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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山伯爵-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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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您真的在那个西班牙事件里损失了很多吗？”
“是的，我损失了七十万法郎。
“咦，您怎么会走错这一步的呢——象你这样的一个老狐狸精？”
“噢，那全是我太太的错。她做梦看见卡罗斯先生已经回到了西班牙，她相信了。她说，这是一种磁性现象。当她梦见一件必将发生的事的时候，她就通知我。在这种信念上，我允许她去做投机生意。她有她的银行和她的证券经纪人，她投机，输了钱。当然，她投机的钱是她自己的，不是我的，可是，您也知道，当七十万法郎离开太太的荷包时，丈夫总是知道的。难道您没听见人说起过这事吗？哼，这事已闹得没人不知道了！”
“是的，我听人说起过，但详细情形却不了解。对于证券交易所里的事，谁都不会比我懵懂的了。”
“那么您不做投机生意吗？”
“我？我光是管理我的收入就已经够麻烦的了，哪还有心思投机呢？除了我的管家之外，我还不得不雇一个管账的和一个小伙计，至于这桩西班牙事情，我想，卡罗斯先生回来的那个故事，男爵夫人并非完全是做梦看见的吧。报纸上也谈到过这件事，不是吗？”
“那么您相信报纸吗？”
“我？一点都不相信，不过我认为那忠实的《消息报》是个例外，它所公布的都是真消息——急报局的消息。”
“对了，我就是这一点弄不明白，”腾格拉尔答道，“卡罗斯先生回来的消息的确是急报局的消息。”
“那么，”基督山说道，“这个月您差不多损失了一百七十万法郎！”
“老实说，不是差不多，我的的确确损失了那么多。”
“糟糕！”基督山同情地说，“这对于一位三等富翁来说可是一个很厉害的打击。”
“三等富翁，”腾格拉尔说，觉得有点受辱，“您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罗，”基督山又说，“我把富翁分成三等——头等，二等，三等。凡是手中有宝藏，在法国、奥地利和英国这种国家里拥有矿产、田地、不动产，而且这种宝藏和财产的总数约为一万万左右的，我把他们叫作头等富翁。凡是制造业或股份公司的大股东，负有某重任的总督，小国王公，年收入达一百五十万法郎，总资产在五千万左右的，就把他们叫作二等富翁。最后，凡是资产分散在各种企业上的小股东，靠他的意志或机遇赚钱，经受不起银行倒闭的，经受不起时局急变的，财产的增减单纯靠搞投机，受自然规律中大鱼吃小鱼定律的支配，虚实资本总共约莫在一千五百万左右的，我称他们为三等富翁。我想您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最后一种吧？”
“糟就糟在这儿！是的！”腾格拉尔回答。
“那么，象这样再过六个月，”基督山平静地说道，“一个三等富翁就要绝望了。”
“噢，”腾格拉尔说道，脸色变得非常苍白，“您讲得时间多快啊！”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七个月吧，”基督山还是用同样平静的口吻继续说道，“告诉我，您有没有想过：一百七十万的七倍几乎就是一千二百万这一点？没有？嗯，你是对的，因为假如您这样反省一下的话，您就决不会把您的本钱拿出来冒险了，因为本钱对于投机家来说，正如文明人的皮肉一样。我们都穿衣服，有些人的衣服比别人的华丽。——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但当一个人死了以后，他就只剩下了皮肉。同样的，当退出商场的时候，您最多也不过只剩下了五六百万的真本钱，因为三等富翁的实际资产决不会超过他表面上看上去的四分之一。这就象铁路上的火车头一样，由于四周有煤烟和蒸气包围着它的体积，才显得特别庞大。嗯，在您那五六百万真本钱里面，您刚刚已经损失了差不多两百万，那一定会使您的信用和虚产也相应地减少，按我的比喻来看，您的皮肉已经裂开在流血了。要是再照这样再重复三四次，就会致你于死地的。啊！您必须对它注意才行，我亲爱的腾格拉尔先生。您需要不需要钱？要不要我借些给您？”
