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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间谋杀小叙-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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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郭慨把桌子搬到楼梯口，把桌子倒转过来。
提着椅子腿下楼似乎要更方便些。然后，他所有的动作都停止了。
这可能吗，他问自己。
在桌子底部，贴着张一折二的发黄信纸，透明胶十字交叉，把它固定住。
郭慨蹲下来，查看着信纸和透明胶的情况。
这真的是九年前留下来的吗？九年里从没有人发现过，所以一直留到现在？
这可能吗？从没有人像现在这样把桌子翻转过来吗？可能性不大，但并不是没有，关键在于，它就在这儿呢！
郭慨伸手把信纸连着透明胶带揭了下来。在读那十几封谋杀者通信的时候，郭慨只把它们当作是案件的证物，在看到第一个信箱——树洞的时候，郭慨也没有特别的感受，但现在，手里的这封信，却仿如一把钥匙，忽然之间，他觉得可以闻到这宗案子的气息了。
每次他闻到这种气息的时候，就会真的进到案子里，并开始看见那个世界的脉络。
他把信纸打开。
时间不变，地点换成蓝色。
郭慨确认了信纸上没有其他信息，把它小心折好，放进外套口袋里。
他又看了眼胶带撕下后留在桌底的印痕，被胶带覆盖的地方颜色明显浅过别处，这是岁月的痕迹，看来，信真的是从九年前保留到了现在。
郭慨站起来，把课桌拎下楼去。尽可能地搜集与案件相关的物品，这是曾经一位老刑侦教他的，你指不定什么时候会用到它们，哪怕用不到，也可以从上面闻闻凶手的气味。
字是案犯B的，口气也像，他想。这封信为什么一直留在信箱里呢，两个人是成功见了面，还是没有呢？应该是见到了面，否则案犯A会再来检查信箱的。但既然见面地址有改动，这封信又没有取走，他们是怎么接上头的？一般的判断里，如果通信的一方再也没有取信，意味着他没有了取信的机会，已经死了。可委培班里没有人死，硬要算的话，那就是跳楼残而未死的项伟，显然他不可能是A，因为他不光没有取最后一封信的机会，同样也没有取之前所有信的机会。这是桩蹊跷事，和文秀娟为什么会有两个谋杀者的通信一样蹊跷。但就破案子来说，怕的是一切正常没有疑点，发现蹊跷反倒是好的，因为那就是摆在明处的节点，只要一破开，就能有大进展。郭慨有种预感，这两桩蹊跷，是有关联的。
现在的问题是：蓝色是什么地方？
蓝色是间酒吧，就在医学院旁边，门头上装了个富有工业感的三头铜灯。郭慨走进去，看见一条向下的楼梯，才意识到酒吧是开在地下室里的。楼梯两侧贴满了照片，都是各路明星名人和酒吧主人的合影，看起来这酒吧还挺有名。但应该是过去的事情了，这从照片的陈旧和多年未翻新的装修上能看出来。楼梯走过半程的时候郭慨隐约听见音乐声，这是晚上九点多，酒吧的时间才刚开始。
乐队在奏爵土，鼓手正酣然敲打着架子鼓，灯光明灭间，郭慨看见一个个神态近似的男人，一个个都像猎手。这酒吧的气氛，暧昧得让他不舒服。
他要了瓶啤酒和一碟花生，和几个酒保挨个儿聊天，发现他们没一个在这里工作超过两年的，九年的时间，对一个酒吧来说，太过漫长了。郭慨问老板在吗？酒保说不在，常会来，但也说不准。啤酒喝完花生吃完，已经快十点，老板还没来，说可能十一点，也可能十二点。架子鼓再响起来的时候，郭慨决定出去透会儿气，一个坐在高脚凳上的长头发女人在他经过的时候吹了个烟灰，像是在挑逗，让他不寒而栗。那女人的脸生得怪异，自以为妩媚的眼神让他几乎要吐出来。走上楼梯的时候他还在想着那张脸，那挥之不去的感觉，不会是哪儿见过吧。
