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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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耍�也没有在干部战士中进行解释工作。为什么退出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也必须看到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在四面合围的敌军已经将中央苏区压缩到一个很小范围之时，保守行动的秘密和突然性，就是保护党和红军的生命。保密决定并非一无是处，所以蒋介石即使抓到了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也仍然没有弄清楚红军下一步的意图。

中央红军的最后决定，连上海局也不清楚。

10月10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军5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开始了向湘西的“突围”——即后来所说的战略转移。

10月25日，通过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啦！

忙碌的周恩来一言不发，更加忙碌。他组织了庞大的撤退计划，携带了过多过细的东西，个人行李则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做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绒衣。

李德也留下一段评论：“就当时来说，其实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是在梦中想到过，要北上抗日。虽然抗日是主要的政治口号，但决不是党和军队领导者的军事计划”；“突围的目的，只限于冲破敌人对中央苏区越来越紧的包围，以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如果可能的话，还要配合已由第六军团加强了的第二军团，在华南的湘黔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一大片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谁也不知道一旦迈出第一步，就要走上两万五千里。最初称为西征，军队也叫西征军或西方野战军。

开始的无疑是漫漫苦难。

也是耀眼的辉煌。

四、嬗变（一）

历史应该记下颇具中国特色的这一笔：攻占中央苏区红色首都瑞金的国民党东路军第十师、第三十六师，指挥官都是前共产党员。

第十师师长李默庵，黄埔一期毕业，毕业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黄埔一期毕业，也是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人的入党时间都在1925年，都与黄埔一期中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极深。

李默庵19岁被陈赓带到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来陈赓从该校转入了黄埔，李默庵也跟着转入黄埔。

宋希濂与陈赓是湖南湘乡同乡，17岁入黄埔军校，18岁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默庵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穷苦，从小帮助父母卖柴、养猪；眼见穷人逃荒避难，颠沛流离，国家内战外患，水深火热；青年时就深受共产党理论的吸引。进入黄埔军校后，便与很多共产党人发生密切联系。共产党员李之龙、蒋先云都给他很大影响，使他很快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分子。军校毕业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与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相当熟。留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几乎每天晚10点都要到包惠僧宿舍参加碰头会。第二次东征时，作为第一军第六十团党代表，他又与团长叶剑英相处甚好。

宋希濂与李默庵比较起来，家境就较为宽裕，不似李默庵自幼为柴米奔忙。宋希濂中学期间恰逢五四运动，他与同学曾三合作创办《雷声》墙报，撰写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文章。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宋希濂立即在《雷声》撰文，猛烈抨击当局。

这两个人又都在“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退出了共产党。

李默庵退党最初起因于谈恋爱。他与女生队一学生相好，经常借故不参加党组织的会议，支部书记、黄埔一期生许继慎狠批了他一顿，从此不通知他开会。李默庵也心存芥蒂，你不通知，我就不来，无形中脱离了组织。

其实这是李默庵找的借口。即使许继慎通知他参加，他对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也兴趣不大了。共产党动辄强调流血牺牲，李默庵更感兴趣的还是光宗耀祖。黄埔一期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他自己则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是李默庵”。作为第一期的高材生，他对在校长蒋中正麾下干一番事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1926年爆发“三二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当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250余人退出了国民党和第一军，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

39人中，第一个发表退党声明的，就是李默庵。

初入黄埔时，见到广州一些腐败现象，他还气愤地发誓：不当官，要革命。现在正式加入国民党行列，他已经不想革命，而要当官了。

宋希濂参加共产党时，在党内的活动还不像李默庵那么活跃；退出共产党时，也不像李默庵那样绝情。他在中山舰事件后说，“在当今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政党，目标是一致的。由于军队方面要求军官不要跨党，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我打算不再跨党”；又说：“我可以保证，决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

办过《雷声》墙报的宋希濂，真正行动起来便雷声大、雨点小了。命令他做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少做。

