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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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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摆布，把她的手套、扇子、腰带、帽子都交给我保管，她命令我到这到那，做这做那，我都—一唯命是从。她叫我去把她的贡多拉打发走，因为她要坐我的贡多拉，我就去了，她叫我把位子让开，叫我请卡利约来坐，因为她有话对他说，我也就照办了。他们俩在一起窃窃私语，谈了很久，我也就让他们谈去。后来她喊我，我又回来了。“听着，查内托，”她对我说，“我不愿意接受法国式的爱，这样的爱没有用处。等你觉得腻了，你就走。我有言在先，办什么事可得干脆利落。”饭后。我们就一起到缪拉诺镇去参观玻璃厂。她买了许多小玩意儿，毫不客气地让我们付了钱，但是她到处赏人家小费，花的钱比我们多得多。看她自己挥霍和让我们挥霍的那种不在乎劲儿，很明显地她是把金钱看得连粪土也不如。她要别人在她身上花钱，我相信是出于虚荣者多，出于贪婪者少：千金买笑，她才感到快意。
晚上，我们把她送回家了。当我谈话的时候，我看到她梳桩台上有两支手枪。“哈！哈！”我拿起一支来，对她说，“这是个新式的胭脂盒子。请问这是做什么用的？我看你有的是要人命的武器，比这厉害多了。”她以同样的口吻开了几句玩笑之后，带着一种使她更加妩媚的天真、高傲的口吻对我们说：“凡是我不爱的人，我对他们表示开恩的时候，我就要他们出钱来补偿他们带给我的厌烦，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了。可是，我虽然能忍受他们的爱抚，却不愿受他们的侮辱。谁对我失礼，我就给谁一枪。”
我离开她的时候，跟她约定第二天再去看她。我没有劳她久候，只见她是in vestito di confidenza（人约黄昏后的打扮），穿着一件妖艳不过的便装。这种便装只有在南欧各国才能见到，虽然我记忆犹新，也不想多费笔墨去描写了。我只说一点，就是袖口和胸口都镶着丝线，缀着玫瑰色的绒球。我觉得这就把美丽的肤色衬得格外鲜艳。后来我发现这是威尼斯的时装，穿在身上是如此迷人，而居然没有传到法国，真令人不解。对于正在等待着我的那种感官的享受，我是想象不到的。我曾经满怀激情地说起过拉尔纳热夫人，现在回忆起来，有时还使我如醉如痴，但是，要是和我的徐丽埃妲比起来，她是多么老丑和冷漠啊！读者不要枉费心机去想象这个迷人的姑娘的那些妩媚和风韵吧，你想来想去都会离实际太远的。修院里的童贞女也没有她那么鲜艳，后宫里的佳丽也没有她那么妖娆，天堂里的仙女也没有她那么动人。凡人的心灵和感官从来也没有接受过这样温馨的享受。啊！如果我懂得把这种享受充分地、完整地品尝一下，就是一刹那也好呀！……我倒是尝到了，但是索然无味，我把一切妙趣都冲淡了，我仿佛有意要把那一切妙趣都毁灭净尽似的。大自然生我绝不是为着享受的。它在我的心里放进了欲望，渴望着这妙不可言的幸福，却又在我的狂悖的脑子放进了毒药，毒害着这妙不可言的幸福。
如果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件事最足以描画出我的本性，那就是我就要叙述的这件事了。我此刻正努力记住我写本书的宗旨，这个努力将使我在这里厌弃妨碍实现本书宗旨的那种假道学。不管你是谁，你若是想认识一个人的话，就大着胆子把下面的两三页读下去吧，这样你就会彻底了解让－雅克·卢梭这个人了。
我走进一个妓女的卧室，就跟走进爱与美的神庙里一样，我仿佛在她身上见到了美神和爱神。我绝对不能相信，如果你没有敬慕之意和尊重之心，你竟能感到象她使我感到的那种情感。当我刚从最初的亲昵之中认识到她的媚态与爱抚的价值，就唯恐失去它的果实，急于要去摘取。忽然我感到，不是欲火在燃烧着我的全身，而是冰块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的两腿发软了，我几乎晕倒了，我赶快坐下来，哭得和小孩一样。