郭慨放慢了步子，忍着不适回想刚才那张脸，但在记忆里调不出什么有效信息来。也许一会儿回去再被她骚扰下瞧瞧看？
郭慨走楼梯习惯靠右，先前下楼时他着重看了一侧的照片，现在他看另一侧。大多数是酒吧老板——一个微秃胖子和名人的合影，有时照片上也会多出一两个挤着沾光的服务员。在一张中央位置是某著名过气女歌手的照片里，他发现了张似曾相识的脸。他停下来对着照片使劲地想，是委培班的谁吗？可一张张脸对过来全都对不上，脑海里走马灯般地回旋着男男女女的面孔，忽然之间他吓了一跳，一股不适感让背上起了阵鸡皮疙瘩。大概是一通百通的缘故，他也随即想起照片上那个穿着侍者制服的年轻人是谁。他拿出照相机，把这张照片翻拍下来，转身重新往地下室走去。
照片上的人是项伟，一个他原本以为，和案子没有直接关系的人。
7
柳絮夜半梦醒，却想不起那是什么梦。她睁开眼睛，发觉身边有人。
费志刚说过不回来的，大概是文秀娟吧，柳絮想。很久没看见文秀娟了，自打郭慨开始调查，文秀娟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如影随形。她偏过头，黑暗里看不见枕边人的脸，但能感觉到床垫的凹陷，也能嗅到熟悉的气味。是费志刚，他提前回来了。
柳絮略略安下心，想要再睡过去，一时却不能。她睁着眼睛，感觉有一种异样的，飘浮于困倦之上的清醒，吊扯着她，无法重归梦境。
她想起郭慨了。
再有两天就到了碰面的日子，一想到这柳絮就觉得尴尬，该怎么打招呼说第一句话呢？那天在回来的车上她就后悔了，她明白郭慨说的是道理，甚至包括柳志勇的那部分。
会不会真的不再调查了？应该不会，他不是那样的人，否则就不会有那条短信。当然，短信已经删掉了，尽管丈夫从不会看自己的手机。柳絮忽然内疚起来。丈夫就睡在旁边，可她想的是另一个男人。但那是因为郭慨在帮自己追查杀害文秀娟的凶手，并不是其他什么。那自己为什么会内疚？柳絮不愿再深究下去。
黑暗里她面皮发烫，这内疚反让郭慨的形象愈发清晰了。她仿佛又看见他的苦笑，她觉出这笑里是带着慰藉的，让她心安。
眼睁的时间长了，便看见由头顶空调而来的微光。那是个表示运行的小绿灯，莹莹的，在被子上慢慢蒙了片轻纱。并不需要费心打量，屋里的陈设就在视线外一点点浮出轮廓。她闭上眼睛，听见费志刚开始发出轻鼾。
明天主动给郭慨去个电话吧，她想。那毕竟是她的好朋友，那毕竟是她的同学们，那应该是她的案子。
快睡着的时候，柳絮终于想起先前做的梦。
她又回到了寝室，睡在自己的床上。床帐半开，布幔无风而动。头顶上的床板吱吱嘎嘎的响，然后文秀娟的脚挂了下来，脚上还穿着鞋，是她常穿的白色圆头短靴。靴子就在面前摆动着，奇怪的是，冲着她的是靴尖。她看见靴尖上的磨损，皮面上也有许多细小划痕，左边靴子的拉链头颜色有点怪，是后来换上去的。柳絮对着靴子说，原来你家境并不好呀。文秀娟的头在靴子旁边伸下来，说，嘘，别说出去，我们是好朋友。柳絮一吓，说你不是死了吗？突然之间，文秀娟就不见了，她听见响亮的脚步声，郭慨穿着警服走到床头，啪地立正冲她敬礼，说公民郭慨向你报到。
这双眼睛真亮，柳絮想。
郭慨躺在浴缸里，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知觉在一寸寸复苏。慢慢地，他觉得微凉。
不是大理石浴缸的凉，而是他的身体在下沉，好像要沉到阴冷的泥地里。从里到外，都在失去温度。
