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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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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鼎文指挥作战,在此之前一直是占便宜不少、吃亏不多。第一次参加“围剿”就差点儿当了俘虏,对他刺激很深。后来他虽然在进犯赣东北方志敏的红十军时频频得手,甚至还因向蒋介石提出“步步为营,步步推进”的战法受蒋夸奖,但心劲已大不如前了。他对红军作战有了戒心,常常托故避居上海。在私下里对好友说:“今后打算积资百万,在上海消磨20年岁月,就可结束此生。”

蒋鼎文想退,蒋介石却不让。第五次“围剿”中又被作为干将拉上第一线。让他干了两件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

第一件想不到之事是平息“闽变”。1933年11月21日,陈铭枢、蔡廷锴等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通电倒蒋;蒋介石命蒋鼎文以左路军总指挥身份,入闽镇压。

蒋鼎文与陈、蔡二人都有不错的交情。“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陈铭枢为京沪铁路方面的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沪淞铁路方面的右翼军总指挥,一起指挥部队对日军作战,配合得很好。蔡廷锴对蒋鼎文更有救命之恩,蒋鼎文自己也说,第三次“围剿”中在黄土坳若非蔡廷锴鼎力相救,他怕是早成了朱毛红军的阶下囚。

现在,蒋鼎文却率领15万大军入闽,对其并肩抗日的战友和救其于危难的同事作战了。

如果因私人感情对蒋介石的命令打了折扣,蒋鼎文也就不是蒋鼎文了。当年对苏联顾问就是如此,今天对陈铭枢、蔡廷锴也不会例外。其受命当天,他就在总指挥部对消灭第十九路军和推翻福建人民政府做出了部署。他最害怕红军支援十九路军。后来听说红军没有与蔡廷锴合作,便如释重负,大打出手。军事进攻的同时贿买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在泉州倒戈;收买地方武装及地痞流氓在十九路军后方捣乱,一口气把十九路军搞垮。

第二件想不到之事是攻占瑞金。

1934年2月“闽变”结束,蒋鼎文部改为东路军,从福建方向进攻中央苏区。

但出师不利。第一路陈明仁的八十师刚进入沙县,就遭到红军的围歼,官兵伤亡近半,辎重损失殆尽;第二路李玉堂的第三师第八旅又在连城方向被红军全歼,师部直属部队亦有损失。蒋鼎文气急败坏,一面亲临前线督战,一面急电南昌行营。蒋介石接电,立即派顾祝同飞往闽西,帮助其重新部署作战计划,并将陈明仁撤职,李玉堂降为上校师长,留职“立功”。

在别处作战就很顺利、偏偏对红军作战极不顺利、直到红军出发长征前仍在吃亏的蒋鼎文,最后占领了一座空空如也的瑞金城。

还是在红军长征出发整整一个月之后。

还有三个金刚。

钱大钧善战,也善谋。领兵打仗时,曾对南昌起义部队造成过很大危害。做高级幕僚、调任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主任了,便又出谋划策,帮助蒋介石制定第四次“围剿”的方略。

八大金刚中,七个金刚都参与了对红军作战,唯独剩下个张治中。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未和红军作战;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共十分友好;解放战争时被人说成是和平将军。虽然他不在战场上与共产党交手,但作为蒋介石的首席代表,在谈判桌上与共产党人的交锋之中,张治中也是攻势凌厉、咄咄紧逼的。1945年重庆谈判的记录便是明证。涉及共产党军队的削减,张治中就和在战场上交手一样,寸步不让。

否则,怎能算成蒋介石的金刚。

最后一个便是陈诚。

中国共产党方面,没有听说毛泽东夸赞过哪个国民党将领。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资格最深的领导人周恩来,曾夸过陈诚、胡宗南。

1936年7月,周恩来在陕北白家坪对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说,国民党将领中,陈诚算得上是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

这是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作战中,给红军造成最大伤害的对手。

在蒋介石由黄埔党军集团组成的八大金刚中,就资历而论,陈诚排倒数第二。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时,陈诚仅是一名没有适当职业的候差军官,任上尉特别官佐。而何应钦是军校的少将总教官;钱大钧是中校兵器教官;顾祝同、陈继承是中校战术教官;刘峙是少校战术教官;张治中稍晚一些来,也被任命为第三期入伍生总队的上校副总队长。只有蒋鼎文的军衔低于陈诚,任第一期中尉区队长。

