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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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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晚宴，虽然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意揶揄，还是对我大有好处，我深自庆幸不曾谢却。我在这次晚宴中不但看出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一伙的那许多阴谋活动都没有把我的旧交踉我离间开；更使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样有很大变化。最后我了解到，圣朗拜尔之所以要使乌德托夫人跟我疏远，出于醋意者多，出于鄙视者少。这就使我得到了安慰，也使我安了心。我既确实知道，在我所敬仰的人们面前，我并不是一个藐视的对象，我也就比以前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努力克制我自己的感情。固然，我没有能够把我心里那种有罪的、不幸的痴情完全扑灭，但至少我把那残余的痴情控制住了，所以从那时起这点余情就不曾使我再犯错误。乌德托夫人要我继续抄写的那些稿子和我继续寄赠她的那些新出版的作品，都还不时地从她那里给我带来若干信息和短笺，诚然都无关紧要，但也却美意殷勤。她并且还有进一步的表示，人们在下文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断绝往来之后，我们三人之间彼此相处的态度足为正人君子在彼此不宜相见时如何分手树立楷模。
这次宴会给我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人们在巴黎都谈到它，它为我作了一个不容置辩的辟谣机会；本来我那些仇敌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早就跟那天所有参加宴会的人，特别是跟埃皮奈先生，都无可挽回地闹翻了。其实我在离开退隐庐的时候还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很客气的谢函，他回信也同样客气，彼此礼敬之意一直不曾断绝，甚至他的兄弟拉利夫还到蒙莫朗西来看过我，并且还把他的版画寄给我。除了乌德托夫人的一姑一嫂外，我跟那家的人没有一个处得不好的。
我的《给达朗贝的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这次的成功却比较于我有利。它使社会大众都知道霍尔巴赫小集团散布的那些谣言是绝对靠不住的。当我住到退隐庐的时候，霍尔巴赫小集团就以其惯常的自满态度预言我在退隐庐待不了三个月。当他们看到我竟待了二十个月，而且被迫搬出之后，还是定居在乡间，他们就肯定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实际上在隐居生活中闷得要死，不过骄傲成性，宁愿吃执拗的亏，闷死在乡间，也不愿表示反悔，回到巴黎来。《给达朗贝的信》里洋溢着一种温和气味，谁也感到不是伪装出来的。如果我真是在隐居生活中怀着满腹牢骚的话，我的笔调总会受到感染的。我在巴黎写的作品都是满篇牢骚，而我到乡间后写出的第一篇作品就不是这样了。对于有观察能力的人来说，这一点是有决定意义的。大家都看到，我到了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也就是这篇作品，尽管它充满了温和气味，也还由于我一贯的笨拙和倒霉，又给自己在文坛上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早就在彼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这份交情又在男爵家里维持下去了。马蒙泰尔当时是《法兰西信使》杂志的主编。因为我一向高傲，不愿把我的作品送给期刊的撰稿者，又因为我这次偏要把我这篇作品赠送给他，却又不要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为期刊撰稿人，更不要他在《信使》杂志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在送他的那份上写着，不是送给《信使》杂志的主编，而是送给马蒙泰尔先生。我以为我把他恭维得很妙，他却以为我把他侮辱得很苦，就成了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那篇长信，写得很有礼貌，但是怨怒之气也很容易感觉出来，并且从此以后，他就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损害我，在他的作品里间接攻击我。由此可见，文人的那种易受刺激的自尊心是多么难于应付，由此也可见，你恭维他们的时候应该如何小心翼翼，千万不要说出稍微带有模棱两可意思的字眼。
