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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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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越远,感情越近。身体越远,灵魂越近。龚楚是片落叶,身居海外,却一直紧紧盯着那片布满他喜怒哀乐的土地。

一直盯到双目失明。

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得既无言,又长久。他眷恋自己的故乡,又深知自己给共产党带来的伤害。看着别人先后返回,他心潮难平。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不再追究新中国成立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刑事责任之后,他才下了回乡的决心。

1990年9月13日,年过九旬的龚楚回到故乡广东乐昌。63年前的1927年,他在这里组织农民运动。担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41年前的1949年,他却在这里担任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率残部向共产党投诚。

63年过去了,41年过去了,现在乐昌县人民政府在长来镇为他修建了一幢两层楼房。他住进去后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邓小平,一封给杨尚昆,一封给王震。海外归来的龚楚,在信中向当年红军中的这些同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表示敬意和问候。

他还给邓小平单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从香港返回故乡。他从百色起义开始就与邓小平一起共事。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时,龚楚先任红七军参谋长,后任红七军军长。

羊城晚报海外版报道,邓小平从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

龚楚当年曾在自己的家乡给朱德、陈毅带路寻找根据地,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给自己的队伍带路。他后来又给陈济棠、余汉谋带路诱捕项英、陈毅,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给敌人带路。“朱、毛、龚”中的朱、毛都不在了,项英、陈毅也不在了,陈济棠、余汉谋同样不在了,却还剩下他龚楚。入党与脱党,忠贞与叛卖,打白军与打红军,投降与再投降,出走与回归,人生90年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剂难于言表难以下咽的至苦之药。

失明的龚楚什么也看不见了,却能颤抖地紧握着话筒,听着话筒那一边当年红七军政委、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声音,涕泪纵横。

孔荷宠与龚楚一样,在国民党内最后的军衔也是中将。他1943年因为贪污薪饷,被国民党军法部门判处三年徒刑。出狱后失去了官场地位,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做小买卖。虽然他早已在国民党内无职无权,但鉴于自己的叛变行为,这位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得不像躲避阳光的蝙蝠一样,在重庆、昆明、云南建宁等偏远之地隐名匿居。

1955年2月,孔荷宠被公安机关查实后逮捕归案。

这样的人还需审判吗?历史已经对他完成了审判。

1956年8月,他病死在北京公安医院。

1995年7月,95岁的龚楚在故乡乐昌县长来镇家中去世。

一个人的生死,不过一劫,万劫不过是形容而已。“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有些禅语听来竟像警钟。孔荷宠万劫不复,龚楚竟然万劫有复。

孔荷宠没有龚楚那样幸运,他死得太早。

却也幸运,早早结束了活得太长的龚楚那种吞噬灵魂的痛苦。

第十章 瞩目大西南

蒋介石首次进军大西南。川军刘湘、黔军王家烈、滇军龙云,皆是收拾对象。遵义会议人事变动在黄平橘林商定。张闻天心中的“钦公塘”。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却以最大的历史自觉来到转折点。红军作战讲究出敌不意,入川行动却落入刘湘意料之中。

一、一石数鸟

人类的精神产品极其浩瀚,但个人的一生又极其短暂。于是古往今来,简单一句话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例子,就并不罕见了。

于是很多人有了座右铭。

蒋介石的座右铭是其恩师陈其美的一纸手书:

“有万夫不当之慨,无一事自足于怀。”

他长期珍藏。

“万夫不当之慨”他做到了。1925年两次东征打败陈炯明,其间又回师打败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势如破竹。

1926年猛攻吴佩孚,1927年横扫孙传芳,势如破竹。

1928年打张作霖、张宗昌;

1929年打李宗仁、白崇禧;

1930年打冯玉祥、阎锡山;

中国内战中,手握重兵的蒋介石无役不与,无往不胜,皆势如破竹。

唯独对红军不能表现出这种“万夫不当之慨”。紧迫之时他两次想腾空而去,两次害怕不能腾空而去。

1933年11月第五次“围剿”中,彭德怀奔袭浒湾,距临川仅一天路程。蒋得讯便带上随从和卫土,亲自到抚河边侦察水上飞机能否降落,以及起落的保险地点。

1934年4月红军逼近贵阳,蒋最担心飞机场安全,彻夜不宁而着凉,遗屎床上。第二天一早便大骂侍从副官蒋孝镇,说是让他住了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心有不服,知道是因为红军逼近心中害怕,暗中发牢骚说蒋“受惊了怪房子”。

