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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历史-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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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
法治与市场经济之基
作者：震江 字数：2742
西方人对诚信的理解与中国基本一致，都包含诚实无欺、讲究信用、信守诺言等意思。“诚信”一词，英文为integrity，有“诚实”和“完全、完整”两层含义。在西方，历来把讲诚实、守信用、不撒谎作为经典训言。
苏格拉底是目前所知西方最先提出诚信观点的人。很多人可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传说苏格拉底的父亲是雅典城中的一个匠人，家里非常贫穷，懂事的苏格拉底也经常帮着父亲干一些铁匠活。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一天，苏格拉底要出门去给别人家送打好的铁器。妈妈看雪下得那么大，儿子的脚下又没有穿鞋子，于是便说：“孩子，雪太大了，别人在这种天气也用不上它，等到雪融了的时候再去吧！”苏格拉底则坚决地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我跟爸爸答应今天给人家送去的。”他顶着大雪，光着脚把打好的铁器送到了那个人家里。
苏格拉底被后人称为“智慧、泰然与明净”的化身。他开创了希腊哲学研究的新方向，把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社会和人类的内心世界，尤其注重伦理道德问题。他提出的一系列哲学命题，其主旨就是使人成为道德完善和真正的人，而更加让人崇敬的是，他能把自己的哲学践行在他一生的行为之中。
法律是诚信的守护神
罗马法是古代社会最发达的法律体系，同时又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法和法学的历史基础。古罗马人把诚信概念作为罗马法的基本原则，并贯穿于整个法律体系中。古罗马法规定，善意和诚信是有效缔结契约的前提，具有欺诈故意的行为，或者是因不讲诚信而被法律认定为“不名誉”的人的行为，是无效的行为。在诚信的基础上，古罗马法产生了一种新的诉讼形式，即“程式诉讼”或“诚信诉讼”，这类诉讼“指在程式书中，大法官于原告请求一项后批注‘依诚信’字样的诉讼。承审员在审理时可按诚信和公平的原则，根据案情做出衡平的判决，不必严守法规，拘泥形式。故原告如有诈欺、胁迫等情事，被告如有可宽恕的错误，虽程式书中未列有抗辩，承审员也有权减免被告的责任。”
在古罗马的国际法中，诚信原则是处理城邦之间关系的法律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信义。也就是说，古罗马人在对外贸易中，商业道德的支柱是诚信，古罗马法把诚信上升为国际法律原则。诚信渗透于经济关系中，规范着经济活动，如果遇到了阻力，外国人可以到所在地法院请求法律的保护，法院按诚信原则和法律规则做出公正的判决，法官是诚信的守护神。
守约为正义之源
西方的契约诚信还可以追溯到西方基督教从希伯来那里学来的犹太教传统。在《旧约·出埃及记》中，耶和华与以摩西为首的犹太人立约，其主要内容是十诫。在十诫中，将“不作伪证”作为基本的道德戒律，中世纪的基督教将“信 ”、“望”、“爱”作为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在基督徒的信仰实践中，上帝的诚信守诺或许比其权能更具有现实意义。摩西认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向爱他、遵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使徒保罗也认为：我们纵然失信，上帝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弃他的诺言。《圣经》里，有很多有关诚信的语句，例如：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 “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地说出”等等。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犹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原本就应得到上帝的眷顾。但是历史上的犹太民族却历经苦难，一直到现代仍然不得停息。犹太人将自己的遭遇归结为对上帝的背弃，这是一种失信的报应。《圣经》中说：“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那么反过来说，凡是背弃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必然不再眷顾他。不管犹太人的遭遇和他们背弃上帝之间有无必然联系，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诚信意识早已渗透进西方文明的精神内核中。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契约诚信观也随处可见。社会契约论的先行者格劳修斯就指出： 守约是人的本性，人们订立契约，就会产生民法。他认为“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霍布斯进一步认为：守约为正义之源，无契约即无谓正义，有约而不遵行即为不义。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人民大众与政府之间是契约关系。法律面前，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为了防止权力的弱肉强食，防止有人不讲信用，每个人让出一部分权利给政府，政府与人民有契约，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人们可以解除这种契约。美国思想家潘恩进一步阐述：根据契约而建立的政府，不是什么人为牟利而开设的店铺，它完全是人们的一种信托。人们给它这种信托，但也可以随时收回。
信用就是金钱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诚信是成熟市场的基本标志，是建立健康市场秩序的基础。亚当·斯密说：“一个人如果常常和别人做生意上的往来， 他就不盼望从一件交易契约来图非分的利得， 而宁可在各次交易中诚实守约。一个懂得自己真正利益所在的商人， 宁愿牺牲一点应得的权利， 而不愿启人疑窦……在大部分人民都是商人的时候， 他们总会使诚实和守时成为风尚。因此，诚实和守时是商业国的主要优点。” 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信用就是金钱”，揭示了诚实守信对于市场交易行为的重要意义。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也认为，保持良好的信用和信誉，可以让只有少量财富的人，更好地利用别人的财富发财致富。
