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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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了一千五百年来教廷的垄断。

当然，这一切都瞒过了英诺森三世的机敏眼睛，他还以为困难局面已经终止，绝对服从的信条已经成功地确立了。《路加福音》中有一条著名的命令，讲的是一个人想举办一个晚会，他发现宴席上有空位子，几个客人还没有来，便对仆人说：“到大路上去，把他们拉进来。”现在这条命令又一次实现了。

“他们”，也就是异教徒，被拉进来了。

怎样留住他们是教会面临的问题，直到许多年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由于地方法庭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诸如在第一次阿尔庇教徒造反时组织的特别调查法庭便在欧洲其它首都纷纷建立起来。法庭专门审判所有异端邪说，后来人们干脆称它们为“宗教法庭”。

甚至在今天宗教法庭早已不起作用的时候，这个名字仍然使我们心惊肉跳。我们仿佛看见哈瓦那的黑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科夫的生锈铁锅和烙人的刑具，黄色的兜帽和黑色的面纱，以及一个下额宽大的国王凝视着一排排望不到边的男男女女慢慢地走向绞架。

十九世纪后期的几部通俗小说的确描写了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我们可以把其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内容归于作者的想像，百分之二十五归于异教徒的偏见，即使这样所剩下的恐怖也足以证明所有秘密法庭都是难以容忍的魔鬼，在文明世界中是绝不会被容忍的。

亨利。查理利在煞费苦心写成的八卷书中讲叙了宗教法庭的活动。我在这里把它缩减至两三页，要在这样短的篇幅内对中世纪最复杂的问题做一精辟解释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与如今的最高法院或国际仲裁法庭相比。

在不同的国家里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它们又都负有不同的使命。

最著名的是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圣宗教法庭。前者带有局部性质，监督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教徒。

后者的魔爪伸往欧洲各地，在大陆北面烧死了圣女贞德，在南面烧死了乔达诺·布鲁诺。

严格他讲，宗教法庭没有杀过一个人，这倒是真的。

由教士组成的法庭宣判之后，异教罪犯便被送到非宗教的当局手里，当局可以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他。不过当局如果没能判处他死刑，便会招致许多麻烦，甚至被逐出教会或失去教廷的支持。如果罪犯逃离了此难，投有被送到地方当局，这类事也曾发生过，那么他受的磨难就更大，因为他会被囚在宗教法庭的孤独牢房里惨熬余生。

由于在火刑柱上了却残生比在岩石城堡的黑洞里缓慢发疯而死的恐惧还要好受一些，许多无辜的囚犯便大包大揽承认各种罪名，以期被判处异端邪说罪而早日脱离苦海。

谈论这个题目要不带偏见是很困难的。

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在整整五个多世纪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由于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而半夜三更被人从床上拖起来，在污秽的地牢里关上几个月或几年，眼巴巴地等待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审判。没有人告诉他们罪名和指控的内容，也了准许他们知道证人是谁，不许与亲属联系，更不许请律师。如果他们一味坚持自己无罪，就会饱受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断，别的异教徒可以揭发控告他们，但要替他们说好话却是没有人听的。最后他们被处死时连遭到如此厄运白原因都不知道。

更难以置信的是，已经入土五六十年的男女也会被从坟墓中挖出来“缺席”判罪，以这种方式定了罪的人的后裔还要在罪犯死去半个世纪之后被剥夺财产。

但事实的确是这样，因为宗教审判官正是靠分享所有被没收来的物品来饱私囊，所以这种荒唐的事就绝非罕有，时隔两代的祖父据说干过某件事而导致孙子们被逼得一贫如洗，这种事屡见不鲜。

凡读过二十年前沙皇俄国处于全盛时期的报纸的人都记得什么是暗探。这种暗探总是以引人注目的个性和“悲伤”的样子出现，扮成地地道道的小偷或洗手不干的赌徒。他故作诡秘地使人知道他是由于创痛才参加革命的，常常能博得诚心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但他一旦探得新朋友的秘密，便向警察局告密，把报酬装进腰包，再到另一个城市重演卑鄙的勾当。

