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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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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阳明批评佛教
【原典】
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
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
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似未当理。”
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
【译文】
陆澄问：“延平先生说：‘当理而无私心。’符合天理和没有私心，怎样区别？”
先生说：“心即理。没有私心，就是合于理；不合于理，就是有私心。若分开心与理来谈论，恐怕不妥当。”
陆澄又问：“佛家对于人世间的一切私欲都不沾染，这应该是无私心吧？但他们抛弃人伦，却似乎不符合天理。”
先生答：“佛家和世人其实是一回事，两者都是成就他个人的私心。”
【解读】
王阳明认为，当人没有私心就是符合公理。正因人已有私心，才会去强论公理。但对于佛教“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他持否定态度。这是基于一个儒家价值意识的标准下的批评，儒家的价值意识即是要对天下事务有所承担，要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去做一些有利国计民生的事情，如果只顾自己便是有私心，阳明批评释氏不能治天下，逃避君臣父子之义，弃绝现实事务，不为人民服务，又外弃人伦，这些批评都是谨守着儒家的价值标准的批评。
第三卷 薛侃录——一以贯之
薛侃（1486—1545年），字尚谦，号中离，人称中离先生，明代揭阳县龙溪都（今广东潮安县庵埠镇薛陇乡）人。薛侃富有文才，明武宗正德丁丑二年（1517年）考中进士。考中进士后，即以侍养归，与长兄薛俊谈及阳明先生之学，薛俊听后大为赞赏，同薛侃携弟薛侨、子薛宗铠等到江西赣州拜王阳明为师。薛侃落职回乡后，于嘉靖十一年到中离溪畔的中离山办学。他在山中建中离书院，讲授王阳明之学，南方各省共有百余士子闻风而至。由于薛侃积极传播，使阳明之学在岭南有更大的影响。
第1章 心之神明
【原典】
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曰：“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功夫上又发病。”
【译文】
薛侃问：“坚持志向好比心痛，一心在痛上，哪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说：“刚开始学习时这样下工夫是好的，但是要让自己明白心灵的神明原本就是‘出入没有固定的时间，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这样功夫才有着落。如果只是死死守着志向，恐怕又是下错了功夫。”
【解读】
在王阳明眼里，“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正是“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莫知其乡”是“无向”，出入无时、无向，即是没有出入，或者出即入，入即出，这是心之神明至诚无息的境界。而出入有时、有向，则是出入有别，这是“往者屈也，来者信也”的“其次致曲”。人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活物，思维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息过。思维的内容、方式、次序都不受限制，念念相续。只有将心念功夫落实在志向上才行。
第2章 不假外求
【原典】
侃问：“专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
先生曰：“人须是知学，讲求亦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
曰：“何谓知学？”
曰：“且道为何而学？学个甚？”
曰：“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
曰：“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曰：“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
曰：“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
【译文】
薛侃问：“专心于涵养的功夫而不讲求正确的方法，从而误把欲当做理，怎么办？”
先生说：“人必须是知学讲求，也只是涵养，讲求方法也不过是修身养性的手段，不讲求方法只是因为修身养性的志向尚不明确。”
薛侃问：“知学是什么？”
先生说：“且说说你是为何而学？学什么？”
薛侃说：“先生曾教导我们说，学就是学‘存天理’，心的本体就是天理，体察认知天理，不过就是要使自心无私欲。”
先生说：“你既然认识到了这层，那么今后只需要去克制私欲就可以了，还愁什么理欲不明呢？”
薛侃说：“只是怕哪是私欲、哪是天理认不真切！”
先生说：“还是志向不真切。志向真切了，眼见耳闻都在天理上，哪有认识不清的道理呢？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需要借助外界求得。讲求方法也只是体察自己心所见。有自心之外另有一个正确见识呢。”
【解读】
修德是以道德为中心的人格培养。王阳明认为，功夫是一种活动而非仅是知识，涵养德行必须求学讲论，而求学讲论又重在志向明确和真切。志向真切，求学也真切，涵养也真切。这个真切功夫不在心外，而在自己心中的体会和揣摩。否则，自身的境界永远无法提升。
第3章 不能“只管求”
【原典】
先生问在座之友：“比来功夫何似？”
