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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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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制度要改进
作者:蔡霞 字数:3842
落实宪法,需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此,现行人大代表制度需要改进,比如:
第一,人大代表现在的人数问题、结构问题、身份认同问题,这三个问题需要高度关注。
人数问题——目前2000多名代表能不能真的讨论问题?每年全国人大会议最长不超过15天,基本上是每个报告至多安排两、三个半天进行讨论,2000多名代表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真正审查、讨论透彻其中的任何一个报告,都难以做到。因此,这样的审议讨论只能是走过场、粗线条,往往是政治宣传类的,最终使人大代表的审议讨论有其名而难副实。
结构问题——现在人大代表70%以上是官员代表。十八大报告讲要改变人大代表的结构问题,但其提法值得思考。目前的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肯定要减少,但十八大报告讲的是要增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尤其是增加基层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结构的改变绝不能这样去做。为什么说“绝不能”?一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而是社会多个阶层的形成,所以不能以原来的中国社会结构语言概括来讲人大代表从哪里来、怎么产生或怎么去改变结构,而是社会各阶层代表要在人大有所体现。这是其一。
其二,现在基层一线的工人、农民能不能当代表,不取决于他是不是劳动模范,而应该取决于选民对他的信任以及他的能力、素质。李步云老师讲到陈景润当人大代表时人家开会他看书。现在有一个代表一辈子当代表,就会讲“谢谢”、“赞成”、“同意”。人大代表是作为社会公众的代表来参与或决定国家大事的,相当于国外的议会议员。由传达民意并且参与国家最高决策的职责所要求,全国人大代表要具备相当高的知识素养、政治经验和政策水平,没有议政能力、政治知识和参政能力,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身份认同问题——为什么要讲身份认同?按道理人大代表是中国公民,可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些人大代表已经变成别的国家的公民,却在我国当人大代表,请问他们代表谁?谁选的?这是一个大问题。要把人大代表的国籍重新认定一下。如果持有公开的或者隐性的别国国籍身份的护照,都应清出去,不能成为中国人大的代表了。包括官员,官员手上隐性拿着国外的护照也要清理一下。
第二,人大代表如何履行职责的问题。
首先是,闭会期间人大代表如何履行职责?前几年于建嵘老师曾做过四川一个县的人大专职代表试点。当时主要考虑的是,现在许多地方选民不认识人大代表,选出的人大代表也不联系选民,因此,人大代表不能选举完了就算了,必须要履行职责。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是有的人大代表不向选民负责,这就要关注他在闭会期间如何履行职责。当时想,在现有条件不能够完全改变的情况下,可试行一部分人大代表作为专职代表。全县人大代表除了人大常委会和官员以外,再有一些专职的人大代表专门受理群众的要求,真正把代表职责履行起来。即一个乡有一个专职代表。但后来上面赶紧叫停,人大专职代表的试点没搞下去。
建立向人大代表及时通报人大常委会工作情况、接受人大代表质询的日常工作制度。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情况、人大常委会委员在会议上的发言,是否可以及时通报给所有的全国人大代表?因为是人大代表们选举他们,委托他们开展工作的,就应该让人大全体代表都知道,常委会成员们是怎么做的。同时,是否需要考虑相关的法律性文件中增加人大代表有提出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的权利等条文。总之,如何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在某一个范围内可以做、不涉及到大规模而难以操作的,我们就可以去尝试。
还有,人大代表在开会时怎么履职?
