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

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这一转译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munist　Party。英文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做此称呼；而munity则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用，共同体”之意，如今“欧共体”用的就是这个词。无论是mune或munity，都没有和汉字的“共产”发生直接关系。munist　Party若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公团分子党”。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產党”。朱执信方便地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了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产生。怕它的人咒骂它“共产共妻”，爱它的人则敬它“消灭私有制”；未被完全译出来的那部分意思便无人再去细想了。

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翻译它的朱执信于1919年去世，无从知晓了。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

所以在日本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加藤弘治，就是这一学说的坚决反对者。他在《真政的大意》一书中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学说……大同小异，都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是对社会治安“最为有害的制度”。

哲学家西周在《百学连环》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为了向天皇献策，“主宰世界者不能不考虑此等事”，“唯防之于未然”。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声中传到日本。

明治天皇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是空前强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

于是便一发而难收。

1882年被称为“东方卢梭”的中江兆民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893年草鹿丁卯次郎写的《马克思与拉萨尔》；1903年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1903年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安部矶雄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07年界利彦等的《社会主义纲要》等，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广泛传播。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介绍到中国。

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的前四章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全书由戴季陶和胡汉民、朱执信、李汉俊四人合译。这是中国人最早了解到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戴季陶在自述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还说：“要想免去阶级斗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

胡汉民则将日文版《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唯物史观部分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胡汉民说：“以上所译述，最主要的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思自称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导线。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它当做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这位后来的国民党右派断言，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是到了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早期国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把这些新思想介绍到中国，在长期沉寂黑暗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擦着了几分光亮。

所以瞿秋白1927年2月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国民党元老当初介绍马克思主义如此不遗余力，是后来那些视马克思主义如洪水猛兽的国民党新贵们能想象到的吗？

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在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

西方有学者说，文化的联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中国获取新思想的来源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邵力子、周佛海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匏安、杨闇公、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

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大的，却不是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政客，而是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这样的日本学者。

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李大钊，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就爱读河上肇的著作，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当时为了师从河上先生，周恩来特地提出入学申请，想选修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系课程，未成。又去京都南开同学吴瀚涛处住了一段，想见河上肇教授本人，仍未成。后来周恩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书。

郭沫若则在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时，给朋友成仿吾写信道：“这本书的翻译，给我的一生来了一个转折。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下唤醒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中拉出来的是它，把我从死亡的阴影中拯救出来的是它。”

没有去过日本的毛泽东，对河上肇也留有很深印象。至今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还陈列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960年率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的野间宏回忆，毛泽东对他说过：“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

也正是这些因素，使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最初对日本革命的期望，要远远大于对中国革命的期望。1922年1月25日，《真理报》刊载季诺维也夫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称“日本是远东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的经济革命都是小杯里的小风暴”；认为在日本发生的革命，将会左右在中国乃至在整个远东发生的革命。但是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

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发起组织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宣言中提出“彻底废除阶级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

在日本政府镇压之下，该党只存在了一天。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个企图谋杀天皇的“大逆事件”，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判处死刑。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之后，在第三国际帮助下，日本终于成立了共产党，但发展艰难。

虽然片山潜等日本革命者与俄国革命先驱普列汉诺夫1904年就在荷兰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了联系，但日本革命除了理论探讨，一直不能进入实施阶段。因为日本已经为另外一种主义——法西斯主义聚集了足够的能量。

毛泽东1928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却没有任何日本人或共产国际的任何革命者写一篇《日本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够存在》。进而再写一篇：《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在日本存在并疯狂发展》。

二、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地出入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就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在图书馆工作，有人便说：“革命起于图书馆。”