谁能猜到我的眼泪是怎么来的，谁能猜到我当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我对自己说：“我所支配的这个对象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她的精神、她的肉体、她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他既善良又高贵，正如她既可爱又美好一样。王公大人都应该做她的奴隶，君主的权杖都应该放在她的脚底。然而，你看她竟做了可怜的娼妓，供人蹂躏；一个商船船长竟支配着她，她竟扑到我的怀里来，明明知道我一无所有，而我这点才能她又不能认识，因此在她眼里便等于零。这里面必然有点不可思议的原因。要么是我的心灵欺骗了我，欺骗了我的感觉，把一个丑娼妇看成了天仙，要么就一定有点什么我不知道的暗疾，破坏了她的妍媚的效果，使原该争夺她的人们对她生厌。”于是我开始聚精会神地探索这个暗疾了，可是我连想也没想到这里头会有什么梅毒的问题。她的肌肉的鲜艳、肤色的光泽、牙齿的洁白、呼吸的温馨、浑身的清洁样儿，都绝对使我想不到这一点，以至于我不但对自从跟帕多瓦姑娘接触以来的身体还有所怀疑，而且还顾虑我不够健全，配不上她呢。我深信，这一次，我的自信是正确的。
这些思绪，赶在这个好时候，搅得我心神不安，以至于哭将起来。徐丽埃妲在这种场合下看到这样的怪现象，当然感到十分新奇，一时竟不知所措。但是她在房间里兜了一个圈子，又照照镜子，就了解到——并且我的眼光也向她肯定——我这种泄气绝不是由于嫌恶。她当然不难把我这阵泄气医好，驱散掉我那小小的羞愧感。但是，当我正准备在她那仿佛是第一次要被男人的嘴和手接触的胸上真个销魂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她有一只奶头是瘪的。我一惊，细细看了一下，觉得这只奶头和另一个长得不一样。我立刻就在脑子里盘算起来了，一个女人怎么会有个瘪奶头呢，因为我深信这是由于某种重大的天生暗疾，并把这个念头转了又转，所以我就明明白白看出我想象中的最美妙的人儿，此刻抱在我怀里的，原来只是一个畸形的怪物，只是大自然的次品，男人的弃物，床第间的赝货。我竟傻到这种地步，居然跟她谈起这只瘪奶头来了。她先拿我这话当作一句玩笑，并且逞着她那轻佻的脾气说出一些话和做出一些动作来，真逗得我爱煞急煞。然而，我始终有一点无法向她掩饰的不安心情，只见她终于脸红了，整了整衣裳，爬起来，一言不发地跑去伏在窗口。我想去坐到她的身边，她却又走开了，找了张躺椅坐下，一忽儿又站起来，在房里踱来踱去，一面摇着扇子，以冷淡而嫌恶的语调对我说：“查内托，lascia le donne，e studia la matematica（丢开女人，研究数学去吧）。”
在离开她之前，我要求第二天再来相会，她把时间推到第三天，并且带着嘲讽的微笑补了一句，说我也需要将息将息。这段时间我过得很不是滋味，心里只惦记着她的媚姿和风韵，痛感自己的荒唐，一个劲儿地自咎，悔恨我把那大好的时光就那么白白糟蹋了。要不是我那么糊涂，那时光就是我一生最美满的时光啊，我以最急躁的心情等着去补偿损失，但不管怎样，我心里总是不安，总觉得那个爱煞人的姑娘长得那么完美而身份又那么卑贱，这中间的矛盾简直无法克服。到了约定的时刻，我就往她那里跑，往她那里飞了。我不知道她那火热的气质是不是会对我这次的拜访感到快慰一些。我想，她那种傲气至少是会得到一点满足的，于是我心里就预先尝到一种美妙的滋味了，打算千方百计地让她看看，我是多么善于弥补自己的过错。她把这一场考验给我免除掉了。我一拢岸就派贡多拉上的船夫去通报。他回来对我说，她头天就到佛罗伦萨去了。如果说当我占有她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的全部爱情，当我失掉她的时候，我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份悔恨之情始终没有离开我的心头。尽管她在我的眼里是那么可爱，那么妩媚，我还是能够为失去她而自遣。而我真正不能自遣的，老实说，就是我给她留下了一个可鄙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的两段艳遇。除此之外，我在威尼斯的那十八月里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至多还有一段未遂的情史。卡利约是很风流的，他往别人包定的姑娘家里跑厌了，便异想天开，自己也来包她一个。因为我们俩形影不离，他便向我提议一个在威尼斯屡见不鲜的办法，由我们两人合包一个姑娘。我同意了。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他找来找去，居然找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的狠心的母亲正在设法把她卖出去。我们俩一起去看她。我一见这姑娘，肺腑都感动了。她是个金发美人，温柔得象只羔羊，你绝不会相信她是意大利人。在威尼斯，生活程度很低。我们给了母亲几个钱，负责供养她的女儿。这孩子嗓子很好，为了培养她一个谋生的技艺，就给她买了一架小钢琴，为她请了个教唱的老师。这一切，我们每人每月还花不到两个西昆，而为我们省下来的其他花费却不在此数。