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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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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藤博士还曾向我谈到山胁的论文在获取博士学位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博士的担心。就这篇论文的重大意义而言，虽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实际上在当时的血液学会却未曾对它给予应有的公正评价。其直接原因就在于人类尚未弄清原子弹爆炸所引起的种种灾难的全部真相。
也就是说，一些拥有实力的医学权威人士根据山胁的统计，虽然承认在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当中，患白血病的人数在明显增加，但是仅凭这份统计却找不出为何原子弹能引发白血病的原理，因而认为该篇论文缺乏学术价值，为固定观念所束缚的权威者们，往往是有害的，事实就是如此。
重藤博士自原子弹爆炸的那一瞬间开始，战后２０年来，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后的２０年来，始终是广岛原子弹受害者日常治疗的负责人。从原子病医院创立之前就是如此，而且，他在担任原子病医院院长之后，仍然不得不继续兼任广岛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的职务。
原子病医院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而是坚持日常治疗的医疗机构。至于重藤博士本人则是战斗在医疗第一线的医生。因此，从重藤博士为核心的原子病医院医生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完全是同临床医疗相结合而进行的。对此，我们应该将它同ABCC相比较而铭记在心。因为ABCC原本就是一个同治疗完全无关的纯研究机构。
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在同侵蚀着人类肌体的这一人类从未遇到过的怪物作斗争的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面对患者进行治疗，一面向着具体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核心靠近的战术。同时，他们所能采取的也只有这种战术。这些医生所从事的放射性障碍的具体的研究历史，着实令人感动。他们在反复试验，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曾经犯过试验性错误。然而，那是他们向着更为光明的前景，满怀极为自然的期待而犯下的试验性的错误。他们往往因发现一线曙光而作出错误的前景判断。它会为患者们、一般市民，甚至医生本身带来某些暂时的动摇。但在广岛２０年来的每一天这或许是完全必要的。
今堀诚二在其《原子弹氢弹时代》一书中曾记载了当时一度出现的情况。由于原子弹爆炸当年的冬天，因受到原子弹伤害而死亡和患病的人数在减少，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连那样可怕的原子病，估计也会得到根治”。在有关鼠疫、霍乱的记录或小说中，往往有这样的证述：“瘟疫的蔓延一旦进入平静状态，便会中途缓和下来。在现实的广岛也会出现同样的局面。市民们遭受到疾病的最初的严重打击，接着便进入平静状态，它使市民们看到一线希望。但接踵而来的第二次打击，却使市民们的心灵遭到更为彻底的蹂躏。
１９４５年秋美军关于原子弹灾害调查声明曾作出如下分析：“因受原子弹放射能影响必然死亡的人已全部死去，残存的放射能已不会再为人们造成生理上的影响”。尽管这一观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治意图所歪曲的，而今堀在该书中所指出的市民、医生和新闻工作者们的如下反应，将是广岛人在疾病蔓延过程中出现暂时平静状态时，所持有的人类极为正常的心态，