但蒋介石八大金刚的核心,是何应钦和陈诚。在大陆,称“蒋何”,到了台湾,便称“蒋陈”。其实自何应钦在南方三次“围剿”红军失败溜回南京,赴华北主持北平军分会受不了日本人的压迫又溜回南京,蒋介石骂他“怕死就不要穿军服”起,国民党军队的核心便已经不再是“蒋何”而是“蒋陈”了,只不过到了台湾才正式叫出来而已。

看戏时,演戏时,好的节目,好的演员,都要放在最后,曰“压轴”。

八大金刚中,蒋介石每每用陈诚压轴。收拾不了的烂摊子,让陈诚去收拾;啃不动的硬骨头,让陈诚去啃;实在丢不起人了,蒋介石也不丢这个人,而让陈诚去丢人。

1933年年初对江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虽然名义上“围剿”总指挥是何应钦,但主力部队全部掌握在陈诚手里,陈事事越级直接向蒋请示,何应钦也奈何不得。

结果出师不利:2月底陈部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在宜黄南部被红军歼灭;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双双被红军俘虏。3月,陈诚指挥罗卓英、吴奇伟两纵队打算长驱直入,进攻广昌,十一师又被红军围歼。该师为蒋军嫡系中的嫡系,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在此以前从来败北。师长肖乾自恃战斗力强,罗卓英警告他地形不利,并通过侦察得知红军主力有可能前来包围,肖乾硬是要“拼一拼”,最后几乎全军覆灭。

罗卓英纵队在由乐安向东到黄陂集中的途中,也被红军截击,损失惨重。

仗基本都是按照蒋委员长的意思打的,包括十一师师长肖乾坚持主张的战斗,陈诚事前都有请示,事后也有汇报。但仗打败了,承担责任的却不是委员长了。

1933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决定,以中路军总指挥陈诚“骄矜自擅,不遵意图”,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军长罗卓英“指挥失当,决心不坚”,革职留任;第十一师师长肖乾“骄矜疏失”,记大过一次。

处分了一系列人,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便解脱干净,只留下陈诚站在那里成为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靶子,连声“觉得非常惭愧”、“不能辞其咎”,头埋得快缩进了胸脯。

能屈能伸的陈诚,从军也有一番独特经历。据台湾官方介绍,1918年,陈诚21岁,自杭州体育专科学校毕业,正为前途彷徨,有同乡前辈杜志远当选北平政府国会议员,北上就职时路过杭州,陈诚经人介绍与他谈话。杜发觉此人稳重有礼,且有志气,不甘平庸,遂带其北上进京。在北京逢“五四”运动发生,热血青年无人不思救国,陈诚也不例外。杜志远便托人介绍陈诚去投考保定军校。当时想从军报国的青年很多,军校条件严格,初试录取40名,复试只取3人。3人之中,便有陈诚。

官方修订的“正统”历史,自然无比优异。

但当年陈诚的英文秘书陈应东却有不同说法:当年一帮浙江同乡在车站送杜志远北上时,因杜的卫队中多青田同乡,陈诚在车上与他们攀谈忘了下车,被糊里糊涂拉到北京。杜志远问明情由,才知道陈诚是青田同乡,又是同科秀才陈希文的儿子,这才将陈诚留下。后来杜志远向同属皖系的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保送陈诚投考八期炮科,因身材矮小,考试成绩又差,未被录取。再经杜向主考官、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翰疏通,才以备取资格入学。

从陈诚的英文秘书口中透露出来的这些曲折,恰恰说明,正统的历史从来不一定就是信史。

陈诚倒从来对蒋介石忠心不贰。与他关系再深的人,只要与蒋不睦,他必弃之从蒋。

其一是邓演达。

邓演达与陈诚关系极深。1922年,邓演达奉孙中山之命,到上海物色军事人才。选中的人当中,便有陈诚。陈诚随邓演达南下广州,邓担任警卫广州大元帅府的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诚任该团三连连长。1924年5月,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入伍生总队长。陈诚又被邓演达带进黄埔军校,担任上尉特别官佐。

陈诚一生的第一次关键转折由杜志远引路,第二次和第三次,引路的皆是邓演达。

其二是严重。

严重对陈诚的人格影响极大。陈诚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连长时,营长就是严重。后来邓演达去黄埔军校任职,严重也进入军校。先任中校战术教官,很快接任邓演达的入伍生总队长,后来担任军校训练部主任,并调陈诚为训练部炮兵科长。广东出师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严重由训练部主任调任第二十一师师长,陈诚便也由炮兵科长调任该师六十三团团长。