不过，由于得等到她成年。这也就未免在收获之前播种得过早了。然而，我们只在晚上没事的时候到那里去，跟那孩子天真无邪地谈谈、玩玩，我们的这种消遣也许比占有她更有意味。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官的享受，主要还在于生活在她们身边的某种情趣，这话一点不错！不知不觉地，我的心就依恋上那个小安佐蕾妲了，但是那是一种慈父般的感情，毫无肉欲掺杂其中，以至于这种感情越增涨，我就越不能在这里面掺进肉欲的成份。我感到，将来这孩子长大了，我要是接触她，一定会毛骨悚然，和犯了乱伦罪一样。我看那善良的卡利约，他的感情也不自觉地转到了这同一方面。我们没想到自己寻来的这许多欢乐，虽和我们原先所计划的一样温馨，而性质却截然不同。我敢担保，不管这可怜的孩子将来长得怎样美，我们绝对不会成为她的童 贞的破坏者，而相反地会成为她的童贞的保护人。我的灾难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没有让我有时间去参与这一善举，我在这件事上只能夸奖我自己其志可嘉而已。现在再回头谈谈我的旅行吧。
我从蒙太居先生家里出来，最初的打算是回到日内瓦，等运气转好一点，为我扫除掉障碍。好让我跟我那可怜的妈妈重新和好。但是，蒙太居和我那场争吵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而他又太愚蠢，把这事报告了朝廷，这就使得我作出决定，亲自到朝廷去为我的行为作个交代，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的所作所为。我从威尼斯就把我这个决定函报给在阿梅洛先生死后代理外交部部务的泰伊先生。我写了信就动身，取道贝加摩、科摩和多摩多索拉，我穿过新普伦关。在锡昂，法国代办复尼翁先生待我十分优厚。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是一样；我又再度见到果弗古尔先生，因为我有一点钱要从他手里取回。我经过尼翁市，不曾去看我父亲，心里并非不极其难过，但是我下不了决心在倒霉之后还到我的继母跟前露面，因为我深信她一定怪我不好，不愿听我解释。开书店的迪维亚尔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对我严加指责。我对他说明了不去看父亲的原因后，为了弥补这个过失，同时又避免见到继母，我就在日内瓦雇了一辆车，同他一起回到尼翁，住在一个小酒店里。迪维亚尔去找我父亲，我父亲听到消息就奔来拥抱我。我们在一起用了晚餐，过了使我十分快慰的一宿。我在第二天早晨和迪维亚尔回到日内瓦。他这次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一直对他是铭感在心的。
我的最直接的路线并不经过里昂，但是我要路过里昂一下，以便核实蒙太居先生的一个十分卑鄙的诈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寄出一口小箱子，里面装了一件金缕绣花上衣，几副套袖、大双白丝袜，如此而已。由于他主动向我建议，我就把这小箱子，或者更正确地说，把这个小盒子附在他的行李里。在他想抵销我的薪金而亲手写的那张满纸花账的单子上，他载明这口箱子——他称为大件行李——重十一公担，曾替我付出一笔极大的运费。承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帮忙，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关的记录簿上查实了那个所谓大件行李只重四十五斤，并且只依这个重量付了运费。我把这份正式证明附在蒙太居先生的账单上，然后就带着这些证件以及其他好几份有同等份量的材料，动身到巴黎去，急于加以利用。在整个这次长途旅行中，我在科摩城，在瓦莱，以及其他地方，都有过一些小小的奇遇。我看到许多东西，其中有波罗美岛，都很值得描写一番。但是我现在时间紧迫，又有暗探钉着我，我不得不急促地、草率地完成这部作品，这本来是需要清闲和安静的，而我却缺乏这种清闲和安静。如果有朝一日老天开恩，让我能过上比较安宁的日子，我定要把这部作品改写一遍，或者至少加上一个补编，我想这是很有必要的。
