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风-第2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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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来进行核查，一旦接收到类似的投诉案件将会对当地的地方官吏进行严加惩处。

至于那一百多个分赴各路的提举官员则从汴都留任散官中选取，汴都开封的官员密度可能是这个世界最高的，大宋接近五分之二的官员汇集在开封，再加上宋朝特有的叠床架屋的官制体系，可以想象朝廷所养的不管事的散官有多少。现在官制改革的苗头已经是捂不住了，各路神仙都在大显身手准备落个实缺，而以往身居高位的官员争取保证自己的利益不会断送在两党妥协之中，下面无职官员就是希望能够借这次担当提举的机会来获得上位者的赏识获得实缺。

这种心态王静辉非常了解，驸马门下也曾拜下不少求官者，但王静辉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来限制求见人员，这求官系列的求见者自然是无法进入驸马府的大门的。在汴都官场中，驸马府的门槛是最高的，比当朝宰相家门槛要高的多，见驸马一面的难度可以比得上面圣了。不过话又说回来，驸马却常常出入华英书院和平民医馆，亲自讲学或是救治病人，这种怪异的行为为世人所不解，有远识之人诸如王安石和司马光对此都是格外的赞赏。

王静辉所临时构建的检查系统工作还是非常有效的，一百多个提举官员轮流交叉前往各地监督减税政策的实施状况，纵然有这么一两个被当地官员用糖衣炮弹打倒，后面还有不同的官员进行复查，这行贿成本实在是太过高昂，而且一旦漏馅等待的他们便是大宋统计局的调查，那后果就极为严重了。大宋的检查系统一般在中央有御史台，在外则是通判，而在大宋官员眼中，这两种监察机构远比不上统计局的威名，第一次发威便将几十个官员发配远方，后续也有数十人被统计局调查过，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遭难的人数可就难以计数了，一时间统计局的声名确实震慑了相当大一部分贪官污吏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第三百八十五章　官制改革

宋代监察机关，沿袭唐制，中央设御史台，下设三院，一是台院，侍御史；二是殿院，殿中侍御史；三是察院，监察御史。御史台设有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名义上是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但宋初不除正员，只作为加官，授予其他官员；检校官带宪衔的，有检校御史大夫。因而御史中丞便成为御史台的真正长官，称为台长；副长官是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官的职掌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上至宰相，下至一般小官，都在御史监察弹劾之列。官阶低而任殿中侍御史，或监察御史者，称“监察御史里行”。此外，还设推官二员，专管审理刑事案件。三院御史上疏言事，评论朝政或弹劾官员，按规定必须先向中丞报告。仁宗时，刘筠任中丞后，御史言事就不必请示本台长官了。宋代的御史官人数没有定制，可多可少，随皇帝意旨而定，除御史中丞较固定外，其他御史可随时增减。

宋朝的官制可能是历朝历代以来最为复杂难以弄懂的，王静辉为了以后能够掌握社会变革的动向，所以在这方面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不过通过对宋朝官制系统的研究，他倒是发现宋朝官制系统虽然有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唐代、五代，但宋太祖的“叠床架屋”政策使得唐朝和五代沿袭下来的官职系统已经完全变化了，考虑到后世的一些官制模式，这么算下来宋朝的官职系统应该是承上启下对后世影响极为深刻。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倒是让王静辉感到非常意外，毕竟后世正统历史一直都把宋朝归为“窝囊宋”，尤其是它的官职系统倍受诟病，可是元明清三朝几乎都受到了宋朝的影响，尤其实在官职系统上更是如此。比如地方官的监察，在宋代由通判负责。同时，皇帝还经常派遣转运使、按察使、观察使到各地去监察，这些都属于外任御史。转运使本来是管理财政的，但也兼任监察官吏。后来在安抚使之上设宣抚、制置二使，不领州而位在诸路帅臣之上，成为一路之长官。开元代行省承宣布政司，开明代按察司制度之先声。