从粤军、黄埔军校到党军,严重一直是陈诚的直接上级,两人相交很深。严对陈期望殷切,督教又严。他每天写日记,某日在日记中写到:“陈诚来谒,畅谈二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足见他当时对陈诚的器重。

邓演达、严重二人一旦反蒋,陈诚便与他们分道扬镳。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严重辞职,将二十一师交陈诚代管。蒋召见陈诚,问其对国内形势的基本态度。陈诚只一句话:“绝对服从蒋总司令。”

就这一句话,陈诚在事变前一天之4月11日,被蒋任命为二十一师师长。

陈诚与蒋介石如何相识的,说法也不同。

一说黄埔时期某日陈诚从市内玩耍归来,夜不能寐,索性起床挑灯读书。适逢蒋介石查夜,寻灯光而来,见陈诚夜读,拿过一看是画有很多杠杠的《三民主义》,从此留下深刻印象。

另一说某日陈诚到广州市区玩耍,第二天清早就乘头班轮船回黄埔军校,到操场上翻单杠。恰巧这天蒋介石很早到校巡视,走到单杠旁见地上放有一本《三民主义》,拿起翻阅,书上圈圈点点写满小字,连夸阅读认真,留下深刻印象。

两种说法差别不多。都是圈圈点点的《三民主义》,都是蒋校长亲自发现,都是从广州玩耍返回。不同的是一个发生在半夜,一个发生在清晨。一个在读书,一个在翻单杠。如果只有这两种说法,那么倒可以说,前一种说法可能性小,后一种可能性大。因为蒋当时并不住在黄埔军校内。他的住地与军校有一段距离,半夜起来到军校查哨再返回去,可能性不大。蒋有早起的习惯,清晨早早到校倒是极有可能。

不过蒋、陈相识,的确发生在黄埔军校以前。

1923年5月,担任大元帅府警卫事宜的上尉连长的陈诚随同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冯葆初部队作战,陈胸部中弹受伤。住院治疗期间,新锐军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到肇庆,顺便到医院慰问伤患,两人在病床前第一次相识。从此一直到1965年陈诚在台湾去世,追随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终生不改。

陈诚自身也是一个矛盾体。政治上忠蒋不贰,感情上又与邓、严藕断丝连。

蒋介石通缉邓演达,陈诚明知邓隐居上海租界也不报告,还悄悄给邓送消息。后来邓演达被蒋介石抓住枪毙,陈诚着实难受了好几天。

严重辞职后隐居庐山犁头尖,平房三间,生活拮据,陈诚便暗中接济。一遇机会就在蒋面前保举严重。“九一八”事变后,天津《大公报》发表严重隐居庐山的专题报道,指蒋介石国难当头,弃北伐名将不用。陈诚立刻抓住机会与陈布雷一起向蒋进言,起用严重,他本人还急匆匆上庐山想拉严重下山。

与忠蒋和反蒋的人都还关系不错,是陈诚独立摸索出来的一套政治模式。

这种模式被他用到指挥作战与部队训练中,变成对民情、对兵心的极端重视。

陈诚与蒋介石、何应钦不同的是,蒋、何皆以优异成绩考取军校和从军校毕业,陈诚却不然。当年若无杜志远连连保荐,他也只能返回家乡做一名体育教师。

所以他的军事素养大部分来自后来的战争实践。陈诚之善战,且不易为国民党其他将领学去,确有不少步兵操典之外的东西。功夫在战外,对他来说不为之过。

他一直对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推崇备至。

二十一师是一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部队。从广东出发北伐时,师长严重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口号,作为该师官兵守则。陈诚身体力行,贯彻全团。陈团连以下军官都肩背马枪行军,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仅官兵纪律严明,而且每到一处,即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宣传北伐革命道理。故所到之处,声威大振,备受民众拥戴与协助,当时在苏浙一带被称为模范师。