一友举虚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说光景。”
一友叙今昔异同。先生曰：“此是说效验。”
二友惘然，请是。
先生曰：“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
【译文】
先生问在座的朋友，这阵子功夫进展如何？
一个朋友说自己内心虚明，先生说：“这是说表面现象。”
一位朋友讲述了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先生说：“这是说效果。”
两人茫然不解，请教先生。
先生说：“我们现在用功，就是要使为善的心真切，心真切，见善就会向往，有错就会改正，这才是真切的功夫。这样一来，私欲日渐消弭，天理日趋显明。如果只沉迷在求光景、说效果上，却是助长了心灵惯性向外的毛病，就不是真正的格物功夫了。”
【解读】
此话说得明明白白，光景、效验可以求，但不能“只管求”，套句现代人通俗的说法，这些都只是过程，不是目的。
第4章 王朱异同
【原典】
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
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译文】
朋友们在一起看书，经常批评、议论朱熹。
先生说：“这是故意吹毛求疵，是不对的。我的学说和朱熹固然有一些分歧，主要是在学问的入门功夫方面有毫厘千里之别，不能不分辨清楚。但我的终极目标和朱熹的心思是相同的。如果朱熹对文义解释的清晰精确之处，我又怎能改动一个字呢？”
【解读】
王阳明继承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即是理”的本体论，并结合《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来批评朱熹的理学。朱子认为“格物”有多层次的参究，而王阳明认为“格物”只是一事，即格除心中之物欲。这个过程是通过修身来实现的。因为朱熹是本体与认识分开讲的，而王阳明是统一讲的，所以朱熹是本体决定认识，所以有那种说法。而王阳明没有这种决定论的观念，他认为从身起修，格心中物，即至于圣，如此而已。但王阳明并没有完全摆脱朱熹的影响，他在诠释学上，继承了朱熹的稳健细密。甚至在主观上他就不想彻底摆脱朱熹。所以有人指摘朱熹，王阳明说了这段话。
第5章 纯乎天理方是圣
【原典】
希渊问：“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人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化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锻炼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煅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看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锻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时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力，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译文】
蔡宗兖（字希渊，王阳明的得意弟子）问：“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人。然而伯夷、伊尹跟孔子比，才智是不同的，孟子把他们同称为圣人的原因在哪里？”
先生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只是其内心纯然充斥着天理而无半点私欲的混杂。就像精金之所以精的原因，只是因为成色足而没有铜铅等其他金属成分的混杂。人到纯存天理才是圣人，金到足色才是精金。然而圣人的才智也有大小之分，就像金的分量有轻重不同一样，尧舜犹如万镒重的金，文王孔子犹如九千镒，禹汤武王犹如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如四五千镒。他们的才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纯存天理，这是相同的，都可以称为圣人，就像金的分量不同，而只要在成色十足，都可称为精金。之所以把相当于五千镒的圣人与相当于一万镒的圣人并称，只是缘于他们的成色是一样的。把伯夷、伊尹放在唐尧、孔丘的身旁并称，也是因为他们的内心都是纯然充斥着天理。成为精金的，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成为圣人的，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智。所以虽然是普通人，只要肯学习，让此心纯乎天理，就也可以成为圣人。就像重一两的金子，和重万镒的金子相比，分量的确相差悬殊，但就其成色十足而言，则是毫不逊色的。所以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原因就在这里。求学的人学习圣人，不过是要学去除私欲存天理。这就像炼金术，其所追求的也不过是黄金的成色更足而已。原料金的成色越足，那么煅烧的工夫就可以省却许多，也更容易成功。成色越低，那么煅烧起来也就愈加费劲。人的天资，清浊混杂，有中等以上的，有中等以下的。人的天资对于求道来说，有生来就知安于实践的，有学习后知道利行的，其下者，则必须是人学一己学百，人学十己学千，这才能勉强追赶上别人。后世之人不知成为圣贤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门去知识与才能上去求取成为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只需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工夫，白白浪费精力，从书本上钻研，从名物上考察，从形迹上比拟，知识越广反而私欲会越发滋长，才智越多而天理越被蒙蔽。这样的人一如看见别人有万镒精金，自己不是想着增加自有的一两黄金的成色，使自己的金无愧于他人金的精纯，而一门心思想在分量上赶上人家，所以把锡箔铜铅铁，都混杂着投进去，这样的话分量的确是增加了，可成色却没了，到最后将不再有金。”