要想的事情很多，很杂，有千头万绪，他以为已经抓住了节点，说起来也没错呀。只是现在，他太累了，累得什么都没办法再思考。他只好停下脑子。停下来的时候，大脑并不是空白的，有自己浮起来的记忆。
那是柳絮。
不是她的脸，不是她的身影，而是云絮一样一团一团的，从他身体的最里面浮出来，飘在与天花板差不多高度的另一重空间，不停地翻滚涌动。
那旧日的时光。
梳着羊角辫子的、麻花辫子的、短头发的、长头发的、刘海斜向一边的……
现在的你是什么样的呢？
郭慨紧紧地紧紧地，盯着柳絮看。他心底里明白，这是幻象。
想见她。下一次的见面，应该是什么时候，后天？
想看见你。
想……保佑你。郭慨想遍了漫天的神佛。我也会保佑你的，最后他想。
一滴泪，慢慢从他眼眶里渗出来，沿着眼角滑落。
想说那个字啊。
多少次，多少次，话到嘴边。
没有说出来，后悔吗？别给你添麻烦，也好。我们终究是没有缘分的。
不说，也好。
第二天，柳絮没有联系上郭慨。到了第三天，柳絮想，直接去咖啡馆吧。但是上午，她接到了柳志勇的电话。
郭慨死了。这是多年之后，柳志勇对女儿说的第一句话。
8
青浦城南的福寿园里有四季常青的大树、草地上散步的白鸽和碑林间萦绕的音乐。十一月九日，还算晚秋，但对被风吹过来的薄纸片一样的那个人来说，一直是冬天。
柳絮在碑林间打转，她并不急着找到郭慨的埋骨之地，似乎没有站到那儿，就不能证明郭慨已经不在这世间似的。她没有去遗体告别仪式。就和当年文秀娟死讯传来后一样，她病倒在床上，浑浑噩噩，神志迷离。
徘徊再久，有止息之时。柳絮在一排花岗石慕碑前停下，序列号表明，郭慨就在这中间。
她走进去。
郭慨死去十二小时后，他的手机终于没电关机，于是所有来电被自动转接到另一个号码上，当他父亲再一次拨打这个手机时，铃声从儿子卧室传来。那是放在写字台第一个抽屉里的备用手机，上面有多条郭慨自己发来的短信。他把查案的行程发到这个手机上，以备不测。最后一条短信，是一个地址。一个多小时后，警方和郭父一起进入地址上的屋子，见到了光着上身死在浴缸里的郭慨。他左腰有一道缝合了一半的刀口，流出来的血已经凝固。他的左肾被取走了，摘肾过程中主动脉被割破，这是死因。
根据警方后来的调查，郭慨当夜泡吧后是和一个长发女子一起离开的，没人看清女人的脸，监控上也不清晰。警方判断这是极特殊的盗肾者，色诱男子后带回出租房，用强力吸入式麻醉剂把人迷倒取肾。原本并没有想杀人，但这一次的取肾手术出现了事故，左肾旁的主动脉被割破了，罪犯把伤口缝到一半，看见血止不住地流出来，知道已经没有希望，就丢下郭慨逃跑了。尽管网络上时常会看到可怕的盗肾报道，但那大多是编造出的新闻，因为未经配对的肾脏不可能用于移植，但这一次，出租屋内发现了少量邪教小册子，其中有关于食用活体肾脏的内容。至今，警方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罪犯的手脚很干净。
柳絮知道警方不会破案的，因为他们的方向错了。
青黑色的石碑上，郭慨的名字被描成金色。
他左面埋的人七十五岁，右面埋的人八十三岁，他三十岁。
与我同岁，柳絮想。
她在这块碑前站不住脚，只能扶着碑慢慢蹲下来。她的整个人在郭慨的墓前缩成最小最小的一团，发着抖，眼泪鼻涕早已经糊花了脸。呜鸣声从她咽喉深处传上来，却连一声对不起都说不出。
她也不能说。一声对不起，在这里轻得立刻会被风吹走。
每个星期，她和郭慨喝喝下午茶，相伴在旧时马路上走走停停，简直风花雪月，做着一个轻松的旁观者。但直到此刻，她摸着冰冷的墓碑，才意识到，她交给郭慨去做的，是一件何等危险的事情。这本是她自己的事。郭慨想为她挡风遮雨，她明白的，装糊涂。人呵，多么自私。她听说了，郭慨是睁着眼睛死的。他死之前在想什么，她想知道，又不敢去想。