宋代的谏官称为司谏、正言。谏官的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实际上空有其名，未能履行其职，最终便混同御史，专司监察官吏。按规定，谏官每月要向皇帝报告一次，称为“月课”，他们可以把平时随便听到的一点情况就向皇帝报告，不必是否有据，当时称为“风闻弹人”，若奏弹不实，谏官不必受到惩罚。如果御史台的谏官上任后百日之内无所纠弹，则罢作外官或罚“辱台钱”。这种规定更助长了御史滥用弹劾权。在几年前王静辉就见过御史唐垌曾面弹王安石，胡说一通，但皇帝赵顼也不加责怪。所以，宋代的宰相大受牵制，无可奈何。按规定，台谏官不能由与宰相有关系的人来担当，更不能由宰相提名推荐，因此，台谏官与宰相的关系极为紧张，当时人说宰相与御史台是敌对的营垒，互相仇视。

王静辉知道御史官在宋代以前与台谏官分开，不过在这个时代根据他的观察实际上是合二为一，主要用以监察官员，看其是否忠于皇帝，而不察其是否忠于职守。虽然历代均如此，但宋代尤为突出。在这个时代随着专制皇权的加强，谏官对皇帝的过失更不敢有所规劝，因而谏官与御史官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以弹劾官员为责，这种变化导致了后来台谏的合流。

王静辉在弄懂了宋朝的监察系统之后，不禁为宋太祖拍案叫绝——很难想象一个武官出身发动政变登上皇位的赵匡胤居然有如此远见，当然这不排除当时赵匡胤身边诸如赵普等能人的相助，但能够接受谋士→文¤人·¤·书·¤·屋←的建议这本身对于一个皇帝尤其是一个武将出身只信任武力的皇帝来说更是难能可贵。

宋代中枢机构的行政、军事、财政、监察这四种大权分得十分清楚，而总之于皇帝。宋朝统治者的这些集权措施，日趋严密，甚至达到“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的程度。王静辉甚至还看到过这么一条记载：宋太祖曾令后苑造一薰笼，数天未成，太祖怒责左右，臣僚答以此事必须经过尚书省、本部、本寺、本局等许多关口，等到逐级办齐手续后覆奏，得到皇帝的批语“依”字，然后方可制造，宋太祖听后大怒，问宰相赵普说：“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即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赵普回答说：“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遣，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听后转怒为喜说：“此条贯极妙！”

如此严密的官职体系真是让王静辉无从下手，他此时到真有些佩服“变法皇帝”赵顼了，历史上所发生的元丰改制是在王安石去相之后，这完全是由赵顼一人着力推动，将名不副实的旧官职能够取消的全部取消。虽然元丰改制在王静辉看来效果比现在强不了多少，而且改制的依据是源自《唐六典》，但也算是一种尝试突破了，可惜结局并不算是完满，而且改革官制时，有人建议，把军事机构枢密院也并归兵部，赵顼驳斥说：“祖宗不愿兵权归执政官，所以专设官统领，以互相节制，怎么可以废除！”改制后，枢密院仍保持独立的军事系统，并不断加强了军队。

与当前官制改革的主流思想不同，王静辉并不在意那些沉冗复杂的官职体系，其实以他后世的眼光，在后世的时候官职体系远比现在庞大复杂的多，而且顶着官职不管事白拿高薪的人更是海了去，有过这种经历后他反倒不想王安石和司马光一样对冗官畏之如虎狼，相反他倒是认为若是强行打破现有局面实现精简行政机构的话，反而会惹得天怨人怒反过来在旧有势力的反扑下弄得变法挫折重重。

官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固然是使得政令通行更加顺畅，执行更加有效率，最重要的还是精简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但是王静辉更觉得官制改革更加有侧重点——反腐败才是现在真正要做的，至于王安石他们的想法则有些太过急于求成了。

正因为对官制改革的期望不同，大宋统治高层对官制改革的建议也分成了两个派别，不同的是这一次司马光和王安石走到了一起，他们的主张是精简机构；而王静辉则是提出了反腐败才是最重要的任务，要通过官制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将原有的官制体系中的监察部分得到扩充，使其工作更有效率，以便遏制现在越来越猖狂的官员腐败问题。