当时徐爱在旁边说：“先生这个比喻，足以破除前世儒者支离破碎的说法，对后来的学者大有裨益。”
先生又说：“我们用功，只求一天天减少私欲，不求一天天增长知识，减去一分私欲，便是恢复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单易行啊？”
【解读】
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内心纯乎天理，就好像黄金一样，讲求的是精纯，有杂质在里面。圣不圣，看的是纯度，不是重量。就算是凡人，只要你肯学，也可以成为圣人。哪怕你只有一两，在一万镒面前也没什么可惭愧的。但是王阳明并不要求顿悟，讲究的是渐进，日有所为，日有所增。
第6章 朱子之悔
【原典】
士德问曰：“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聪明绝世，于此反有未审，何也？”
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早岁便著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谓‘向来定本之悟’，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译文】
杨骥（字士德，王守仁的学生）问：“‘格物说’让先生这么一教，真是简单明白，人人都能理解。朱熹先生聪明绝世，对这一点却没有审慎，为什么呢？”
先生说：“朱子早年便志存高远，早年他下定决心要继往开来，因而，他一直在考索著述上苦下工夫。如果他是先从剖析自己修身养性上着手，自然无暇顾及于此。等到他德行盛大之后，果然担心道之不明，就像孔子一样退下来专心修订《六经》，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也免去了许多本该被删除的大段文章的考据工夫。朱子早年便看许多书，晚年才后悔把治学的次序做倒了。”
杨骥说：“朱熹的晚年之悔就体现在他说的这些话吗？如他所说的‘以前定本的省悟’，又说‘虽读了很多书，对我的事有什么帮助呢？’，又说‘这与守着书籍，泥言语，全无关系’，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这时候后悔从前的用功方向用错了，自此开始从剖析自己修身养性上着手。”
先生答：“是这样的。这正是朱熹先生的可贵之处。他意志力强悍，一悔悟便自行修正，只可惜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之前的许多错处都来不及改正了！”
【解读】
朱子是先治经后明道的，他做学问是用传统的方法，他收集了前辈关于“四书”等经典的注解，加以比较研究，再融会贯通。如果我们研究儒学不依靠朱子的《四书集注》是很难搞明白的。但是朱子毕竟是晚年彻悟的，故《四书集注》中难免有模糊之处，但对于彻悟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不能彻悟怎么办呢？要参照王阳明、藕益、憨山、印光这些人的说法。
后面杨骥引用的三处都出自王阳明编的《朱子晚年定论》一书，王阳明当年研究朱子学说，知道朱熹的弊端，也知道朱熹晚年悟处，为了更好地帮助后来的学者，王阳明在京城的时候，就四处收集朱熹晚年的信件并加以整理，编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
第7章 侃去花间草
【原典】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曰：“然则无善无恶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
曰：“佛氏著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
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是碍，何妨汝去？”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
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看意思？”
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
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
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曰：“毕竟物无善恶？”
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唯不知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看错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著，习不察。”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
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看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
【译文】
薛侃在给花圃除草时，顺便问：“天地间什么样的善难以培养出来，什么样的恶难以去除？”
先生说：“没有所谓的培养也没有所谓的去除。”过了一会儿，又说：“这样看善恶，都是从表面上来说的，容易出错。”
薛侃没有懂先生的意思。
先生说：“天地间万物生生不息，像花草一样，哪里会有善恶的分别呢？你想赏花，就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果你需要用草时，则会认为草是善的。这样善恶区别，都是因为你心中的好恶所引起的。所以是错误的。”
薛侃问：“那么就没有善恶之别了吗？”