李默庵不做这样的空头保证。他开始与早年那些兄长一样待他的共产党员们为敌。出于对共产党人的了解，在和红军的作战中，他基本上没有吃过大亏。

还是老同学陈赓给了他一个深刻教训。

1932年6月对鄂豫皖苏区“围剿”期间，李默庵的第十师作为中路军第六纵队的前锋，向红军根据地核心黄安进击。8月13日在红秀驿附近，突然遭到陈赓、王宏坤、倪志亮三个师夹击，其前卫三十旅陷入红军包围，战斗异常激烈。为使三十旅免遭被歼，第六纵队司令卫立煌亲临前线督战，到李默庵师部指挥，李默庵则移至最前沿。战斗最激烈时刻红军冲到离师部仅500米，卫立煌的特务连都投入战斗，才保住了师部。李默庵师死伤1500人以上，而且与卫立煌险些当了红军的俘虏。

从此李默庵与红军作战更加谨慎。

第五次“围剿”中，李默庵率部进至泰宁县建宁间的梅口附近时，被红军主力重重包围。他将全师两个旅四个团近一万人龟缩一处，再集中数百挺轻重机枪死守一狭小阵地。战斗于黄昏发起，激战通宵，尽管红军四面围攻，李默庵阵地也无一被突破。次日天明，红军撤围而去，李部虽有损失，但总算避免了被歼厄运。

就在李默庵龟缩阵地避免被歼的前后，宋希濂却因为过分自得，连续向红军发起进攻，被红军射手一枪击中，身负重伤。

这位发誓不做有损国共合作的事的宋希濂，拖到1933年8月，才参加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一旦参加，就作战凶猛。他率部驻扎抚州，兼该城警备司令。三个月后，与奔袭敌后的彭德怀红三军团和寻淮洲红七军团在浒湾相遇。当时蒋介石正在抚洲。宋希濂率三十六师与其他几个师拼死作战，给红三军团和红七军团造成很大伤害。

之后宋希濂参加平定“闽变”。第一次战斗便一举攻克天险九峰山，使驻守延平的十九路军部队不得不开城投降。蒋介石亲自写一封信空投给他：“三十六师已攻占九峰山，使余喜出望外。”原来蒋介石只让三十六师担任牵制对方兵力的助攻，连火炮支援也没有分配给他们。没有想到助攻部队竟然打下了天险主峰。当晚蒋介石通电全国军队，表扬宋希濂的三十六师“于讨伐叛乱战斗中首建奇功”。

两个前共产党员摇身一变，皆成为国民党悍将。

宋希濂在红军出发长征前十几天身负重伤。这时距苏区首府瑞金最近的，是东路军李延年的第四纵队。李延年也是黄埔一期生，与李玉堂、李仙洲并称为黄埔一期中的“山东三李”。第一次和第二次东征，李延年冲锋在前，敢打敢拼。北伐途中与孙传芳部作战，他以身先士卒著名，受到何应钦、李宗仁的多次赞扬。黄埔军校毕业刚刚三年，军衔就晋升到少将。黄埔一期生中，除了胡宗南，无人有他这样快的晋升速度。

但蒋介石不把占领瑞金的任务交给他，却交给了他的副手李默庵。

11月6日，李延年收到东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着该纵队副指挥官李默庵率第十、第三十六师进取瑞金，于八日集结长汀，即一举占领瑞金之目的，于九日晨开始攻击前进，限当日占领古城，十日占领瑞金。仰遵办具报。”

蒋介石特地把占领红都瑞金的任务指定给一个前共产党员，是否出于更深一层考虑？只有他自己内心清楚了。

8日，李默庵指挥部队集中长汀附近。部队行动得非常小心谨慎。9日向瑞金进展。第十师在先头，第三十六师跟进。至午后4时，十师占领隘岭、古城一带地区，三十六师到达花桥、青山铺一带。

这位1925年入党的前中共党员，率国民党嫡系部队一步一步向瑞金逼近。1934年11月10日，李默庵的第十师占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瑞金失陷三个半月后，前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落到了宋希濂手里。