“您这位计算家的话真令人丧气，”腾格拉尔大声说道，竭力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并以种种乐观的念头来支撑着他自己。“我同时还有成功的投机买卖可以赚钱，我可以增加营养来弥补大出血的损失。我在西班牙打了个败仗，我在的里雅斯特吃了次亏，但我的海军会在印度捕获到大商船，我的墨西哥先遣队会发现矿藏。”
“好极了！好极了！但伤口依然在那儿，一受损失便会旧病复发。”
“不会的！因为我只做十拿十稳的交易，”腾格拉尔用江湖医生吹法螺的那种廉价的雄辩回答说。“要弄倒我，必须有三个政府垮台才行。”
“喂，这种事也是有过的呀！”
“那必须是泥土里长不出庄稼来！”
“请记住七年丰收七年灾荒的那个故事吧。”
“那必须是大海突然枯干，象法老王的时代那样。但现在的大海还多得很，而且即使遇到那样的不测，还可以把船只改成车辆的。”
“那就好了！我向您道喜，我亲爱的腾格拉尔先生，”基督山说。“我看是我弄错了，你应该列为二等富翁才对。”
“我想我或许可以得到那种荣誉，”腾格拉尔说着，微笑了一下，他的微笑使基督山联想到画家们在画废墟的时候常常喜欢连带涂上去的那种病态的月亮。“既然我们谈到生意上来了，”他又说，很高兴得到一个转变话题的机会，“请告诉我，我应该怎样对待卡瓦尔康蒂先生？”
“给他钱呀，假如他给你的票据看来可靠的话。”
“可靠极了！他今天早晨亲自拿来了一张四万法郎的支票，是布沙尼神甫开给您，经您签字以后转给我的。那是一张凭票即付的支票，我当即把四万法郎的钞票数给了他。”
基督山点了一下头，表示认可。
“还有，”腾格拉尔又说道，“他为他的儿子在我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
“我可以问问他允许那个青年人用多少钱吗？”
“一个月五千法郎。”
“一年六万法郎。我预料到了卡瓦尔康蒂是一个吝啬的人。五千法郎一个月叫一个青年人怎么生活呢？”
“您知道，要是那个青年人想多要几千的话”
“千万别透支给他，那老的可是决不肯认账的。您不了解这些意大利富翁的脾气，他们是十足的守财奴。那封委托书是哪家银行开出来的？”
“哦，是福济银行开的，那是佛罗伦萨信用最好的一家。”
“我并非在说您会吃倒账，但我得提醒您，您得严守委托收上的条款。”
“那么您不信任卡瓦尔康蒂吗？”
“我？噢，只要他签一个字，我给他垫付六百万都不成问题。我只是指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二等富翁而言。”
“尽管很有钱，他却是那么的平淡朴实！我始终认为他只不过是个少校而已。”
“您实在是恭维他了，因为的确如您所说的，他没什么风度。我初次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象是年老潦倒的中尉。但意大利人都是这样的，当他们不是象东方的圣人那样大放光芒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就象犹太老头子。”
“那个青年人比较好一点。”腾格拉尔说道。
“是的，或许有点神经质，但大体上来讲，他似乎很完美。我有点为他担心。”
“为什么？”
“因为据说，您在我家里和他见面的那一天，他还是初次踏入社交界。他以前出门旅行，总是跟着一位非常严厉的家庭教师，而且从没到过巴黎。”
“这些意大利贵族都是在本阶级里互相通婚的，是吗？”腾格拉尔随随便便地问道，“他们喜欢门当户对地联姻。”
“当然罗，一般说来这样的，但卡瓦尔康蒂是个别具卓见的人，他凡事都与别人不同。我以为他是带儿子到法国来选媳妇的。”
“您这样想吗？”
“我确信如此。”
“您听人提到过他的财产吗？”
“老是听人谈到那方面的事，只是有些人说他有几百万，而有些人则说，他连一个大子儿都不趁。”
“您怎么看呢？”
“我不应该来影响您，因为那只是我个人的感想。”
“那么，您的意见是”
“我的意见是，这些边关大将，这些节度使。要知道卡瓦尔康蒂曾统领过大军，坐镇过几个省。他们的百万家财都藏在秘密角落里，只把这种秘密传给他的长子，长子再同样的一代代传下去，证据就是他们都干黄枯瘪，象共和国的金币一样，真是愈看愈象。”
“当然罗，”腾格拉尔说，“另外一个证据就是他们连一寸土地的产权都没有。”
“或少可以说极少，除了他在卢卡的那座大厦以外，我就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别的地产。”
“啊！他有一座大夏吗？”腾格拉尔笑嘻嘻地说，“哦，那倒也很值几个钱的。”
“是的，更妙的是，他把它租给了财政部长，而他自己则住在一所很简单的房子里。哦！我以前已经对您说过了，我觉得那个好人是非常吝啬的！”