我从各方面都安定下来了，便利用空闲的时间和当时的独立生活来比较有秩序地重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把《朱丽》完成了，并把它寄给了雷伊，他第二年就把它印了出来。然而这个工作还被一个小小的、然而相当不愉快的插曲中断了一次。我听说歌剧院正准备把《乡村卜师》重新上演。我看到那班人竟目中无人地支配我的财产，气愤极了，便把以前寄给达让森先生而没有得到答复的那份备忘录再拿出来，修改了一下之后，就请日内瓦代办赛隆先生把它交给接替达让森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还附了一封信，也是由赛隆先生代交的。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回我的信，但却一直没有下文。我把我所做的事通知了杜克洛，杜克洛就跟“小小提琴手”们读了，“小小提琴手”们没有答应把我的歌剧还给我，却答应把免费入场券还给我，而这时免费入场券对我已经是毫无用处了。我看我从哪一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的对待，便把这事撇到了一边；而歌剧院的主管部门对我所提的理由既不肯答复，又不肯倾听，一直就继续利用《乡村卜师》谋利，就跟利用自己的财产一样，而实际上这部歌剧是不容置辩地只属于我一人的。
自从我摆脱了那些暴君的桎梏后，就过着相当平静而愉快的生活；我固然尝不到那些太强烈的依恋之情的妙趣，但是也就解脱了这些依恋之情的枷锁。我的那些充当保护人的朋友拼命要支配我的命运，不由分说地要把我置于他们的所谓恩惠的奴役之下，真叫我厌恶透了，我决计从此只要以善意相待的交情，这种交情并不妨碍自由，却构成人生的乐趣，同时有平等精神作为基础。象这样的交情，我当时是很多的，足以使我尝到相互交往的甜美滋味，而又不感到受人支配之苦；我一尝到这种生活的滋味，便立刻感到它确实适合我这样的年龄，可以使我在宁静中度过余生，远离不久前使我险遭没顶的风暴、争吵和烦恼。
我住在退隐庐的时候，以及迁居蒙莫朗西以后，就在附近认识了好几个人，我觉得他们都很称我的心，而又丝毫不束缚我。在他们中间首先要推那年青的洛瓦索·德·莫勒翁，那时他初当律师，自己还不知道将来会在法律界占到什么地位。我那时就不象他那样疑虑，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会做出辉煌的事业的。这点今天已经成了事实。我向他预言，如果他能对承办的案件严加选择，如果他永远只做正义与道德的保卫者，他的天才将从这种崇高的精神得到培育，会跟最伟大的雄辩家的天才相媲美。他照我这个忠告去做了，并且感到了这个忠告的效果。他为波尔特先生作的那篇辩护词可以与狄摩西尼相匹敌。他年年来到距退隐庐四分之一里约的圣伯利斯村，在莫勒翁采地上度假，这片采地是属于他母亲的，当年那伟大的包许埃也在那里住过。象这样的大师联袂而出，真使这片采地的高贵声名难乎为继。
也就是在这个圣伯利斯村，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个才子，有文学修养，很可爱，在他那一行是第一流人物。他还将他的朋友、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介绍给我，他们有通信联系，后来为我印行了《爱弥儿》。
在比圣伯利斯更近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来村的司铎马尔陶先生。如果是才能决定地位的话，这个人本来是该做政治家和大臣而不该做乡村司铎的，至少应该让他管理一个大教区。他曾充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巴蒂斯特·卢梭特别熟识。他一面对这位赫赫有名的被放逐者追怀景仰，一面对陷害他的骗子手梭朗深恶痛绝。关于这两个人，他知道很多珍奇的轶事，都是色圭没有收进他那部待印的卢梭传记里的。他常向我保证说，吕克伯爵对他绝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地方，一直到死都还对他保持着最热烈的友谊。这个相当好的退休之地，就是在他的东家死后由凡蒂米尔先生赠地的。马尔陶先生还曾办过许多事务，现在虽然年老，还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评论得十分恰当。他的谈话，既有趣又有教益，没有他那乡村司铎的气味，因为他把社交界人士的口吻和读书人的知识结合起来了。在我所有那些长住的邻居之中，跟他交游最使我喜悦，我离开了他，也最感惆怅。