“市内医院住院患者的减少，也是使GHQ①安下心来的原因之一。而它却同下述情况有很大关系。医院的门窗全部敞开着，一块玻璃也没有，住院的原子弹受害者忍受不住寒冷而纷纷逃回家去了。而医院本身也认为原子病已获得根治，采取了过分安心的乐观态度。同时，这一令人鼓舞的消息，也受到市民和原子弹受害者的欢迎，因此，新闻媒介也有人愿意刊登医院方面的预测。日本医疗团广岛医院在２月６日的《每日新闻》曾发表如下消息：‘在３０万６千名原子弹受害者之中，１１月份接受治疗的人数为３００人，而目前只有２００人。而且，其中大部分不是放射能的直接受害者，而是由于烧伤或其他原因引起并发症，又未得到应急处理而导致病情恶化的。所谓的原子病患者可以说几乎不存在’。此外，日本红十字会广岛医院妇产科还在２月１６日的《每日新闻》上，发表了一条几乎可以说是为原子弹唱赞歌的未免过于乐观的消息。其中指出：‘最近仍有原子弹受害者前来就诊，但他们都是由于恐惧而导致的神经系统疾病。在距离爆炸中心一公里以上的地方，发现有许多妇女怀孕；月经也都正常。在距离３公里以上的郊区，由于受到轻度放射能照射，对于结核和胃溃疡等疾病反而起到良好作用’。广岛邮政医院是同医疗团和日本红十字医院相提并论的最优秀的综合性医院，而它却始终持乐观态度。曾在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３日的《中国新闻》上介绍当时的情况，报道中指出：内科除一人外，白血球全部恢复正常，腹泻也已治愈。妇产科无畸形儿出生，也未发现不孕症，因而提出了‘小姐们，请放心！’的口号。外科虽然在忙于施行整形手求，但由于效果突出，残疾也将会治愈。前景是十分美好的。此外，还有一种见解。蜂谷院长在１９４８年８月８日的同一报纸上断言，原子病在一年前就已不复存在，所以可以说一切问题都已获得解决。”
①统帅部——译者。
重藤博士是一位头脑冷静的学者，他根据山胁的统计和广岛医生们努力工作的成果，将白血病纳入原子病的范畴。但是就是这位博士也未能从试验性错误中摆脱出来。如上所述，当通过统计，将原子弹同原子弹受害者所患的白血病确实联系起来的时候，医务界的权威人士对此轻易不肯接受。但事隔不久，重藤博士却根据同一份统计数字，满怀喜悦地公布说，白血病正在减少。但他却不能不立即发现统计表上的曲线在重新上升。我不禁为这一试行错误所震撼。
医生们在接触现实的原子弹受害者过程中，通过摸索一一证实，从而揭示怪物的真相。然而另一方面，这一尝试也并非同自由的想象力毫无关联。勿宁说，他们只有在这一想象力的支撑下，才得以在具体的患者病痛后面，看清那巨大怪物的可憎魔影。
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想象力？他们在思索着，如果没有原子弹的影响，这位病人将是健康的。因此，这位受到原子弹灾害的病人目前的疾病，显然是由原子弹爆炸引起的。他们还认为，在那场非同凡响的大爆炸之后，受到辐射的人体很难说不出现任何问题，一切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这是一种不为固定观念束缚的自由奔放的想象力。
我们可以设想原子弹受害者出现某种症状，东京的医务工作者们或许会反问，这一症状从病理学角度而言为什么同原子弹有关？实际上，广岛的医生们往往无言以对。而且，也可能医学史会很快证明其中的若干病例确实同原子弹无关。然而，真正为广岛原子弹提供救助的只有那些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工作着的医生们。因为他们拥有自由的想象力，认为原子弹可能引起任何症状。
这种不受任何束缚的想象力和具体的积极治疗成果的积累，使单纯的对脱发者的统计，发展到将原子弹同白血病联系起来，并引导眼科医生对原子弹白内障的探索。那么，未来的广岛医生们将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就是通过因癌症而死亡者的统计，将癌症同原子弹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同时，作为未来的问题，还将以不屈不挠的努力，去探索有关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
然而，原子弹为人类所带来的影响，直至２０年后的今天，仍有某些问题尚处于无法解释的怪异状态，只能说是原因不明。正因为如此，就更加永远需要拥有不僵化的自由奔放的想象力的医生们。
例如，我曾听到过有关一位妇女的传闻。她在距爆炸中心八百米处被炸，并获救。以后生下两个健康的孩子，平安度日。在那一个可怕的早晨，她正在女子中学的操场上和同学们一同玩耍。对照广岛市原子弹受灾地图，那里可能是广岛县立高等女学校。同学们全部死去，幸存者只有她一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无法说清。听过这件奇闻之后，重藤博士只是说，我很高兴。这句话，至今仍使我在内心深处保存着一种足以燃起熊熊之火的热源。但是，这位当年幸运的女中学生、今天的母亲却出现在重藤博士面前了。那是因为在原子弹爆炸近２０年之后，在她那无比的幸运之上投下了最初的阴影。重藤博士的话是语重心长的。尽管他知道这位妇女目前的稳定状态已经遇到威胁，也只能以极为苦涩的心情为她那转瞬即逝的稳定而高兴。这种现象在广岛也是存在的。
谈到苦涩的心态，应该说广岛医生们的自由的想象力本身，就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想象力。将白血病同原子弹爆炸联系起来的想象力，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的恐怖。而且，我们尤其不能忘却的是这些医生们本身就是原子弹受害者。广岛的医生们根据其想象力坚持探索原子弹造成的灾害，其实他们自身也是身陷地狱深渊的人，但却仍然力图对这一深渊的真相进行更为深入和透彻的探测。这一悲壮的双重性，使人们从广岛医生们的想象力和他们所取得的具体而扎实的成果中，获得了名副其实的诚实而威严的印象。
