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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的男爵-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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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他开始在这些树上露宿，等待夜晚到来，大家都认为这可能是他最大的一次疯狂行动。
然而，就在那天夜里狼来了。它们闻到了羊的气味，听见了咩咩的羊叫，后来又看见一只羊在树上。整群狼都在那棵树下站住了，它们嗥叫，向空中张开饥饿的嘴，用爪子抓树干，正当它们在树下蹦跳时，柯希莫走近了。那些狼看见这个形状似羊似人的东西像一只鸟儿那么轻巧地在树上跳跃时，都张着嘴愣住了，直到“砰！砰！”枪响，两颗子弹准确打中两只狼的喉咙。两只狼！因为一支枪是柯希莫随身携带的（每打一枪后他重新上子弹），另一支枪是子弹上好镗放在树上的，因此每次有两只狼躺倒在冰冻的地面上。他就这样消灭了大量的狼。在每次射击时，狼群溃散，猎人们听到哪里响起枪声和嗥叫声，就赶到那里去收拾残局。
关于这次猎狼，后来柯希莫对人们讲故事时，有许多种说法，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比如：“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当我朝最后一只羊的树上走去时，我遇见了三只狼，它们早已爬到树上，而且快要把那只羊吃完了。我因为患感冒而变得半瞎半聋，并没有先发觉它们，差一点儿踩到狼脸上。而那些狼，看见我这另一只羊站立着从树上走过来，就朝我扑过来，龇裂着还沾有鲜血的嘴。我的枪膛是空的，因为在多次射击之后弹药打光了，而我又不能拿到那支在这棵树上预先准备好的枪，因为那几只狼在上面。我那时站在一根侧枝上，这枝条还很嫩，但是在我头上伸手够得着的地方有一根很粗壮的枝。我开始在侧枝上倒退着走，慢慢地离开主干。一只狼也慢慢地追跟着我。但是我用手勾住了上面的那根枝。脚假装踩在嫩枝上走动，实际上我是将自己吊在上面的枝头上。那只狼上了当，放心地走过来，树枝在它脚下折断了，而我一纵身跃上了上面的树枝。那只狼刚刚发出一声狗似的嗥叫，就跌落下去，掉到地上摔碎了骨头，僵死不动了。
“另外两只狼呢？”
“……另外两只打量着我，站着没动。就在那时候，我脱下羊皮做的上衣和帽子，一下子朝它扔过去。那两只狼中的一只，看见羊的白色身影朝自己身上飞来，想用牙齿叼住它，但是由于它准备好接住一个重物，而那却是一张空的羊皮，它站立不稳，失去平衡，最后它也摔断了蹄子和脖子倒在地面上。”
“还剩下一只……”
“……还剩下一只，我因为脱掉皮上衣而突然间衣服变得单薄，打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喷嚏。那只狼听到这么突然的新的爆发声，惊跳起来，结果它从树上栽落下去、像那两只狼一样摔断了脖子。”
我哥哥就是这样讲述他同狼群的夜战。千真万确的事情是他受了寒，他本来就病恹恹的，这下几乎要了他的命。他好几天处于生死的边缘，翁布罗萨市政府出钱替他治疗，以示对他的感谢，他躺在一副吊床上，医生们在他身边的几架木梯上面上上下下地忙碌不停。附近最好的医生都被请来会诊，有的为他灌汤，有的替他放血，有的给他抹芥子泥，有的让他进行热敷。谁都不再说迪·隆多男爵是疯子了，而且大家都说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在他生病期间人们一直这么说。当他痊愈之后，人们又像从前那么讨论他了，有人说他像从前一样神智健全，有人说他一直是个疯子。事实是他不再做出很多怪异表现了。他继续印刷一份周刊，题目不再是《两足动物的监控器》，而是叫做《有理性思维的脊椎动物》。