“好了，别替他吹嘘了。”
“我简直可以说并不认识他。我记得，我一生之中曾见过他三次。关于他的一切，都是布沙尼神甫和他自己告诉我的。神甫今天早晨跟我谈到了卡瓦尔康蒂代他儿子所定的计划，还说卡瓦尔康蒂不想让他的财产再湮没在意大利了，那是个死地方，他很想找到办法到法国或英国来把他那几百万翻几个翻。请记得，虽然我极其信任布沙尼神甫，但对于这个消息的真假我是不能负责的。”
“没关系，谢谢您给我介绍顾客。他给我的顾客名单增光不少。当我把卡瓦尔康蒂的身份解释给我的出纳听的时候，他也很引以为荣。慢来——顺便问您一个问题——当他那种人给他的儿子娶亲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要分一点财产给他们呢？”
“噢，那得看情形而定。我认识一位意大利亲王，富有得象一座金矿似的，是托斯卡纳最高贵的贵族之一。假如他儿子的婚姻符合他的心愿，他就给他们几百万，假如他们的婚姻是他所不赞成的，他每月只给他们三十个艾居。要是安德烈的婚姻能符合他父亲的心愿，他或许会给他一百万、两百万，或是三百万。譬如说，那是一位银行家的女儿，他就可以在他亲家翁的银行里投资得点好处。又假如，那个未来的媳妇不中他的意——那就再见吧。卡瓦尔康蒂老头就会拿起钥匙，们他的小银库牢牢地锁上，于是安德烈先生就不得不象巴黎的那些纨绔子弟一样，靠玩纸牌和掷骰子来过活了。”
“啊！那个小伙子会找到一个巴伐利亚或秘鲁的公主的，他要的是极其有钱的名门贵族。”
“不，阿尔卑斯山那边的这些大贵族们是常常和平民通婚的，象朱庇特那样，他们喜欢跨族联姻。但是，我亲爱的腾格拉尔先生，您问了这么多的问题，难道您想跟安德烈联姻吗？”
“说老实话！”腾格拉尔说，“这桩投机生意看来倒不坏，而您也知道我是个投机家。”
“我想您该不是指腾格拉尔小姐吧。您不会希望看到那可怜的安德烈被阿尔贝割断喉咙吧？”
“阿尔贝！”腾格拉尔耸耸肩说道，“啊，是的，我想，他对于这件事是不怎么在乎的。”
“可他不是已经跟令爱订婚了吗？”
“当然，马尔塞夫先生和我曾谈过这件婚事，但马尔塞夫夫人和阿尔贝——”
“您该不会说那不是门当户对的一对儿吧？”
“的确，我想腾格拉尔小姐并不比马尔塞夫先生逊色。”
“腾格拉尔小姐的财产将来不会少，那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假如急报局不再出什么岔子的话。”
“噢！我并非仅指她的财产，但请告诉我——”
“什么？”
“您请客为什么不邀请马尔塞夫一家呢？”
“我请了的，但他推托说马尔塞夫夫人必须到迪埃普去呼吸海滨的新鲜空气，因此不能来。”
“是的，是的，”腾格拉尔说着大笑起来，“那对她是大有好处的。”
“为什么？”
“因为那是她青年时代所呼吸的空气。”基督山假装没有注意到这句震颤他的心弦的话，让它滑了过去。
“但是，假如说阿尔贝不如腾格拉尔小姐有钱，”伯爵说，“您总得承认他们的门第很不错的吧？”
“他的门第是不错，但我的也并不差。”
“当然罗，您的姓很普遍，而且您也有爵位，但您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一家有五世纪历史的贵族总比一家只有二十年历史的贵族说起来名声响得多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腾格拉尔带着一个他自以为是的讽刺的微笑说道，“我情愿要安德烈·卡瓦尔康蒂先生而不要阿尔贝·马尔塞夫先生。”
“可是，我倒并非认为马尔塞夫不如卡瓦尔康蒂。”
“马尔塞夫！慢来，我亲爱的伯爵，”腾格拉尔说，“您也是个聪明人，是不是？”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您懂得家谱学？”
“略微懂一点。”
“噢，瞧瞧我的纹章，它比马尔塞夫更有价值。”
“怎么会呢？”
“因为，虽然我不是一位世袭的男爵，但至少我千真万确是姓腾格拉尔。”
“嗯，那又怎么样？”
“而他的姓却不是马尔塞夫。”
“怎么——不是马尔塞夫？”
“一点边儿都没沾。”
“噢，请说明白一点儿！”
“我这个男爵是人家封的，所以我货真价实的是个男爵。而他是自己对自己叫的伯爵，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伯爵。”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听我说，我亲爱的伯爵，马尔塞夫是我的朋友，说得更确切些，是我过去三十年来的老相识。你知道，我在竭力争取我的名誉和地位，可是我从来没忘记过我的出身。”