我在蒙莫朗西还认识几位奥拉托利会的教士，特别是贝蒂埃神父，他是个物理学教授，虽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学究色彩，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我觉得他有点老好人的味道。然而我又很难把他这种高度的纯朴和他那种到处钻——钻要人、钻女人、钻信徒、钻哲学家——的欲念与本领调和起来，他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到处这样夸他，我的话显然传到他耳朵里去了。有一天他微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老好人。我在他那微笑里发现了一种说不出的嘲讽意味，这就在我的眼光里把他的面目完全改变了，并且从那时起我还时常想起他那嘲讽的意味。他那个微笑酷似巴努奇买妥担到恼的绵羊时的那种微笑，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恰当的比喻。我们两人在我住到退隐庐之后不久就开始相识，他时常到退隐庐来看我。等我在蒙莫朗西定居以后，他才离开那里，回到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常见到勒·瓦瑟太太，有一天我万想不到，他代这个女人写了一封信给我，为的是通知我说，格里姆先生建议负担她的生活费，并且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份接济。我听说这是一笔三百利物儿的年金，条件是要勒·瓦瑟太太住到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来。我不想说明这个消息给我的印象怎样；这个消息也许不那么令人吃惊，如果格里姆自己有一万利物儿的年金，或者他跟这个女人有点什么较易理解的关系，如果当初我把她带到乡下来时人家不加给我那么多严重的罪名——而现在他又乐于把她送回乡村，仿佛她已经返老还童了。我明白，那个老太婆之所以要得到我的允许，只是因为不想失掉我这方面的接济，如果我不允许，她是很可以不顾我的允许就接受那笔馈赠的。虽然我觉得这种慈善行为十分异乎寻常，当时却还并不象后来那样使我感到惊讶。但是，即使我当时就料到后来所洞察的一切，我还是同样要表示同意的，我当时就这样做了，并且也不能不这样做，因为若不同意，就是向格里姆先生讨价还价了。从那时起，贝蒂埃神父就把我对他的那种老好人的看法医好了一点，他曾觉得我这种看法那么可笑，而我又曾那么轻率地对他产生了这种看法。
也就是这个贝蒂埃神父认识的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想跟我攀交；毫无疑问，在他们的喜好和我的喜好之间，是没有多少关联的。他们都是麦尔基色代克的子孙，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籍贯、家世，也许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们都是让赛尼优斯教派的，一般人都认为他们是化装的教士——也许是因为他们把顷刻不离身的长剑佩带得那么可笑的缘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这就使他们有着派系领袖的神色，我一直怀疑他们是办《教会日报》的。他们一个是身材高大，和颜悦色，甜言蜜语，叫费朗先生；另一个矮矮胖胖，似笑非笑，摇唇鼓舌，叫蜜拿尔先生。他们彼此以表兄弟相称。他们本来跟达朗贝一起住在巴黎，寄宿在他的奶娘卢梭太太家里。他们曾在蒙莫朗西租了一套公寓房子，在那里过夏。他们亲自做家务事，没有仆人，也没有代购日用品的包工。他们一人一星期，轮流出去采购、留家烧饭、打扫房间，他们料理得相当好，我们有时也彼此往来吃吃饭。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感兴趣，我对他们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常下棋，而我为了插上去下一盘，就得花上一天里一的四个钟头。因为他们到处钻，什么都要插一手，所以戴莱丝管他们叫“长舌妇”，这个名字就在蒙莫朗西流传下来了。
以上这些人，再加上我的居停主人马达斯先生——他是一个好人——就是我在乡间的主要熟人。我在巴黎还有一些熟人，如果我愿意住在巴黎的话。是可以住得舒舒服服的。这些熟人都是文坛之外的；在文坛之内，只有杜克洛这么一个朋友。至于德莱尔他还太年青，而且，虽然他就近看到那个哲学帮对我耍的那些手腕之后，已经完全脱离那个哲学帮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过去曾那么轻易地就做了那班人在我面前的代言人。
首先，我有我那可敬的老朋友罗甘先生。他是我幸福时代的一个朋友，不是由于我的作品交结上的，而是凭我自己的为人交结上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把这份交情一直保留下来。我还有我的同乡，那老好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儿，当时还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青的日内瓦人，叫做库安德，当时我觉得是个好孩子，很细心、殷勤、热诚，但是无知，自信心强，好吃好喝，自命不凡，我一住进退隐庐，他就来看我了，过了不久，尽管我不愿意，也没有别人介绍，自己就住到我的家里。他对图画有点兴趣，认识些艺术家。在给《朱丽》制版画方面，他对我还算有点用处。他负责指导插图和刻版，颇能不负所托。