二十五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在翁布罗萨早已建立了一个共济会支部，我参加共济会很晚，是在第一次拿破仑战争之后，同我们这地区的大多数富裕的资产者和小贵族们一齐参加的，因此我说不清我哥哥起初同共济会是什么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引述一段发生在我正讲到的那个时期的故事，因为有许多证据说明它是真事。
有一天，翁布罗萨来了两个西班牙人，他们是过路的旅行者，他们去了一个名叫巴托洛梅奥·卡瓦尼亚的糕点师家里，此人是尽人皆知的共济会会员。估计那两个人自称是马德里支部的共济会会员，因而当晚他把他们带去参加了翁布罗萨共济会一个会议，那次会议是在森林里的一块空地点，在火把和烛光中举行的。以上这些情况仅仅来自于传闻和猜测，确有其事的是第二天两位西班牙人刚从他们住的小旅店里走出门，就毫无觉察地被柯希莫跟踪上了，他在树上从高处监视着他们。
两位旅行者走进城门外一家小酒店的院子里，柯希莫隐蔽在一株藤萝树上。在一张桌子边有一个顾客正等待着这两个人，他看不见他的脸，那张面孔被一顶宽檐的黑帽子遮挡住了。那三个脑袋，也就是那么三顶帽子吧，凑在方桌的白桌布上嘀嘀咕咕。他们密谈一阵，那陌生人的手开始在一张窄长条的纸上记下另外那两位念给他听的什么东西，从那一个词接着另一个词的排列秩序看来，可能是一份人名单。
“向诸位先生问好！”柯西莫说道。三顶帽子抬起来，露出三张瞪大眼睛的脸，望着藤萝树上的人。可是三人之一，那个带宽沿帽的人立即又勾下头，低得鼻尖触到了桌面，我哥哥及时认出那人有着一副他并不觉得陌生的相貌。
“这位好哇！”两位西班牙人说，“难道贵乡的风俗是像只鸽子似的从上飞落到外地人面前吗？希望您马上下来向我们解释清楚！”
“站在高处好让别人从四面八方看个一清二楚，”男爵说，“可是有人为了遮住颜面而趴得太低了。”
“你要明白，我们谁都不想抬起脸来正眼瞧您，连朝您撅屁股都不愿意。”
“我知道有些人以不露真面目为荣。”
“请问，是什么人？”
“间谍，就是其中之一呀！”
两个西班牙人惊跳起来。那个低首拱背的人没有动，但是头一回听到了他的声音：“哦，另外有一种，秘密社团的成员……”他一字一顿地缓缓说道。
这句话可以用几种不同方式加以解释。柯西莫想到了这一点，然后大声说出来：“先生，这句话可以解释出几种不同的含义。您说“秘密社团的成员”，暗示着我是，或者您是或者我们两个都是，或者您不是我也不是但别的人是，或者因为无论怎么解释都通。这句话是用来试探我听了之后说什么，对吗？”
“什么，什么，什么？”戴宽边帽的人慌忙说道，在慌乱之中他忘了应当保持低头的姿势，把头抬到了可以看见柯希莫的高度。柯希莫认出了此人是耶稣会教士唐·苏尔皮奇奥，他在奥利瓦巴萨时的敌人！
“啊！我并没有弄错！别再伪装了，尊敬的神父！”男爵高声喝道。
“您！我早就知道了！”那西班牙人苏尔皮奇奥说着摘下帽子行礼，露出教士的头顶发圈，“唐·苏尔皮奇奥·德·瓜达莱特，耶稣会修道院院长。”
“柯西莫·迪·隆多，共济会正式会员！”
另外两个西班牙人也略欠一下身子做了自我介绍。
“唐·卡利斯托！”
“唐·丹尔克恩齐奥！”
“你们两位先生也是耶稣会士吗？”
“我们也是！”
“你们的教派最近不是由教皇下令被取消了吗？”
“决不停止同非教徒和你们这样的异教徒战斗！”唐·苏尔皮奇奥说着，抽出剑来。