1935年6月16日，宋希濂收到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转发的蒋介石密电：“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6月17日，他派参谋长去向瞿秋白转达。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深。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身，提笔书写：“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未写完，外间步履急促，喝声已到。瞿秋白遂疾笔草书：“方欲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有半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诚，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罗汉岭下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微笑点头：“此地正好，开枪吧！”

一位前共产党员攻占了红色首都瑞金。

一位前共产党员枪杀了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

历史作为洪钟，默默接纳着又默默展示着这千千万万令人惊心动魄的嬗变。

14年零5个月零13天后，1949年4月23日，“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

第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是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将领。

前共产党人李默庵率领国民党队伍占领了瑞金，前国民党人吴化文也率共产党队伍解放了南京。

安排这一切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要说报复，这是历史的报复。

李默庵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斥责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1949年以败将身份向共产党投诚。

不久，北京电邀起义人员北上进京。李默庵没有去。他感觉到了眼前宽阔奔腾的历史洪流，却藏下胸中千曲百折的难言之隐。他亲率国民党军队占领红都瑞金，如今又要去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个中滋味，实在难平。

台湾他也去不成，在香港就遭到蒋介石的通缉。

1950年11月，他举家移居南美的阿根廷。1964年秋，他又移居美国。

1949年11月，身边只剩一些残部的宋希濂，在四川腹地对其部下演讲：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但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

兵败如山倒之时，这位前共产党员竟突然想用共产党的办法。他也想爬雪山、过草地、建立根据地，但却是倒行逆施。宋希濂甚至连走的方向都是倒的。红军当年由南向北翻越雪山，他却是由北向南。

刚刚渡过大渡河，宋希濂就被解放军包围生俘。

他被关进重庆磁器口的白公馆。这个地方与渣滓洞齐名。一本《红岩》，使它们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

当年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陈赓已是云南军区司令员兼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听到消息特从云南赶到重庆，请这位囚徒吃了一顿饭。

指挥李默庵、宋希濂直插中央苏区核心的李延年，晚年在台湾连请他吃饭的人都没有了。从大陆撤退时，他被冠以“擅自撤退平谭岛，有亏职守”罪名，判处12年有期徒刑。释放后闲居台北郊区新店，一无职业，二无专长，生活艰难。当年威名赫赫的黄埔一期“山东三李”之一，只能每日三餐以辣椒盐水蘸馒头，抽烟的钱都要向昔日旧部借讨。

他1974年在极度贫穷中病故，台湾无一张报纸发表只言片语的报道。

第七章　突破

白崇禧、陈济棠皆对红军行动了若指掌。对李汉魂微妙不言的指责，尽在“保境安民”四个字。杨永泰提出的方向别说蒋介石，连红军自己也未意识到。掩盖了48年的隐秘，仍在《难忘的岁月》中维持岁月的尘封。

一、国民党不缺智商

1984年，一位叫陈树柏的美籍华人回大陆讲学和筹备办学。9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他，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广东老一辈的人至今还在怀念他。”

陈树柏之父，即当年广东新军阀陈济棠。邓小平这一评价在海外引起震动。

陈济棠当年独揽广东军政大权，进行封建割据，保持广东半独立局面达8年之久，被人称作“南天王”。而且红军长征路上，第一道封锁线和第二道封锁线的“围堵”主角，都是陈济棠。台湾和海外一些人长期把他当做坚决的“反共英雄”推崇，为什么共产党对他作出如此高的评价？

近代中国，八旗绿营水勇团练不用说，新式练兵后产生的现代军官，从袁世凯到吴佩孚到蒋介石，几乎没有哪一个最初不表现出相当的革命性。

陈济棠1908年经广东革命先驱、陆军小学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1920年11月，粤军参谋长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陈在该师第四团任营长。邓铿被刺，陈炯明发动反对孙中山的政变，其干将叶举路过肇庆，逼邓铿的基本部队粤军第一师将领饮鸡血之盟，对陈炯明效忠。第一师中有三位将领起兵反抗：邓演达、张发奎、陈济棠。

