭的肯定。
还有一个叫陈忠的职业经理人也曾对周海江继任掌门构成过威胁。1996年，周耀庭决定用百万年薪面向全球招聘总经理，以提升比较落后的公司管理水平。加拿大人陈忠从100多名前来应聘的职业经理人中脱颖而出，ｗωｗ奇書网当上了红豆总经理。周海江本来是不赞同这次招聘的（后来他经常引用兰州黄河集团的案例来说明自己对于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看法），甚至与与父亲就此发生过激烈的辩论。最后，陈忠如愿成为了红豆总经理。但在一年半之后，他又离开了红豆。周海江的对此的解释是陈的聘任期到了。
应该说，周海江的弟弟周鸣江要比上述两人更具有竞争力。周鸣江比哥哥更早进入企业，对于市场比哥哥更早熟悉，从业经验要丰富得多。从他比周海江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来看，周耀庭对小儿子的培养似乎先行一步。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当初选择继任者时周耀庭的考虑，或者长子继承父业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周氏兄弟自小感情极好，当年在周耀庭没有能力供给两个儿子同时读书的情况下，周鸣江主动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回到家里跟父亲一起种田。这或许是周海江认为家族企业任用亲戚监督成本几乎等于零的原因。
周海江说，红豆集团非常重视产权的变革。“在我们的产权安排考虑上，有一条叫财散人聚，人散财聚。红豆集团让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拥有我红豆的股份。我们每个厂也都是这样的。这个厂不只是哪个一个人也不只是我们家族的，所以它的利益就有了保障。”
二、散财式继承（1）
灾难继承和自然继承体现的是财富所有者对财富继承安排上的智慧，而散财式继承则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财富继承，它不是简单地把财富传给子女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而是把财富的继承权一部分或者全部交还给社会。
吴良定：分权而治下的继承安排
一个家族企业在发展壮大后，它庞大的资产是如何分配，创始人之后的接班制度是如何设计的呢？他对待财富的态度又是怎样的？我们来看看吴良定在中国国情下安排财富的智慧。
2004年10月，胡润发布了他的2004年中国内地百富榜，58岁的浙江人吴良定和夫人陈爱莲以18亿的身价名列第54位。实际上，吴良定夫妇的实际财富可能比胡润统计的要多得多。在吴良定的老家浙江新昌，吴的名字等于是企业界的“超级航母”。
吴良定是一个在生意场上极度活跃但又很会在媒体面前藏匿自己的“隐身人”。从1982年凭着自己的一项技术发明创业以后，他进行了一系列资产运作，打造了一个由中宝实业、万丰奥特集团、日发集团等组成的中宝系企业集团，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万丰奥特集团。这家由吴的夫人任董事长的民营集团是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铝合金车轮生产商。当然，由吴良定的大儿子吴捷担任董事长的日发集团（生产数字机床和加工中心）和吴本人担任董事长的中宝集团（生产纺织器材、汽车减震器）业绩也都不错，年销售额都过亿元。
一制过三关
1992年，时任厂长的吴良定对新昌纺织器材总厂进行股份制改造。当时的资产规模是2 000万元，目光长远的吴良定看到了未来产权制度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对一个家族企业产生恶劣影响。“企业要过三个关，第一个关是自己，成功以后，怎么正确对待自己，很多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企业死掉了；第二个是交接班，交班的时候发生地震，企业也死了；第三个是产权问题，处理不好，兄弟之间打起来了，四分五裂。这三个问题是我作为一个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解决的。”吴良定说。
1992年和1993年这两年时间里，吴良定的心思一直花在产权的设计上。作为一个家族企业，吴面对的是自己5个正在成年的孩子，当然，还有他的夫人，他得在利益的分配上安排一个合理的制度。吴良定去国外考察，关注的问题只有一个：外国公司在股权上是怎么设计。有一次在台湾，吴良定见到一个同行业的董事长，两个儿子之间争夺股权，打得不可开交。“老头子70多岁了还不能下来，不是他不想下，他如果下来了，给谁呢？绝不能让两个儿子并列吧？就这样一天天拖下去，他拄着拐棍，两个人搀扶着还在当董事长，太辛苦了！他对我说：‘吴董啊，你不懂啊，我下不了的啊。’你说谁知道他的痛苦？老头子有病了还不能下，每个儿子都想坐董事长的位置。”
想了2年，精明的吴良定处心积虑地设计了中宝的产权安排：由中宝集团派生出万丰奥特和日发，分别由夫人和大儿子任董事长，三家公司在产权上完全独立，互不控股，但家族的个人分别在三家公司里占有股份，三个人的股份加在一起能绝对控股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以万丰奥特集团为例，吴的夫人陈爱莲担任董事长，占40％的股份，是第一大股东，吴良定占23％，大儿子吴捷占4％，女儿占百分之零点几的股份，其余股份为家族外的股东所占有。万丰集团下面的10家子公司，每家子公司都由集团公司控股65％，其余35％为家族外的人所有。
“采用这种扁平结构，你不能领导我，我也不能领导你，你是我的股东，你希望我搞得好，这样分红多，我也希望你搞得好，我也分红多，兄弟们之间也相互促进。”吴良定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女儿。老大吴捷现在是日发集团的董事长，老二是女儿，现在是中宝国际贸易部的老总，老三是儿子，学的是飞机设计专业，在南航工作；老四今年北大毕业，马上到英国读MBA，57岁的吴良定极有可能把他培养成自己在中宝接班人，小儿子目前还在读书。
“我把帽子戴在头上，把根子落在底下，你到工商局去查，这几家公司是互不关联的公司，你什么也查不出来，查到下面才会发现股东都是一家人，是一个家族在控股的。因为我有5个孩子，我在股权上做文章。但当我只有一个儿子的时候，整个就要掉过头来，就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的架构，董事长是自己家里的人，下面请一个集团公司的CEO，下面是子公司、孙公司。”
10亿元的慈善基金会
和很多优秀的浙江商人一样，吴良定从1982年依靠2万元创业，凭借智慧和能力，他和他的家族在20多年的时间里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据这个家族自己计算，他们拥有的净资产大概价值37亿元左右，这远远比胡润统计得要多。
二、散财式继承（2）
吴良定在用制度解决了家族企业创始人交接班和利益再分配问题之后，他有了更从容的心态来对待财富，包括慈善事业。
少年时代的吴良定个性比较内向，沉默寡言，但非常喜欢读书，但考上了军医大学的吴良定却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父亲曾是国民党员），被剥夺了升学的机会。有书不能读，让吴良定对眼下和自己当初有着同样遭遇的年轻人有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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