法西斯也起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

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之鼻祖北一辉。

北一辉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

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的倾注心血之作吓坏了日本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禁止发行。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锢得连书都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奔走：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张继，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便立即前往中国，甚至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外史》；并且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了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曾立志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北一辉。他把这一运动看做是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并宣传鼓动与指挥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抗议不成，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败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底层翻腾起来，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却派人来中国寻找其领袖人物。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三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共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思想领袖。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铁”任职。但当他8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房子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时，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过得如此清苦，仅靠吃米饭团喝清水，在撰写8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把已经写好的前七卷交给大川，约定写完第八卷立即回国。他要在上海完成其法西斯思想的代表作。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把革命与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使印度独立，使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给全人类以阳光”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炮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虽也主张限制私人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生拉硬扯地将日本军人说成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与俄国十月革命工兵代表苏维埃类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于是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的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说反了。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筑基于社会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时，则唯见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于日本即成国家主义”。

他的服务对象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象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

该年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战斗的法西斯”；

该年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同年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当俄国革命刚刚成功、德国革命正在进行、中国革命行将开始之时，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在西方与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

贫困，日本人才伟大，他们又能忍耐；

物价无止境地上涨也罢，喝喝开水稀粥照样活。

啊！逍遥自在呀！

吃南京米又挨南京虫咬，住在猪圈般的房子里；

尽管选举权也没有，说是日本国民也自豪。

啊！逍遥自在呀！

膨胀，膨胀，国力膨胀，资本家的横暴膨胀；

俺老婆的肚子膨胀，贫困也更加膨胀。

啊！逍遥自在呀！

这是一首1918年在日本流行的民谣。

南京米即中国运去的米。南京虫即臭虫。这首民谣传唱很广，是此时期日本两极分化、官僚腐败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在讨论将东西伯利亚并入日本的可能性了。

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亚，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32县，70万人加入，日本政府大受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俄国推翻罗曼诺大王朝式的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政党内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

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

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正因如此，从该内阁起，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个最重要的位置，执政党都不能安排。国家安全问题更在政党管辖范围之外。

政党政治从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

门面也维持不住。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最后一块肥肉。连列强都担心争夺这块肥肉时，可能引发另一次世界大战。出于这种考虑，1921年8月，由美国出面，邀请英、法、日、意、比、荷、葡以及中国共9国，在华盛顿开会商讨裁军和中国问题。会议达成的《九国公约》规定：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中国要对各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该公约虽然是利益妥协的产物，同时要求中国必须实施门户开放，让各国利益均沾，但对当时政治混乱的中国来说，客观上还是限制了列强的殖民活动，对国家保持领土完整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这次会议上，原敬内阁代表日本宣布收回《二十一条》中的部分不平等条约，交还青岛等德国前殖民地，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这一举动立即被日本国内认为是妥协外交，引来强硬派的强烈反对，纷纷指责原敬内阁软弱、卖国。

原敬是平民出身，想结束藩阀政治，搞西方式民主，他的国家却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1921年11月4日，原敬在东京车站被中冈艮一刺杀。凶手是铁路雇员，19岁，自称为抗议寻欢作乐的松弛风气和日益蔓延的西方化潮流。凶器是在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短刀。

一把五金店的短刀，便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

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杀政治”之称。北一辉的国家主义派上了大用场：每一次暗杀都出自“爱国至诚”。热衷于“脱亚入欧”、学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那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是被流氓当做隐身衣来使用的。

三、腾空而起的黑翅

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议论上司，议论国家，目的与7天后将行动的中冈艮一类似：结束国内的腐败。

这三人——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东京陆军小学时就是好朋友。该校许多学生来自名门望族或富裕家庭，他们自视政治经济地位优越，时常结伙欺负别人。为不受欺侮，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和小烟敏四郎也结成了自己的团伙。一次，冈村宁次在做木马练习时，与一个来自长州高级武士家庭、叫做龟田的打起架来，龟田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平时在学校就是呼风唤雨的一霸，身边总有一帮人跟随；眼看冈村宁次就要吃亏，幸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得讯，飞奔而来拳脚齐上，才把冈村宁次救了下来。三人中永田铁山与冈村宁次关系最好，相互亲呢称呼对方“铁”和“宁”；小畑敏四郎则与冈村宁次在同一个学员区队。三人从那时起就玩闹在一起、打架在一起，是性格、脾气都合得来的挚友。