粤军第一师后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即北伐中著名的“铁军”。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即在“铁军”中产生。

但在反共问题上，陈济棠是不含糊的。

1927年他在苏联考察，听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立即回国。到南京先向蒋介石呈报反苏反共的意见，后在“总理纪念周”上作反共报告，称“共产党是本党的反对党，是危害本党的唯一敌人”。1927年9月，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进入广东。陈济棠与薛岳、徐景唐等率师驰赴潮汕阻击。陈部属东路军，由河源东进，寻求起义军主力决战。28日，陈济棠率部与叶挺、贺龙部主力在汤坑东南的白石遭遇，激战三昼夜，使起义军伤亡两千余人，无力再战被迫退出战斗。

陈济棠善战。

桂系军队之强悍闻名中外，又有人称“小诸葛”白崇禧指挥，连蒋军都惧其三分。北伐中第四军因累累战功被人称为“铁军”，桂军组成的第七军听到后，便自称“钢军”。其眼中之无物，可见一斑。

但这支“钢军”却在后来的冲突中，三败于陈济棠之手。

第一次是蒋桂战争之后，退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倾全广西之兵，进攻广东；粤军徐景唐率第五军在广东起兵响应，直逼广州。陈济棠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动员全部粤军同桂军决战。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以一部兵力牵制徐景唐，集中主力于花县向桂军全力进击。李、白战败，被陈济棠一直追入广西。

第二次是同年12月李宗仁、张发奎联合进攻广东。陈济棠在蒋军朱绍良第六路军的援助下，予张部以重创，使其部队损失2/3，被迫后撤。李宗仁的第八路军见张军溃败，便全线后撤，想固守梧州。陈济棠驱军直追，以海军抢先占领梧州，又在梧州设立总指挥部，亲自坐镇，指挥所部向广西腹地进攻，占领浔江下游和玉林五属一带。黄绍竑部也被陈济棠予以重创。

第三次是中原大战中，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为策应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率全军北上作战。陈济棠在张桂联军占领长沙、前锋进抵平江、岳阳之后，指挥粤军突然出动，攻占桂军战略后方之重地衡阳。衡阳被占，桂军首尾不能兼顾，怕被拦腰斩断，遂回师返攻衡阳。衡阳之战，双方皆倾其精锐，战况空前惨烈，桂军遗尸遍野。陈济棠在何键部的支援下，采取正面攻击，侧翼迂回的战术，将张桂联军全线击溃，毙伤和俘虏其一万两千余人。

此战之后，李宗仁万分痛心地说：“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

于是陈济棠作战的实力，连蒋介石也刮目相看。

但他再反共、再善战，蒋也总拿他当一颗棋子。

陈济棠之前是李济深主粤。李济深是广西梧州人，政治上属于粤系，但私人感情中却偏向桂系。广东财力充裕，但士兵的战斗力较差；广西较穷，但士兵勇敢。李济深利用乡土关系，长期与桂系结为一体；广东支援广西经费，广西支援粤系兵力。两广密切配合，使蒋无法插手。蒋介石当时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从派系甚多的广东内部找出一颗棋子打入其间，拆散粤桂联盟。这颗棋子就是陈济棠。

1929年蒋桂战争中，蒋介石用他取代了李济深，再用他三败桂系，一时间粤桂联盟真是土崩瓦解。

以陈济棠为棋子的蒋介石崇尚曾国藩。27岁那年，蒋在上海阅《曾文正公集》，竟至两目成疾，从此对曾国藩书爱不释手。为蒋撰写年谱的毛思诚说，蒋“军事学即以巴尔克战术书为基础，而政治学则以王阳明与曾文正二集为根柢也”。

蒋介石学曾国藩，陈济棠却敬洪秀全。他从小笃信阴阳命相，曾用高价购买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以安葬其母亲的骸骨，说是出天子的圣地。他后来还专门派其兄陈维周到南京见蒋介石，名为述职，实则看蒋的相格气运，甚至去了奉化察看蒋介石祖坟的风水。陈维周回来后，兴高采烈地对陈济棠说，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