重藤博士设想以广岛市内的高中学生为对象，对下一代的原子病进行综合调查。但他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这项调查是绝对必要的，但同时又惟恐在广岛的高中学生，即原子弹受害者的后代中引起严重的不安和动摇。问题在于这项调查涉及到诸如白血病之类的疾患，而人类至今尚未掌握足以攻克它的手段，从而使博士更加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
然而，对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追究是绝对需要进行的。因为它不同于逐步死去人们的原子病，而是仍将继续活下去的人们的原子病问题。美国最早向ABCC派来的也都是优秀的遗传学家。这就是说，从长达２０年之久的原子弹医疗史的初期开始，关于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便已成为全世界所有医生们关注的焦点。只不过是由于这一设想足以令人产生极为强烈而又深不可测的恐惧心理，因而在某些情况下才采取“小姐们，请放心”之类的乐观态度。然而，今天当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关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尽管面临着如此严重的人性的难题，重藤博士也将尽快地将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付诸实践。我确信，广岛的高中生们将会怀着最具有人性的信赖，去协助这位向一切困难挑战的原子病医院院长的工作。敢于探测无底深渊的人，并为了获胜而坚持艰苦斗争、拥有岩野泡鸣所说的“绝望的匹夫之勇”的人，也就是广岛的医生们。我不认为，在广岛会有怀着深深的疑虑而不信赖他们的年轻人。因为，内心深感忧虑的广岛青年们（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曾将脸上的疤痕有效地用作恐吓敌人的凶器，从而成为一个幼稚的恶棍。隐藏在他那带有疤痕的皮肤下，并反过来用以作为恐吓敌人的资本的东西，不外是他那最为天真的不安心理）唯一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就是和他们共有同样忧虑，而又坚强不屈的广岛医生们。
这或许是我最为乐观的推测。以广岛市内全部青年为对象的关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是否会将这些青年从惶惑和孤独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走进一个团结互助的新天地呢？
我曾经采访过两位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从广岛来到东京的青年。其中的一位是一条腿残废的小个子。他和同样受到原子弹灾害的朋友们一道，在东京的一个教会学校的附属机构中做工，缝制向美国出口的服装。他是一位文静而沉着的青年，我从他那恬静的眼神中只发现了已被战胜和驯服了的不安。尽管他不善言辞，还是热情地向我倾诉了他和他的伙伴，对于白血病和婚后种种问题的担心。
另一个青年是一位浑身散发着粗犷气息的体力劳动者。他曾在京都有过未婚妻。当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白血球数量已经增大时（那是为履行结婚手续而进行的血液检查），便不辞而别，默默地离开未婚妻来到东京。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东京港周围仓库前的露天工地上为包装箱打钉。那正是盛夏季节，青年每劳动三天后，便买下大量的维生素和造血剂，第四天精疲力竭地躺倒把自己浸泡在药物的海洋里，注射他以在炎炎烈日下的重体力劳动换来的药物，手臂皮肤变色，甚至变得同赛璐珞一样僵硬。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这第四天，像死人一样躺上一整天，便会同那三天身体的过度疲劳相抵消。他只是认为这一天可以在药物的支撑下得到休息，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某种安定感而已。但是，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实际上要在损害自己身体的情况下，足足从事三天的重体力劳动。我们不能说他是愚蠢的。这位青年是在利用这一并不高明的作法，同他内心的不安进行抗争。据说，这位青年不久便辞去了码头仓库的工作，当上了长途卡车的司机。他可能更加疯狂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去寻求那可以稍许逃避不安的“第四天”。