后来这三人又一起考进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在以训练严酷著称的日本军校中，永田铁山的毕业成绩是士官学校第四名、陆军大学第二名；小畑敏四郎的成绩为士官学校第五名，陆军大学第一名；冈村宁次则为士官学校第六名，在陆军大学因成绩优异接受过大正天皇的颁奖。

这三人皆是陆军中的骄子——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三只乌鸦”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何一本研究日本军事史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三个人的名字。

这三个人成为了日本昭和军阀集团的象征。

但在莱茵河上游巴登巴登矿泉疗养地聚会时，这三个同在欧洲当武官又是陆军小学、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同学的人，还没有后来那么大的胃口。当时他们紧紧盯住的，是日本国内的腐败。

国内腐败在他们眼中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的人事腐败上。日本历来藩阀门第气息极重。明治维新后海军由萨摩藩把持，陆军则由长州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人物，无一不是出自长州；非长州籍人士休想晋升到陆军高位。

三个泡在蒸汽浴室里的武官谈起这些事情，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在陆军小学与长州藩后代龟田打架之事，不知是否也在三人的议论范围以内？

巴登巴登正值旅游淡季，这个清静的地方正好进行他们规划未来的密谋。

三人的核心，是留着普鲁士式短发、嘴唇上胡子修剪得像一只海鸥、具有学者风度的永田铁山。他以优异的服务，自1920年6月起就被授予在欧洲巡回的全权。但即使是他，也不是一个能系统提出自己思想的人。贵族出身的小畑敏四郎最瘦最精明，又最易激动，驻俄国期间正值俄国革命，拼命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但除了想通过所谓“部落共产主义”实现与天皇感情沟通这种模糊混乱的概念外，提不出什么像样的政治见解。不修边幅的冈村宁次摘了眼镜，就成了可怜的半盲人，戴上眼镜又像凶猛的猫头鹰，最崇尚像前线指挥官那样直接行动，也不是思想者。

三人在热腾腾的蒸汽中闷了半天，仅想出两条：

第一，从陆军——长州藩的栖身之处打开一个缺口。

第二，走法国的路线以恢复国力。

别的就记不起来还有些什么了。

作为行动纲领来说，这两条确实有点不伦不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三羽乌”中的幸存者冈村宁次有过这样的回忆：“有一本《昭和军阀兴亡史》的书，提到了大正十年（1921年）我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在德国南部城市巴登巴登点燃了革命烽火。其实，这么说太夸张了。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满洲等其他国家的事，只是讨论了日本陆军的革新问题。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很认真的。所说的革新，其包括的内容是：第一，当时陆军人事有派系，长州派垄断军队人事安排的做法必须打破；第二，因为日本陆军独立实施统帅权，而使军政、军民关系疏远，这一定要扭转。当时，我们3个人下定决心要改变日本军队这些不正常的东西。因为我们到欧洲后，看到了这些国家的军事状况，认为不这样干不行。那时我们3人都是少佐，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三个发誓拿长州藩开刀以开始他们革命的青年军官，照样秉承了日本军队极强的辈分意识。其实巴登巴登聚会有四个人，第四人是东条英机。尽管他后来出任日本战时首相，只因为在士官学校中比“三羽乌”低了一年级，他在巴登巴登除了替永田铁山点烟和站在蒸汽浴室门口放哨，便无别的事可做。既不能被列入“三羽乌”之内，更不能参加他们的讨论。

这两条不伦不类的纲领由谁来实施呢？

除了在巴登巴登这四人之外，“三羽乌”从不属于长州藩且才华出众的同事中又选出7人。11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形成了：

巡回武官永田铁山、驻莫斯科武官小畑敏四郎、巡回武官冈村宁次；驻瑞士武官东条英机、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及矶谷廉介。

巴登巴登聚会内容浅薄。被日本近代史所视甚高，全在会议的三个参加者和他们拟就的11人名单。11人都成为后来日本军界的重要人物。

永田铁山被刺前是日本陆军军务局长，裕仁天皇直到最后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时刻，还在地下室里挂着他的遗像；