还有杜宾先生那一家，这家的豪华虽然已经比不上杜宾夫人盛年时代的情景，但由于两位主人的声望，也由于来此聚会的宾朋均属上选，仍不失为巴黎最好的门第之一。由于我没有因趋附别人而抛弃他们，又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着能自由生活，所以他们一直对我友好相待，我有把握随时会受到杜宾夫人的欢迎的。自从他们夫妇在克利什置了一处别墅之后，我甚至还可以把她算作我的乡下邻居之一；我有时也到她这处别墅里去住一两天，而如果杜宾夫人和舍农索夫人相处得更融洽些的话，我还会到那里多去几次呢。但是在同一个人家，两个女人彼此情感不相投，是叫人左右为难的，这就使我感到在克利什太不自在了。由于我跟舍农索夫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比较随便，所以我喜欢比较自由地在德耶看到她——德耶差不多就在我门口，她在那里租了一所小房子——甚至在我家里见到她，因为她来看我也相当勤。
还有克雷基夫人，她在虔信宗教之后，就停止跟达朗贝之流、马蒙泰尔之流以及大部分文人见面了，我相信特吕布莱神父是个例外，当时他是一种半真半假的虔信者，但她甚至也相当讨厌他。至于我呢，她原是找着要跟我结识的，我一直没有失掉她的关注，一直和她通信。她曾送给我几只芒斯鸡来做年礼。并且计划开年来看我，只是由于这时卢森堡公爵夫人的一次旅行把她的旅行打断了。我在这里应该为她特别提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中将是永远占有一个优越地位的。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以外，我是该把他放到第一位的，他就是我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卡利约，前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的秘书，后又驻瑞典，为他的宫廷代办外交事务，最后真除了驻巴黎的大使馆秘书之职。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他突然到蒙莫朗西来找我了。他佩了一个西班牙勋章，我忘记了勋章的名字，形式是宝石镶成的一个漂亮的十字架。在他所提出的证件中，他曾不得已把“卡利约”这个名字改了一下，现称为卡利荣骑士。我发现他还是那个样子，心眼儿好，风度一天比一天更可爱。如果不是库安德照他的老习惯插到我们两人之间，利用我住得离巴黎远，就代表我，并以我的名义赢得了他的信任，并且由于为我服务太热诚，就把我顶掉了，我是会和他相处得跟从前那样亲密的。
想起卡利荣，我就联想起另一个乡下邻居，我若是不谈到他，就大对不起他了，特别因为我还有一件很不可原谅的对不起他的事，需要坦白出来。这邻居就是那位正派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给我帮过忙，这次全家来法国旅行，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村租了一所别墅。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邻居。就满心喜悦，觉得去登门拜访不但是一种义务，还是一件快事。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了，路上遇到一些人正来看我，不得不同他们又走回头路。两天后我又去看他，那天他和全家连午饭都是在巴黎吃的。第三次他倒是在家：我听到好些女人的声音，又在门前看到一辆华贵的马车。这叫我害怕。我想我第一次看他，至少要能看得从从容容的，跟他叙叙旧情。总之，我把我的拜访一天一天地往下拖，最后觉得尽这样一个义务未免太迟了。感到羞惭，便干脆不尽这个义务了。我有胆子拖了那么久，却没胆子再见他的面。这种疏忽叫勒·布隆先生感到理所当然的不满，而且在他眼里，我的懒惰就有了忘恩负义的迹象了。然而，我觉得我的心实在是无罪的，如果能为勒·布隆先生做点什么真正能叫他开心的事，即使是不让他知道，我可以保定他绝不会觉得我这人懒惰。不过，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情上的那种拖拉劲儿，往往比大的恶习对我还更加有害。我的最严重的错误一直都是由玩忽造成的：我很少做过我不应该做的事，同时，不幸得很，我更少做过我应该做的事。