西方国家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十分注重诚信，因为一旦有不诚信行为，则会带来一系列不堪设想的后果。在德国，一个人在乘坐公共汽车时逃票，一旦被查获，这种个人信誉上的不良记录就会存入管理信誉的有关机构的档案中；在英国，公共服务机构如银行、税务局、供电公司、自来水公司、邮政电信部门等，都有记录失信行为的“黑名单”，企业或个人一旦被列入“黑名单”，以后在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将四处碰壁。因此，从失信的代价上考虑，西方人会自觉地注重诚信行为，可以说，西方的诚信观更多的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虽然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并不缺乏诚信的思想资源，但中国古代的诚信更强调人的操守和自律。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和西方的契约与法治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诚信观念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应是中西诚信文化的互补与统一。
（参考资料：毛希彤：《古罗马法中的诚信原则》；阚仁平：《从圣经看诚信守诺》；苏盾：《中西方诚信观溯源及其比较》；方丽娟、郑涛：《中西诚信伦理的主要差异》等）
筹建特区 标本兼治 习仲勋终结“大逃港”
作者：黄金生 字数：4982
为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诞辰，从2014年8月8日起，央视一套8点档播出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该剧一播出就引发收视热潮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中包括尘封多年的“大逃港”现象。
公开历史资料显示，“深圳历史上共出现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广东省共偷渡外逃56。5万多人，逃出14。68万多人。其中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1978年4月，刚刚被平反的习仲勋被委以重托“看守南大门”时，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期。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传》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中，记述了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期间是如何标本兼治解决“大逃港”问题的。
视察宝安：把生产搞上去，不要反什么主义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宝安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从1952年至1977年，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附城公社莲塘大队1200多人，出逃香港就有790多人；2200多亩耕地，就丢荒700多亩。这个大队的径肚生产队原有24户，108人，外逃了22户102人。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各个方面造成了很大危害，严重破坏了生产。
1978年7月，大约在5日至10日之间，习仲勋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前往宝安视察。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 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的心头顿时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习仲勋到达后，不是先听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际情况。
习仲勋一行在方苞等人的陪同下，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属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很多老百姓都往那边买东西，不少人跑到那边不回来。习仲勋心里感到很难受。他感触很深地和方苞等人交谈了很久。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习仲勋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于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流毒还没有肃清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这一番话，是很有胆识的。
从沙头角回县城深圳的时候，习仲勋在路上看到边防军抓了两个外逃的人，把他们铐在路边。他问方苞：“这些人抓了放在哪里？”方苞回答说：“莲塘那里有个临时收容站，每天抓到偷渡的人就先安置在那里，第二天再派人送他们走。”回县城时天已经很黑了，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在收容站里，他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习仲勋给这个偷渡的人讲了许多社会主义好的道理，希望能纠正他的思想。直到天色已晚，他才回到招待所。
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在听取方苞汇报后，习仲勋就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建立外贸基地问题发表谈话，他说：“外贸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讲求实效。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宝安，总的印象是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在全党统一认识，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你们反映在英界那边有7000多亩的土地，但是大部分都丢荒了。这些土地还是要很好地经营。因为这是我们边境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我们边境地区逐渐繁荣起来的可以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
这次宝安之行，习仲勋感触很深：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广东却不行。通过对如何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和制止非法外逃等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对他认识广东和考虑解决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谈偷渡：是人民内部矛盾