二十一师的革命作风对陈诚产生很大影响。他第一次看到一支精神振作的军队是多么强大的军队。陈诚以后凡事以身作则。说禁止赌博、吸烟,自己先做到,其助手郭忏、周至柔都不敢在他面前吸烟。要求服装整齐,即使在酷暑盛夏,起床后他即打好绑腿,直到晚上就寝才解脱,从团长当到总指挥都是如此。夏日行军他顶着烈日不戴斗笠。在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作战中,山地行军也从不骑马,和士兵们一样,穿草鞋步行。他指挥的部队机动性高,一天能行军百里,是蒋军中少数能与飘忽不定的红军做急行军追逐的部队。

1929年12月,陈诚率十一师,在河南确山东南与唐生智部的刘兴第八军激战,雪深及膝,战斗持续三昼夜,陈诚亲在第一线督战,终将第八军压垮。全部缴械前,胜利者陈诚却派其军需科长携亲笔信和现款5000元给刘兴,说:“自相残杀,实为痛心,请速逃走,来日国家当有用你之处。”

这一点,确实是陈诚与蒋介石大不相同之处。

接款逃走的刘兴,抗日战争初期出任长江江防总司令。

一面卖力为蒋作战,一面也知道是“自相残杀”。陈诚颇具几分政治家的清醒。

内心深处不以自相残杀为然的陈诚,对生擒敌方主将这类历来是战场指挥官的最高荣誉,竟然兴趣不大。

但为什么后来又以极大的兴趣投入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这就不仅是其性格之谜了。

特别是第四次“围剿”失败,受到降一级、记大过一次的处分后,蒋介石为振作“丧失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贪生怕死”的军队,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陈诚全身心都投入了为消灭红军而进行的严格训练。

第一期至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全称是“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围剿’军官训练团”,主要训练担任第五次“围剿”的主力军——北路军排以上军官。

陈诚任训练团团长。副团长二人:跟随陈诚有年的刘绍先和碉堡政策的规划者柳善。

他在庐山用了心血,把红军的战术主要归结为四种形式:诱伏、腰击、正面突破、抄后路。认为就是这些战术使国民党指挥官“束手无策”。

为了对付红军这些战术,陈诚领头搞出“一个要诀、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

一个要诀是“服从命令”;

两项要旨是“战术上的分散与集合”;

三个口号是“受伤不退,被俘不屈,临难不苟”;

四大要素是“确实、迅速、静肃、秘密”;

六项原则是“搜索、联络、侦探、警戒、掩护、观测”。

陈诚认为深入研究、熟练运用这套方针,就能战胜红军。

实兵演练中,陈诚特别重视的两件事就是射击、爬山。

在射击上,陈诚还有一套奇妙的演算。

其一,假定用10发子弹打死一个红军,每个国民党士兵带200发子弹便可打死20人,每团以1000支枪计算,便可打死两万名红军。这样,中央苏区的红军还不够他三个团打,最高限度用十团人,也就可以全部消灭红军了。

其二,每5分钟放一枪打死一个红军,一小时放12枪,可打死12人,3000人用6小时便可打死216000人。因此消灭红军只要有千把个战斗兵就可以说绝对不成问题。

双方的作战行动被陈诚变成一场单方打靶。而且是固定目标、任随你怎么开枪的胸环靶。沙场宿将瞬间变成一个掰指头演算的劣等生。能够明白的倒是:当年放跑刘兴的陈诚所说的“自相残杀”,不包括“围剿”红军。

在爬山训练上,陈诚的理论就不那么离谱了。

汲取前四次“围剿”的教训,陈诚从红军山地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中总结出应对的四点:

一、练习爬山。国民党兵尤其是北方士兵不会爬山,见山就害怕,成为“围剿”军的致命弱点。所以,必须练就“超巅越绝”、“缒兵钻隙”的本领,不但不为“地形道路所支配限制”,而且要“利用一切的地形道路”。

二、娴熟地掌握“六项原则”、“四大要素”,练就过硬的、基本的战术技术。

三、为对付红军“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以寡击众、以零击整”和“独来独往”的游击战术,要能“便装远探、轻装急进;秘密敏捷、夜行晓袭”。

四、使用炮兵。许多高山,人爬不上去,步枪打不到,把炮兵运用上去,就大为有利。

令陈诚翻身的,就是这个庐山军官训练团。

1933年10月,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陈诚被任命为第三路总指挥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记在蒋介石另一个金刚、北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名下的那些账,实则皆是陈诚所为:

抢占黎川,切断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在浒湾战斗使红三军团、红七军团严重受损;三在大雄关使红一军团、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四则强攻广昌、建宁、古龙冈;血战高虎脑、万年亭;最后再陷石城,迫使中央红军提前长征。