如果将这两位青年的安定的生活和充满危机的生活所导致的后果加以比较，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孤独，而后者只能如同一只离群的狼。我时常怀着悔恨的心情想起，当初我未能请求那位沉稳的青年制衣工人将这一狂热而粗暴的人吸收到他们的集体中去。但是，无论是我，还是那位钉包装箱的青年都很清楚，青年制衣工人也为他自己和他同伴们的问题而自顾不暇。
对于是否是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不加区别地以全部广岛青年为对象，进行下一代原子病的综合调查，从中发现他们拥有的某种共性。如果扩而大之，则由《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等人制定的《原子弹受害白皮书》就必须完成如下的使命。那就是以广岛为中心，在全体日本人中发现他们具有的共性。这在原理上难道不是一致的吗？
为了理解重藤文夫博士在战后２０年中所拥有的威望，必须特别注意到他始终在坚持经营原子病医院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然而，即便对此姑且不论，仅仅通过以上的几个小故事，许多真实的人们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敢于正视广岛的现实，既不过分绝望，也不抱有幻想。我愿将具有这一形象的人们称之为正统的人。２０年来广岛的情况始终是严酷的，即使有数以百计的正统的群体，也不足以与之相对抗。但是，尽管如此，真正敢于同这一毫无胜利希望、最为险恶的现实相抗争的，仍然只是这些正统的人们。我认为重藤文夫博士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典型。
关于中国的核试验，它被视为革命之后，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路线所取得的最大发展成果；核弹被视为充满新的自豪感的中国人民族主义的象征。我也赞成这种分析和理论。但同时，我认为应该以让广岛继续存在下去的日本人的名义，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在与将来拥有核武器的一切国家提出作为否定象征的、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态度。换言之，就是亟需确立一种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年后的新的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态度。而广岛的那些正统的人们，正是我心目中日本新的民族主义积极象征的具体形象。
广岛札记 七 广岛巡礼
这次是我自１９６４年末开始写这部《札记》以来，为时最短的一次广岛之行。在广岛只不过停留了几个小时，但它如同以往多次的广岛之行一样，再一次体验到不禁使自己对人类的悲惨与尊严进行深思，这是每一次广岛之行的一贯感受。我撰写这部《札记》的目的就在于记录下我每次旅行归来后所进行的反思。
当我到达广岛之后，立即从原子病医院院长重藤先生处得知一个最新记录。一位原子弹受害青年因白血病死去。人们如果不是身在广岛，便有可能忘却广岛的具体惨状。坦率地说，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年后的今天，做到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而在广岛，这种悲惨的局面仍然作为现实的问题而持续着。原子病医院的存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重藤院长是抱着一种多么阴郁而苦涩的心情为这位年轻的死者送行的呢。而且，这死者只不过是在不断流淌的悲惨长河中溺死的一个而已。
这位青年在四岁那一年的夏天，遭到轰炸。我们曾看到过原子弹在广岛爆炸那一天负伤的无数孩子的照片。创办杂志《广岛之河》、身为广岛母亲的小西信子，她将这些负伤的孩子们称之为“腐烂菩萨”，实际上她可能是不想让为数如此众多的身负重伤的孩子们的照片多次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上。那些带着出奇平静表情的孩子们，其中大半在拍过照片后的几天之内便全都死去了。而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一个孩子，当他在成长为一名青年的某一天，却发现自己患上了白血病。青年人在原子病医院的病床上迎来了二十岁的生日。