他们是一些西班牙人耶稣会士，在他们的教派被取缔之后分散到各地，企图在所有的村镇组织起武装民兵，向新思潮和一神论开战。
柯西莫也将剑上的布套褪掉。许多人在他们身边围观。“请下来吧，如果您愿意像骑士一般决斗一场。”西班牙神父说。
旁边是一片核桃树林，正值打果子的时节，农民们在树之间拉起一些布单，用来接打落下的核桃。柯西莫跑到一棵核桃树上，跳入布单里，他站稳脚跟，控制住自己不在那像个大吊床的布上滑倒。
“您跳两乍高就上来了，唐·苏尔皮奇奥，我可是从没有降到这么低的地方来过！”他也拔剑出鞘了。
西班牙神父也跳上张开的布单。他很难站稳，因为布单在他周围下陷成了口袋。可是这两位对手都很顽强，他们终于让兵器交上手了。
“为了上帝至高无上的荣耀？”
“为了宇宙的伟大设计者的荣光！”
他们互相劈砍。
“在我把剑头扎进您的胸膛之前，”前，柯希莫说，“请告诉我乌苏拉的消息。”
“她死在修道院里了。”
柯希莫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但我想这是他故意捏造的谎言），那位前耶稣会士乘机使出卑鄙的一招，迈到一根把柯希莫所踩的布单与核桃树系在一起的棕绳前，一刀砍断了它。柯希莫如果不是机敏地跳到唐·苏尔皮奇奥那边的布单上并且抓住了布单边的话，他一定会摔落到地面上。他跃上前去，打乱了西班牙人的防御，一剑刺中他的腹部。唐·苏尔皮奇奥仰面倒下，顺着倾斜的布单朝被他砍断绳子的那边滑下去，坠落到地上。柯希莫爬上核桃树。另两位前耶稣教徒抬起受伤的或死亡的（人们始终没有弄清楚）同伴的身体，落荒而逃，一去不复返了。
人们围聚在血染的布单周围。从那天起我哥哥在公众中享有共济会会员的声誉。
会内的保密规矩不允许我知道更多的情况。当我进入共济会成为其中一员时，我知道应当称柯希莫为老资格的会员了。但他同支部的关系是不甚清楚的。有的人说他是“迷迷糊糊”的，有人说他是改信别的宗教的异教徒，有人干脆叫他做背教者，但是对他过去所做的事情总是表示极大的尊敬。我也不排除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共济会的“啄木鸟大师的”的可能性。据说他是“翁布罗萨东部”共济会的创始人，从后来那里保留下来的最初的礼仪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男爵的影响，只要看看入会仪式就足以资证：新教徒被捆好，让他们爬上树顶，然后用绳子吊放下来。
我们这地方最早的共济会会议于夜里在森林中举行，这确有其事。因此柯希莫出席会议的事情可以有几种解释，情况既可能是他从外国通讯部那里收到了共济会章程的小册子并在这里创建了支部，又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大概在法国或英国已经兴起之后将这些礼教引入翁布罗萨。也许是共济会在这里早已存在一些时候了，柯希莫并不知道。一天夜里他在森林里的树上转悠，偶然发现人们在林中空地上点着蜡烛，使用一些奇怪的饰物和器具集会，他在树上停下来细听，然后插进去发言，他讲些令人困惑的打趣话，造成思想混乱，例如：“如果你竖起一堵墙，想的却是留在墙外的东西哟！”①（这是我常听他说的一句活）或者讲了一句他特有的别的什么话，共济会会员们承认他的高超的学识，让他加入支部，并委任他一些特别职务，因此引入大量新的礼仪和象征物。（注①共济会的原文直译为“自由的泥瓦匠”，取筑墙与世隔绝之意。）
