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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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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以为，尼安德特人是被“现代人类”取代了，现在才知道，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也一样进入了现代欧洲人类的体内。假如，这两个族群是可以交媾而传子孙，在生物学上，这两个种族，应当是同样的，也就是说，所谓“现代人类”与“非现代人类”之间的界线，其实并不存在。
这一类的证据愈来愈多，最近，在西班牙发现的一些古代的人类遗骸，其基因中包括了在欧亚交界处发现的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是另一种古代的人类种属。这一批人类，其分布的地区，过去以为最可能扩展到亚洲大陆的东北边；现在从西班牙的遗骸中，却也发现了他们的基因，则这一种亚洲古人类，可能分布的范围，远超过亚洲以外。
近几年，在中国的云南蒙自马鹿洞，和广西隆林的一个洞穴，分别找到了离现在16000年左右的古人类遗骸。他们既不是尼安德特人，也不是丹尼索瓦人；这两群中国西南部的古人类，彼此之间又不相同。他们的存在，可以晚到16000、17000年前。过去我们总以为，在周口店上层的“山顶洞人”，就是周口店直立猿人的后代。现在我们无法肯定，究竟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至少，有一些中国学者，坚持从周口店直立猿人身上找出来的一些体质特征，在今天东亚人类身上还是存在，例如，箕形臼齿。2012年，周口店“田园洞人”的基因研究显示，这一群几万年前的人类，具有今日亚洲人类的特点，而与欧洲人类的基因，有所分别。从这些信息看来，“现代人类”的亲属可能在各地存留很久，而“现代人类”，在各地演化的古人类身上，吸收了各地的基因。
“现代人类非洲起源论”假设，这些古代人类，二十万年前离开非洲，五六万年前进入亚洲。他们进入的途径，分别来自各方。有一批从南方经过印度洋，一批循南路进入太平洋的东亚海岸，一批穿过今日东南亚进入中国西南，然后又分别北上，和东向扩散。还有一批，则从经由中东，进入欧、亚大陆，其中有一批西向扩散于欧洲本部，另一批则北上到达内亚地区，分别向东和西，扩散于欧亚大陆的北方地带。
据最近的研究，欧洲人有少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亚洲人有少数丹尼索瓦人的基因；后者留在中国“汉人”血统的基因，不到0。2％。以上论述，只是根据目前基因遗传理论，认识古代人类扩散于中国地区的说法。凡此人类演化的讨论，其实并无助于我们对于后世中国地区人类分类归属的了解。
现代中国人的基因高度一致
人类在各地的分散演化，不仅是在体质方面，更显著的应当是在于他们为了适应各地的自然环境，而发展出来的文化特色。这些特色，构成了另外一种认同和归属的条件。在古代，地广人稀，于是每一个地区的古人类社群，不仅具有体质上的特色，而且在生活习惯上，也自成格局，与邻近的族群不一样。族群与族群之间，因为人口的扩散，或者受天然条件改变而引发的迁移，终于由于彼此接触，在血统上形成多元性，在文化上也是因交流而构成更复杂、更丰富的内涵。
2009年11月，美国人类遗传学期刊发表了一篇新加坡学者对于汉人基因的研究。他们研究了八千多个来自中国十个省份的华人的基因，发现这八千多人的基因成分，有高度的共同性，彼此仅存在0。3％的基因差别。这篇报告也指出，基因差异性的转换，从北到南，有一定的差序，从西到东，并没有特殊可见的差异。他们将华人的基因成分，与日本人的基因成分对比，发现华人的一致性远比日本人为高。
这篇报告，有其缺失：这十个省份，都是中国所谓内地的本土，南方省份只有广东一处，尤其西南云、贵、广西、西藏等处，没有样本，西北甘、新、青以及东北各处也没有列入。从中国历史上，人类的迁徙和融合，在这些地方，发生最为频繁。这些地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应当在基因之中有明白的显示。也许正因为这篇报告，为指明“汉人”的基因成分，研究者才特意地挑选内地省份。