太阳落下去，夜晚漫上来，手机响了几次。
柳絮在一片阴影里站起来，走出去。
她知道，这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会像郭慨那样挡在她身前了。
她知道，郭慨会说，当然有的，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他们会。
但是现在，让我自己来吧，郭慨。
要么，像你一样，我也被那两个人埋下去。
要么。
如果，有那一天。
我做到了。
我会来你的墓前。
放一枝红玫瑰，好么？
第二部
一、希望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酷暑。
这个时候，文秀娟还活着，十岁。她的姐姐文秀琳也还活着，十一岁。
十年后她将遭遇的，对现在的文秀娟来说，是未知的，充满莫测变化的未来，一切还有可能。那是迷雾中的航道，充斥于天地间的纯白雾气中，总有一条属于她的航路，通向她的未来。不论这航路回过头看有多么蜿蜒，于此时此地，那就是笔直的，向前，向前。只等命运的汽笛一响，雾气就要散去，她已预见到，必然如此。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午后一时过半。
在文秀娟的一生中，从未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对未来充满了梦想和希望。
收音机正播着王洁实和谢丽斯的二重唱《外婆的游湖湾》，因为总是会有嘶嘶的噪音，所以收音机放在了五斗橱上面，离床上的母亲包惜娣不远不近，听起来正好。
五斗橱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纸，许多是从《大众电影》上撕下来的，厚实又漂亮，这样就看不出橱本身的破败。
墙上也糊满了报纸，遮住那些墙皮掉落的地方。文红军过一段时间就会从废品收购站拿一沓报纸回来重裱，尽量让屋子看起来新一些。她们姐妹也可以从上面认字，一举两得。
吊扇不紧不慢地转，在黏稠的空气里搅出些微风，拂在包惜娣的身上。包惜娣的床放在屋里最好的位置，靠南临窗，能透气，原本隔壁邻居没加出二层的时候，冬天甚至还能照进一个小时的太阳。文秀娟搬了张小板凳在妈妈的床前，这样也能吹到吊扇的风。她自己的床在对角的上铺，中铺是姐姐的，下铺是爸爸的。家里的这间屋子在老街算得大了，放了两张床两个橱柜一个当茶几的大樟木箱，还能转得开人。
文秀娟之前坐在小板凳上吹了很久的电扇，现在她站到了床前，离床沿半步的距离，瞧着妈妈。
包惜娣眼睛似睁非睁，也不知是否看见了小女儿。文秀娟觉得妈妈在看着自己，妈妈总是这样半睁着眼，这让她不管站在什么角度，都觉得被注视着。就像庙里的大佛像。为什么姐姐还没来，文秀娟想。
我们说好的，一起杀了妈妈。你不来，我一个人不敢动手的。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电台连播了两首王洁实和谢丽斯的歌。
花儿为什么这样鲜，
鲜得使人不忍离去，
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
文秀娟在心里合唱着。她望着妈妈，妈妈也似乎回望着她。
姐姐跑了，她不敢来了。文秀娟想。
懦弱的人！
那我呢？
她杵在那儿，像根钉子。慢慢地，她听不见歌声了，脸皮开始发涨，心嗵嗵嗵地撞在胸口，血沸起来，汗打湿头发，在额上四处流淌，扎得眼睛酸酸麻麻。