一是现在的人大代表开会讨论务虚不务实。联系到人大关于全口径审查和监督公共财政预算决算的问题,就要增加开会讨论的时间,使人大代表的发言由务虚变成务实。不仅要审查政府把钱投到哪里,投的比例是否合适,还要从审查钱的去处到进而审查政府的决策和项目。这样,把代表的讨论变实,这需要增加讨论时间,要求一项一项财政预决算,讨论所有项目。
二是人大代表的讨论在会上的发言必须原原本本地向社会公布。现在人大代表发言有很多雷人的话,有些人哪有代表意识?说的是他自己想说的话。代表在开会期间的发言要向全社会公布,让他至少有对社会公众交代、负责的意识,知道自己该讲什么和不该讲什么。
三是人大代表在大会期间有没有提出议案的权利?大会的议程由人大常委会的主席团决定,人大代表只能在主席团决定的议程范围内讨论问题,这样当有一些重大问题被上层领导认为不需要讨论也不列入讨论时,人大代表能够怎么做?这就需要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的权利。比如4万亿,2008年下半年政府提出,到2009年“两会”期间我盯着电视看全国人大会议上会不会讨论4万亿,结果大会没有提一个字。据说,有的地方在开会之前给人大代表内部做工作,哪些问题不能在会上讨论。包括今年“两会”期间,有的地方人大代表事先被打了招呼,官员财产公开等问题不能在会上提。这是限制人大代表发言权利、讨论问题的权利。
要赋予人大代表法定权利。为保障人大代表履行职责,人大会议首先要制定制度,就大会确定议程进行辩论,预备会上应该讨论这些问题。要明确规定,当人大代表达到法定人数时,能否改变大会的议程,提出大家认为必须要进行会上讨论的重大问题。比如,达到多少人数时议案必须列入议程?哪些议题可以在大会上讨论?现在的人大代表只有提提案的权利,而提案是不放到大会上讨论的。
要为人大代表充分行使代表职权提供一系列必要的条件保障,包括事前充分的资料提供,让他们充分地了解情况,会议中有充分的时间讨论发言,发言能够没有顾虑地畅所欲言。而且,如果人大代表提及的某个问题很重要,可以申请在大会上发言而不仅仅在小组讨论里发言,要引起全体代表对这个问题的集中关注,而不完全是按照会前安排好的进行。
让全国人大代表个人有权利在全体大会上发言,目前还不可能一下子跨到这一步。那么,能不能在现有全国人大代表分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开一个全体大会,每个代表团小组推出一名代表到大会发言,进行各代表团之间的情况交流,使人大全体代表之间有一个互动,大会全体代表都知道每个小组讨论的热点问题以及提出的政策建议思路,这应该是可以操作的。
第三,社会公众对人大代表如何监督?如果人大代表履职不那么好,如何罢免撤换代表?这需要将人大代表置于公民的监督之下。
就此,连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即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在哪里?
我以为至少有两点:一是依据八二宪法,必须保障公民切实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是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每次人大进行换届选举代表时,各地都有一些公民站出来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但政府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限制公民参选的权利。依据宪法阐明的“公民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对于政府部门做出的限制公民参与选举和被选举的某些规定和做法,应提起违宪审查,或者应该向人大申诉。这是一个大问题,如何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改变现在限制公民选举权的各种做法。
二是一定要培育公民社会。减少官员代表而增加社会各阶层的代表,这就有代表如何产生的问题。现在代表的提名权掌握在政府和上级党组织手里,事实上,在筛选代表候选人时,一些地方政府和党组织已经做了各种政治考虑,把某些代表候选人筛出去了,所以提名权是一个初始权利,公民应该拥有推举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权。
在基层社会中,公民如何提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候选人,或者公民提名自己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到最后在选区顺利当选人大代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必须培育公民社会。现在对于公民的结社自由、基层社会的民主治理,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限制。如果把公民在基层社会的民主自治搞好,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让公民社会在法治基础上、在宪法框架内能够比较好地生长起来,这个过程中就会逐渐产生有一定参政议政能力,又有社会公众影响的人物——民意领袖。这几年,实行宪法最重要的一点是培育公民与公民社会。在此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可以称之为民意领袖的人物,这个“领袖”没有年龄限制,有的人60多岁,有的30多岁、40多岁,这些人将来在社会活动中,在参与公共事务时,会赢得社会信任,有了提名权可以被选出来。因此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逐渐产生,但基础是结社自由和民主自治的推进、公民社会的培育。
说到这一点要打消执政党的一个顾虑。执政党的顾虑是:一说到基层选举就有担心,如果不提名,共产党是否会被选下台?这是缺乏自信。其实基层老百姓在选举代表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哪个党派的人,而是是不是为我们办事说话。8000多万的中共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优秀人物,而且在基层社会中有一批基层党员,可能不是当干部、当官员,但他们热心公众事务,这些人在将来的选举中会逐渐产生出来。这些人为何不能作为中共的代表人选?其实可以。现在把党和组织部门划等号,把党的领导和书记意图划等号,这两个等号排除了党内绝大部分党员。要建立“自信”,自己脑子要有一个改变:党不等于书记,组织部门不等于党组织,党内民主要有相应的发展和相应的提升,那么基层党员在群众中会有好印象,不会出不来的。
市场经济需要宪政
作者:张维迎 字数:3227