福宁殿会议连续开了好几天，这完全是在照顾王静辉，因为他的身份是不可能公开站在垂拱殿上独立门户的。这几天来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也把王静辉折腾的够呛，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王安石和司马光居然会取得这么一致的意见。不过由于他的出现使得宋朝的历史早就变得面目全非了，王安石和司马光本身就是好友，只是因为政见不同才走上陌路，王静辉一直就在努力协调两人之间的关系，以便减少党争对国家的内耗损失，并且同样也是因为他在隐隐压制王安石，迫使其将变法速度放慢，尤其是在变法派经过王安石的整顿之后，倒是多少有些大显身手的样子了，这也使司马光对变法派的改变多少有了些好感。

现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固然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但他们之间也并非没有分歧，只不过是大的目标相近而已。司马光不是很看好王静辉想要通过官制改革来解决腐败问题，但他却对王静辉的放缓清理虚职官员的建议非常赞同，这也使得王静辉不至于在福宁殿会议的第一天便败下阵来。

开始的时候福宁殿会议几乎是一边倒，因为王静辉先把他的官制改革拿出来讨论，这才使得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大方向取得共识对他进行压制，而诸如曾公亮等人也是出于自己小派系利益的考虑，暂时不发表建议。真正的转折便是王安石把他的方案拿出来的时候，曾公亮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王安石的方案多少和历史上赵顼所推动的元丰改制有些相似，精简官僚体系固然是最重要的目的，但他下手比较黑，从而触动了曾公亮等人内心的底线。王静辉与王安石两个方案相比较过后，反腐败固然是有些触痛了他们，但王安石的一刀切更是让曾公亮和司马光如临大敌，所以几天下来这官制改革的讨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果。

尽管司马光有预感朝廷在解了燃眉之急的财政问题后，变革一定会向更加深层次的官制推进，只是没有想到官制改革会来的这么快，在这个问题上他准备的不够充分，不过他依然主张以“缓进”的姿态来进行官制改革。这样立场鲜明的态度使他在福宁殿会议开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开始与王安石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尽管两人也曾碰过面进行商议，可惜没有王静辉在其中和浆糊，他们两人注定是谈不拢的，到此时两人居然倒是有些想念王静辉从中调停的日子了，可惜这个时候王静辉已经开始旗帜鲜明的亮出了自己的方案，注定不会参与到他们两人之间弥合分歧当中来。

尽管福宁殿会议只是一个小圈子，但它牵扯到的却是大宋未来的前途问题，这当中也自然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像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对自己的乌纱帽看得这么轻，其实为了成就自己的业绩，在官职任命上就是连司马光和王安石自己也不能够做到足够的洒脱——一旦失去现有的官职，他们谁也别想领导这个庞大帝国的走向，不过现在他们好比食物链最顶端的存在一般，官制改革是由他们所推动的，不会把自己也给陷进去而已。但是在底下的官员可就未必这么想了，他们可没有这么无私高尚，尤其是顶着虚职的官员，这次官制改革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命运，不用多想，就是用脚趾头也可以想到王安石的改革策略是什么样的。

福宁殿会议的犹疑不决渐渐的开始扩散，汴都开封的各处秦楼楚馆聚集的官员也开始慢慢增多，话题多是与官制改革相关。说起来也倒是奇怪，汴都的各种官办或是私营的妓院是大宋最受官员所欢迎的，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比较轻松的进行种种政治交易，灯红酒绿之下更能够让双方靠拢。有了这么一个传统，汴都的妓院可谓是大宋的政治风向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第一个先热闹起来的便是这些妓院了。

对于外面的传闻，王安石、司马光与皇帝赵顼等人不是不知道，只是这官制改革所牵扯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若是有一点纰漏，毫无疑问最受打击的便是朝廷的权威，是以尽管他们着急也是无用，到最后干脆听之任之，把精力集中到如何说服对手尽快通过官制改革方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吧，让我们先把意见统一的部分先列出来，其余有争议的部分再进行细致的协商解决！”王静辉笑着对王安石说道。