在红军面前,蒋介石从未感到“有万夫不当之慨”,却时刻在咀嚼“无一事自足于怀”。

红军突围出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初使他吃惊,继令他兴奋。他认为红军脱离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转入长途跋涉,军心必离散,士卒必思归;自古以来,中国从未有流寇能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都是鲜明事例。

他觉得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又绝不仅仅是吃掉红军的机会。

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不光包括“围剿”红军,也包括收拾地方实力派。

从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宣布东北易帜以之后,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一天也未统一。几年浴血奋战,打垮了两湖的唐生智和中原的冯玉祥、阎锡山,损耗了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但对西南军阀之实力,却丝毫未触及。

这是他的心腹大患。

西南军阀集中起来,主要即四川的刘湘、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三人。

这三人中,刘湘不满17岁进武备学堂,可算一个职业军人。

王家烈却出身于富有人家的家庭教师。

龙云则曾是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的流浪汉。

在中国,带兵统将而出身微寒者比比皆是。因为军人必须流血牺牲。无出路而寻出路的热血青年,最多的就是热血。多少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揣着救国、救民、救己的梦想,涌进奉军、直军、皖军、鲁军、晋军、陕军、甘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黔军、湘军、鄂军……绝大多数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来不及走完那条枪林弹雨军阀混战的道路。少部分满身疤痕走过来的幸存者,聚集的能量,就绝非一条生命能够发出的了。

不论是富家子弟出身的刘湘,还是给富家子弟当家庭教师的王家烈,抑或流浪于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术士为师的龙云,哪一个不是从硝烟血火中拼杀出来的?哪一个是只会花天酒地的酒囊饭袋?

还应该补充一句: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精打细算?

三人中,蒋介石与王家烈关系最深。

王家烈是国民党中很早的剿共老手。1927年9月他就率部进抵湖南沅陵,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农军。可惜未同起义军接触,就与湘系军阀熊震、陈汉章等因争夺地盘打起来。王家烈客籍他乡,孤军深入,被人用武力扫地出门,只有返回铜仁。

1929年冬,张发奎、李宗仁联合反蒋,蒋特委任王家烈为国民军讨逆指挥官,并将军政部第四电台拨给他使用,与蒋直接联系。王家烈受宠若惊,百般效力,出兵黔桂边境。牵制李宗仁、白崇禧后方,接着又逼走四川军阀赖心辉,占据黔东南一带。

1930年7月,王家烈奉蒋命出兵湘西,配合中央“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因“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任命为湘黔边区“剿总”司令。

1931年7月,王家烈又伙同湘军章亮基部堵截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李明瑞、张云逸的红七军。蒋介石当面夸奖他“剿共很有成绩”,特赏迫击炮16门,子弹20万发。后来又赠德国新式步枪1000支。

在蒋介石的支持和资助下,三年多时间里,王家烈新增加了几个团,部队装备也为之一新。1932年春在蒋介石怂恿下,王家烈率其精锐特务团和一、二、四团由洪江直趋贵阳,迫使贵州军阀毛光翔将大权交了出来。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王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

当了省主席的王家烈,就渐渐忘记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了。

为求自保,他一面将贵州土产鸦片烟运出,通过两广换回武器补充实力,一面同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同盟,暗中反蒋。这一密约被陈济棠部属余汉谋出卖给蒋了,从此蒋视王为眼中钉,开始制造机会,摄取贵州。

1934年10月,王家烈接到蒋介石由牯岭发来的电报,说红军主力已离开瑞金西进,其先头已到大庾县附近,有沿萧克部队路线进入贵州模样,命王率部择要地堵截。王家烈当时只掌握何知重、柏辉章2个师计15个团的兵力,听说红军有四五万之众,自觉力量单薄,难与红军抗衡。同时他也知道,密约之事蒋已获知,此番很可能要乘机派兵入黔,吃掉自己。