在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纪中，南欧和西欧布满了这些居心歹毒的私人暗探。

他们的谋生方式是靠告发那些据说抨击了教会或对教义中的某几点持怀疑态度的人。

如果周围没有异端邪说者，暗探就要人为地制造出几个。

他心里有数，被告不论多么清白无辜，在严刑拷打下也会承认罪名。他丝毫不会担风险，可以无止境地从事这个职业。

在许多国家中，人们可以匿名告发别人思想不端，这种制度在人们头上笼罩了恐怖。最后，就连最亲密无间的朋友都不敢相信，一家人也要互怀戒心，留神言辞。

掌管宗教法庭大量工作的托钵僧人充分利用了他们造成的恐惧，在差不多两世纪中他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

是的，我们可以毫无顾忌他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广大民众对这些盛气凌人的乞丐深恶痛绝了，他们披着虔诚的外衣，闯入安份守己的公民家里，睡在最好的床上，吃最好的饭菜，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说他们应该被做为上宾招待，应该活得无比舒服。他们的唯一本领就是恫吓人们说，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奢侈豪华，就要向宗教法庭告发施主。

教会当然可以答复说，宗教法庭这样做完全是起思想健康检查官的作用，立誓要尽的职责就是防止错误思想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它可以举例说明对于出于无知而误入歧这的异教徒的既往不咎。它甚至还可以宣称除背教者和屡教不改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被处死过。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一个鬼把戏可以把无辜的人变为死囚，也可以使他表面上悔过自新。

暗探和伪造者从来是好朋友。

在奸细的行当中，几封捏造出来的文件又何足为奇呢？

正文　八　求知的人

现代的不宽容就象古代高卢人一样，可以分为三种：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和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第一种也许最普遍。它在每个国家和社会各个阶层都能看到，尤其在小村子和古老镇子里更为常见，而且不仅仅限于人类的范围。

我们家的老马在前二十五年里在考利镇的温暖马厩度过了安定的生活，说什么也不愿意到西港的同样温暖的谷仓去，理由很商牟，他一直住在考利镇，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石，因此知道每天在康涅狄格州的舒适土地上漫步时下会受到陌生景物的惊吓。

我们的科学界迄今花费了巨大精力研究早已不复存在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方言，却很可惜忽视了狗、猫、马和猴子的语言。不过，假如我们懂得一匹名叫“杜德”的马与从前考利镇的邻居说些什么，就能听到一场空前激烈的不宽容的大发泄。杜德已经不是小马驹，在许多年前就已定型，所以它觉得考利镇的礼节、习惯和风俗样样顺眼，而西港的礼节、习惯和风俗则完全不对头，死它还是这样认为。

正是这种不宽容使父母对子女的愚蠢行为摇头叹息，使人们荒唐向往“过去的好日子”，使野蛮人和文明人都穿上令人难受的衣服，使这个世界充满了多余的废活，也使抱有新思想的人成为人类的敌人。

不过即使这样，这种不宽容相对来说还是无害的。

我们大家或早或晚都要因为这种不宽容而受罪。在过去的几代中，它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如今它又是使渺无人烟的地方出现永久居民点的主要原因，不然那些地方到现在还会是一片荒凉。

第二种不宽容更为严重。

无知的人仅仅由于他对事物的一无所知便可以成为极其危险的人物。

但是，他如果还为自己的智力不足措辞辩解，那就更为可怕。他在灵魂里建立起了花岗岩的堡垒，自我标榜一贯正确，他站在咄咄逼人的要塞顶端，向所有敌人（也就是不苟同于他的偏见的人）挑战，质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

有这种苦恼的人既苛刻又卑鄙。他们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酷暴虐，喜欢折磨他们憎恨的人。正是从这伙人当中首先冒出了“上帝的特选子民”的念头。况且这些幻觉的受害者总是想象他们与无形的上帝有某种关系，以此来壮胆，为自己的偏执辩护增色。