另一方面，这篇报告的发现，也相当程度地符合中国历史上文献所记载的一些人类迁徙和混合现象。例如，每次北方高原地区，因为气候变化，当地的牧民大举南下，侵入中国，然后落地生根，他们的基因，也就进入中国人的总基因库内。相应的，犹如后浪推前浪，本来在北方中原一带的居民，由于北方的战乱，一批又一批地向南迁移，于是，改变了南方各地的基因构成成分。中国的地形，从西到东，天然条件上，并没有像从北到南这样显著的差异。而且，北方牧民要进入中国，必须跨过高峻的西北高原和山地，不会带动巨大规模的迁徙现象。
此后，我将从新石器时代，各个地方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冲突与融合，讨论到文化的扩散和重组，间接也可以反映各种人类，可能跟着文化的开展，而有迁徙与混合。然后，我们会在历史时代，找出几个关键性的时期，对这些时期的战争与贸易以及因此引发的人群迁移和融合，讨论到各地族群之间的混合，以及一些孤立的“口袋”地区，所呈现的地方性特色。
整体言之，中国五六千年的内外变化，犹如各种不同的豆类，倒在一个锅内，不断地搅和，合成腊八粥；假如还加上磨浆，出现的将是混合的豆浆。这种混合，可能就是新加坡报告指陈的，现代中国人基因呈现有高度一致性。长期混合的结果，不同于选择某种基因，刻意保存的“纯种”。我们要知道，天下没有真正的“纯种”，跑马场上的纯种马，都是特意保留的单纯基因组合，有其一定的长处，但是也有更多遗传的弱点。
人类将来走的道路，也是在不断地交流与融合之后，逐渐构成一个共同的人类种属；其中，个别的个人，会呈现不同的外表，而他们的基因，却是上述“豆浆型”的混合，那才是所谓的“现代人类”。
世界在改变，中国也在改变。在这个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中国人能如此自我审察，对世界是有益处的；邻近的其他国家，在中国的自我审察过程中，不能责备中国是以民族情绪威胁他们，则对于中国，也消弭了四周邻居的敌意。
立宪政改等不起
作者：雪珥 字数：1628
大清国的立宪政改究竟需要多少年？
著名政治家、俄罗斯前首相维特提出，需要50年的准备期，这令大清宪政考察团团长戴鸿慈相当郁闷。维特告诉戴鸿慈：“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务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
维特认为，搞立宪政改，“欲速不能，过迟不可。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则有倾跌之虞；上不行而下将出于要求，则有暴动之举。”这也正是他的切肤之痛。与中国一样，俄罗斯立宪政改，同样是由于日俄战争失败的巨大刺激，仓促上马，结果是节奏很乱，造成社会动荡。
戴鸿慈在其《出使九国日记》中，对于维特的讲解赞赏道：“语多罕譬，颇切事情。”但是，他告诉维特：“准备之功，万不能少，然不必期之五十年之后。”戴鸿慈认为，要加快立宪的进程，必须“知行并进”，对于立宪期限，戴鸿慈与端方的共同意见，倾向于15年。
据《时报》、《新民丛报》等多家媒体在1906年8月份的报道，考察之后回到上海的戴鸿慈与端方，给各省督抚的电报提出：“以十年或十五年为期，颁布实行。一面规划地方自治、中央行政，以求民智之发达，而为立宪之预备。”
督抚们对此各有意见。两广总督岑春煊提出“立宪事必不可缓，以十年为期，甚乐赞成”，比端、戴二人的15年期限更为激进。反对者中，据报道有绥远将军贻蔼、云贵总督丁振铎。盛京将军赵尔巽则赞同15年的期限。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回电中干脆表态不愿意参与这种“串联”：“立宪一事，关系重大，实不敢妄参末议，祈鉴谅”。陕甘总督升允也附和说：“候旨垂询，再陈管见。”
最能准确反映端方、戴鸿慈对立宪期限的看法的，当属他们回国后给中央递交的报告。这份题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收录在端方的《端敏忠公奏稿》中，虽然有诸多证据证明报告其实是梁启超代笔，但也的确反映了端、戴二人的真实思想。
这篇洋洋万字的奏折，其实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中国非立宪不可”，二、“速立宪又不可”。在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中国非立宪不可”之后，这篇奏折笔锋一转：“虽然，中国为救亡计，即于今日采用立宪政体，实行宪法可乎？臣等又考列国宪政制度所以能实施之故，而窃以为中国此时尚未可也。何也？中国数千年来，一切制度、文物虽有深固之基础，然求其与各立宪国相合之制度，可以即取而用之者，实不甚多。苟不与以若干年之预备，而即贸然从事，仿各国之宪法而制定、颁布之，则上无此制度，下无此习惯，仍不知宪法为何物，而举国上下无奉行此宪法之能力。一旦得此，则将举国上下扰乱无章，如群儿之戏舞，国事紊乱不治，且有甚于今日。是立宪不足以得安，而或反以得危矣。故谓此时即行立宪者，臣等实确见其不可，而未敢主张此有虚名，而无实益之政策也。”
