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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锋上的救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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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开多远,刚过德胜门桥,就直接在护城河边一把火给烧了,围观人群造成了交通堵塞,所以很好找。”
“只是为了清除痕迹的话,没必要非大白天的纵火吧。”
“这是一种权力性炫耀,难道你看不出来?他是在公然向体制挑衅。很多暴力型犯罪人都有或是有过纵火情结的。”
也许吧,但彬不是这种人。还是那句话,他不会做无意义的事。
“不管怎么说,王睿的死也算了结了多起命案,白局的压力应该轻了点儿……依晨情况怎么样?”
“昨天本想去给她做性侵害检查,没想到那女孩因为绝食和脱水休克了,经过护理,目前情况还算稳定,对她的讯问恐怕得延后。”
“可以去店里找张北彤了解下情况,毕竟他是彬在咖啡屋的合伙人。”
“去过了。张北彤没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只是说如果韩彬真杀了人,一定有苦衷。而且,他俩不是合伙的关系——韩彬早在春节前就把店里的股份都送给张北彤了……”
我立时回想起许春楠被害的那晚,彬和张北彤在吧台边拿着几张纸推来推去的场景……
“不仅如此,韩彬工作的事务所说,他去年年底就退伙了,而且这两年很少办案;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没少什么东西,不过照片全没了,电脑里的硬盘也拆掉了;他的存折、信用卡全都注销了,银行的存款被提光,好像有几十万;车已经过户给韩松阁……他应该是早就计划出逃,底子洗得相当干净。”
“名单上剩下的最后一个人找得怎么样了?”
“这名字太普通,不算外省的,光北京就有四十多个,正在排查。韩彬的朋友你大多认识,应该找他们来询问一下情况,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个人。”
我摇头。
彬事发后,几乎周围所有的朋友全是一样的反应:难以置信——不予评论——拒绝配合。彬人缘太好,乃至连雪晶都一再严肃地向我重复:“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而且,他们对彬的了解,和我差不多,对他失踪的那三年,也都一无所知——在我看来,这三年到底发生过什么,很可能是最关键的部分。
见我不做声,袁适话锋一转:“对了,那个‘王睿’用的是假身份。通州区张家湾王家的老邻居通过照片指认,都说不是他。”
果然,这是个与“庞欣”一样的身份失落者。
“据说,王家的儿子很多年前就南下打工去了,一直没再回过通州。长新大厦的保卫部经理指认,这名凶手曾于二○○六年中旬——也就是池姗姗被害前在那里做过保安,但用的名字并不是王睿。虽然通过DNA比对可以结案了,但我还会让市局总队继续调查他的身份。”
没必要,因为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名凶手的行为模式其实并不复杂:当对象是随机目标的时候,他会刻意寻找左撇子;但如果是长期潜伏跟踪的目标,是左是右他似乎就不在意了。当然,也许根本就无所谓左右……”
是的,反正他想杀人,总会给自己找到借口的。
“韩彬应当是分析出凶手是个伪装成右撇子的左撇子,同时从行为模式上看一定是长期与姜警官有某种联系的人,再凑巧看到你的那场擂台赛,于是就潜入凶手家里搜寻支持自己推论的依据。”
可惜,和在海淀医院一样不幸的是:他暴露了。
“这个‘王睿’中途折返回家,目前只能推测为凑巧或直觉。韩彬也许在他进门前就找到了凶器,也许没有,这倒不重要……”
两名谋杀者碰面的时候,已是心照不宣。
“韩彬可能想找到切实的依据后再协助你,或者干脆自己动手解决他。但事实上,‘王睿’推门一见到他,就不可能放他离开。”
彬既然已经暴露,也绝不会留下活口。他能在海淀医院西墙外连杀三名目击者,还会在乎多死个冒牌的散打陪练?
“这恐怕是他唯一一次画蛇添足的失误:他在伪装现场时肯定很犹豫、很摇摆,既希望能借死去的这名罪犯替自己打打掩护,混淆一下侦查方向,又知道很难掩饰右手杀人的痕迹。”
或者,是我本不该多想。
“至于宋德传和彭康都是左撇子的问题,我只能说,实在是太凑巧了。”
所以说,可以想见当他得知袁适认定一人“同执左右”连续作案的时候,绝对是欲哭无泪啊。
“我同意你说的那部分:韩彬发觉自己被怀疑后,当机立断袭警出逃,是为了能继续作案。如果名单上的情况和我们推测的一致,他很可能已经在几年中至少杀了十个人!所以说——”
所以说,会上和私下讨论的结果都差不多:找到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幸存者,是首要目标。
袁适最后假设:“如果韩彬在我们找到顾帆之前就得手了呢?”
我笑得超级无奈:“那我们就再不可能找到他了。”
2
还没顾上看手里的材料,我急着问道:“你也不相信他杀了人?”
杨延鹏漠然地望着我:“不,我相信。”
“那你是什么意思?”