事实是在我哥哥参与的整个期间，野外共济会（我这么称呼它是为了与后来在室内集会形式相区别）有一套比从前内容丰富得多的礼仪，猫头鹰、望远镜、松果、水泵：蘑菇、浮沉子、蜘蛛网、九九表都被用上了。那时还炫耀骷髅头，但不仅是人头，也还有牛、狼和鹰的头颅。这些东西和其它一些物品，连同共济会礼拜仪式中通用的镘刀、圆规、角尺一起在那时候被以古怪的顺序排列在树上，这也被看成是男爵发疯的表现。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理解，现在看来这些谜一样的东西都有着严肃的含义，但是另一方面，从来也没有区分清楚哪些是共济会起初的标志物，哪些是后来的，而且不能排斥它们起初可能是某一秘密社会的秘传的标志物。
因为柯希莫早在参加共济会之前就加入过各种职业的联合会和行会，比如圣·克的斯比诺鞋匠联合会，美德制桶匠行会、正义枪炮匠行会、细心制帽联合会。他几乎自己动手制作一切生活用品，学会各种手艺，他可以吹嘘自己是许多行业的成员。从匠人们那方面来说，他们很高兴地有一个出身高贵，久经考验而大公无私的奇才怪杰做同行。
柯希莫对集体生活一直表现出如此这般的爱好，这如何同他对文明社会永远离弃的行为相协调呢？对此我从来弄不清楚，这只能是他的性格中不算小的怪癖之一。可以说他越是坚决地躲进他的树枝里，越是感觉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的必要。但是，每当他将心力和体力全部投入组织一个新的团体时，他认真地制定章程、细则、为各项职务择挑合适人选，他的同伴们都从来不知道对他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可以遇见他。而且当他突然恢复他那飞鸟的本性时，别人是抓不住他的。也许如果要把这些矛盾的态度完全统一起来的话，必须想到他自然是一个同他那个时代盛行的一切种类的人的集合群体格格不入的人，因此他逃避它们，顽强地竭力实验组织新集体。他觉得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合理并具有足够的新特点的。因此他免不了时常表现出绝对的野性。
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理想。每次当他着手把人们联合起来，或者为了某些具体的目的如救火护林、打狼自卫，或者成立行会时，诸如锋利磨刀，光明制革之类的，他总是黑夜里把人们集合到森林中，围坐在一棵树下，他就在那棵树上演讲，总是产生出一种密谋的、宗派的、异端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中他的话题很容易从具体讲到一般，从关于从事一种手工技艺的简单规章制度浑然不觉地谈起建立一个公正、自由、平等的世界共和国的蓝图。
因此在共济会中柯希莫只是重复地做了他在他从前参加过的其它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中做过的事情。当一个叫做洛德·利维伯克的人，被从伦敦总部派来视察欧洲大陆上的共济会支部并来到翁布罗萨时，支部的首领当时是我哥哥。他对柯希莫的非正统行为是那么的愤慨，以至于写信上告伦敦，说翁布罗萨的支部一定是一种苏格兰式的新共济会组织，被斯图亚特收买，从事反对汉诺威人王朝的宣传，进行雅各宾党的颠覆活动。
从那以后才发生了我讲到的两个西班牙人向巴托洛梅奥·卡瓦尼亚自称共济会员的事情。他们被邀请参加支部的一次会议后，竟然觉得一切都很正常，还说什么完全与马德里的总会一样，于是这番话起了柯希莫的怀疑，因为他很清楚在那种礼仪中哪些是他自己发的。因此他开始跟踪这些间谍，揭露他们的真面貌，击败了他过去的敌人唐·苏尔皮奇奥。
总而言之，我的想法是礼拜仪式上的这些变化可能是出于他个人的需要，因为他可能替所有的行业根据显而易见的道理找到象征物。只有泥瓦匠例外，因为他从来既不需要建造也不需要居住用砖瓦砌的房子。