譬如，他们绝不会说：“我们绞死丹尼·迪弗尔，是因为他威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对他恨之入骨，只是喜欢绞死他而已。”他们是绝不会这样说的。他们凑到一起召开气氛庄严的秘密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详细研究上面说的丹尼·迪弗尔的命运，最后判决一经宣布，丹尼这个也许只搞了些诸如小偷小摸的可怜虫便俨然成为犯有重罪的最可怕的人物，胆敢违反上帝的意志（这意志只是私下授与上帝的特选子民，也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理解），对他执行判决是神圣的责任，法官也因为有勇气给撒旦的同伙判罪而光宗耀祖。

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和野蛮粗鲁、嗜血成性的人一样，都很容易被这个最为致命的幻觉所迷惑，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已经司空见惯了。

一群群的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一千名可怜的牺牲者遭难，他们肯定不是杀人犯，他们是正直虔诚的老百姓，自己还觉得是在上帝面前从事一件荣耀喜人的事情哩。

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到宽容，他们还会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不体面地承认自己道德观念衰退。也许他们自己就不宽容，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以此而自豪，还振振有词，因为在潮湿寒冷的晨光里站着丹尼·迪弗尔，他穿着藏红色衬衣和缀满小魔鬼的马裤，一步一步绥慢而坚定地走向执行绞刑的市场。示众一结束，人们便回到舒适的家里，报餐一顿熏肉和豆角。

这本身不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是正确的吗？

不然他们怎么能是观众呢？怎么不和死者调换一下位置呢？

我承认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却很常见，也难予以回击，人们只是深信自己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因此根本无法明白自己会有什么错误。

剩下的第三种不宽容是由自私自利引起的，实际上它是嫉妒的一种表现，就象麻疹一样普遍。

耶稣来到那路撒冷后教导人们，靠屠杀十几只牛羊是唤不来全能上帝的垂青的，于是所有靠典礼祭祀谋生的人都诋毁他是危险的革命者，在他还没有从根本上危害他们的大股收入时，就设法把他处死了。

几年后，圣保罗来到艾菲西斯，宣扬一种威胁珠宝商买卖的新教义，因为当时珠宝商通过制作和贩卖当地的女神黛安娜的小塑像大发横财，为此金匠行会差一点要用私刑教训这个不受欢迎的侵入者。

一些人依靠某种已经建立的崇拜来谋生，另一些人却要把人们从一个寺庙引到另一个寺庙，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公开的战争。

我们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必须记住我们要对付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是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遇到三种不同的不宽容中的单独一种表现。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迫害案件中，常常三种情况并存。

一个组织如果拥有了雄厚的财富，掌管了数千英里的土地和统治了成千上万农奴，就会把全部怒气和能量都倾泄在要重新建立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堂”的农民身上，这是很自然的。

这样，终止异端邪说就变成经济上的需要，隶属于第三种——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不过还有一种人感到了来自官方禁令的压力，这就是科学家。这个问题更为复杂。

为了理解教会当局对揭示大自然奥秘的人所执有的邪恶态度，我们必须倒退若干世纪，看看一至六世纪中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野蛮人的入侵象一股无情的洪水扫荡着欧洲大陆每个角落。在混浊的污水中还杂乱无章地矗立着几个古罗马的国家组织。但是，城墙里面的社会已经泯灭，书籍被浪潮卷走，艺术也在新型的无知泥潭里被遗忘。收藏、博物馆、图书馆和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资料全都被亚洲中部的野蛮人用来点了簧火。

我们有公元十世纪图书馆的一些书目。至于古希腊的图书（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君士坦丁堡被视为远离欧洲中心的地方，就象如今的墨尔本那样远）西方人所拥有的也寥寥无几。这说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书的确是没有了。学者为了熟悉古人的思想煞费苦心，但找到的只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中个别章节的翻译（译文也很拙劣）。要学习古人的语言也找不到老师教授，只有几个希腊僧人，他们是在拜占庭的神学争吵中被迫放弃家园逃到法国或意大利来避难的。