“这是一种非常谦逊或者说非常骄矜的风度。”基督山说。
“嗯，我当公司职员的时候，马尔塞夫还只是个渔夫。”
“他那时叫——”
“弗尔南多。”
“只是弗尔南多？”
“弗尔南多·蒙台哥。”
“您确信没弄错？”
“我觉得应该不会错！因为我从他手里买过很多的鱼，所以知道他的姓名。”
“那么您为什么想到要把令爱给他儿子呢？”
“因为弗尔南多和腾格拉尔两个人都是暴发户，都后来成了贵族，都发了财，所以大家都差不多，只是在某些事情上，有人提到他，却从来没谈到过我。”
“什么事？”
“哦，没什么！”
“啊，是的！您的这番话使我想起了一件关于弗尔南多·蒙台哥这个人的事来了。我是在希腊听说的。”
“那事是不是和阿里总督有关？”
“一点不错。”
“这是一个迷，”腾格拉尔说，“我承认我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查明它的真相。”
“假如您真想这么做，那是很容易的。”
“怎么会呢？”
“您在希腊大概有来往的银行吧？”
“当然有。”
“亚尼纳呢？”
“到处都有。”
“那就好办了，写一封信给您在亚尼纳的来往银行，问问他们在阿里·铁贝林蒙难的时候，一个名叫弗尔南多·蒙台哥的法国人曾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
“您说得不错，”腾格拉尔一下子站起来说道，“我今天就写。”
“写吧。”
“我一定写。”
“假如您听到有什么的确极其不名誉的事情——”
“我会来告诉您的。”
“谢谢。”
腾格拉尔急步走出了房间，一下跳进了他的马车。
（第六十六章完）
第六十七章 检察官的办公室
我们暂且撇开驱马疾驰回家的那位银行家不谈，来跟踪一下腾格拉尔夫人的晨游。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腾格拉尔夫人在十二点半的时候吩咐套车备马，要出门。她驱车顺着圣·日尔曼路折入了玛柴林街，在奈夫巷口下了车，穿过了那条小巷。她的穿着非常朴素，很象是一个喜欢早晨出门的普通女子。她在琪尼茄路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吩咐驱车到哈莱路去。一坐进车厢里，她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极厚的黑色面纱，绑在她的草帽上。然后她戴上帽子，掏出一面小镜子照了照，发觉所能看到的只有她那雪白的皮肤和那一对明亮的眼睛，心里觉得很高兴。那辆出租马车穿过了奈夫大道，从道芬广场转入了哈莱路。车门一打开，车费便已到了车夫手里，腾格拉尔夫人轻捷地踏上楼梯，不久便到了高等法院的大厅里。
那天早晨有一件大案子要开庭审理，法院里有许多忙忙碌碌的人。人们极少去注意女人，所以腾格拉尔夫人穿过大厅的时候，并没人惹起多大的注意。维尔福先生的候见室里挤着一大堆人，但腾格拉尔夫人却连姓名也不必通报。她一出现，接待员便立刻起身向她迎上来，问她是不是检察官约见的那个人，她作了一个肯定的表示，于是他就领她从一条秘密甬道走进了维尔福先生的办公室。那位法官正坐在一张圈椅里，背对着门，正在那儿写什么东西。听到门打开的声音，接着又听到声“请进，夫人，”然后又听到门关上的声音，他都没有动；但一到那个人的脚步声消失以后，他就立刻跳起身来，闩上门，拉上窗帘，检查一下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当他确定决不会有人看到或听到时，才放下心来，他说道：“谢谢，夫人——谢谢您准时到来。”他递了一张椅子给腾格拉尔夫人，她接受了，因为她的心此时跳得非常厉害，几乎快要窒息了。
“夫人，”检察官把椅子转过来半圈，使自己和腾格拉尔夫人面对面，“夫人，我有很久没有享受到和您单独叙谈的愉快了，而我们这次相见，却是要作一番痛苦的谈话，我很感抱歉。”
“可是，阁下，您看，你一约我，我就来了，尽管对于这次谈话，我肯定比您要痛苦得多。”
维尔福苦笑了一下。“那么，古人说得没错了，”他说道，他这时倒象是在朗诵他心里的念头，而不象在对他的同伴讲话，“那么，古人说得没错了，我们的种种举动都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有伤心，有欢乐！那么，古人说得没错：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脚步都象在一片沙上爬行的昆虫一样——都留下了痕迹！唉！有很多人，在那条路上留下的痕迹是眼泪滴成的呵。”