既然我又谈起我在威尼斯的那些旧交，我就不应该忘记另外也与此有关的一个，这个旧交，也和其他的一样，已经中断了，但是时间比较晚得多。这就是我和戎维尔先生的交谊；戎维尔先生自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一直对我非常友好。他很欢喜跟我见面，和我谈意大利的事和蒙太居先生闹的笑话，他在外交部有许多熟人，所以从外交部知道的有关蒙太居的故事就很多。我在他家里又很欣幸地遇见了我的老伙伴杜邦，他在他的本省买了一个官职，有时也为公务来到巴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变得太殷勤，老要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竟使我感到他有些碍手碍脚了；虽然我们住在相距很远的两个地区，如果我有一星期不到他家去吃饭，我们就要吵几句。他到戎维尔领地去的时候，总是要把我带去；但是我有一次在那里住了一星期，真叫我感到度日如年，之后，我就不愿再去了。戎维尔先生这个人当然是既客气又风雅，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很亲切，但是他不够聪明；他长得漂亮，多多少少有点纳尔西斯顾影自怜的劲头，相当乏味。他收藏了一套奇特的东西，或许全世界也只有他那一套，他自己非常欣赏，也拿出来给客人欣赏，而客人有时却并不象他那样感到兴趣。那是很完整的一套滑稽歌舞剧，都是五十年来在宫廷和巴黎流行的，从中可以看到的许多轶事，在别的地方是无法找到的。这些关于法国历史的真实记录，在任何别的国家人们都绝不会想得出来的。
在我们相处得正融洽的时候，有一天他对我的接待是那么淡漠、冰冷，那么不合他平时的风度，以至我在给机会让他解释，乃至请求他解释之后，就走出了他的家门，决心不再涉足，并且我一直就实践了这个决心。我在任何地方只要受到一次冷遇，人们就绝不会在那里再见到我的面了，而且这里又没有狄德罗出来替戎维尔先生辩护。我当时苦思苦想，到底有什么事对不起他，可是想来想去总想不出。我绝对相信，我跟别人谈到他和他的家人，从来都是称许备至的，因为我实心实意地喜欢他；而且，除了我对他只有好话可说而外，我的最不变的原则始终是，凡是我常来往的人家，我谈到时总是礼敬有加的。
最后，经过长期思考，我终于推测出是这么回事：我们最后一次相见的时候，他请我在他熟识的几个姑娘那儿吃饭，那次是跟几个外交部的职员在一起，他们都是些很亲切的人物，绝无浪荡汉的态度或派头；我可以发誓，在我这方面，那整个晚上都是在悲天悯人地默想着那些可怜虫的不幸命运。我没有出聚餐费，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我没有拿钱给他的那些姑娘，因为我没有象跟帕多瓦姑娘在一起那样给她们以我应该付出报酬的机会。我们出门时大家都欢天喜地的，情感十分融洽。这次晚宴之后，我没有再到那些姑娘那儿去，也没有再见到戎维尔先生。过了三四天，我到戎维尔先生家去了，他就给了我上述那种接待。除了关于这次晚餐有点误会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原因，同时又看到他不愿意解释，就采取了我的决定，不再去看他了；但是我还继续把我出版的作品寄赠给他，他也还常托人问候我，并且有一天我在喜剧院的烤火间里碰到他时，他还很客气地责怪我为什么不去看他，但也并没有使我重登他的家门。由此可见，这件事，样子倒象是斗气，不象是绝交。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也没有听人谈到他。隔绝了好几年之后，若是再回头，就未免太迟了。所以我在这里不把戎维尔先生列在我的知交的名单里，虽然我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常到他家去。
我不想再拿别的熟人来把我这个名单搞得太臃肿了。这些熟人都不那么亲密，或者是由于我不在巴黎就不再那么亲密，不过我有时还免不了在乡下见到他们，或者在我自己家里，或者在邻居家里，比方吧，象孔狄亚克和马布利两位神父，象梅朗、拉利夫、波瓦热鲁、瓦特莱、安斯莱诸先生，还有其他许多人，一个个地数出来就未免太多了。我只顺便提一下马尔让西先生跟我的交往，他是国王的内待，以前是霍尔巴赫小集团里的人物，后来和我一样脱离了；他以前也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后来和我一样撒手了；还有他的朋友德马西先生也跟我认识，我也顺便提一下，他是喜剧《冒失鬼》的作者，曾名噪一时，只是一阵风就过去了。马尔让西先生是我的乡下邻居，因为他的马尔让西地产就靠近蒙莫朗西。我们本来早就见过面，但是邻居关系或阅历上的某种相契之处使得我们更接近起来。德马西先生不久之后就死了。他有能力，有才华，但是有点象是他那篇喜剧的模特儿，在女人面前颇有点自炫，而死后并没有受到女人们的极端惋惜。