二十六
翁布罗萨也是葡萄出产地。我没有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追随着柯希莫的行踪，我只能沿着高杆的树木走，但是这里拥有广阔的坡地葡萄园。一到8月份，在一行行的叶子下面一串串涨得紫红的葡萄里浓汁已经是酒的颜色了。有些葡萄是搭在架子上的。我要强调指出这一点也是因为柯希莫，他衰老之后身体变得小而轻，他很好地掌握了轻身行走的技巧，找到一些可以经受得住他的上架的葡萄藤。因此他可以从葡萄园上走过，借助周围的果树，踩在架子的木桩上他可以走动，可以干许多活计，如冬天修剪，那时光秃秃的葡萄藤歪歪扭扭地搭在铁丝上。或者夏天打掉过多的叶子，或者捉虫子，最后是9月份摘葡萄。
摘葡萄的时节，翁布罗萨所有的人，都整天待在葡萄园里，只见鲜艳的衣裙和带缨络的帽子在行行绿叶丛中晃动。赶骡子的人把装满的篓子放上驮鞍，又把它们往酿酒桶内倒空。其余的篓篓葡萄被各种收税人拿走。他们带着一队队警察来监督人们向当地的贵族、热那亚的共和国政府、教会缴纳贡税和其它的什一税。每年都要发生一些争吵。
各方面对于收获的分成问题是引起在《控诉书》上提出抗议的主要原因，那时在法国发生了革命。在翁布罗萨也开始写各种的控诉书，虽然在这里毫无用处。也许是一次尝试。这是柯希莫的许多主意之一，他认为那时候没有必要去参加共济会支部的会议，同那么几个没见识的酒囊饭袋讨论问题了。他站在广场中的树上，港湾和乡村的全体居民都汇拢到他身边来，让他讲解政治新闻，因为他从邮局收到刊物，另外他还有一些与他通信的朋友，其中有后来当上巴黎市长的天文学家巴依，以及其他一些革命俱乐部成员，每时每刻都有新消息：奈克啦，网球场宣誓啦，巴士底狱啦，拉法耶特骑白马啦，路易十六化装成侍从啦。柯希莫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连说带比划地解释这所有的事件，他在树上表演米拉菩在讲坛上的演说，在另一棵树上表演马拉同雅各宾党人的对话，在又一棵树上表演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接见从巴黎步行而来的妇女们，皇帝戴上红帽子表示亲善。
为了解释什么是《控诉书》，柯希莫说：“我们试着写出一份。”他拿来一个学生用的练习本，用一根细绳拴在树上，每个人走到它面前并把不顺心的事情记下来。各种各样的不满都跳出来了：渔民对鱼的价格，葡萄种植主对什一税，牧民对牧场的地界，护林人对于公产森林；后来是所有那些有亲属坐牢的人和那些被关押的人对某项罪行判决的，一些人为女人问题对贵族的，多得没完没了。柯希莫想虽然是一份《控诉书》，写得这么凄惨也不是美事，他想出一个主意，要求每个人写出他最喜欢得到的东西。每个人重新往那本子写上他的要求，这一次尽是好事情：有人写烤饼，有的写肉汤，有人要一个金发女郎．有人要两个深肤色女人，有人愿意整天睡大觉，有人希望全年可以采蘑菇，有人想要一辆四匹马拉的车，有人喜欢有一只母山羊，有人想重见死去的母亲，有人愿会晤奥林匹斯诸神。总之世界上的一切好事情都被写在本子上了，或者说被画上了，因为许多人不会写字，有人甚至画的是彩色图画。柯希莫也写上了一个名字：薇莪拉。多年来他到处写这个名字。
由此产生一本漂亮的笔记，柯希莫题名为《诉苦书与希望录》。可是当本子被写得满满的时候，没有任何可以递交的议会，因此仍留在原处，被一根细绳子吊着，下雨时字迹被冲掉了，本子被浇得湿淋淋的。这副景象使得翁布罗萨人因为受屈辱而感到心头的压抑，使他们产生造反的愿望。
简而言之，在我们这里也存在法国革命的一切起因。只是我们不在法国，革命没有发生。我们生活在一个事事有因而无果的国家里。