拉丁文的图书倒是不少，不过大部分是四世纪和五世纪才写成的。所剩无几的古人手稿被无数次漫不经心地转抄，如果不耗费毕生心血研究古代文学就根本无法看懂。

至于科学书籍，除去欧几里得的一些最简单的几何作图题可能幸免外，其它的在任何图书馆都找下到，更可悲的是，这些书也不再为人们所需要。

那时统治世界的人用敌视的眼光看待科学，根本不鼓励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独立钻研，更不必说医学和天文学了，它们的地位低下，不为人们所重视，丝毫没有实用价值。

现代人要理解这种情况实在太困难。

二十世纪的人都信仰进步，尽管各自的角度不同，我们并不知道是否能使世界趋于完美。不过都觉得应该试一试，出为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是的，进步已然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有时这个信念似乎成为整个国家的国教。

但是中世纪的人却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希腊曾经幻想实现一个充满乐趣的美好世界，但是这个美梦仅仅是可怜的昙花一现！政治的动荡无情地摧残了它，席卷了整个不幸的国家。以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作家都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凝视着曾经一度是乐土的废墟，凄惨地认为人间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只不过是一场空！

另一方面，罗马的作家从近一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中得出了结论，从人类的发展中发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潮流，罗马哲学家们，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壁鸠鲁，也兴致勃勃地为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教育年轻一代。

以后基督教到来了。

人们关心的中心从这个世界移到了另一个世界。人们马上坠回到又深又黑的地狱中，毫无希望地逆来顺受。

当时的人是低劣的。他的天性和癖好都是邪恶的。他沉溺于罪孽之中，在罪孽中出生，在罪孽中生活，最后在对罪孽的悔恨中死去。

但是旧的失望与新的失望之间存在一种差别。

希腊人坚信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受过更好的教育，还怜悯那些不幸的野蛮人。但是他们从不认为他们的民族由于是宙斯的选民而与其它民族有任何区别。

相反，基督教从未能脱离自己的老祖宗。基督徒把《旧约》当做自己信仰的一本圣书之后，便继承了难以置信的犹太教义的衣钵，认为他们的民族与其它民族“不同”，只有表示信仰某种官方建立的教义的人才有希望获得拯救，其他人则注定要沉沦。

有些人缺乏精神上的谦卑，相信自己是成千上万同类中的得天独厚之辈，上面所说的思想当然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直接好处。在许多至关重要的年代里，这种思想使基督徒成为联系紧密、自成一家的整体，在异教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超然地飘流着。

对特图利安、圣奥古斯丁和其它埋头于把教义写成具有文字形式的人来说，在向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延伸的这片水域所连接的其它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最后的希望是要到达一处安全的海岸，在那儿建起上帝之城。至于其它拼命奋斗的人要达到或完成的事情，则与他们毫不相干了。

因此，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关于人的起源和时间空间界限的完全新型的概念。埃及入、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掘的秘密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真诚地相信，随着基督的诞生，一切过去有价值的东西部已土崩瓦解。

譬如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数十亿星球中的一个。

基督徒从根本上反对这个观点。在他们看来，他们借以生存的小圆地盘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是为一群特殊的人专门创造的临时栖身之所。它的来龙去脉很简单，在《创世纪》第一章描写得一清二楚。

到了需要确定上帝偏爱的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多久的时候，问题就更复杂了。大型的古物、俺埋了的城市、绝种的怪物和已经变成化石的植物遍布各地，俯拾即是。不过这些东西可以被驳倒、视而不见、否认或硬说不存在。这一切做完后，再决定创世纪的具体日期就易如反掌了。

在这样的宇宙里，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它从某年某月某时开始，又在某年某月某时结束。地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目的，根本没有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探索求知的任何余地，因为这些人关心的只是一般规律和时间空间的永恒和无限，

的确，许多科学家抗议说，他们在内心里是上帝虔诚的儿子。不过正牌的基督徒都更明确地认为，一个人如果真心诚意地主张要热爱和忠诚于信仰，就不会知道得那么多，也不会有那么多书。

有一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就是《圣经》，里面的每个字、每个逗号、每个冒号和每个感叹号都是由受到神示的人写下的。