他开始作两手准备,一面执行蒋令,一面暗与两广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他还对部队作了相应部署,一旦形势不利,便向广西李宗仁部靠拢。

当时王家烈的作战兼自保计划是:乌江以北防务交由侯之担负责;乌江以南的防务由王本人和犹国才负责;王本人担任贵州东南路的指挥作战,以便万不得已时,向广西靠拢。与两广的联系也有了回音: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答应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开进贵州都匀、榕江,以为策应;广东陈济棠答应派其第二军军长张达率军推进至广西桂平,必要时进至柳州策应。再远,两广就难办到了。

这些交易,蒋介石不知。

但蒋图黔的决心之大,王家烈也不知。

蒋与刘湘的关系也不浅。

刘湘在关键时刻帮过蒋介石的大忙。

他与蒋并无历史渊源。1927年3月23日,一个叫戴弁的黄埔学生带来两封电报。一是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决议,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一是蒋介石等人以南昌国民党中央常务会名义的通电,解散武汉党政联席会议。

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这么面对面叫人选择何去何从。

刘湘看过两个电报,当众高举起南昌那份通电,大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

蒋总司令立即给他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并特让黄郛托日本军舰“比良”号运去一部短波无线电台。当时这种无线电台全国只有三部,一部在南京蒋介石总司令部;一部在上海龙华白崇禧司令部;一部在重庆刘湘司令部。

蒋对刘湘的重视也可见一斑。

蒋介石也在关键时刻帮过刘湘的大忙。

1932年刘湘与刘文辉争夺四川,当时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要打倒他,非有蒋介石支持不可。

蒋介石无保留地支持刘湘。

西南军阀中与蒋介石关系最浅的,便是龙云。蒋介石认为最不好琢磨的,也是龙云。蒋介石帮助王家烈掌握了贵州,帮助刘湘统一了四川,唯对龙云没有帮上什么忙。

因而龙云也最难控制。

龙云的经历,颇富当今的影视传奇色彩。他是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本出身奴隶主贵族,父病逝后家境衰落,他流浪于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术士为师,学了一手好拳法。辛亥革命后入云南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学习。1914年秋,昆明来了一个法国大力士,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摆擂台三天。头两天的确无人打得过他,第三天龙云穿一双草鞋上台,硬是用“和尚撞钟”之法用双拳和头部将大力士撞翻,随即一扑将其压住。

法国拳师认输离开昆明,龙云也由此引起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注意,被任命为唐都督的中尉侍从副官,从此开始发迹生涯。

从1915年底任唐部副官,到1927年以昆明镇守使身份发动推翻唐继尧的“二六”政变,龙云惨淡经营了12年时间。靠唐继尧发迹再到扳倒唐继尧,他走的也是军阀前辈走过的老道路。不同的是龙云的路似乎分外艰难,刚刚掌握云南大权就挨了一颗炸弹,一只眼睛被碎玻璃扎伤,鲜血淋漓,成为终身残疾。

1928年1月,蒋介石发布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龙云仔细审看委任状时,眼前一定是带着模糊的血色的。

无论如何,西南军阀的三个关键人物,都是由蒋介石任命的。他们都对蒋介石有所依赖,有所畏惧,也有所防范。

从部队战斗力看,刘湘的川军拥兵百团以上,兵力、战斗力最强,内部派系也最复杂。龙云的滇军兵力最少,没有军师编制,全部兵力仅6个旅加1个警卫团共13个团,比黔军还少一半,但兵员却最精,内部最统一,掌握控制也最严。黔军成军最晚,在西南诸军中,黔军虽然兵员尚足,兵力居中,但战斗力最弱,在历次军阀战争中很少得胜。不是败于滇军,就是败于川军。

毛泽东选择歼灭对象时,是拣弱的打。

蒋介石对付地方军阀也是如此。

收拾大西南,他首先选中了与他关系最深、但实力最弱的王家烈。

他把石头准备好了。

这块石头,就是紧紧跟在红军后面的薛岳。

二、量变,质变

1935年1月,当长征队伍一步步深入西南腹地、逼近遵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知道他们正在接近最终使他们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吗?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江一战又折损过半,已经积聚起了足够的量变,质变已势在必然。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去争取。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确不屈不挠。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把长征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接近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其实毛泽东的这一工作,在长征之前已经开始。