但是，在翁布罗萨同样也发生了大事件；共和军在与它相毗邻的地区进行反奥地利侵略的战争。马塞纳在科拉登特，拉阿普在奈尔维亚山上，缪雷特在科尔尼切河畔，拿破仑跟他在一起，那时只是炮兵部队的司令，因此在翁布罗萨随风而至隐约可闻的隆隆声，正是他打响的。
在9月份正准备摘葡萄，似乎在秘密地蕴酿着什么重大的事情。
挨家挨户地进行串连：
“葡萄熟了！”
“熟了！已经熟啦！”
“当然熟了！去摘吧！”
“去摘吧！”
“我们都去！你去哪里？”
“去桥那边的葡萄园。你呢？你呢？”
“去波里亚伯爵那儿。”
“我去磨房边的葡萄园。”
“你看见来了多少警察呀？就象是落下来啄食葡萄的画眉鸟。”
“他们今年可是吃不上了！”
“既然画眉鸟儿多，我们大家都当猎人！”
“但是那些鸟儿有的不愿让人看见，有的逃跑。”
“为什么今年许多人不喜欢摘葡萄了？”
“我们想晚些摘。可是葡萄已经熟了！”
“是成熟了！”
第二天摘葡萄的工作都静悄悄地开始了。葡萄园里顺着行垄站满了人，但是没有任何唱歌声响起，只是零星的招呼声，有人高声说：“您也来啦？是熟遗了！”人们象排着队似地井然有序地走动着，气氛庄严沉重，天空也象是这样，虽然不完全是阴云，可是显得有些低沉。如果有人起头唱歌，他唱半句就戛然停止，因为得不到众人的响应。赶骡人把装满葡萄的篓子往酿酒桶那边运送。以前照例是分送给贵族老爷、主教大人和政府，这一年不送了，他们仿佛是忘记了这些事情。
来征收什一税的收税人，个个都很紧张，不知从哪儿下手好。时间越往前走，越是没有事情发生，就越让人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警察们就越明白必须采取行动，但是又不知道做什么。
柯希莫已经开始在葡萄藤架子上走动，步履象猫一样轻巧。他手持剪刀，不按顺序，东剪一串，西剪一串，然后递给架子下面的收葡萄的男工或女工，对每个人低声说句什么。
警察头儿沉不住气了。他说：“好，那么，是这样，我们稍微考虑一下这些什一税吧？”他话一出口就后悔莫及了。葡萄园里响起一种介于轰鸣与尖啸之间的悲壮的声音：原来是一位收葡萄的男工人吹响了一只象海螺似的贝壳，向整个山谷发出警报。从各个山岗上回应起同样的响声，种葡萄的人们举起贝壳当号吹，柯希莫也吹起来，高高地站在葡萄架上面。
一支歌沿着田垄传播开来。起初这歌声分散，也不协调，使人听不出唱的是什么。后来各处的声音互相配合协同，变得和谐一致，形成冲击力。人们唱着，仿佛飞快地跑动起来，男人们和女人们忽隐忽现地站在行行葡萄藤中，桩柱、葡萄藤、葡萄串，全都跑动起来，葡萄在自动收摘，自动跳入酒桶，自动挤出果汁，空气、云彩和太阳都变得沾满葡萄汁，开始可以听懂这支歌了，首先是曲调，然后是一些歌词。他们唱：“就要到来！就要到来！（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支流行的革命歌曲）”小伙子们用通红的赤脚踩挤葡萄果，“就要到来！”姑娘们在绿叶丛中挥动着象匕首一样锋利的剪刀，剪断葡萄串上弯弯曲曲的把柄，“就要到来！”大群大群的昆虫占据了压榨机边一堆堆待用的葡萄的上空，“就要到来！”这时警察们开始干涉：“停止！不要唱了！不许喧哗！谁唱就朝谁射击了！”并开始朝天放枪。
回答他们的是一阵雷霆般的枪声，犹如军队在围周的山头上列好阵势开始战斗了。翁布罗萨的全部打猎火枪一齐打响。柯希莫在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上用贝壳当军号吹响冲锋号令。在所有的葡萄园里人们都骚动起来，再也分不清哪里是在收葡萄和哪里是在混战了。男人葡萄女人藤条剪刀叶子枪支果篓马匹铁丝拳头骡蹄胫骨蹄掌都在唱：就要到来！