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上半年，是广东偷渡外逃之风最为严重的时期。偷渡的不仅有农民，而且还有干部、职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学生也结伴偷渡。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000港元，差距实在太大。因此，边防地区普遍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说法。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是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已超过10万（包括港英当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万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深圳收容站容量只有600人，樟木头收容中转站容量只有400人，但当年经常收容人数在1000人以上，最多达到3000多人，使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收容间过于拥挤，时值夏天，卫生条件太差，臭烘烘的，有时部分收容人员没有饭吃，开水供应不足，有时饮生水也困难，受伤的收容人员不能及时医治等等。在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跳车逃跑、群众围观和抢走偷渡人员，以及多次发生偷渡人员殴打押运人员，抢夺押送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
习仲勋了解情况后，立即召集省委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他认真分析了反偷渡外逃问题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看待，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偷渡的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习仲勋提出不能把外逃的人当作敌人，要统统放走的做法，当时由于很多人仍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在思想上都接受不了。在习仲勋的反复教育和引导下，省委常委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这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据习仲勋夫人齐心回忆，当时“有人反映习仲勋对反外逃不重视，实际上，他不是不重视外逃问题，而是反对以‘左’的方法处理外逃问题，认为把偷渡的人一律当成犯人对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令他深思的是这种沿用以往‘左’的观点、方法和措施是不能从根本解决外逃问题的。必须清理‘左’的遗毒，采取标本并治的积极态度，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
习仲勋派出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前往深圳贯彻落实反偷渡外逃的政策。5月5日，黄静波到达后，听了方苞等人的汇报，说：“民政部对你们很不满意，把那么多人关在收容站那里，条件又差，这样不行。省委已经决定了，你们今天就要把人都放走、运走。”方苞说：“一个晚上不能放走那么多人，要不三天内就会像1962年那样出现外逃高潮。我们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如果在这时大批大批的人跑出去，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投资者会觉得我们的政策和环境不稳定，丧失来内地投资的信心。这样不仅中央会批评我们，改革开放也不能顺利进行。” 虽然黄静波觉得方苞说得有道理，但是他组织性极强。他是带着省委的命令来的，一定要完成任务，坚持要深圳把收容站的人运走或放走。最后，深圳市委服从省委的命令放人。结果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向边境前沿，强冲边防，“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已动员一切力量做好围堵工作，结果深圳市20000多偷渡群众只跑出800多人。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才将事态平息下来。不久，习仲勋在了解到边境实情后，觉得当时还未做好防范措施，就仓促做出统统放人的决定，和边境实情不大相符。他赞同方苞提出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
建特区：要解放思想，当孙悟空
广东毗邻港澳，两地人民生活差距大的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就向中央建议，给予广东更多优惠政策，让广东能够优先发展，在对外开放中起到龙头作用。
习仲勋在向邓小平汇报时，提出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这个提议点燃了邓小平的思路，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王全国回忆说：“开始我发言是叫加工出口特区，以后我们写成出口特区，后来中央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1979年9月21日，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勋在向与会者说明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由来后说，这一政策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更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个重要决策。他说： “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我们是干革命的，现在搞四化就是革命，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股拼命精神。同志们要团结起来，振作起来，工作要抓紧抓细。一方面，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不要等。
9月22日，谷牧在广东对习仲勋等广东领导谈话时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习仲勋当场就对吴南生说：“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随后，省委即决定由吴南生负责广东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后发表谈话：“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
抓捕姚文元准备了两套方案
作者：韩纲 字数：6713
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是如何确定的？以往人们都以为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隔离审查”的方式，近些年来披露的当事人的回忆显示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开会投票”还是“隔离审查”？
最高层的商议，当然是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前引华国锋访谈称，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但《叶剑英年谱》“9月21日”条目，未见有关此事的叙述，只有“9月25日”条目记载：“到北京城内华国锋住地，同华国锋长谈，分析‘四人帮’活动的动向和情况，研究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叶年谱不仅时间与华所说不一，而且没有明确说商定了“隔离审查”的办法。