帕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如果要是知道世上存在这样一本所谓的圣书，里面包括支鳞片爪生涩难懂的民族史、感情混漠的爱情诗、半疯半痴的先知描绘的虚无缥渺的梦幻和对出于某种原因而惹恼了亚洲许多部落神灵的人连篇累牍的恶意痛斥，那他们是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三世纪的野蛮人却对“文字”拜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看来，这是文明的一大奥秘，当这本特别的书被他们所他们看。这是文明的一大奥秘，当这本特别的书被他们所信奉的一届教会会议做为完美无缺和无隙可击的经典推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便诚惶诚恐地全盘接受，把它看做是人类已经知道或希望能够知道的一切，谁否认天国，在摩西和以赛亚规定的界线之外去进行任何探索，谁就会遭到他们的痛斥迫害。

甘愿为原则去死的人毕竟有限。

不过，有些人对知识的渴望是无法压抑的，积蓄已久的精力必须有发泄的地方才行。结果，求知与压制的矛盾冲突导致产生了另一株弱小乏味的智力幼苗，人们后来称它为“经院学派”。

这要回溯到八世纪中叶。法兰克国王小佩潘的妻子伯莎生了一个儿子，他比善良的路易王更有理由被称做是法国民族的恩主圣人，因为老百姓为了路易王的获释而不得不交付了约八十万土耳其金币的赎金，为了感谢百姓的忠诚，路易王曾恩准他们建立自己的法庭。

这孩子受洗礼时起名叫卡罗鲁斯，在许多古代宪章的结尾处都能看到他签的名字。他签字有些笨拙，不过他对拼写一向是马马虎虎的。他幼年时学过法兰克文和拉丁文，但他的手指由于在疆场上同俄国人和摩尔人搏斗而患了风湿病，很不听使唤，最后他不得不打消了写字的念头，请来当时最好的书写家当秘书，替他签字。

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在整整五十年里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罗马贵族穿的外袍），还以此而自豪，不过他真正了解学习的价值，把王宫变成了私立大学，教授他的孩子和其它官员的子女。

这个西方的新皇帝周围簇拥着当时的许多名人，他自己也很津津乐道于同他们消磨业余时间。他极为崇拜学院式的民主，甚至把礼节都放弃了，还像大卫兄弟那样积极参加各种讨论会，允许地位最低下的学者与他辩论。

但是，我们在审度他们在讨论中感兴趣的问题时，自然会联想到田纳西州任何一所乡间中学的辩论小组选中的题目。

这些人至少是很天真的。如果说800年的情况的确如此的话，那么1400年的情况也不例外。这并不能责怪中世纪的学者，应该说他们的头脑和二十世纪的后人一样敏捷。他们的处境和现代化学家和医师有雷同的地方，可是他们尽管享有调查研究的充分自由，但所做所为和主张却不能违反一七六八年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其原因很简单，那时的化学还是一个不大为人知的科目，外科也常常与屠宰相提并论。

结果（我有些混淆了自己的比喻），中世纪的科学家尽管有丰厚的智力和能力，但试验的范围却很窄，就象在一辆旧汽车的底盘上安一台罗尔一罗伊斯牌的现代引擎，一踏油门便会出现一连串故障。等他能安全操纵、按规定和交通规则驾驶这台古怪的新玩艺时，已经变得荒唐可笑了，即使费上天大的牛劲，也无法到达目的地。

当然，出类拔萃的人对于他们不得不遵循的进度是万分着急的。

他们想方设法摆脱教会鹰犬的无休止监视。他们撰写了卷==帐==浩繁的著作，证明他们承认是正确的东西的反面，以便暗示出内心深处的思想。

他们做出各种掩人耳目的假象：穿上奇装异服，屋顶上挂满了鳄鱼，架子上摆满了装有怪物的瓶子，在炉子里烧些气味难闻的草药以便把左邻右舍从前门吓跑，这样便得到一种声誉，说他们是与人无害的神经病患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胡说八道，不必对自己的思想负很大责任。渐渐地他们形成一整套科学的伪装，甚至在今天我们也难以判断出他们的真正意图。

若干个世纪以后，新教徒也和中世纪教会一样对科学和文学毫不宽容，不过这里就不多谈了。

大宗教改革家们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声疾呼和咒骂，却从没能把恫吓转化为反抗的具体行动。