我这桩公案，消息早在我之前就传到了巴黎。我一到，就发现所有的人，无论是机关里还是社会上的，都对大使的狂悖行为愤慨不已。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威尼斯的公众也有一致的呼声，尽管我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我却得不到任何公平处理。我不但得不到道歉和赔偿，连薪水也不叫大使补发，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人，无权受国家保护，这件事只是他和我之间的一件私事。大家都跟我一样，认为我是受了侮辱，受了损害，是不幸的，而大使是个荒唐鬼，既残忍又不公平，这桩公案使得他永远没脸见人。然而，他究竟是大使，我呢，只是秘书。体统，或者说，一般人所谓的体统，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平处理，因此我也就没得到任何公平处理了。我想，只要我拼命嚷嚷，公开骂这个狂人，这是他罪有应得，到最后总会有人叫我住口的，我所期待的也正是如此，我决心要到政府正式表态时才服从。但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人家让我吵翻了天，人家甚至还鼓励我，附和我，但是事情还是毫无进展，直到最后，我感到人家总是说我有理，而我却总是得不到公平处理，自己也失掉勇气了，便干脆罢手，不了了之。
唯一对待我冷淡的人，就是伯藏瓦尔夫人，我最料想不到有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她满脑子的名位和贵族的特权思想，总是不能想象一个大使会对不起他的秘书。她接待我的那个态度是同她这种成见一致的。我太受刺激了，所以一离开她家就给她写了一封信，也许是我生平最强烈、最厉害的一封信，从此就再也不跨进她的大门。卡斯太尔神父待我比较好些，但是透过他那耶稣会派的花言巧语，我看出他还是相当忠实地遵循着社会上最重要的处世箴言之一，就是随时随地都要弱者为强者作出牺牲。我对自己这件事强烈地感到有理，而且我生来又很高傲，这就不容许我耐心地忍受他这种偏私态度。从此我就不再去看卡斯太尔神父了，也不再到耶稣会去了，我在那儿本来就只认识他一个人。而且，他那些会友的专横和阴险，跟那位好心的海麦神父的善良纯朴太不相同，使我对他们避之唯恐不速，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有见过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只有贝蒂埃神父是例外，我在杜宾先生家里和他见过两三次面，他那时正跟杜宾先生一起，竭尽全力批驳孟德斯鸠。
现在就把有关蒙太居先生的话予以结束，以后就不再提了。在我们闹纠纷的时候，我曾对他说，他不应该用秘书，只应该用个管账房的录事。他果然接受了我这个意见，在我走后果然找了一个管账房的来接替我，这个管账房的不到一年就偷了他两三万利物儿。他把他赶走了，送进了监牢，又赶走了他那些随员，闹得满城风雨，声名狼藉；他到处跟人家吵闹，遭到了连贩夫走卒也不能忍受的侮辱，最后，因为荒唐事做得太多了，招来奉召返国、革职归田的处分。在他所受朝廷的遣责之中，跟我闹的那场风波似乎也没有被忘记。不管怎样吧，他回国之后不久，就派他的管家来跟我结账，付我的钱了。我那时正等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口说无凭的交情账，时刻压在我的心头。我抓住了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把这些债都偿清了，连查内托·那尼的那张借条也付讫了。本来人家这次付我的钱，爱给多少，就给多少；我还清了一切债务之后，又和以前一样，一文不名了。可是，以前是有债头难抬，现在却是无债一身轻了。从那时起直到他死，我就没再听人说起过蒙太居先生，而他的死讯也是在社会上听到的。愿上帝宽宥这个可怜的人吧！他不宜于干大使这一行，正如我在儿童时代不宜于干诉讼承揽人那一行一样。然而，那也完全在他，他原可以在我的帮助之下，把自己维持得象个样子的，同时，也可以把我很快地提拔到古丰伯爵在我少年时代预备叫我走的那条路上。后来我年龄大了点，凭我一人闯，也算闯出了走这条路的能力。
我理由充分而呼吁无门，这就在我的心灵里撒下了愤慨的种子，反对我们这种愚蠢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里，真正的公益和真正的正义总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所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破坏一切秩序的，只不过对弱者的受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官方权力予以认可而已。有两个原因阻止我这个愤慨的种子，不让它在当时就象后来那样发展起来。