我曾多次举过这个例子。治疗白血病的医生在早期阶段，可以暂时控制白血球数量的激增，为白血病人赢得一个所谓的“暑假”。在原子病医院医生们的努力下，最初只有几个月，经过２０年默默无闻的艰苦奋斗之后，这一“假期”延长到两年。当它能够延至数十年时，人类将可以自豪地宣告：白血病已被征服。然而，目前白血病，这一血癌仍然远比人类更占压倒优势。当两年的“假期”过后，这位青年将不得不再次面临死亡，那时，死神绝不会放过他。如果一个持悲观态度的人将这一“假期”称之为缓期执行的期限，恐怕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位青年却没有将这两年视为缓刑的期限。他毅然决然地希望同正常人一样生活，成为社会的一员。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为了这位青年，隐瞒了他的病历，为他寻找工作。这些医生们的行为并非是欺骗。如果说出真情，谁还会雇用一个身患白血病的青年呢？医生们只不过是胆战心惊地采用了小小的骗术，他们不是既无所作为而又自命清高的人。青年在一个印刷厂里找到了工作，伙伴们都喜欢他，他是一名好职员。
青年死后，一位有身分的人来到原子病医院，据说他曾质问医院：这两年间为什么不让这位青年休养，而让他去劳动？这位有身分的人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就是他无法理解一个事实：当一个青年人为了真正有意义地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时光，他需要的不是睡在病床上，而是在印刷机轰鸣的地方和伙伴们一起劳动。因为，所谓有身分的人，就意味着那是一群惯于无所事事而虚度一生的人。
青年力图在这两年里活得充实，他是一名劳动能手；他在工作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任务。青年曾同一个女孩相爱并订婚，这件事足以说明他是何等地热爱生活，力争活在既非伪造，又非虚构的真正的现实生活中。他的恋人是一位年仅２０岁在乐器店工作的女孩。
还有一段插曲足以说明这位青年曾怎样度过那一段真正的社会生活。杂志《生命》的记者为了写一篇题为《光明的广岛》的报道，来到广岛采访。重藤博士向他介绍了这位青年，记者十分满意。或许因为这位青年就是光明的广岛的象征。
然而，两年过后，充实的“假期”结束了。顽固的恶心和呕吐折磨着他，于是，再次住院，所有的关节都剧痛难忍。剧烈的呕吐是白血病患者最难以忍受的最大痛苦，他在受尽这一切折磨之后死去了。
一星期之后，死去青年的未婚妻到医院来了，她是来向治疗和护理过青年的医生和护士们致谢的。她带来了礼物：一对陶制的小鹿，就是那种经常摆在唱片架上或小提琴陈列柜中的陈设品。这颇符合她那在乐器店工作的女孩的身分。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平静而安详地道谢之后便离去了。而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她服安眠药自尽了。我望着那一对陈设品，一只拥有两支大角的健壮的公鹿和一只可爱的母鹿，不禁黯然神伤，默默无语。
死去的青年在遭到轰炸时，他只有４岁，他不仅不应对战争负责，甚至连那一完全是蛮不讲理出其不意的原子弹袭击也都无法理解。就是这个幼儿在２０年之后，以他自己的肉体为国家承担了责任。也许他尽管是一个幼儿，只要他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就不得不被卷入到这个国家最坏的选择中去。难道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竟然是如此悲惨！
但是，自杀的未婚妻，年仅２０岁，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龄，正是战后出生的孩子。尽管如此，她按照自己的意志，同原子弹受害青年休戚相关，在青年死后，她履行了她所能尽到的对青年的全部责任。国家未能对青年做任何事情。就是以整个国家也无法填满青年绝望的巨大的凹坑。但是一个纯属战后一代的女孩，却以她追随青年而自杀的行动充填了这一黑暗的凹坑。这位２０岁女孩以自己意志做出抉择的壮烈行动，不能不使目前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所有的人受到震撼。那是年轻女孩为救助一个被推入绝望深渊的青年而做出的绝望的选择。