客观地看，这的确是“实事求是”的意见，宪政本身涉及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是一套精密的“技术活”，只是为了虚名而推行，未得其利，先蒙其害。
奏折随后详细地分析了日本的立宪路线图：“查日本开设国会，实行宪制，在于明治二十三年；预定开设国会之期，则在明治十四年。然明治元年，其天皇已以五事誓于国中，其国是已大定矣。盖自明治元年以至明治二十三年，皆立宪预备时代也。其立宪以前，必以五事宣示天下，以定国是者。盖日本当时以西洋之相迫，遂有覆幕尊王之举，国民呼号奔走，群起求政治之改革。而其时，日本天皇亦知非立宪不足以谋其国之安且富强也。欲即立宪，故先以五事定国是。旋乃定开设国会之期，使全国官民，于若干年中周备，为立宪之预备，实行种种之改革。及乎实施宪制之时，而一切法制皆已，无忙迫不及之弊。故开议会后仅五年，而其国力已足胜我也。今日中国之情势，本当时无异。而有莫实与日。”
因此，奏折建议中央应立即“宣示”立宪的决心及时间表，“以定国是”，“约于十五年至二十年，颁布宪法，召议员，开国会，实行一切立宪制度。”
房契、地契、不动产登记
作者：李开周 字数：1606
民国以前，中国是没有土地证和房产证的。地主想证明某块土地属于自己，得靠地契；业主想证明某处房产属于自己，得靠房契。
地契和房契都是合同，过去叫文书，地契是买地的文书，房契是买房的文书。用现在的话讲，地契和房契就是不动产买卖合同。
古代的不动产买卖合同跟今天不一样，一是内容太少，一份合同少则几十个字，最多几百个字，只写明不动产的位置、面积和成交价，没有详细的赔付条款，更没有配套的质量保证书；二是模糊不清，合同上往往只有卖方和中间人的签字，没有买方的签字，即使有，也只有一个姓，而没有全名，如果有全名，那也是化名，不是真名。
我手头有几百张老房契，随便拿出一张给大家看一看：
“立绝卖房屋连基地永远割藤杜绝文契林栋序，为因妹丈周某父子先后病故，遗下吴邑十一都二十四图虞家庄朝南房屋一所，计七间，一披厢。今凭中绝卖与永义堂为业，三面议定价银一百二十两整。道光十五年五月，绝卖人林栋序（画押），中人周孝清（画押）。”
通过这张房契可以看出，一个名叫林栋序的人卖掉了他妹夫的房子，房子坐落在苏州城郊虞家庄，坐北朝南一小院，内有七间北房、一间厢房，卖价120两，交易时间是道光十五年农历五月，中间人是周孝清。
房契里有几个术语：绝卖、割藤、凭中。“绝卖”是完全卖掉，以后无论房价涨到多少都不会再找买家赎回（与绝卖相对的是“典卖”，典卖是可以赎回的）；“割藤”指的是没有任何纠纷，今天我把房子卖给你，保证没有任何人找麻烦；“凭中”的意思是通过中间人，这笔交易有中间人在场，万一将来出现纠纷，咱找中间人说事儿。
从唐朝到民国，甚至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年，中国民间的不动产契约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一直都是这个格式，一直都是先写交易性质（绝卖还是典卖），再写交易起因（缺钱或者亡故），最后再写标的属性（位置和面积）、成交价格、卖方姓名和中人姓名，而咱们现代人看起来最为重要的买方姓名和违约责任却付之阙如。严格讲，像这种契约根本就不是完整的不动产交易合同。
可这些不完整的交易合同却曾经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产权证明。仅靠一份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不规范合同来做产权证明，会滋生出大量的房产纠纷，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从宋朝开始，官方都在呼吁民众进行不动产登记——让交易双方去衙门缴纳契税，完了衙门在合同上盖一个红章，并对交易进行备案。
问题是中国的契税历来很高，从南宋到清末，最低2％，最高9％，加上各种各样的附加税，有时候能占到房价的23％，花100万买套房子，为了缴税还得再花23万！老百姓图省钱，往往不去备案，仍然用一张没有经过官方盖章的“白契”做产权证明。白契没有备案，完全可以造假，如果恶霸和讼棍想霸占你的房子，随手造一份假房契，再替你伪造一个签名就行了。