不过，华国锋谈到的另一个情况，却被两位当事人印证。华回忆，9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他就以“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李先念马上表示支持，吴德也表示支持。吴德的说法大致一样，略有不同。吴德口述，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他，交换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表示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的职务，他偏重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李先念以为不妥，他提到当年赫鲁晓夫整肃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的历史事件。华、李、吴分析和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状况，感到“四人帮”在中共十大把许多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问题，会冒风险。三人最后都认为，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李先念还回忆，当时华国锋所说“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样先抓起来再说”。（李先念谈话记录，1988年7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下）
依据上述史料判断，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式，一开始，华、叶之间考虑“隔离审查”。出于慎重，华国锋随后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吴德曾建议用召开会议的办法解决，但最终华、李、吴还是就“隔离审查”的方式达成共识。
华叶商议的详情仍不清楚；华向李、吴征求意见后，是否再向叶剑英作过反馈，也不得而知。直接当事人都已不在，只能期待知情者披露史实。
行动方案的拟定与汪东兴的作用
如何拟定解决“四人帮”具体行动方案的？原来更加模糊不清。吴德口述和武健华的文章披露了不少细节；尤其是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提供了许多亲历亲闻的情况。这是近年来在弄清史实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进展。
汪东兴是制订具体行动方案的组织者，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吴德口述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就是比较肯定汪在行动中的作用。按吴的评价，汪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之下。他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行动班子的人员是汪亲自挑选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吴德的评价有道理。汪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且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掌控了中南海和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大权。这个行动若无他的参与和支持，很可能费尽周折甚至流产；相反，汪的参与和支持大大增加了行动的成功系数，其作用远非一般政治局成员所能比拟。
关于汪东兴与华国锋商议具体行动方案的情况，数武健华的文章最为详细。武说，10月2日下午，叶剑英直接去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处，与汪第三次密谈。叶提出加速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汪当晚去找华国锋商量具体问题，自己则先去华家谈。当晚汪去了华家。华表示，叶汪的意见和他想的原则上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华要汪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再议定。武健华回忆，汪去华家之前召集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三人开会，布置他们琢磨一个行动方案。10月3日上午，李鑫、武健华向汪东兴汇报了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同他们再次作了研究。当晚，汪东兴第二次去华国锋家，汇报行动方案。华肯定方案可行，也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再缩短时间，争取提前解决；二是再约叶帅谈谈。10月4日下午，叶剑英再次到汪的办公室，与汪第四次密谈，听取了关于行动方案的汇报。叶肯定“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还说“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5日深夜两点，汪再次到华的住处，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请示八三四一部队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问题。华把刚刚离开的吴德找回来一道商量。（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实施过程》）这是华、汪、吴唯一的一次碰头会。
但按吴德口述，他是10月4日下午被华国锋找去，再一次讨论行动细节的；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刚到家，华再来电话找他去，汪也在华家，三人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吴德强调，“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这里的时间，与武健华回忆不同：一个说是10月4日的下午五点多钟，一个说是10月5日的深夜两点，相差几个小时。
关于中南海外面行动方案的制订情况，吴德口述比较具体。吴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作为直接当事人，其叙述比较具体也相对权威。按吴德所说，10月2日，华国锋去了吴德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一步商议。抓捕迟、谢、金是吴德的提议。华问吴，“四人帮”在北京还有什么爪牙。吴认为，迟群、谢静宜、金祖敏也该隔离。10月3日或4日，吴又去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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