对不起，妈妈。
但是，我们只能这样。
“妈妈。”她说。
她完全听不见自己的声音，那两个字只是在嗓子眼里冒了个泡，压根就吐不出口。
“妈妈。”她又叫了一声，听见了，像嗡嗡嗡的蚊子叫。
“妈妈。”她憋得脖子上浮起青筋，这两个字炮弹一样发射出来，在房间里打了个雷。这一声雷，震得她全身都松开了，像是梦魇的人终于醒来，能动弹了。
文秀娟的小手抓着汗衫的下摆，撩起来把整张脸蒙在里面。汗沁进去，从白棉布另一面慢慢浮起脸的轮廓。嘴唇的位置微微蠕动，那是她在无声地默念。许久，文秀娟深深吸了口气，白布微微凹陷，然后，她一点一点把衣服放下，露出自己湿漉漉的脸来。宛如幕布拉开。
妈妈，再见了。她在心里默念，随即发现竟念出了声来。妈妈望着她，没有回应。
文秀娟伸出手，捏住那根微黄的橡胶管，慢慢往外拔。
一寸。一寸。一寸。一寸。
她退了一步，又后退了一步，动作大起来，双手来回交错，像个收网的渔夫。
管子从包惜娣的鼻孔里拉出来，宛如一条游动的蛇。
红得好像，
红得好像燃烧的火，
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
……
……
谢谢收听。
文秀娟松开手，管子无声地落在地上。妈妈还是那样子躺在床上，只是从鼻下的人中到锁骨间多了一道微亮的湿迹。那是管子行经的痕迹，它暗褐色的另一头趴在包惜娣胸前的薄毯上。
文秀娟盯着薄毯，那代表呼吸的微微起伏，很快将不复存在。
下面为您播送外国轻音乐。
屋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虚掩的房门被猛地推开，重重砸在文秀娟的后脑勺上。她扑倒在地上，不觉得痛，只觉得世界远去。她瞧着横在鼻尖前面的软管，它延伸到无穷无尽的房间另一端。一双大脚出现，踩在管子上。
来不及了，爸爸，来不及了。
你就只剩我们两个了。文秀娟想。
二、茧
1
等强力胶晾到半干，文秀娟把手上的补胎胶皮按上内胎，盖住那个碎玻璃扎出的破洞，用木榔头乒乒乓乓一顿敲打。然后她充了气把胎沉在水盆里，验过再没有冒泡的漏点，便把内胎塞回外胎里，旋上气门芯，打足了气。
车主是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站在一边看刚买的《新民晚报》，脸阴着。文秀娟说胎补好啦，他把报纸垂下来，露出脸，问多少钱。文秀娟告诉他一块钱，他点点头，把先前那条新闻看完，嘘出一口气，把钱掷进地上的白搪瓷碗里。文秀娟瞥见了他看的版面，头条新闻讲一个叫路遥的作家死了。
“张师傅，我先回去啦。”文秀娟对正修着另一辆新潮变速车铰链的修车摊摊主说。
“行，钱你自个儿拿。”
文秀娟应了一声，在水盆里洗了手，从碗里拿了八角钱，背起书包。
“天冷了，黑得也早，你再做几天就差不多了，别回头冻糙手。女孩儿不能把手弄得像我似的。”
文秀娟笑笑，低头瞧瞧自己的一双手。
走进老街的时候，她笑眯眯和路边的街坊邻居们打招呼。一个生面孔额角披血从岔道里冲出来，后面赶着的是强子，老街众闲散汉子里的一个。强子抄着半块砖边追边骂，生面孔闷头逃。文秀娟靠着墙让道，坐在小板凳上卖水果的阿文叔却躲不开，给生面孔蹭翻了梨筐，又被强子的砖在脸上敲了一下。阿文叔嘴里迸出一串炮仗，抽出扁担追上去。没一会儿他扛着扁担吹着口哨走回来，左耳朵上多夹了张卷起来的十块钱。他瞧见翻倒的竹筐已经扶起来，梨也都拾了回去，就向守在旁边的文秀娟道谢。
“不用谢的，阿文叔。”文秀娟说，“就是有几个梨磕到了。”
阿文叔在筐里翻检了几下，挑出个伤梨给文秀娟。
文秀娟说谢谢，拿出手绢把梨裹住，放进书包里。