进入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了厘清产权，减少纠纷，呼吁进行不动产登记。各地市政府先后响应孙先生的号召，纷纷在地方法院下面设立“登记处”或者“登记局”，让业主们主动去法院申报房屋位置、房屋面积、房屋质量和房屋现值，登记处或者登记局先审查，再公告，确信没有产权纠纷了，再登记备案，最后发给业主一张《不动产登记证》。
1925年4月，北京地方审判厅登记处张贴了一份不动产登记布告，是用白话文写的，容我抄录如下：
“本厅自民国十一年九月一日创办不动产登记制度，已经印发过十几万张传单，对大家说明了。北京的土地房屋自庚子变乱后，关系很复杂，有补签的，有失契的，有盗典、盗卖、盗押的，打官司的实在不少，一经登记处登记，权利就算是永远确定了，什么盗卖伪造的事情均敢保其没有，即万一遇到兵灾水火，契据丢失，不须登报声明，不须找铺保补契，就可以对抗第三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土地房屋每价值千元，只收一元登记费。”
大时代的小个子
作者：李舫 字数：3230
“我的幸福，往往来自于我所遭遇的不幸。”
在电影《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的开篇，小个子主人公捷克人简·迪特如是说。被监禁了近15年，简·迪特遭遇大赦获释，站在监狱的大门口，跌宕起伏的人生在他的回忆中次第铺开。
1968年8月20日深夜，数十万备有现代化武装的苏联和华沙条约成员国军队，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从此，漫漫长夜降临到这个欧洲小国。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便是捷克最著名的文坛巨匠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在这段漆黑长夜中写下的传世之作。2006年，在打了十多年漫长的官司之后，捷克导演伊利·曼佐终于如愿以偿将其搬上银幕，影片甫一问世，旋即轰动世界，此时，赫拉巴尔已谢世10年。
出生于1914年的赫拉巴尔，其人生可谓跌宕起伏。他年轻时曾就读于法学院，不久，因德国入侵、纳粹关闭了捷克所有高等学府而辍学，直到战争结束才修完所有课程，获得博士学位。然而，他却没有按部就班地在学术道路上走下去，而是从仓库管理员、铁路工、炼钢工、打包工、推销员、剧院布景、龙套演员做起，“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正是这丰富的人生体验，赫拉巴尔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和看似随意的斐然文采。赫拉巴尔49岁时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可谓大器晚成，此后却频频获奖，迅速被世界文坛接纳。捷克斯洛伐克沦陷后，举凡不肯对占领公开表示支持的作家，均遭到新上台的权力当局的严厉制裁，赫拉巴尔是其中之一。
政治上的被抽离、文学上的被边缘，让赫拉巴尔倍感悲凉，他甚至萌发轻生的念头。幸运的是，妻子在布拉格远郊的林中空地置办了一所简陋的木屋，正是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赫拉巴尔找到了心灵的归所。萨特斯卡小镇蓝星酒店的小个子老板讲述自己从前在饭店当学徒的故事让赫拉巴尔深受启发，他灵感如泉涌，只用了18天的时间，就一气呵成了这部仅仅5个篇章、13万字的旷世之作《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难得的是，此后再未做一字一句地修改。
我们不难想象，赫拉巴尔如何在强烈的夏日阳光下带着满腔的激愤完成了这部著作。“烈日晒得打字机曾多次一分钟内就卡壳一次。我没法直视强光照射下那页耀眼的白纸，也没能将打出来的稿子检查一遍，只是在强光下机械地打着字。阳光使我眼花缭乱，只能看见闪亮的打字机轮廓。铁皮屋顶经过几个小时的照射，热得使已经打上字的纸张卷成了筒。”直到二十年后的1989年，这部作品才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作为“三部中篇小说”中的一部正式出版。在小说的“作者说明”中，赫拉巴尔感慨万端地写道。
在狂热的创作中，赫拉巴尔曾经希望有一天，能够有时间和勇气仔细琢磨，把这部稿子改得完美一些，然而，没有，46年过去了，作品以其天然的质朴保持着其无可褫夺的魅力。