“阁下，”腾格拉尔夫人说道，“您可以想象得出我现在的心情，是吗？那么，别让我受这种折磨了吧，我求求您了！当我望着这个房间的时候，我想到，曾有多少罪人含羞带愧，浑身战栗地离开这儿，而当我望着我现在所坐的这张椅子的时候，我又想到有多少人曾含羞带愧，浑身战栗地站在它的前面——噢！我必须用我的全部理智，才能使自己相信我并不是一个罪恶的女人，而您也不是一个气势汹汹的法官。”
维尔福低头叹了一口气。“而我，”他说，“我觉得我不是坐在法官的审判席上，而是坐在犯人的凳子上。”
“您？”腾格拉尔夫人惊愕地说道。
“是的，我。”
“我想，阁下，你未免律己太严，把情形夸大了吧，”腾格拉尔夫人那双美丽的眼睛一时间闪烁了一下。”您刚才所说的那种道路，凡是热情的青年，都是曾经历过的。当我们沉溺在热情里的时候，除了快乐，总会觉得有些懊丧，福音书上曾为此举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例子，以改邪归正末安慰我们——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所以，我可以说，每当回忆起我们年轻时代的那些荒唐行为时，有时候，我想上帝已经宽恕了那些事了，因为我们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即使不能使我们免罪，但或许也可以赎罪的。但您——你们男人，社会人士是从来不会责怪你们的，愈多受非议愈能抬高你们的身份——您为什么要为那种事愁苦呢？”
“夫人，”维尔福答道，“您知道我不是伪君子，或至少我从不毫无理由地自己骗自己。假如说我的额头上杀气太重的话，那是因为那上面凝聚着许多不幸；假如说我的心已经僵化，那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经得住所遭受的打击。我在年轻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在我订婚的那天晚上，当我们大家围坐在马赛高碌路侯爵府的桌子旁边时，我并不是这样的。但从那时起，我周围和内心的一切都改变了，我已习惯于抵抗困难，已习惯于在斗争中打垮那些有意或无意、自动或被动来挡住我的路的人。照一般的情形来说，凡是我们所最热切希望得到的东西，也就是旁人最热切希望阻止我们获得或阻止我们抢夺的东西。因此，人类的过失，在未犯之前，总觉得自己有很正当的理由，是必需这么做的，于是，在一时的兴奋、迷乱或恐惧之下，过错铸成了。而在出了错以后，我们才看到它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我们本来可以用某种很正当的手段的，但那种手段我们事先却一点都看不到，只有事后却似乎觉得很简单容易，于是我们就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呢？’女人却恰恰相反，女人很少吃后悔药——因为事情并不是由你们决定的，你们的不幸通常都是别人加到你们身上来的，而你们的过失也几乎总是别人造成的。”
“可是无论如何，阁下，您大概可以承认，”腾格拉尔夫人答道，“即使那件事全是我一个人的错，昨天晚上我也已经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惩罚。”
“可怜的女人！”维尔福紧握着她的手说道，“这的确不是您所能受得了的，因为您已经受到两次严重的打击了。可是——”
“怎么？”
“嗯，我必须告诉您。鼓起您的全部勇气，因为您还没有走完那条路。”
“天哪！腾格拉尔夫人惊惶地大声叫道，“还有什么呢？”
“您只是回顾过去，过去的确是坏极了。嗯，可是您不得不为将来画一幅更可怕的画面，或许会更惨！”
男爵夫人知道维尔福一向克己镇定，但目前这种激动的情绪使她感到非常惊怕，她张开嘴想大声呼喊，但那个喊声刚一升到她的喉咙里便又哽住了。
“这件可怕的往事是怎么被唤醒的？”维尔福大声说道，“它本来已被埋葬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现在它怎么又象一个幽灵似的从坟墓里逃了出来，重新来拜访我们，吓白了我们的面颊，羞红了我们的额头？”
“唉！”爱米娜说，“毫无疑问只是碰巧而已！”
“碰巧！”维尔福答道，“不，不，夫人，世界上根本没有碰巧这种东西！”