一个原因是，在这件事里，我自己是当事人，而个人利害从来没有产生过伟大而崇高的东西，不能在我心里激起那种只有对正义与美的最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圣洁的内心冲动。另一个原因是友谊的魔力，它以一种更甜美的感情优势，缓和并平息了我的愤怒。我在威尼斯曾结识一个巴斯克人，他是卡利约的朋友，同时也配做一切善良的人的朋友。这位可爱的青年生来就具有一切才艺和一切美德，他刚完成以培养美术鉴赏力为目的的周游意大利的旅行，因为想不出再有什么可学的了，便打算直接回祖国。我对他说，象他那样的天才，艺术不过是一种消遣，而他的天才是宜于钻研科学的。为了培养对科学的爱好，我劝他到巴黎走一趟，住上六个月。他信了我的话，到巴黎来了。我到巴黎时，他正在那里等我。他的房间一人住太大，请我分住半间，我接受了。我发现他正在狂热地钻研高深的学问。没有一门知识是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他吞噬着一切，消化着一切，进展神速。原来他的求知欲搅得他心神不安，却又不自察觉，这时他是多么感谢我启发了他，给他的精神提供了这种食粮啊！我在这个强毅的灵魂里发现了多么丰富的学识与品德的宝藏啊！我感到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朋友：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了。我们的兴趣不同，老是争辩。彼此又都固执，所以对任何事的意见都不能一致。然而我们却谁也离不开谁，尽管不断抬杠，却谁也不愿意对方不是一个好抬杠的人。
伊格纳肖·埃马纽埃尔·德·阿尔蒂纳是只有西班牙才能产生出来的那种罕见的人物之一，可惜西班牙产生的这种为祖国增光的人物太少了。他没有他的国人共有的那种狂热的民族情绪，报复观念之不能钻进他的头脑，正如情欲之不能钻进他的心灵。他太豪爽了，不可能记仇怀怨，我常听他十分冷静地说，任何尘俗人也不能触犯他的灵魂。他风流俊雅而不缠绵悱恻。他跟女人在一起游玩就和跟漂亮的孩子们在一起游戏一样。他喜欢跟朋友的情妇在一起，但是从来没有见他有过情妇，也没有发现他有过找情妇的念头。他心里燃烧着的道德之火从来不容许他的情欲之火产生出来。
他周游列国之后就结婚了。他死时很年青，留下了几个孩子。我深信，并且绝对深信，他的妻子是使他领略爱情之乐的最初的、也是唯一的女人。他外表上象一个西班牙人那样对待宗教，但是内心里却是天使般的虔诚。除我以外，我一生中也只见到他一个人是那么尊重信仰自由。他从来没有打听过任何人在宗教问题上有些什么想法。他的朋友是犹太人也好，是新教徒也好，是土耳其人也好，是妄信者也好，是无神论者也好，他都不在乎，只要这人是个正派的人。他对无关紧要的意见，又固执，又顽强，可是一谈到宗教，甚至一谈到道德，他就沉思了，缄默了，或者只说一句：“我只对我自己负责。”真令人难以置信，一个人的灵魂是这样超逸，而对细节的注意却又发展到寸步不让的程度。他把他一天的日程按照几时几刻几分分配着，预先规定用途，严格地按时工作，以至于书中的一个句子没有读完，时钟响了，他都会把书立刻合上。他每一段时间都各有用途：思考、谈话、日课、读洛克、祈祷、访客、搞音乐、搞绘画，从来没有因为娱乐、欲念或敷衍别人而搅乱这种秩序，只有急待履行的义务能够搅乱他一下。当他把他的时间表写给我看，以便我也照表执行的时候，我先是发笑，最后佩服得流出泪来。他从来不碍别人的事，也不许别人碍他的事；有人出于礼貌而打搅他，他就粗声厉气地对待人家。他是急性子，却从不跟人家斗气；我常看见他生气，却从来没见过他发火。他的脾气再令人愉快不过了：他经得起开玩笑，自己也喜欢开玩笑，甚至戏言说得很漂亮。他有说俏皮话的天才。谁要是激起了他的兴致，他就叫叫嚷嚷，吵吵闹闹，老远就听见他的声音。但是，他一面叫嚷，一面又面带微笑，在激动中漏出一句半句笑话来使大家为之绝倒。他既没有西班牙人的肤色，也没有西班牙人那种所谓粘液质的气质。他的皮肤白暂，面颊红润，头发带栗色而近乎金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形体的构造正适于寄寓他的灵魂。
这位心灵和头脑同样明哲的人是善于知人的，他做了我的朋友，这就说明不是我的朋友的人是怎样的人了。我们相处得太好了，以至我们定下了计划，要在一起过一辈子。我准备过几年就到阿斯可提亚去，和他一道住在他的田庄上。这计划的细节我们都在他启程的前夕商量好了。所缺的只是最精密的计划也免不了的那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我的灾难，他的结婚，最后是他的死亡——就把我们永远分开了。