孔荷宠的叛变使敌人知道了中央各机关在瑞金的准确位置。1934年8月瑞金连续遭到敌机轰炸,中共中央被迫迁往云石山。云石山上有一个小庙,叫“云山古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处都在里面。开始是生活上互相关心,后来在小庙里那棵黄槲树下的一次深谈,毛泽东才知道张闻天也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领导深为不满。

毛泽东当时脱离中央核心已久,连广昌战役后的“博洛分裂”都不知道。

洛甫,即张闻天。

张闻天与博古早就相识。两人都是1925年入党。当时张闻天在苏州乐益女中任教,到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演讲,台下听众中就有一名叫秦邦宪的青年。秦邦宪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起俄文名БОГУНОВ,中文译作“博古诺夫”,名字起得也很合他的性格:БОГ是“上帝”之意。回国后他的化名就是博古。

张闻天先一步到中山大学学习。两人气质、性格完全不同。张闻天学识渊博,思维缜密;博古大刀阔斧,口若悬河。在中大内部斗争期间两人都站在支部局一边,属于少数派,即后来响当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苏联团结一致英勇战斗的布尔什维克,到了中国却指责对方为普列汉诺夫。

博古1930年5月回国,比张闻天早7个月。这7个月可不能小看,它成为博古日后在张闻天面前总有一种优越感的重要发源。

当时恰逢比博古更加大刀阔斧的李立三推行“立三路线”。博古从王明那里知道了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态度,便和王明一起激烈地反对这一路线。李立三给王明6个月留党察看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3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人都被调离中央机关。

待米夫来中国收拾这个局面时,挨的处分就成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重要资本。米夫在中国最大的成果,就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六届四中全会。这届全会后王明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反败为胜,先当团中央宣传部长,后成为团中央书记。

张闻天1932年2月回国时,惊心动魄的斗争都已过去了。他和杨尚昆一同回来,博古代表党中央最先迎接他们。凭理论功底,张闻天不久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但在博古等人看来,总有一些下山摘挑子的味道。1931年9月,鉴于王明要去苏联,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排第一,负总责,张闻天排第二,负责中央宣传工作。博、张二人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皆一蹴而就为政治局常委。

但一、二把手很快就出现不和。

1932年10月下旬,团中央机关遭到大破坏,几位负责人被捕后相继叛变。住在团中央机关的张闻天觉得无法再从事地下斗争,便提出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博古不同意。此前博古已经在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上表示,为加强对中央苏区的领导,他要亲自前往。他想把张闻天安排到北方局去开辟工作。

他们的意见不统一,便请示共产国际。

国际回电:整个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

1933年1月中旬至下旬,张闻天、博古、陈云先后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在苏区工作中,怎样认识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如何看待苏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等,博古与张闻天分歧不断。1934年1月底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博古让张闻天出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觉出博古既要让他排挤毛泽东,又要把他挤出中央决策圈。两人积聚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广昌战役的失败成为冲突爆发点。

1934年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指挥不当,同敌人死打硬拼,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情绪激动,站起来大声说,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站出来指责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

通晓联共(布)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分量很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创造了一个对各国共产党都产生很大影响的方法:动辄以机会主义路线头面人物比喻形容对方。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后来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物的名字,都由名词变为了形容词,成为一发发可在任何时期对准任何目标发射的沉重炮弹。

在苏联学习多年的张闻天当然深知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的分量。他平素温和沉静,这回却再也坐不住了。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如果说博古与张闻天以前的分歧还偏重于理论或不涉及根本,那么广昌一战使争论上升到谁是普列汉诺夫的地步,便自然不自然地要涉及到路线了。张闻天已经在发言中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儿主意了。

会议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无一人表示意见。

沉默,变成一道裂缝,开裂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坚冰。

最直接的结果,导致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大幅度接近。在云石山“云山古寺”前黄槲树下的石凳上,张闻天把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前后的苦闷,都对毛泽东谈了出来。

在此以前,毛泽东已经争取到了王稼祥。

当时中央已作出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个态度后,立即向中央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