“给你们什一税！”警察们和收税的人们最后被赶进装满了葡萄的酿酒桶里，头向下倒栽着，腿伸在外面乱蹬。他们两手空空地跑回去，从头到脚沾满葡萄汁，榨过的葡萄粒儿、葡萄渣、葡萄藤缠绕在枪上、子弹盒上和胡须里。
摘收葡萄象节日一样继续进行，大家都相信他们把封建特权废除了。此时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贵族躲在家里，武装起来，准备拼命（我其实是限制自己不去过问门外的事情，尤其管住自己不去向其他的贵族们说我赞成我哥哥那个恶魔，他被认为是整个地区的挑唆者、雅各宾党和革命派）。在那一天，他们赶走了收税人和军队，却没有动别的人一根毫毛。
他们都忙碌着准备庆祝会。他们还赶法国的时髦摆起自由树，只是他们不知道那树是怎么做成的，再说，我们这里树木这么地多，也不值得再弄假树摆设。于是他们把一棵真树装饰起来，一株圣栎树，在那上面接上一朵朵花儿，一串串葡萄，一条条彩带，还写了横幅：“伟大的民族万岁！”在那树的顶尖上坐着我哥哥，三色徽章别在猫皮帽上，他在举行一个关于卢梭和伏尔泰的讲座。他讲的话，一句也听不清，因为人们全在那棵树下转圈唱歌，唱的是：“就要到来！”
欢乐持续时间不长，强大的军队来了：热那亚的，为了索要什一税和保持领土的中立状态；还有奥地利的，因为到处都在传说翁布罗萨的雅各宾分子要宣布并入“伟大的世界共和国”也就是法兰西共和国。造反者们设法抵抗，他们设置路障，关闭城门……可是，还需要外部的援助！军队从四面八方冲进城里，封锁往城外的每一条道路，那些有着发动者名声的人被捕了，柯希莫和另外几个跟随他的人幸免。想抓住柯希莫的人得有真本事才行。
对革命者的审判草草开始，可是被告们成功地证明他们与造反行动无关，真正的首领正是那些逃脱的人。于是他们全都被释放，反正军队驻扎在翁布罗萨了，不伯再发生骚乱。一支奥地利军队也留下了，以防备外部敌人可能的入侵。在司令部里有我们的姐夫德斯托马克，巴蒂斯塔的丈夫，他随普罗旺斯伯爵从法国迁移出来了。
因此我时时同我的姐姐巴蒂斯塔在一起了，那是什么滋味，我让您去想象。她带着当军官的丈夫、马匹、勤务兵住进家里来。她以向我们讲述在巴黎新近实行的砍头死刑当做晚间的消遣，她还有一个小的断头台模型带着一把真的刀，为了解释她所有的朋友和亲戚们遭受的下场，她斩断蜥蜴、慢缺肢蜥、蚯蚓、还有老鼠的头。我们就这样度过每一个夜晚。我羡慕隐匿在森林中不知哪棵树上的柯希莫，他清静地享受着他的白天和黑夜。
二十七
关于战争期间他在森林里完成的业绩，柯希莫讲过许多，而且讲得那样今人难以置信。我不想证实他的这种或那种说法了。我让他自己来说吧，我如实地引用他所讲的一个故事。
敌对军队双方的侦察巡逻队都进入森林冒险。我在树上，每当听见在荆棘上踩响的脚步声，我就侧耳细听，以便弄清楚是奥军还是法军。
一个奥地利的年轻中尉，肤色很浅很浅，带领一支巡逻队，士兵们着装整齐，身穿燕尾服，打领结，头戴三角帽，脚穿长筒靴，白色武装带交叉着，挂着枪支和刺刀，他让士兵们两人并排成两行纵队在险峻的山路上尽量保持队形。他对森林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准确执行得到的命令却胸有成竹。小军官按照地图上标出的路线前进，不断地往树干上撞鼻子。他让部下穿着钉了钉子的鞋在光滑的石头上滑倒，或者把眼睛碰到栎树上，但是总是注意保持帝国军队至高无上的神气。
他们是一些出色的士兵。我躲在一棵松树上伏击他们。我拿着一只足有半公斤重的松球，把它扔到队尾的那个士兵的头上。那步兵张开双臂，膝盖一软，倒在林下灌木丛中的蕨草上。没有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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