因为福宁殿会议之长是王静辉所未经历过的，现在他已经从郊外的静园中又搬回到城内的驸马府居住了。最终还是王安石耐不住性子，想王静辉发出了请帖到九味居来吃饭，不过可惜的是面临王安石，这顿饭钱肯定是由王静辉自己掏了。在自己的九味居中自然是比福宁殿要舒服的多，况且两人刻意都没有穿官服，都是一身便装来到九味居——相对王静辉越来越成熟洒脱，王安石还是保持了他的老样子，衣着上一看就没有经过修饰过，亏得是深色便服，否则都很难遮掩住衣角上的点点污渍。

在比较随意的环境下，王安石和王静辉进行了非常坦诚的谈话，尽管王安石号称“拗相公”，但在面对眼前这个年轻人，他固执的脾气倒是难得的表现出一幅长者的温和，两人之间固然还有一些争辩，不过已经比福宁殿好的实在是太多，至少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了。

“首先是三司，介甫先生和君实先生都以为三司不必继续存在，在这点上学生也是深以为然的，毕竟三司的存在使得六部形同虚设，大部分权力归三司所掌管，这范围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三司有了六部的权力，那今后官制改革中的六部又该何去何从？显然三司是必须撤销的！”王静辉说道。

王安石听后点点头说道：“撤销三司，全国财计始归户部。户部主管全国户籍、土地、钱谷的政令以及贡赋、征役等事。设户部尚书一员，左、右曹侍郎各一员。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度支、金部、仓部各二员。左曹分管户籍、税赋、土贡、征榷等事，右曹分管常平、免役、保甲、义仓等事。度支掌管全国财政预算，量入而出；金部掌管全国的货币收支，藏于府库；仓部掌管仓库贮积和收支等事。”

王安石对朝廷政治制度了如指掌，在这点上可要比他的老对手司马光强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也是因为他从几十年前的庆历新政中吸取到了足够的教训——没有权力还谈什么改革？！所以等王安石一登上相位宝座后，便不动声色的架空了当时的宰持陈升之，使年迈昏庸的陈升之变成了他的人形印章，再者说来王安石也是当世治《老子》的名家，对于“权”的理解已经超越旁人实在是太多了。

“唐末税法混乱，田赋、丁税的收入无法维持王朝的庞大费用，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铁和度支。五代后唐明宗始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司’，本朝初期沿之。三司的职权是总管全国各地之贡赋和国家的财政。三司使其权位之重，与执政无殊，号称‘计相’。”王静辉笑着说道：“国朝初立财政多是出自三司，后由历代改进情况好转，但毫无疑问三司的职能已经取代了户部，致使户部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甚至连尚书省的绝大部分职能也被其所代，可见这官制改革当中，三司第一个是被撤销的部门，这样才能够重建三省六部！”

第三百八十六章　疑惑

大宋立国初期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三司之副长官为三司副使。宋太宗时，罢三司使，另设盐铁、度支、户都三使。真宗时，又罢三使，重设三司使一员，另设盐铁副使、度支副使和户部副使。盐铁之下设七案，即兵案、胄案、商税案、都盐案、茶案、铁案、设案等，掌管全国矿冶、茶、盐、商税、河渠和军器等。度支之下设八案：赏给案、钱帛案、粮料案、常平案、发运案、骑案、斛斗案、百官案，掌管全国财赋之数。户部之下设五案：户税案、上供案、修造案、曲案、衣粮案，掌管全国户口、两税、酒税等事。三司的附属机构，有磨勘司、都主辖收支司、拘收司、都理欠司、都凭由司、开折司、发放司、勾凿司、催驱司、受事司等，由此可见三司职权之广泛，与事务之殷繁。

王静辉着力开发大宋火器，不过正是因为三司的存在才使得手续和协调人员上有很大的不便——三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户部，它的权力比户部大了太多，仅仅从它的隶属部门上看便可以得知三司还占有相当一部分兵部的事务，尤其是军械供给更是牢牢的掐住了兵部的脖子。