这一建议极其重要而且十分关键。如果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真的被分散到各军团,就很难设想遵义会议能否召开以及开成个什么样子了。

这就是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的历史主动性。

由于毛泽东的坚持,红军出发长征时,三个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成为以后新三人团的基础。如果说这就是索尔兹伯里所谓的“担架上的‘阴谋’”,那么却是“谋”在了上担架之前。

长征出发了。在中央纵队里,三人团博、李、周忙于指挥战事。毛泽东便利用此特定环境,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形成一个毛、张、王“新三人团”。

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我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遵义会议的核心,在长征出发前已经产生。

对老三人团打击最大的是湘江之战。此战红军损失过半,博古深感责任重大,痛心疾首,情绪一落千丈。在过了湘江的行军路上,他拿一支手枪不断朝自己比画,被聂荣臻看见,上前劝阻说,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最敢于负责的李德却变得经常暴跳如雷,不但毫不认错,反说湘江失败是意见分歧,因此贻误了战机。

只有周恩来一人在默默坚持工作。

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渡过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

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

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

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

这些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

虽说十月怀胎,但一朝分娩也何其艰难。

虽说积聚了足够的量变,但完成质变也何其艰难。

毛泽东在推动这一质变发生的过程中,又何其坚忍。

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毛泽东就开始对张闻天、王稼祥谈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此时只是三个人小范围内讨论阶段。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之后,毛、张、王开始在会议上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从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的争论公开化了。

通道会议是第一个重要场所。在这个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李德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与贺龙、萧克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张闻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毛泽东第一次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成果不巩固。会后虽然中革军委以“万万火急”电各军团首长继续西进,但同时又令红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毛泽东的建议成了权宜之策。

黎平会议是第二个重要场所。周恩来以会议主持者的身份采纳毛、张、王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说:“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方向被根本扭转了。

黎平会议还作出了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决定:根据中央领导内部从湘南开始、在通道激化了的有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争论,决定渡过乌江到遵义地区后,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黎平会议决定了遵义会议的地点和会议内容。但遵义会议的实际内容却大大超出了黎平会议决定的范围。这就必须提到黎平与遵义之间的黄平。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

耿飚在1990年回忆说:

那时正是南方橘子收获的季节,黄平那个地方的橘子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身体不太好,长征路上坐着担架,同时王稼祥同志因为有伤,也坐着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了橙黄色橘子的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了下来,两个人头靠头地躺着说话。这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就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对张闻天同志这两句话,王稼祥同志在那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同志,然后又告诉毛泽东同志。几个人一传,那几位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会议还未召开,不但新三人团认识完全一致,而且各军团的主要指挥者也都普遍知晓、心里有数了。

这次橘林谈话,是强渡乌江前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告诉耿飚的。刘伯承后来也对耿飚讲过同样内容的话。当年25岁的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90诞辰座谈会上讲这番话时,已是81岁高龄。左权已经牺牲了48年,王稼祥去世16年,张闻天去世14年,刘伯承也去世了4年。幸亏有耿飚的回忆。谁能知道我们有多少珍贵的资料甚至未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就散失消隐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橘林谈话,使黎平会议决定的、准备在遵义地区召开的会议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请毛泽东出来指挥,即要求人事的变动。

“阴谋”也好,“阳谋”也好,遵义地区的那个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对老三人团的确是完全无备的。而对新三人团来说,则已经有所准备。

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但他的确又是领导层中、包括新三人团中带有最大的历史自觉性来到这一转折点的。

1935年1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通过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为遵义会议作出最后准备,结局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

中国共产党终于迎来了遵义会议。

形容这个会议的词汇太多了。以至有人说,一个会议居然能戴上这么多桂冠,加上这么多光环。的确如此,因为它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进而是一个党的命运,最终是一个国家的命运。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各军团负责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和中央队秘书长邓小平。

因为联系中断,遵义会议的酝酿准备工作无法请示共产国际。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苏区时,特设立上海中央局,负责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络。但后来随着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上海地下电台被敌破获。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了。

而恰恰是这种中断,使中国共产党人终于获得自主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机会。

会议由博古主持。

当年那幢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内,最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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