“这是要拿回家给姐姐吃？”阿文叔问。
文秀娟抿着嘴笑。
阿文叔摇头，又从筐子里拿了两个给她，“算上你爹一人一个。”
文秀娟说阿文叔你真是好人，他哈哈大笑，说你可别骂我。笑了几声，他忽地叹起气，说你们家不容易啊，想想你爸当年……文秀娟说我知道我知道叔你都说过好多遍，我要赶着回家啦。
老街不是一条街。围绕着老街的小径到底有多少条，文秀娟也说不清楚。仿如一张不停生长的蛛网，不经意间就又多了几道纵横。她东转西折紧着走，又时时缓下步子和人招呼。她人缘好，老街上这样乖巧无害的人儿可不多，哪怕是小孩子。
文秀娟折进条只能容一个人的巷子，这并不算特别狭小的，再窄一半的都有。头上开着的窗户里有说话声音，然后一只大海碗递了出来，对面的窗里伸出只手，把碗接了过去。文秀娟抬头张了一眼，一个窗户里说，小娟回来了嘛。另一个窗户里说，又去修自行车啦，我们家小赤佬要是及你一半就好，他就知道打架，妈了个逼的整天鼻青脸肿滚回来。文秀娟笑着不接话，挥挥手继续往前走，前面就是家了。
文红军蹲在家门口抽烟，看着文秀娟远远走过来，掐了烟头走回屋里。文秀娟叫了声爸，他应了一声，掀开锅盖瞧了眼炖着的肉汤。
“差不多了。”守在煤球炉子旁边的文秀琳说。她总是吃不住煤球炉子的烟，这会儿又在咳，瞧见妹妹走进来，便在烟火气里笑着招呼。
文秀娟第一件事就是把梨拿出来，说是阿文叔送的，爸一个妈一个姐姐一个。文秀琳说那你呢，文秀娟说我馋呀，路上就吃掉啦。
餐桌上另有份薄粥，和肉汤混作一碗凉着。文红军像往日一样三两口扒完饭，试过粥的温度，便端到里屋去，从胃管里喂给包惜娣。文秀娟也放了碗筷，把一颗梨削皮去芯，切成碎丁放在小缸里，用木杵捣得咚咚作响。饭桌上剩了姐姐一个人，紧赶着吃完了，收起碗筷洗好，看着妹妹拿出纱布把梨汁滤到另一个碗里去。
“手洗过没？”文秀琳问。
“还没，我记着的。”文秀娟说着去洗了把手，用纱布裹了梨泥，把里面的残汁挤出来，抬头冲文秀琳笑，“阿姐你放心。”
把小半碗梨汁端进里屋，文红军恰好把粥喂好。饲食是个慢活，要有耐心，手要稳，这样流质进胃里才不会反上来，包惜娣便少吃苦头。
“以后这些事我和姐姐来做吧，爸你也不用特意回来一次。”文秀娟接过手，把梨汁慢慢倒进接着胃管的漏斗里。
文红军站在一边瞧着，不置可否。
文秀娟没等到回音，也不意外，她爹那么多年来，每顿饭都赶回来做给妈吃，不知耽误了多少生意，也早养成习惯，指望不了这一句话就改变。
“再慢点。”文红军说，然后把眼角的纱布揭下来扔进垃圾筒。文秀琳要去拿块干净的，文红军说不用，贴在脸上太显眼，看着触心，客人不愿意上车。
这伤是昨天晚上的事情，在人民广场恰巧拉了个回老街的混子，也算是街坊里的一个，小字辈里的小字辈，偏自以为是老江湖。喝了酒开窗吹冷风，在副驾上吐了一裤子，不知抽上了哪根筋生起气来，让付车钱的时候推开门晃到驾驶位外面，伸拳头进来打裂了文红军的眼角，还要拖他出来打。文红军叫了警察。
老街上的人，招了事谁会找警察，揍回去就是，哪怕被干趴下。文红军这么一叫，老街上小一辈人，没人会再拿正眼瞧他。所以才有阿文吞吞吐吐那半句话。刘文是文红军一辈人，知道文红军从前是怎么回事，这才分外唏嘘。文红军不和人动手，到现在已经足足有十一个年头。包惜娣刚嫁进老街的时候，是远近闻名一枝花。大家都嫉妒文红军有这样的运气，问她看上文红军哪点。包惜娣说，就喜欢他那股子英雄气概。刘文到现在还记得，包惜娣说这话时眼睛里的神采，那种打心底里往外冒的崇拜，真是无可救药。当时他就想，不就是能打架么，老街上谁不会打架，女孩子没见识，叫文红军捡了个大便宜。