她使一种价值颠倒过来了。她以一个成为牺牲品的柔弱姿态，给予国家所进行的卑鄙的欺骗，而实际上是给予一切国家的欺骗和幸存者所进行的欺骗，以致命的打击。然后，她和恋人携手并肩，共同向着以他们独自的威严所装点的死亡之国走去。那是一个绝不容许他人介入的孤独而庄严的死亡之国，是一个在绝对个人意义上的仅属于两个人的死亡之国，它绝不容许导致他的恋人在幼儿时期就遭到意外袭击的国家的阴影介入。无论是在白血病的“假期”中依然勤奋工作的青年的自制力，还是女孩那坚决拒绝在未婚夫死后继续活在世上而自杀死去的决心，都是坚不可摧的，他们不会接受骗人的国家和骗人的生者。面对着那一对陶器制成的健壮的公鹿和可爱的母鹿，人们只能感到无限的空虚和悲哀。２０岁的女孩给人们留下了稳重温柔的印象，自杀身亡。她最大限度地完成了一个人对死于原子病的青年所能做到的一切。而这丝毫不存在自我牺牲之类的含义，只是出于起决定作用的强烈的爱。而这种强烈的爱还可以置换为另一种感情，那就是对我们这些幸存者和我们政治的强烈的恨。而她却没有控诉，只是默默地死去。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对我们做出了最为宽大的从轻处罚。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没有任何值得原谅的，可能只是由于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具有温顺和自尊的性格，才未曾控诉对我们的憎恨。
关于这对恋人的死，我有一种推测。虽然它不外是一种设想，但我却相信事实就是如此。当青年以两年的“暑假”为期而就业时，恐怕他不会认为自己痊愈而开始工作了。无论医生在说着多么诚实的谎言，也无论怎样对病历保密，我想他都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白血病患者，而他却敢于在白血病再次俘获自己之前去踏踏实实地从事劳动。
这位女孩可能也是在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同这位青年开始恋爱并订婚的。否则，一对２４岁和２０岁的青年订婚岂不是为时尚早吗？他们可能已经预见到死亡的时刻即将来临，所以才很快订婚的。
当死神终于降临到青年头上时，女孩或许是早有准备地安祥地选择了死亡。她既不是面对未婚夫的死，由于过度悲痛而决心随他而去，也不是因被逼入绝望的深渊，除了死亡之外别无选择而自杀的。恐怕从她爱上这位青年的那一天开始，便已在注视着那近在咫尺的必然的死亡。她与青年休戚相关，她将自身投入到青年的命运之中，但这将是一种最为彻底的命运抉择。
众所周知，当年为了报告广岛上空的气象情况，观测机曾先于携带原子弹的飞机飞往广岛。机长是陆军少校伊萨利。１２年后，他因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两家邮局而被捕。后来以精神错乱为由被判无罪。而经美国复员局的精神病医生证实，他的精神错乱是来自于对广岛的负罪感。
当伊萨利这个美国人袭击邮局时，陪审员们，也就是普通的人都无法认定他有罪，他们曾犹豫不决。这一事实说明，就整个人类而言，广岛是他们产生共同负罪感的根源。
如果，这里出现一个极其残暴的杀人犯，而导致他犯罪的根源则是因广岛被炸而产生的绝望感。我们又有谁会有正视这一罪犯的勇气呢？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却未曾出现过最能引起我们负罪感的罪犯。对此，我们不能只称之为侥幸。这种侥幸，只有广岛人或者只剩下绝望的人们，以他们那惊人的自制力带给我们的，我们当永志不忘。
如果那位死于白血病，沉着而稳健的青年，没有利用两年“假期”去勤奋地工作，而是成为一个罪犯，这即便是设想，也足以使我们平静的心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实际上，青年却克制着自己送走每一个工作日，并且得到了一个对他一往情深的恋人，甚至当他死后立即自杀，随他而去。我们不应忘记，这完全是一个超出常识的人间罕见的结局，甚至可以说它是离奇的。
这位青年和他的未婚妻，如果他们成为狂人、罪犯或在道德上堕落，也只能认为这是人类的正常举动。因为他们是面临着最为深重、最为痛苦的绝望的人们。但是，他们未曾屈服，而是恬淡地保持着自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然后默默地选择了威严的死。
我常常在想，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美国军事负责人，他们凭借着广岛市民的自我恢复能力和不使自己停留在悲惨状态之中的人类自尊，才得以置原子弹带来的灾难于不顾的。但是，我认为还必须牢记的是，就广义而言，我们人类也是凭借着这些尽管绝望但不屈服的原子弹受害者们的自制力，才得以使我们的良心获得安宁。
当然，只要我们对于来自广岛的消息不是充耳不闻，我们的良心就永远不会安宁。在这次旅行归来后，我必须将两件耳闻目睹的事记录下来。其中之一是１月１９日《读卖新闻》晚刊的专栏文章。“‘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将按着上天的既定安排死去’。广岛的一个１９岁的女孩留下这样一封遗书自杀了。１９年前当她还在母亲体内时便遭到了原子弹的袭击。母亲在原子弹爆炸３年后死去，这个女孩因患原子病，从幼年起，肝脏和眼睛就不好。而且，母亲死后父亲也离家出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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