王静辉对于三司的感觉不是非常好，主要还是因为三司管得事情太过宽泛，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不说，最要命的便是它已经无法跟上大宋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大宋现在的赋税格局已经同历史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国的商业税收已经远远的将农业税抛在后面，占到了全国税收的三分之二还要多。现在这种商业税和农业税的比例还不是很固定，随着大宋海外贸易的发展，甚至在消灭西夏后连接东西方陆上贸易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可以预见的便是商业税的比重还会加大，两者之间的差距到底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这谁也说不好。

现在大宋经济面上最重要的问题便是政府机构跟不上贸易的蓬勃发展的需要，以王静辉看来最好成立一个类似后世的“商务部”，不过放在现在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三司执掌大权在手限制贸易发展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撤销三司归还财政大权于户部，然后在户部下面开设一个特别的机构来管理商业，这个改动还不算大，他有把握能够获得通过。

况且撤销三司乃是大势所趋，朝廷统治高层对此都有相应的心理准备，王安石和司马光还有皇帝赵顼对三司都不是很满意，究其根源还是在于三司的低效率。王静辉乐得省事坐看三司被瓦解，至于谁来担任新的户部尚书这就不由他来操心了。直觉上他认为目前的三司使曾布很有可能成为新的户部尚书，这样曾布这员具有深厚背景的变法派官员上台担任户部尚书，虽然他的品级可能没有以往“计相”这么显赫，甚至很可能会往下掉上半级，但这样一来无论变法派还是保守派都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变法派来执掌财权，而保守派也乐得曾布降上半级。

从内心中来说，王静辉也认为曾布是目前担任户部尚书的最好人选，若是换做有着“传法沙门”之称的韩绛来做户部尚书，那他肯定现在就立刻着手搜集不利于韩绛的证据，使之下台，为此得罪河北韩家也是在所不惜了——韩绛这家伙实在是有些贪婪，他自己也想做户部尚书，可惜现在身居翰林学士的他没有这份资历，况且还有更加吸引他的职位值得他去奋斗——次相。曾布虽然也贪，不过曾布还是非常有分寸的，知道那些不能动，那些可以动，这样的人固然是国家的蛀虫，但至少不会坏事，人品上比韩绛确实强了不少。

想到这些，王静辉心中暗暗叹息：“在目前大宋官场整体风气如此状况之下，也只能够任命一些相对合格的官员来担任重要职位，尽管不是很理想，但能够不坏事也就算是不错的了！”

大宋现在不是没有清明廉洁的官员，至少刚刚担任盐铁副使的薛向之便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但是像这样的人数量还是比较少。不过大宋官员贪污腐败现象已经比几年前有了很大的转变，这都是亏统计局的威慑使得底下的官员不敢把黑手伸向常平仓和广惠仓，想想这也算是一大进步了。

在官员贪污腐败问题上，王静辉感到王安石和自己的观点是差不多的——治理贪污腐败不能光靠官员的洁身自律，更多的要进行立法和监察上的力度，不过这也只是王安石隐隐的感觉而已，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说到底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都是读儒家圣贤书成长起来的，尽管后来王安石有着非常明显的法家倾向，不过这并不能够扭转他最初的信仰，之多是有些怀疑罢了。

王安石在听过王静辉对撤销三司重建三省六部的建议后点点头笑着说道：“驸马之意甚合吾心！至于三省改革则是撤销中书门下，恢复唐初三省制度，置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不过，这三个官位只是虚设，从不授人。又仿照唐制，用尚书左仆射、右仆射代行尚书省的职权；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代行中书令的职权，他们是正宰相。这时，参知政事的名称被取销，而增设了四名副宰相，即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

王静辉听后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国朝初立直到现在中枢机构中三省制已进入衰落荒废的阶段，职权的转移是三省制消亡的先声。现在无论是先生还是司马君实和圣上都是倾向于借鉴唐代的官制制度来重设三省，在这点上学生也是深以为然的。”

宋朝从立国到现在在宰相制度上名义上与唐代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主要在于宋代设中书、枢密、三司分掌政、军、财三大务，宰相之权为枢密使、三司使所分取。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三者的事权不相上下，不相统摄。宰相之权既已分削，又设参知政事互为牵制，相权益弱，而皇权却由此加强。