我本人是搞经济学的,是什么东西使我关注宪政、宪法、民主?主要是基于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第一是自由,第二是私有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在过去几十年改革之后,我发现经济自由仍然会受到政府的任意干涉,私有产权根本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家精神仍然受到压制和扭曲。特别是重庆事件之后,我觉得,如果中国不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实行宪政民主,靠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无法走下去,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市场经济。这就是我关心的问题。新一届领导人上任后,我对两句话印象非常深刻:一是习近平讲的“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二是李克强讲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去年12月9日,在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我有一个演讲,题目是《落实宪法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里面提了当前落实宪法的五个方面:一是司法独立,二是人民代表的竞争性民主选举,三是言论和出版自由,四是私有产权的保护,五是违宪审查。
关于宪法和宪政,我谈几个观点:
第一,宪政和宪法为政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提供一个基础。
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有宪法而不去执行,就等于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我们现在的政权有权力而没有权威,人们对政权的服从和遵守完全是基于畏惧而不是基于敬重,这是一个大问题,重要原因是宪法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三年前我讲过,一部宪法真正落实的不多,有些条款形式上落实了,实质上没有落实,有些形式上都没有落实。
八二宪法(包括后来做的修正)基本上是好的,主要是没有落实。这是习近平主席讲“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的背景。我理解,有些条款当时制定时就没有想着落实。为什么不想落实还要制定出来?原因是人类文明代表普世价值的一些东西谁都不能公开否认,变成文字时没有人敢说不能写,这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审判等。但这却是这部宪法的生命力所在,因为它为我们平稳地进行改革提供了条件。许多国家的变革需要“修宪”甚至“立宪”,但我们要做到只是落实已有的宪法而已,至少相对长一段时间可以这样。现在这个时候,真正落实宪法,实际是要我们回到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普世价值上来做事,而不能再偷梁换柱。否则,不仅宪法没有生命力,政权也没有正当性和权威性。比如我们谈人大选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法规定的基本制度,但如果人大代表不是真正选举出来的,就不能真正获得人们的尊重。过去大家很尊重你,因为人大代表是一个身份和荣誉,党、领导人对你重视,你是名流,这就够了。现在大家看到人们的观念发生了一个大变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被尊重程度远远不如过去,大家不再把你当一回事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大家真正选出来的,凭什么说你是人大代表我们就要尊重你。如果人大选举办法不真正落实,未来的人大代表越来越失去它在普通人心目中的正当性。所以第一点,落实宪法涉及政党、政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第二,宪政是民主的基础。广义的民主制度包括宪政,狭义的民主主要是选举领导人的问题。如果没有宪政,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从古希腊到现在,所有思想家都担心民主会变成“多数人暴政”,这是人们对民主最大的恐惧。怎么来防止多数人暴政?就是实行宪政,让法律变成最高的统治者,所有的人都在法律下行事。民主只有建立在宪政基础上才能防止多数人暴政。这是从理论而言的。现实看,如果未来选举,选下来的人不服气怎么办?不离开办公室怎么办?如果没有宪政,如果人们没有法治的基本理念,如果法院不能独立审判,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就可能出现内战。我们知道美国大选结果即使有争议,法院判决后当事人都得服从,如当年小布什和戈尔竞选时发生的事情;台湾也是这样,有争议,法院说了算。从西方国家历史来看,都是先有宪政后有民主。英国在1688年实行了君主立宪,确立了宪政体制,当然也不是说之前完全没宪政。但英国真正的民主化从1832年的改革开始,把选举人扩大到成年男性的10%,然后又几次扩大选举人范围,一直到1928年所有成年妇女获得平等选举权,有近一百年的历史。
我对中国未来30年改革的一个设想,首先是真正落实宪法、宪政、法治,然后才能够走到健康的民主道路上,而且我认为前15年应该以宪政作为主要任务,后15年应该以民主作为一个主要目标。而在落实宪政当中,有很多事情需要具体措施,不能泛泛而谈。比如司法独立问题,宪法第126、131条规定了法院的独立和检察机关的独立。问题是,如果不改变法官的任免体制,如果法官的职位安全得不到保护,实行司法独立不太可能。美国大法官,总统有权任命,但任命后就是终身的,总统没有权开除他,如此就有独立性了,总统任命的法官上去也可以完全偏离总统的意志。如果法官像政府官员一样完全由我们组织任命,可以随时撤换,司法独立一定是假的。未来法官本身的资格任命,我们可以模仿美国,党组织任命法官,但任命以后是终身的,不能再去开除他、免他,除非他自己犯了罪,或做了违反社会道德的事情。我认为在民主之前先建法治先建宪政是最重要的。
第三,实现宪政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或者说,是所有人的利益所在。我最近一直宣传一个观点,在现在这个体制下,有特权的人面临的风险更大,一般老百姓只要不“犯上作乱”,基本的人身安全也许不是大问题。恰恰是当官的、有特权的人,他们的基本安全最没有保障。用另外一句话说是,现在的政府官员是有特权没人权。有特权可以享受当下的好处,没人权就是未来的安全得不到保证。