先生说：“没有善没有恶是理的宁静，有善有恶是心的异动。心不动，就没有善和恶之分了，这就是至善的境界。”
薛侃问：“佛教也没有善恶的观念，这与先生的主张有何异同？”
先生说：“佛教只在无善无恶上下工夫，其他的一切都不管了，这样是不能够治理天下的。圣人讲的无善无恶，只是不要从自身私欲出发从而产生好恶之心，不要随感情的发出而动了本心。然而孔子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归根结底不过就是‘循天理’这三个字，如同《易经》中说的那样‘裁成天地之道，辅助天敌之宜’。”
薛侃说：“既然草不该简单归于恶类，那么就不用将草除掉了。”
先生说：“这样说就是佛、道的思想了。草如果有碍花的生长，你除掉它又有何妨呢？”
薛侃说：“这样又是有好恶归类了。”
先生说：“不从私欲上产生好恶之心，并非完全没有好恶之分，那样岂不成了没有感知的人。所谓不从私欲上分类，是指人的好恶要遵循天理，不另外夹杂丝毫私心杂念。如此，就如同未曾简单分类好恶一般。”
薛侃问：“草该不该被除是怎样循天理，而不夹杂私欲呢？”
先生说：“草对花的生长有妨碍，理应拔除，那就除去；偶尔有些没有除去，也不要记在心上。如果心中有一分在意，那么心体就会被它所累，便会有许多地方被意气所动。”
薛侃问：“那么所谓善恶全然与具体事物无关了？”
先生说：“善恶只在你的心是否循理。遵循理就是善，不循理就是恶。”
薛侃问：“那么具体事物本身终究是没有善恶的，是吗？”
先生说：“在心是这样，在物亦然。世儒不能够认识到这一层，才会舍弃本心的存养而去心外追求事物，因此将格物之学弄反了，整天忙于对外物的格除，最终只是做得个‘义袭而取’，终其一生，不过是做了好事也不知道缘由，习以为常后又不知其所以然。”
薛侃问：“对于人人都喜欢美女，厌恶恶臭，该如何理解呢？”
先生说：“这正是遵循天理的结果，天理本应当如此，本来也没有什么刻意地先分出个好恶来。”
薛侃说：“像喜欢美女与厌恶恶臭，怎么能说是刻意地事先分别了好恶呢？”
先生说：“这是诚意，不是私欲。诚意就是遵循天理。尽管遵循天理去做事，也不能先在主观上提前分出个好坏来。因此有一丝激愤、怨恨、喜欢、高兴，那么心就不能保持中正平和。必须得是不先入为主，不带成见，这样才是心的本体。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未发之中’了。”
孟源在旁边插话说：“先生说：‘草妨碍到你了，理应拔掉。’怎么又说这是从外表上产生的私念呢？”
先生说：“这需要你自己在心里体会。你要除掉草，是什么心思？周敦颐（字茂叔，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不拔掉窗前的草又是什么心思？”
【解读】
凡欲除之，皆是人欲。除而未累于心，也是私心。后面薛侃一直追问，但没有追问到王阳明无理处。周茂叔窗前的草不除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仁。王阳明为什么主张除去花间草？是因为理。但阳明强调，“然则善恶全不在物，只在汝心”，这里的意思是不能执念于物而论善恶，只有将物置于整体意义结构中方才有善恶。不做好做恶，不动于气，就是至善。
第8章 为学头脑
【原典】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
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
【译文】
先生对来访的学者说：“做学问必须有头脑，如此功夫才有着落。纵然做不到一遇即懂，融会贯通，但有了头脑就如船有舵，关键时刻一提便明白。不然的话，虽然苦学用功，但也只是‘义袭而取’，只能是做了好事也不知道缘由，习以为常后又不知其所以然。不是天下的大本（根本）与达道（原则）。”
先生接着又说：“有了头脑，横说直讲你都能整明白。如果此处明白了，别处又不明白了，只是因为没有用脑。”
【解读】
阳明上承了密宗先顿后渐的思辨方法，强调顿悟的先导作用，他把顿悟良知本体之理视做“为学头脑”。认为学问之要，首在头脑，次在志真，头脑正，悟门开，从心发明，从身悟入，则任何问题皆可自化。
第9章 志向真切
【原典】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译文】
有人问：“为了父母而做学问，难免被科举中第所累吧？”
先生答：“要是这样，那么为了侍奉父母而种田，也有碍于思想进步呀？程颐说‘只害怕丧失了志向’，是说只怕是求学的志向不真切呀！”
【解读】
这是在批评为懒惰而以父母为借口的人。阳明先生的意思很明确，做学问要志向真切。只要志向真切了，其他外在的因素都不能妨碍思想的进步和学问的增长。相反，如果志向不真切，而总是拉客观、找借口，做学问就很难取得成就。
第10章 主宰常定
【原典】
崇一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译文】
欧阳德（字崇一，王守仁的弟子）问：“平时总是觉得意念思想很忙乱，有事时固然会忙，无事时也觉得忙，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天地间万物的变化本来就没有一刻是会停息的。但有了一个主宰，变化时就会不先不后，不急不缓，即使千变万化，而主宰却是安定的。人有了这个主宰才产生。如果主宰安定了，像天运一般没有障碍，即使日理万机，也从容自在。也就是所谓的‘天君泰然不动，百体从撙令而行’。如果没有主宰，只是个意气用事，怎么会不忙呢？”
【解读】
王阳明认为，“忙”并不是事多而繁忙，乃因“无主宰”而致“失序”，进而“失据”，与事之多寡无关。主宰常定，变化之先后急缓秩序确定，人事秩序也随之确定，有事无事故得从容自在。主宰缺失，意气用事，秩序无存，有事无事皆忙皆乱。这里阳明所称的主宰指的是心，这主宰就是一片纯然的天理，一个昭明的良知。人心如果中无所主，那还不会百欲交侵、心劳日拙吗？所以心有主宰，真是一个做学问的头脑功夫。
第11章 不务空名
【原典】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此来精察，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
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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