“请注意，我现在要给诸位讲些什么。我一来到金色布拉格旅馆，我们老板便揪着我的左耳朵说：‘你是当学徒的，记住！你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老板又揪着我的右耳朵说：‘可你还要记着，你必须什么都看见了，什么都听见了！’……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工作。”赫拉巴尔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了。在伊利·曼佐的影片中，这段饶有趣味的文字仅仅作为一个镜头一闪而过。赫拉巴尔由时间推进的讲述，在伊利·曼佐的镜头下变成了简·迪特人生的两个阶段的平行叙事，一个是他作为富有开创精神的年轻人，事业进取逐渐成熟的阶段；另外一个则是他年老体衰出狱后回归本真，追求内心的宁静的阶段。两重叙事的交叠轮回，让影片在冲淡平和的表象下更具有波澜壮阔的史诗气质。
个头矮小、涉世甚浅的简·迪特是一个身无分文的餐厅服务员，然而尽管身份低微，他却一直抱有两个梦想：一是有朝一日成为挥金如土的百万富翁，一是能够拥有自己的酒店，成就一番事业。在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里，他竭力拼搏、跋涉、攀登，以求熬到“侍候过英国国王”的那位餐厅领班的位置，命运之神不断青睐，他凭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技巧，他很快就在自己的事业阶梯上节节高升……在动荡的社会变迁中一步一步走向了成功的巅峰，最后自己成了布拉格最豪华酒店的老板，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二战终于结束了，迪特的妻子丽萨带着从被驱逐的犹太人家里掠夺的稀有邮票返回布拉格，他们借助这些邮票发了财，一次意外的失火却让丽萨死于非命，简·迪特有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迪特大饭店”。然而，好日子不长，迪特因为串通德国人而被捷克共产主义新政权判刑，所有财产被没收且锒铛入狱。近15年的狱中生涯转瞬即逝，昔日朝气蓬勃的迪特走出监狱，满头华发，孑然一身，回顾一生，过去的一切宛若一个华丽而恍惚的梦。
年老的简·迪特心如死灰，年轻的简·迪特梦想张扬。借助着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年届七十高龄的伊利·曼佐将赫拉巴尔的故事处理得举重若轻。伊利·曼佐曾改编过六部赫拉巴尔的作品，其中包括曾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严密监视的列车》和柏林金熊奖的《失翼灵雀》，事实证明，在改编赫拉巴尔作品方面，他确实是无可撼动的不二人选。
伊利·曼佐用影像的方式，完美地保持着赫拉巴尔用文字营造出来的截然对立的情绪氛围——紧张与松弛、夸张与谨慎、严肃与戏谑、冷峻与狂热、幻想与实际、平和与波澜——并使得影片的主题在不同关键词之间自由切换。他用几个具有喻象性的概念——镜子、道路、金钱——来表达主题的无限丰富和无穷可能，在简·迪特滔滔不绝、近似泛滥的叙事海面之下，潜伏着深不可测的审判和放逐。影片的名字是“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看过影片才知道，简·迪特的一生跟英国国王了无干系，这句话其实取自简·迪特问饭店领班何以精通各种待客之道，每一次，领班总是回答说，“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
在影片中，简·迪特因个头的矮小而自卑，所以他常常用一些意想不到的技巧“垫高”自己，赢得满足。他喜欢出其不意地将硬币抛撒在地上，暗中窥视人们疯狂拾捡的失态；他经历过众多女人：天堂艳露的雅露卡什、宁静旅馆的女佣凡达、巴黎饭店的尤琳卡，还有德国教师丽莎。每每与女伴沉醉于温柔之乡之时，简·迪特总会用花哨的饰品在女伴的胴体上摆出奇妙的图案，并借助一面镜子，让女伴打量其中妙不可言的自己，“对于女人，我懂得爱情和床上的游戏，从我在她们的肚皮上铺满鲜花开始。”在影片的结尾，简·迪特将数面镜子摆放在空旷的房间里，镜子中闪回着简·迪特的青春片段，镜子在这里完满地完成了影片的主题阐释，大大小小的碎片、重重叠叠的影像、虚虚实实的映射，其实恰是一个小个子在大时代中的分裂和挣扎，是捷克甚至是欧洲半个世纪动荡的写照。
简·迪特喜欢在啤酒杯背后，观察形形色色被扭曲的人形。这些扭曲的人形何尝不是捷克人的写照？他们持杯在手，身体里有着与生俱来的快乐细胞，却又有难以排遣的历史隐痛，他们有着夸张的喜怒哀乐，也有着痛彻骨髓的腥风血雨，伊利·曼佐用漫无边际的诙谐道出了捷克的悲恸与凄凉，这是他的才气和力量，也是他不动声色的残忍，恰恰是在这样的残忍中，一个民族的苦难与坚强不动声色地凸现出来。