西方国家最初为什么会实行宪政?不是老百姓要实行,而是既得利益有特权的人要实行宪政。为什么他们要实行宪政?因为没有宪政时他们相互伤害,比如英国贵族,他们的权利不断受到国王侵害,每一次战争都是你死我活的较量,最后他们认识到用宪政,都按一个规矩去办,对所有贵族都好。对今天的中国而言,这对我们非常重要。现在当官是一个高危职业。他们应该认识到,即使用特权的手段得到既得利益,以后也需要法律保护。现在当官任期有限,副部长60岁,部长65岁,去职之后,你的生命、安全、财产怎么保护?如果不搞宪政,最可能危害到的是他们。如果新一代的官二代要掠夺,也只能掠夺老一代的官二代,因为老百姓没什么好剥夺的了,最后只能剥夺他们自己了,也就是相互剥夺了。所以必须要认识到实行宪政对他们来讲最迫切,比我们老百姓还要迫切。当然,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人类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无知。
第四,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公民自由的保障。这方面,研究法律的跟研究经济的人分歧不大,但搞其他的,对产权的非议就比较多。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人们的基本自由和安全就没有保障,民主一定会变成暴政,我们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重庆过去几年中发生的事,最近曾成杰死刑案件等等,威胁到的不是少数企业家,而是每个人的生命与自由。
保护私有产权,需要落实宪政。私有产权的保护,宪法已有明确规定,但真正要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包括普通人的观念转变。最有效的办法是从纠正错案做起,比如现在经济犯罪案中审判之前就拍卖资产的问题,重庆事件中的冤假错案问题,需要通过司法程序纠正,一些官员和法官应该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以儆效尤。2006年在治理整顿时发生的“铁本事件”,也是一个典型案件。21世纪发生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可悲。但如果重新审理,纠正了错误,就会对产权制度的建立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落实产权问题,一定要通过一个一个案例去做,包括对行政诉讼法的利用,如果法律允许做事的权利政府部门不予批准,受害人就应该向法院起诉。我们的社会需要这种“较真的”人,这种情况下起诉政府部门不仅是个人和公司的权力,也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建立产权制度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因为它关乎每个公民的利益。如果大部分人能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这个社会就有希望往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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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改革须保障纳税人权利
作者:李炜光 字数:3460
我是研究财政税收的,就财税方面如何落实宪法精神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目前,我国社会出现了纳税人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与政府的财政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之间的紧张局面。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社会进步,私人财产权逐步确立,公民作为纳税人身份的权利申张越来越强烈,这是近几十年来没有过的;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有某种力量在逆这一潮流而动,极力维护国企和资源价格的垄断,公民个人和民营企业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政策关照,行政部门的财税自由裁量权得不到有效制约、人大对财政预算事项的决定权和监督权不到位等等。这使我感到,财政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许多人所理解的,属于单纯的经济和技术的问题。
以财政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财政是连接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三大子系统的媒介,因而财政的危机便很容易表现为整个社会的危机。财政具有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形式和命运的神奇力量,或者说,国家收钱(征税)、分钱(配置)和花钱(用税)的方式变了,这个国家就会随之发生改变。所以每当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财政问题便会突显出来。我们当前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这种情况可以反映在财税改革的很多方面,比如个人所得税法的调整和修改、房产税改革、“营改增”改革、预算法修订、央地分税制的完善、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债务,等等。在当今中国,新旧两种力量在财税问题上较劲,无处不在博弈纠结之中,交锋有越来越直接和白热化的趋势。
中国近些年来的民间反拆迁行动、财政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式预算的试验,以及某种新税酝酿过程中民间强烈的意愿表达等等,都可以看作当今中国的纳税人运动,它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以自发的维护私有财产权为基本特征,是护宪的而不是违宪的。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由传统国家向现代税收国家演进的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在这个时刻,国家应该顺应潮流,推动预算民主和税收法治化的进程,通过财税改革促进我国宪政改革,这才是一个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本分之所在。