文红军那时是个公交司机，包惜娣是他的售票员。包惜娣长得水灵，上班第二天就被个二流子摸了屁股，那伙人有三个，文红军停了车，把三个人叫下去，把其中两个打成骨折。文红军为这事情停职三个月，还没等他复职上班，两个人就好上了。婚礼是年尾办的，第二年生了文秀琳，第三年生了文秀娟。包惜娣有点遗憾，她希望生个儿子，像他爸一样的男人。
转折在一九八一年。包惜娣插队在四川格里坪的大哥急病去世，叶落归根，她去接骨灰回沪。七月九日凌晨，成昆铁路发生建国以来最惨痛的火车事故，泥石流冲毁了大渡河上的利子伊达大桥，包惜娣所乘的422次列车直冲进河里。文红军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赶到成都，再转去汉源，那时候死亡名单还没公布，他冲进县人民医院，一张一张急救病床看过去，他瞧见了包惜娣，跪下大哭，以为祖宗保佑，包惜娣睡在那儿，仿佛什么伤都没有受。他不敢吵妻子，在旁边守了五个小时，直到有个医生过来，告诉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说不准。那时他才知道一个名词——植物人。他咆哮着把医生逼在墙角，告诉他必须让妻子醒过来，然后被武警架出去。他呆呆在医院门口坐了很久，又躺倒在马路上，盯着老天爷看，发誓一定要让这个女人醒过来。
把包惜娣接回上海，他就想尽办法托关系，送掉了传家的二十几块袁大头，转到了强生公司，成了上海最早的一批出租车驾驶员，这样收入可以高一些。那之后，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他都再没和人打过架。刘文问过，他说，打不起架了，不敢受伤。刘文想，包惜娣没嫁错人。可惜了。
看着包惜娣吃过晚餐，文红军啃着梨出车去了。他当出租车司机多挣些钱是为了妻子，每天回来两次少挣些钱也是为了妻子，对于两个女儿来说，却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多余的。这种多余感没法说给别人听，别人理解不了，只好自己去承受，去消化。医生说植物人在家里那么多年，还能是这样的状态，特别不容易，多数情况下，在家护理过不了五年的。但要让她醒过来，就只能指望奇迹了。文红军说不是常常看到新闻，说国外哪里有个十几二十年的植物人醒过来了，医生手一摊，说对啊，那是奇迹。文红军笑，一百年发生一回的那叫奇迹，植物人醒过来，那是有可能的。
文秀琳把梨洗干净了，递给妹妹，说你吃吧，我知道文叔应该就给了三个梨。文秀娟摇摇头。文秀琳又把梨一切为二，说那我们一人一半吧。文秀娟还是摇头。文秀琳生气了，说你不吃我也不吃，要么把梨扔掉算了。文秀娟看着姐姐模样，笑起来，说扔掉可对不起文叔，那我就帮姐姐吃掉半个好了。
吃完梨，文秀娟在方桌前面自习，目不斜视。文秀琳把书拿起放下几次，终于问道：“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什么？”文秀娟说，“没有啊。”
“小时候的事。”
“没。”文秀娟抬起头朝文秀琳笑了笑。
文秀琳看着妹妹的笑容，这笑容又纯又甜。老街上人人看了都喜欢，但她知道，妹妹的心思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她心里苦，不肯讲。但这苦，怨谁呢？怨自己吗？文秀琳觉得自己终究是没有做错什么，但对妹妹，她有一份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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