蒋不知道他这颗棋子竟派人相过他的祖坟，而且还想当天王。

想当天王的陈济棠从广东陆军小学毕业时，成绩却是最后一名。操正步更是他一大难关，老操不好。每逢校阅，他都被留在室内搞卫生。毕业庆典时，同学们都向成绩名列榜首的梁安邦祝酒，认为他前途远大。梁也十分得意，说：“大家都有办法，除了伯南以外。”伯南是陈济棠的字。旁边有人说：“不要小看陈济棠，他可能比别人走得更远。”喝得醉醺醺的梁安邦说：“伯南如能出人头地，我给他捧靴！”陈只有在一旁面红耳赤，默不做声。

陆军小学最后一名的陈济棠，后来却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第一名梁安邦真的给他捧了8年靴——直到陈济棠下台，一直在他手下做交通团长。

陈济棠就是以这种极具韧性而且捉摸不定的特性，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政坛的。

他知道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能够取代李济深，因为他拥蒋反桂，比李亲蒋。他靠蒋取得了“南天王”的地位，作为对蒋的回报，也在蒋历次反桂系战争中出力不小，便使粤桂从此分家。

但靠蒋介石搞掉了别人的人，最怕蒋用别人再来搞掉自己。粤桂联盟拆散了，但宁粤关系并未多一分亲近。从陈济棠上台第一天起，他与蒋之间那种深层次的不信任和提防，便出现了。

红军和蒋军，一直是陈济棠长期畏惧的力量。

他主粤8年，与北面的江西中央苏区就对峙了6年。对红军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他考虑得最多、也最细。从第一次“围剿”始，他就看出蒋利用“围剿”红军之机，借刀杀人，兼并异己。如果不参加“围剿”，又会失去蒋的军饷军械，也会给蒋以借口，兴问罪之师。陈济棠最后确定的原则是：可以派兵入赣，但不能被战事纠缠，弄得难于摆脱；尤其不能在与红军作战之机，让蒋军乘虚袭取广东。

1932年2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围攻赣州，守城之滇军马崑旅一再告急求救。在蒋介石连电督促下，陈济棠不情愿地派粤军范德星旅驰援。范旅到达新城，即遭红军打援部队林彪的红四军伏击，损失两个营。而乘红四军主力集中城南防范粤敌之机，陈诚命其主力第十一师长途奔袭，从北面突破拦截。进入赣州。

赣州解围，陈诚名声大振。陈济棠损失的两个营，却成了吸引红军主力鱼钩上的诱饵。

此后陈济棠便对部属谆谆交代，与红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以固守为主，不要轻易出击。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军搞第五次“围剿”，以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又一个旅，具体任务是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

对陈济棠来说，要阻止其“向南发展”的，不光是红军，还有蒋军。

他采用了两面做法。

首先给蒋介石做出个样子。1934年4月中旬，粤军进占筠门岭。虽然筠门岭只是一座空城，红军已经事先撤离，但陈济棠大肆宣扬，向蒋报功。蒋“传令嘉奖”，并赏洋5万元劳军，然后命陈部为配合北线蒋军攻打广昌，直捣会昌。

心事重重的陈济棠没有“直捣会昌”，而是请来了过去的对头、有“小诸葛”之称的桂军主将白崇禧。

两广之间多次血战，但在防共防蒋问题上，两广又同病相怜。白崇禧应邀马不停蹄地走赣州、南康、大庾、信丰、安远等县，最后到达筠门岭。从赣南回来后，陈济棠召集军参谋长以上军事首长会议，听取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

白略微沉默，不紧不慢地说道：“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对共产党采取了公路碉堡政策，使对红军的包围圈逐步缩小。这种战略，已收到显著的效果。如果共产党继续留在江西，将会遭到防地日见缩小以致失败的危险。如果要谋生路，就必然作战略性的转移。共产党转移的出路将在何处，这是个关键问题。”