小畑敏四郎为陆军大学校长；

冈村宁次为侵华日军总司令；

东条英机为日本头号战犯，战时内阁首相；

梅津美治郎后来成为日军参谋总长；

山下奉文任驻菲律宾日军司令，率军横扫东南亚，被称为“马来之虎”；

中村小太郎任过陆相；

松井石根为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要犯；

中岛今朝吾任第十六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中最惨无人道的刽子手；

下村定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接任陆相；

矶谷廉介是后来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发生血战的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

这11人是日本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集团的核心骨干。

巴登巴登聚会之1921年10月27日这天，被视为昭和军阀诞生的第一天。

当被称为“三羽乌”的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翅膀，将给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三个未入日本陆军主流的青年军官能量为何如此巨大？一伙驻外武官如何能够组成一个庞大的、令全世界毛骨悚然的军阀集团？

这既与日本历史相关，又与日本皇室相联。

日本自从1549年织田信长上台至1945年东条英机自杀，近400年的政治，实质就是军阀政治。完成近代日本统一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位重要人物，皆是拥兵自重的军阀。在近代日本，要成为有实权的政治家，首先必须成为军人。明治时代的长州藩山县有朋、桂太郎，萨摩藩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人如此，昭和时代的田中义一、荒木贞夫、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也如此。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日本军阀政治中出现一种独特的低级军官通过暴力手段左右高层政治的所谓“下克上”现象，更与日本皇室紧紧相连。

1919年，日本大正天皇因脑血栓不能亲政，权力落到皇太子裕仁和宫廷皇族手中。1921年3月裕仁出访欧洲，不经意做的两件事对后来影响巨大：一是皇室长辈、明治天皇的女婿东久迩宫带领一大批日本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前来晋谒，裕仁特意为这批少壮军官举行了宴会；一是在法国，裕仁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微服出游中，亲手购买了一尊拿破仑半身像。

晋谒裕仁的驻欧武官和观察员，后来基本都上了巴登巴登11人名单；拿破仑半身像则被一直放在裕仁书房，一遍又一遍加深着裕仁对武力征服的印象。

裕仁刚刚回国，由东久迩宫负责联系的驻欧青年军官集团首领“三羽乌”便举行了巴登巴登聚会。还未上台的裕仁已获得这伙少壮军官的鼎力支持。

这是一伙不缺乏野心和献身精神、只缺乏思想的青年军官。他们没有谁能像北一辉那样，对国家未来做出框架设计。要为他们补上这一课。裕仁选中了大川周明。

裕仁不喜欢北一辉。北一辉在上海用清水饭团泡制出来的激进思想，甚至要求把皇室拥有的财产也交给国家。但裕仁的弟弟秩父宫却对北一辉兴趣极大。他在北一辉身上看到了巴登巴登11人集团正在寻找的思想。

《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被秩父宫找人油印出版了。此书一出，影响巨大。日本青年军官们纷纷把它作为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

能够阅读中文、梵文、阿拉伯文、希腊文、德文、法文和英文的大川周明异常聪明。他和北一辉两人一边喝米酒一边争吵闹了一夜，然后削去了北一辉理论中皇室不能接受的部分。两人最后分道扬镳：北一辉隐匿进智慧寺，大川周明则受命担任了宫内学监。

宫内学监即所谓“大学寮学监”。这是一个秘密去处，连二战结束后的东京审判都很少涉及。

裕仁自1921年11月代替患病的大正天皇摄政后，办的第一件紧要事，便是把以巴登巴登集团为基础的“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集中到皇宫东面围有城墙和壕沟的幽静的宫廷气象台，听大川周明讲课。

陈旧的气象台是裕仁小时候放学回来的经常去处。他在这里观看六分仪、星座图、测雨器和18世纪的荷兰望远镜。现在他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大学寮”——大学生寄宿处之意。几乎全部后来昭和军阀集团的骨干成员，都在这里听过37岁的法学博士大川周明讲述大和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法西斯主义。

1922年1月开张的“大学寮”，实际成为日本皇室培养法西斯军官的教导中心。日本后来企图征服世界的那些庞大计划的草图，几乎都是在这里提出最初构想的。

裕仁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