去年,预算法修改稿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二次审议,准备征求意见后即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通过。由于预算法修改稿还存在不少问题,部门立法倾向比较严重,不合于现代法治精神的条款未得到纠正,我参加了由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办的研讨会,与上海的韦森教授、蒋洪教授,以及北京的王雍君教授、施政文教授等学界同仁联名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信,要求暂时中止对这一稿草案的审议,并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到年底时接到通知,说我们的建议被采纳了。这是一个好现象,说明我国决策层面在预算立法这样的大问题上是持谨慎态度的。这也算是一次民间推动宪政改革的一种努力吧。在共识还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将所争议的问题暂时搁置,待时机成熟时再议,是明智的选择。
目前中国财税与宪政的关系,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第一,在征税和用税的过程中,纳税人权利被侵害、被剥夺的问题依然存在,没有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以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眼光看问题,财产所有权应该置于税收之前,征税要首先得到纳税人的同意,这就要建立一整套宪法的和法律的程序予以保障。所谓“无代表不纳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约束不住政府征税的权力,人民便无自由可言。
第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和权利不到位,在税收立法权归属和预算法修改这样的涉及国本和每一个公民切身利益这样的大事上,经常听不到人大的声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而权力,则是归全体人民所有的,但人大本身的改革直到现在还不到位。治税权实际上掌握在政府手里,预算审批还是每年走过场,人大的“橡皮图章”形象还未彻底改观,财经委的成员基本上还是由一些退休官员担任,这样一个机构和这些人能承担起为财税立宪这样的历史责任吗?在今年“两会”上,人大收回税收立法权问题曾备受社会关注,从表面上看似乎大家没什么争议,但一往实践层面上落实问题就出来了。目前我们国家最大的主体税种——增值税,还是以国务院暂行条例的形式存在着,已经很不合适,其他流转税都是这样,没有经过人大的审议批准,没有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这种情况若是放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还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就不能理解了,无论从法理上、从改革发展的需要上,还是从社会共识上,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说不过去的。
第三,我国政府拥有大部分税种的实际征收权,以及预算过程的绝大部分权力,而且这些权力缺乏制约和外部监督,立法权上有僭越的问题,执行权上有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这与宪法精神是不相合的。有些税费的征收和使用权甚至超出了财政部门,由其他一些部门行使,很不规范。当征税的权力全部或大部实际掌控在政府手里的时候,增税的冲动便很容易变成现实,在缺乏权力制约的情况下,导向重税就是必然。连续十几年“重税主义”的盛行,使得财政收入脱离经济发展而独自超常增长;接下来,不断增长的政府收入又推动着政府支出的不断增加,一个规模和职能越来越大的“无限政府”于是就会形成,这个庞然大物对税收的需求只会更大更惊人。由于缺乏制约和现代政府会计制度不健全,政府的“家底”也成了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能向社会提交一份真实、完整的资产负债表,这对一家公司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何况这么大一个国家?
第四,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资源错配和资源浪费的问题。由于缺乏公共选择或民主监督机制,财税的决策权过于集中以及制度的疏漏,财政资源错配和浪费的问题有加重的趋势,常见的公共服务不到位、工程质量事故和数量巨大的官员贪腐行为就是例证。
公共支出具有强烈的公共服务性质,政府不能把钱花在与公共服务无关的方面,不能索取市场价格,不能追求市场盈利,或者说,一切与市场盈利有关的领域,都不属于公共支出的范围,政府都不应也不能介入。然而,从4万亿财政资金大量进入国企可以看出,这样的底线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公共支出的绩效评价数据库,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相关数据收集、积累得还很不充分。财政部门虽然制定了一些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办法,如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单一账户体系等,但在法律约束力等方面显得还比较弱。
财政专项和地方举债过程中腐败问题严重,更是无需论证的问题。一位地方人大的有识之士曾跟我说,公众指称政府腐败,多盯着“三公”不放,其实那里的问题有限,真正的“大老虎”,在地方融资平台和数额巨大的项目中,体制内,此为不可多言的公开秘密。阳光之下或黑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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