这样设置固然是有当年赵匡胤深深的打下了自己所经历五代时期的烙印，拼命加强皇权使之自己的子孙能够享受江山，就如同当年赵匡胤煞费苦心的撤掉宰相们的凳子一样，他不允许有人和自己平起平坐，这样极大的威胁到了他的统治。

皇家这么煞费苦心的建立起现在的一套官制体系毫无疑问是为了他们家族江山稳固，不过殊不知权力越是集中就越危险——他们想坐这个位置来独享大权，还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的做着同样的梦，所谓“高处不胜寒”一直以来都是王静辉自我警醒的名言。

皇权和相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对比才是最合适的，这个问题也是王静辉所考虑的——宋代之所以能够达到长治久安，还能够创造出如此丰富多彩的文明，固然在统治上大大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但能够保持稳固的却是皇权和相权之间的对比。在目前来看皇权明显是强于相权的，但依照新的改革体制精神，三省这样高层次的体制变动过后，相权表面上增加了，但为相者的数量也同样增加，除非所有的宰相都是一个心思，否则还不是皇权的对手。

宋代的中枢机构，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者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宋代的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职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称为“执政”，这是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宋太祖登位后，仍留用后周宰臣范质、王溥等为相，及范质等求退之后，虽以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但未行宰相署敕之事。当时有大臣认为宰相虚位，应以尚书省长官行宰相署敕之权，但有的大臣不同意，说平章事即宰相之任。那时加封为平章事者，还有多人，但都是在朝外的“使相”之类（宋制，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都称为使相，但不预闻政事）。因此赵普独擅宰相之权。宋太祖要给赵普设置一个副职，但想不出合适的名称，便问翰林学士陶榖：相“下宰一等有何官？”陶榖回答说，唐代曾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之称。于是便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这是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时的事。当时设置的参知政事地位还很低，“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厅上事，殿廷别设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伴杂给皆半之。”政事堂是宰相议事办公的地方，参知政事连宰相的办公厅都不能进，可见没有多大权力。后来，宋太祖看到赵普为政专断，为了加强对宰相的牵制，便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诏薛居正、吕余庆与赵普“更知印拥班奏事”，以分其权。

到了宋太宗赵光义时代更是把参知政事的地位又提高了一块——参知政事可入政事堂商议国事，参知政事原来与宰相在地位和职权上的差别，至此完全消除。这就形成了对宰相的有力牵制。所以宋代常以“宰执”并称。参知政事一名虽沿自唐代，而唐代的参知政事并非常制，凡以他官而居宰相职的，即称为参知政事，也有称为参预朝政，参议朝政，而宋代所设的参知政事，则成为宰相副职之定制。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并使之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

现在以唐制来重建三省，这个精神是皇帝赵顼作出的决定，这样一来就非常值得玩味了——改革过后将不会出现参知政事这一官职了，但多了四名副宰相，可以想象王安石肯定是坐稳宰相的位置，而现在的参知政事司马光、曾公亮、王圭等人将毫无疑问的变成四位副宰相。这样看起来三省的权力只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名称上不同了而已，但是最值得瞩目的便是六部——重建六部后将会多出六个六部尚书来，他们同样也有进入政事堂参议国事的权力，实际上六部尚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副宰相，这样一来光是宰相正副加起来就有十一人之多，宰相的权力在改革后不是增强了，反而是大大的削弱了！

“皇帝赵顼已经成熟了！”王静辉心中暗暗想到，同时他也看到了王安石眼中别有深意的眼神。

皇帝赵顼提出了这样的改革精神，王安石、司马光等人自然心中是心领神会，唯独没有反应过来反而是他这个驸马——同样也提交了一份改革方案的人！王静辉一想到这里，心中不禁捏了把冷汗！

王静辉所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官制改革在历史上是发生在元丰五年（公元1083年）的事情，正是因为他的出现促使了皇帝赵顼在处理政事上快速走向成熟务实的阶段，并且基于这几年来任命王安石为相改革并不顺利，往往每一个新法条例执行后都会出现大量的问题，这使得他对王安石的依赖大大降低——因为他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驸马王静辉！最为绝妙的便是王静辉的小心谨慎使得他从来不愈规矩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