赫拉巴尔对中国传统文化痴迷不已，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恰是如此，东方哲学的沉着与空灵常出现于他的作品之中，这也反映在这部影片里。“人，总是在意外中，方能成为真正的人，在崩溃、出轨、失序的时候。”影片的结尾，简·迪特说，这几乎是赫拉巴尔颠沛流离的一生的写照。1996年，赫拉巴尔从一家医院的五楼坠落身亡，自杀还是他杀？至此依然是个谜。在他的笔下，简·迪特出狱后，被放逐到捷德边境森林，修一条永远也修不完的公路，在这里，简·迪特却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了意味深长的安排：残骸顺着河水从南北两个国家各自流走，最终在大西洋汇合，从而完成人生的圆满。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诚哉斯言！
关照人性，并不是简单揭黑
作者：解宏乾 字数：3114
王跃文，自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以来，便不断引发话题和关注。1999年《国画》出版后三个月内重印五次，此后被禁十年。随后，他相继出版的《梅次故事》《朝夕之间》等一系列描写当代官场的作品，纷纷被禁。但这些却并没有妨碍读者对他的追捧，据说《国画》仅盗版销售已超过500万册。王跃文被冠以“当代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称号，虽然他本人并不喜欢被读者和媒体贴上这样的标签。当代文学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福民甚至评价说：“王跃文之于官场小说，就相当于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琼瑶之于言情小说、二月河之于帝王小说。”这句判断颇见分量。
不久前，一篇名为《王岐山脸谱》的报道中，一个细节吸引了外界关注：2007年底，时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即将上调中央，在向同僚们告别时，他推荐了两本书，其中之一便是当年出版的王跃文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无意踏入官场
王跃文虽然以“官场小说”成名，但他的家庭教育却是主张远离官场、远离政治。和很多20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样，王跃文的童年时期正赶上“文革”。他的父亲年轻时是个国家干部，24岁的时候，父亲在反右运动中给领导提意见，被打为“右派”，给家庭带来的灾难持续了21年。为此，王跃文兄弟五人都不能正常上学，姐姐和哥哥不能考大学，不能参军。“只要逢上政治运动，父亲必定上台挨批斗。批斗一个‘右派’不需要理由，罪状随时可以归纳几条出来。那时候，只要听到生产队和大队吹口哨召集开会，我胸口就怦怦跳。”王跃文回忆道，“我是在受冷落、受歧视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从小对世界充满恐惧，从小就慌张而怯弱地打量着这个世界。我知道自己将在乡村终老，死后埋进村子对面一座叫太平垴的山里。”
因为父亲的遭遇，王跃文从小就不想同政治有任何关系。他年轻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老师。但没想到，他从怀化师专毕业时，县政府正要招一个应届毕业生做文秘工作，在教育局查阅到他的档案时，觉得他的文字功底不错，就被选中了，“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
王跃文对《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说：“后来我参加工作，母亲叮嘱我要‘紧闭口，慢开言’，希望我以父亲的经历为前车之鉴，引以为戒，说话、做事能谨慎一些。但我没有做到，反而比我父亲更过分。我父亲只是写了一张大字报，我却写了几百万字。”其实，王跃文早在能够从容对付机关材料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了。1988年8月8日，《湖南日报》文学副刊第一次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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