罗马教会却不然，它不仅有致异己于死地的威力，而且一俟时机成熟便加以施展。

对于那些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和专横的理论价值的人，上面所说的差别倒无足轻重。

然而，对于那些不得不做出选择——是当众宣布放弃信仰还是当众受鞭==苔==——的可怜虫来说，这差别却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时他们缺乏勇气表述自己以为是正确的东西，愿意把时间荒废在《天启录》中野兽名称的纵横填字谜上，我们倒也不必太苛求他们。

我敢肯定，假如倒退六百年，我也不敢写现在这本书。

正文　九　向书开战

我发现写历史越来越困难。我就象自幼学拉小提琴，可是到了三十五岁别人突然给我一架钢琴，命令我象克拉威尔演奏能手那样生活，理由是“钢琴也是音乐”。我已经学会了某个领域的技巧，却必须从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学会了某个领域的技巧，却必须从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我所学的是借助一种明确建立的秩序观察过去发生的事情，即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在众议员、参议员和财政秘书辅佐下较为有效地管理的国家。而且在我年幼的时候，上帝仍然是大家心目中掌管一切的万物之尊，必须不失礼节地崇拜才行。

后来开战了。

旧秩序被打翻在地，皇帝和国王被废黜，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取代，在世界许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不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敕令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官方认做古往今来所有先知的继承人。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会长久，但却使文明再过几世纪才能赶上来，而到那时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但这并不容易。就拿俄国的情况来说吧。大约二十年前我在这个所谓的“圣地“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得到的外国报纸中总有整个四之一的篇幅被涂抹的漆黑一片，技术上称之为“鱼子酱”。这次涂抹是为了擦去一些内容，因为小心翼翼的政府不愿意让心爱的臣民们知道。

整个世界把这种监督看作是“黑暗时代”的复苏，令人难以容忍，西方伟大共和国的人保留了几份被涂有“鱼子酱”的美国滑稽报纸，给本国老百姓看，让他们知道远近闻名的俄国人实际上是落后的野蛮人。

我是在较为开明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这个社会信仰米尔顿的格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和自由地辩论。”

正象电影上描述的，“开战了”，于是我看到过去的时代，《神山布道》被宣布是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允许在千百万王国臣民中流传，编辑和印刷商要是出版了它就会被罚款或坐牢。

鉴于这些，似乎放弃研究历史，搞短篇小说或经营庄园更明智些。

但这是服输认栽，我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记住在秩序井然的国度里，每个正直的公民都应该有权表白、思考和陈述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不干涉他人的幸福、不破坏文明社会的礼仪和不违背当地警察局的制度就行。

当然，这使我备录在案，成为所有官方出版审察的敌人。依我之见，警方应该追查的倒是那些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杂志和报纸。至于其它的，谁愿意印什么就由他去印吧。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或改革家，我很讲实际，最憎恶浪费精力，也很熟悉过去五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任何暴力压服都没有过任何益处。

胡言蠢话就如同炸药，只有放在狭小密封的容器里，再加上外力的打击，才会产生危险。如果放任一个可怜虫去讲演，他至多只能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心只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同一个人，如果被目不识丁的粗鲁的地方长官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再判处三十五年的单独囚禁，那他就会变成大家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誉为烈士。

但是要记住。

既有为好事献身的烈士，也有为坏事送命的亡命徒，后者手段狡猾，人们无从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因此我主张，由他们去说去写吧。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就应该知道，如不然，也会很快被忘记。希腊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罗马人在帝国时代之前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一俟罗马军队总司令成为帝国半神半人的人物、成为朱比特的远亲、远远地离开了普通民众，一切就部改变了。

“欺君犯上”的滔天罪名被炮制出笼。这是一桩政治罪，从奥古斯都时代到查士丁尼当政时期，许多人仅仅由于上谏直言稍有冒犯，便被投入监狱。但如果人们把罗马皇帝束之高阁不去搭理，也就没什么谈话题目可忌讳了。

到了教会统治世界的时候，快乐的时光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