桂军主将一席开场白，便立即攥住了在场粤军将领们的神经中枢。

白崇禧平日话语并不见多，但长于分析。一旦进入某种他潜心琢磨与思考的角色，便会设身反谋，易地而思，其思绪也会变成一条江河，从口中滔滔不绝地汹涌而出。

他继续说下去：

从地形判断，以走湖南和广东的可能性比较大。由南康、新城一带可入湘南，由古陂、重石一带可入粤北。根据当地防军情报，近日在古陂一带，每隔十日左右，就发现共党军官乘骑，少者五六人，多者七八人，用望远镜侦察地形，很可能是共产党准备突围的象征。至于共产党突围的时机，估计当在秋冬之间，因为那是农民收获季节，可以就地取粮。否则千里携粮，为兵家所忌。

在此之前，红军将实行战略转移的迹象，陈济棠也觉察到了，否则他不会请白崇禧来。但白这一席精到的分析，无疑在这些高级将领面前，较为清晰地展现出了红军可能转移的方向和时间。

尤其对红军转移时间的判断，今天查遍史料，在当时的国民党将领之中，也确实没有一人像这位“小诸葛”算计得这样精确。

国民党之失败，绝非败于智商，却有一个高于智商的因素：平衡。

蒋介石想压红军入粤，陈济棠早有思想准备。第五次“围剿”的部署本身就是北重南轻。北面蒋介石先后集中了50多个师（东路军14个师又1个旅，北路军34个师又2个旅2个支队5个团，西路军9个师又3个旅，南路军11个师又1个旅），明显要把红军压入粤境陈济棠的地盘。现在红军转移的迹象日益明显，被迫入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对陈济棠来说，重大危机即将来临。

7年前与南昌起义部队在汤坑一战，一直令陈济棠印象深刻。当时双方为争夺一块高地互相投掷手榴弹，你扔过来，我甩过去，谁也不退。第三天黄昏，双方同时撤退，都付出了伤亡数千人的代价。

现在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强于当时。十万红军倾巢入粤，绝非粤军所能力敌。数十万蒋军再跟随入粤，广东数年之经营成果必然灰飞烟灭，毁于一旦。

陈济棠采取了其后数十年秘而不宣的行动。进占筠门岭后，他立即停止交战行动，开始寻觅建立与红军的直接联系。

1934年7月，中央红军同陈济棠部谈判达成停战协议，并建立了秘密通信联系。

9月，国民党北路军、东路军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逼近。白崇禧估算红军行动的“秋冬之间”已在眼前。陈济棠派出一个被称为“李君”的代表，直赴苏区面见朱德，要求举行秘密谈判。

红军正在寻找战略转移的突破口。朱德立即给陈济棠复信。周恩来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第三军第八师师长黄质文、第三军独立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谈判。第三军是粤军中陈济棠的基础。之所以做出这种安排而没有让常年防堵红军的余汉谋第一军参加谈判，自然是因为陈深知这种谈判或成或败皆非同小可，不能不小心提防。

谈判在寻邬附近一片寂静的山林里举行，持续了三天三夜，达成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20里。

为了保密，协议没有形成文本，双方代表将协议各自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大多数冠冕堂皇的正式协议，都是为破裂翻脸后谁承担多少责任而准备的。那些精美的烫金的签字的公证的鉴证的文本，在非常时刻，甚至不如一个会意的眼神。

真正起作用的，是默契。

默契的基础，则是利益相符。

陈济棠的核心，是让中央红军不要入粤。达成协议后，他明白了红军之意也不在进入粤境，便将协议传达到了旅以上粤军军官，告知红军只是借路西行，保证不侵入广东境内；又考虑到协议不便下达给团，怕下面掌握不好，于是增加一道命令，要求下面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许开枪；敌不向我袭来，不准出击”。

实际就是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通过。

蒋介石将陈济棠当棋子用的时候，一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