三、战场与战将(二)

对工农红军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围剿”中,打怕了蒋介石的八大金刚。

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武装反抗中,却走出来一大批威震华夏的红军战将。

第一枪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打响。

第一枪打得如此响亮。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八位元帅和六位大将与南昌起义紧紧相连。八位元帅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六位大将是: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

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部队。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这支部队里。该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共产党所能掌握和影响的,是叶挺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以及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二十军,共两万余人。

颇值得历史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中的五位、十位大将中的六位,1927年都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内。

五位元帅是:第二方面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上尉参谋徐向前;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中尉连长林彪;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准尉文书陈毅。

六位大将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许光达;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粟裕;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少尉排长徐海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谭政;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二连副班长罗瑞卿。

以上十一人,除贺龙于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谭政在秋收起义中入党、罗瑞卿1928年年底在上海转为党员外,当时都已经是中共党员。除徐海东于大革命失败后脱离第四军,返回家乡搞农民自卫军外,南昌起义前都在第二方面军编制序列之内。

一支旧式军队内,竟然集中如此众多未来新型军队的高级将领,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罕见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共产党人当时还未能直接掌握军队,但对武装斗争并非毫无准备。

8月1日起义当天,在南昌城头指挥战斗的有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三位元帅:起义代总指挥、暂编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暂编十五军军长、协助贺龙实施指挥的刘伯承;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

贺龙寻找共产党经过于长期过程。1923年,时任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问他的参谋刘达五:“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五答:“你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

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三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

在共产党人身上,贺龙看见了能够收拾这个摊子的力量。

192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后,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事变,共产党人到处被通缉、被屠杀、被囚禁。就在这样的时刻,贺龙作出了自己的选择。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谭平山找贺龙谈话:“共产党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率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7月28日,贺龙见到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就起义基本计划询问他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到了共产党。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协助贺龙实施指挥。这位老军人对共产党的寻找与认识,经历了与贺龙不同的过程。1923年秋,在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指引下,刘伯承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他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凡事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人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回答了这样一句:“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对刘伯承这番话,杨闇公在当天的日记中赞叹道:“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1926年5月,刘伯承完成了自己的选择。经杨闇公、吴玉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已是有“军神”之称的川中著名战将。

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立地领导过武装斗争。所以对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说,迫切需要一个政治上可靠、军事上可资的得力助手。此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

周恩来选中了刘伯承。

刘伯承不负众望。他首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并协助指挥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起义成功后,他又出任参谋团参谋长,直接指挥策划起义部队随后的行军作战行动。

南昌起义后成立的参谋团,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在确定参谋团领导的问题上,周恩来回忆说:“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

后来在起义部队南下、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成为起义军的指挥核心和领导中枢。刘伯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月2日拂晓,从马回岭又赶来了后来人民解放军的两位元帅:前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林彪。

聂荣臻、林彪两人没有赶上8月1日南昌城的起义。因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当时未驻南昌城,而驻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马回岭。为使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前,周恩来派聂荣臻去马回岭,任务是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人传达前委武装起义的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聂荣臻当时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南昌起义前经周恩来指定任前敌军委书记。他到马回岭之后,立即开展紧张的起义发动工作。8月1日中午,马回岭地区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3000人,在聂荣臻、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率领下,脱离张发奎的控制,向南昌开拔,参加起义。

这支队伍的行动坚决果断。当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率领卫队营乘火车追赶上来、想把队伍拉回去的时候,担任殿后任务的七十三团立即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跳车狼狈逃走,火车被俘获,张发奎的卫队营也全部被缴械。

北伐作战中初露锋芒的林彪,当时就在担任殿后的队伍之内,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

这支队伍于8月2日拂晓赶到南昌,当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高兴地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这部分力量的加入,使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得到大大加强。

陈毅加入南昌起义队伍,比聂荣臻、林彪费了更大周折。

8月1日南昌暴动当天,陈毅在武汉。他当时表面的职务是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实际是该团内中共党团的负责人。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正准备开拔。陈毅虽然不知南昌起义已经发生,却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他在汉口向好友辞行时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乘船东进的教导团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全体徒手上岸,分别站队,清理共产党人。陈毅就在这天晚上决然脱离教导团,星夜追赶南昌起义军。8月10日,终于在抚州追上起义队伍。周恩来、刘伯承见到从九江追赶上来的陈毅,派他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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