“噢，有的。这一切难道不都是碰巧发生的吗？难道基督山伯爵不是碰巧买了那座房子？难道他不是碰巧去挖那个花园？难道不是碰巧在那棵树底下挖出了那个不幸的孩子的尸体？——我那可怜的无辜的孩子，我甚至连吻都没吻过他。为了他，我流过多少眼泪啊！啊，当伯爵提到他在花丛底下挖到我那宝贝的残骸的时候，我的心都跟着他去了。”
“哦，不，夫人！我要告诉您的正是这个可怕的消息，”维尔福用一种深沉的语调说道。“不，花丛底下根本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儿根本没有什么孩子的尸体。不，您不必再为此哭泣了，您也不必唉声叹气了，您该发抖才是！”
“您这是什么意思？”腾格拉尔夫人问道，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我的意思是：基督山先生在树丛底下挖掘的时候，并没有找到什么骸骨或箱子，因为那儿根本没有这两样东西！”
“根本没有这两样东西！”腾格拉尔夫人惊恐地睁大了眼睛，死盯着维尔福。“根本没有这两样东西！”她又说了一遍，象是要用自己的声音抓住这句话，深怕它逃走似的。
“没有！”维尔福把脸埋在双手里，说道，“没有！根本什么都没有！”
“那么您没把那可怜的孩子埋在那个地方了，阁下？您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喂，请说呀！”
“我把它埋在了那个地方！您听我说，您听完以后就会可怜我的，因为二十年来，我始终一个人忍受着这份煎熬，丝毫没有让您来分担，但现在我不得不讲出来了。”
“我的上帝，您真的吓坏我啦！快点讲吧，我想听。”
“您还记得那个悲惨的晚上吧，您在那个挂红缎窗帘的房间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时候，我，则怀着和您同样激动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您的分娩。孩子生下来了，交给了我，他不会动，不会哭，也不会呼吸，我们以为他死了。”腾格拉尔夫人做了一个吃惊的动作，象是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似的。维尔福急忙止住了她，紧握着她的双手，象是在请求她注意倾听似的。“我们以为他死了，”他重复说道。“我就拿了一只箱子暂且代替棺材，把他放到了里面，我下楼到了花园里，挖了一个洞，匆匆地埋了那只箱子。我刚把土盖上，那个科西嘉人的胳膊便向我伸了过来，我看到一个影子猛地跳出来，同时看到亮光一闪。我便只觉得一阵疼痛，我想喊叫，但一股冰一般的寒颤穿过我的血管，窒息了我的声音，我昏死了过去，我以为自己已经被杀死了。当我恢复知觉以后，我一丝半气地拖着自己爬到了楼梯脚下，您尽管自己已累得精疲力尽，但仍在那儿接我。我永远忘不了您那种崇高的勇气。我们不得不对那次可怕的灾祸保持缄默。您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在您的护士的照料下回到了您的家里。我的受伤算是一场决斗的结果。尽管我们本来也知道这个秘密很难保守，但我们还是保守住了。我被带回到凡尔赛，和死神挣扎了三个月。最后，我似乎到了生命的边缘，我被送到南部去了。四个人把我从巴黎抬到了夏龙，每天只走十八里路。维尔福夫人坐着马车跟在担架后面。到了夏龙以后，我就乘船从索恩河转入罗纳河，顺流漂到阿尔，到了阿尔，我又被放到担架上，继续向马赛前进。我养了六个月的伤才痊愈。我始终没有听人说起过您，我也不敢向人打听您的消息。当我回到巴黎的时候，我才打听到，您，奈刚尼先生的未亡人，已经嫁给腾格拉尔先生了。
“自从我恢复知觉以后，我心里所想的？始终只有一样东西——即是那孩子的尸体。他每天晚上在我的梦中出现，从地底下爬起来，气势汹汹地盘旋在坟墓的上空。我一回到巴黎，就立刻去打听。自从我们离开以后，那座房子还没有住过人，但它刚租了出去，租期是九年。我找到那个租户。我假装说我不愿意我岳父母的房子落到外人手里。我请他们转让出来。他们提出要六千法郎。就是要一万两我也得给，我是带着钱去的。我叫那租户在退租契约上签了字，获得了那张我非常需要的东西以后，我就马上疾驰到了欧特伊。自从我离开以后，还没有一个人踏进过那座房子。那时是下午五点钟，我上楼走进那个挂红色窗帘的房间，等待着天黑。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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