但是我不能漏记这个时期的一个新的通信关系，这个关系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太大了，不能把它的开端略而不谈。我说的是拉穆瓦尼翁·德·马勒赛尔卜先生，他是税务法庭首席庭长，当时主管出版事业；他在这方面的领导既温和又明智，文学界人士都十分满意。我在巴黎时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他；然而我经常体验到他审查我的作品处处从宽，非常令人感激；我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很不客气地对待那些写文章反对我的人。这次关于《朱丽》的印行，我对他的盛情又有了新的证据；因为这样大部头作品的校样要交邮局从阿姆斯特丹寄来，耗费是很大的，他有免费寄递权，所以就答应把校样先寄给他，然后又用他父亲的掌玺大臣关防同样免费有寄给我。作品印的时候，他不管我愿不愿意就叫人另印了一版，版税归我，这一版销完之后才准那一版在法兰西王国销行。因为我的稿本已经卖给雷伊了，这笔收入就等于对雷伊的一种盗窃，所以我不得他明文批示就不肯接受这批专为增加我的收入而印的赠书，结果他很慷慨地批下来了；不但如此，这批赠书一共卖了一百个皮斯托尔，我要跟他均分，他又一点也不肯接受。为了这一百个皮斯托尔，我却有过一件很不愉快的事：马勒赛尔卜先生事先没有通知我就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不成样子，并且在这坏版本售完之前，一直阻止了好版本的销售。
我始终把马勒赛尔卜先生看作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正直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凡是我所遇到的事，从来没有一点使我对他的公正能有片刻的怀疑；但是他的软弱也和他的忠厚相当，他有时对他所关心的人，由于极力要保全他们却反而害了他们。他不但在我的书的巴黎版里叫人删掉了一百多页，还在他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一册好版本里作了一个可以叫作不忠实的删削。在我这部作品的某个地方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个王爷的情妇还更配受人尊敬些。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笔写出来的，我敢发誓，没有丝毫影射意味。然而，我有一个很不谨慎的原则：凡是我写的文章，只要我扪心自问在写出时没有影射意图，我就绝不因为别人可能指为影射而丝毫有所删削，所以，我绝不肯删去这一句话，只是把原来的“国王”一词改为“王爷”。这个修改，在马勒赛尔卜先生看来似乎还不够，他干脆把全句都删掉了，特意叫人另印了一页，尽可能整齐地贴在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一本书里。可是她还是知道了这个偷天换日的手法：免不了有些好心人把内情告诉了她。至于我自己呢，我只是很久以后，当我开始感到这件事的后果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另一位贵妇人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而我也毫不知情，甚至我在写那段文章的时候还不认识她呢，而她却那么不声不响地、咬牙切齿地恨我，其最初的起因不也就在这里吗？书出版的时候，我跟她认识了，心里便非常不安。我把这事告诉了罗伦齐骑士，骑士笑我多心，保证那位贵妇丝毫没有感到冒犯，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也许稍微轻率了点，就信了他的话，并且十分不合时宜地就放心了。
入冬时候，我又受到马勒赛尔卜先生的一次盛情的表示，虽然我不认为这番盛情是宜于接受的，心里还是十分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缺额，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作为他自己的意思，向我建议这个位置。但是透过他信上的措词（丙札，第三三号），我很容易理解到他是有人授意并且指令他这样做的；而且他自己后来又写信告诉我（丙札，第四七号），他是受人之托才对我作此建议的。这是个闲差使，每月只要写两篇提要，原书会有人送到我这里来，用不着往巴黎跑，甚至向主管官晋谒致谢都没有必要。通过这个途径，我就可以厕身于梅朗、克莱罗、德·几尼诸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父等第一流文人学士之林了。前两人我本来早已认识，后两人我能认识一下当然也是极好的。此外，只要做这样一点毫不困难、轻而易举的工作，我就可以有八百法郎的额定薪金。我在决定前考虑了几个钟头，我可以发誓，我之所以要考虑，只是因为怕惹马尔让西生气，叫马勒赛尔卜先生不高兴。但是，最后我感觉到，这样我将不能按我的时间去工作了，按期交稿这种约束我受不了，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做不好我要承担的任务，这两个理由就战胜了一切，使我决定谢绝一个我不适于担任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华都来自对我要处理的题材的热爱，只有对伟大、对真、对美的爱，才能激发我的天才。大部分要我写提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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