看来只有坏人的险恶阴谋能够得逞，好人的善良计划几乎永远不会实现。
我已经尝到寄人篱下的苦处了，便决计不再去冒险尝试。我已经看到，机缘使我订定的那许多野心勃勃的计划一开始就都破产了，而我又被人从开始干得那么好的外交生涯中挤了出去，我再也不想回去了，因而我决心不再依靠任何人，要保持我的独立生活，发挥我的才能。现在我已经开始摸到我有多少才能了，过去我一直把它估计得过低。
我把由于到威尼斯去而中断的那部歌剧又捡了起来，为了不受打扰，专心致意地工作，我在阿尔蒂纳走后就回到我以前居住的圣康坦旅馆。这家旅馆坐落在僻静的地段，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比起那条熙熙攘攘的圣奥诺雷路来，更能保证我安安静静地工作。在那里，有一个真实的慰藉在等待着我。这是上天使我在苦难生涯中尝到的唯一慰藉，也只是由于有了这个慰藉，我才能经受得起这种苦难。这不是一种瞬间即逝的结识，我得把结识的原委谈得稍微详细一点。
当时我们的旅馆有一个新的女主人，是奥尔良人。她雇了一个同乡的女孩子，约摸二十二、三岁。专做洗洗缝缝的活。她也和女主人一样。跟我们同桌吃饭。这个女孩子名叫戴莱丝·勒·瓦瑟，良家出身。她父亲原在奥尔良造币厂任职，母亲经商。他们的孩子众多。奥尔良造币厂歇业了，父亲就断了生计，后来母亲也破产了。买卖做不成，就弃商跟丈夫和女儿一起到巴黎来，靠女儿一人劳动养活全家。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姑娘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她那种淳朴的风度，尤其是她那活泼而温柔的眼神，我觉得是无与伦比的。同桌的人，除博纳丰先生外，还有好几个爱尔兰修士和加斯科尼人以及其他几个诸如此类的人物。我们的女主人自己也有过风流艳史；只有我一人说话和举止还算端庄些。别人逗那个姑娘时，我就护着她。马上，讽刺的矛头就都落到我身上了。即使我本来对这个可怜的姑娘没有任何兴趣，这种同情，这种矛盾也会使我产生兴趣的。我一向主张言谈举止要端庄体面，特别是对女人。我就公开成了她的袒护人了。我看她对我的关怀也颇有所感。她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和嘴里不敢明说的感激之情，也就变得越发动人了。
她很腼腆，我也是一样。这种共同的气质似乎是妨碍我们情投意合的，然而我们却很快就情投意合了。女主人觉察出来了，气愤之至，而她那种种粗暴的表现倒反而在那姑娘方面帮了我的忙。这姑娘在全旅馆里既然只有我是唯一的支持者，便一见我出门就难过，巴不得她的保护人早点儿回来。我们既心心相印，又气质相投，不久就产生了通常应有的效果。她觉得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正直的人；她确实没有看错。我觉得在她身上看到一个多情、质朴而又不爱俏的女子，我也没有看错。我预先向她声明，我永远不会抛弃她，也永远不会和她结婚。爱情、尊敬、真诚，这就是我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正因为她心地善良忠厚，所以我虽然在女人面前胆子不大。却取得了美满的结果。
她唯恐我在她身上找不到她以为我要找的东西便会生气，这种恐惧心理是推迟了我的幸福的首要原因。我看到她在以身许我之前心神不宁，惶惑不安，想有所诉说而又不敢明言。我绝对想不出她感到为难的真正原因，却另作了一种既不正确、又对她的品行具有侮辱意味的猜测；我以为她是警告我和她接触会有染病的危险，因此我就胡思乱想起来。这些胡思乱想虽未制止我去追求她，但是在好些天当中却损害了我的幸福。因为我们彼此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们一谈到这个问题，便句句话都是哑谜，都是含糊其词，真是可笑到万分。她几乎以为我完全疯了，我也几乎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她才好。最后，我们说开了：她向我哭诉她刚一成年就犯了一次错误，一次唯一的错误，是她的无知和诱奸人的狡诈的结果。我一旦知道了原委，便高兴得叫了起来：“童贞么，”我叫道，“在巴黎，过了二十岁，哪还有什么童贞女！啊！我的戴莱丝啊，我不找我根本不想找的东西，却占有了笃实而健康的你，我大幸福了。”
我最初的用意还只是想给自己找一种消遣。后来我发现我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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