“何哥说,因为你要抓韩哥,大家都很抵触,工作室已经名存实亡了。”
“那又怎么样?难道我应该带领工作室的人一起帮他犯罪或者逃跑么?你别听老何……”
“不是,不是……”他摘下眼镜,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和你一样,我不知道韩哥为什么会去杀……做那些事,但我愿意相信,他这样做,有他的理由。”
“是的,我也相信。”我拍拍胸口,“杨子,你我都是这圈子里的人,该明白如何划分界限。”
“我能理解你,但我不可能支持你这么做。”杨延鹏又戴上眼镜,“你刚接手工作室的时候居然没把我开除,应该是韩哥拦下来的吧?”
“最终拿主意的还是我。怎么?这就值得你涌泉相报了?”
“虽说,我不认为仅凭这点儿情报就能让你们得手,但万一——我是说万一韩哥因为当初好心保护我,导致自己最后被抓……你不觉得这很讽刺么?”他拍拍我手上的文件袋,“总之,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再想找我查韩哥的事,揣上拘留证来家里铐我吧。”
看着杨延鹏转身离开,我分明感觉到,失去的,不只是彬。
众叛亲离的,居然是我。
最后一批情报的价值,超出了我的想象——它涵盖了我最渴望得到的信息:一九九四——一九九七,空白的三年。
关于“虎咬”:东亚部分国家的人民军特种部队、越南人民军陆军861特工团及水上特工团等至今仍在使用。
关于“医疗援助团”:一九九四年初入柬,并由红色高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宾森负责接洽。
上述二者的交汇点为:一九九七年越南曾派遣861特工团“纳迦”小队入柬执行斩首行动,地点在北柬安隆汶 ,行动代号“弑子(Kill Son)”。依此推测,刺杀目标可能就是宾森。同年六月十一号,宾森全家于安隆汶住处被杀。对以上信息,越南官方近十年来始终拒绝表态。
另,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某“特殊行动部队”曾进入安隆汶执行营救任务,并成功解救遭囚禁的人质一名,行动部队无伤亡。据可靠消息:该人质名叫黄锋,系“纳迦”小队幸存者。
附,可供走访人员:1。黄锋,“纳迦”小队幸存者,天津人,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四道镇民政路;2。“特殊行动部队”名册计三十二人;3。阮勋宋,越军前861特工团上尉,可能是“弑子”行动的通讯联络官,现退役居住在北越边境的芒街;4。“时天”,也许是化名,一说姓董,中国人,一说是中泰或中越混血,南亚一带的著名“掮客”,住所不详,好像熟知“纳迦”小队的情况。
我的第一反应是:最直接的见证人黄锋,最容易找到,也最容易有结果;而参与营救行动人员最没可能接受调查,要知道,军队的地盘是不认警察的;至于另外两个,可有可无,碰碰运气吧。
不过,等我查阅完地图又仔细核对了营救行动人员姓名后,前面的首尾顺序则干脆调了个儿。
第一站,天津汉沽。
从警这么些年,我才知道茶淀监狱实际上归北京监狱管理局监管,且为此还专门设置了唯一的分局。除了这没来由的亲近感之外,大概是临近营城水库与渤海湾的缘故,虽说窗外是大太阳天,提讯室里又没空调,却感到凉风习习,舒服得很。
我点了根烟,本想把烟和火柴扔到桌子的另一端,想想,还是叠放在桌面上,轻轻推了过去:“还好么你?”
石瞻眯着眼睛望向窗外,没理会我和面前的香烟。
房间里,缭绕着一种熟悉的落寞感。
“不好意思,一直没来看看你。”我先友善地放下身段,“也是不知道见你该说些什么。但你别误会,我不是来挑衅或示威的。”
石瞻正视着我,微笑道:“你的样子看起来倒不大好。”
我在想这种问讯方式也许很不明智:“可能吧,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他沉默了几秒钟,似乎在猜测我的来意,目光逐渐变得柔和起来,问道:“小莹和孩子,葬哪儿了?”
“这个……抱歉,我不知道……”
“我也很抱歉,帮不了你。”说完,他又把头转向窗外。
我把烟抽完,翻开面前一本黄色的卷宗:“因敲诈勒索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妨害公务两年,故意伤害两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就因为定性太难,最高院为你这案子还专门下了个批复……如果你提供的帮助有结果,我可以找人把减刑建议直接报送区法院,运气好的话,你再待个六七年就能出去了。你,想不想早点儿出去?”
石瞻仿佛觉得这是个很无聊的条件,无聊到可笑:“不想。”
我合上卷,吸了口气:“蔡莹和孩子的墓冢,我可以派人去问,我都可以现在就当你面打电话!难道你不想早点儿出去,看看他们么?”
“想。”他回答得很平和,“但我想不出来有什么理由值得帮你。”
这样对峙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翻开另一本蓝色的卷宗:“一九九七年九月,你在广西大渡港军事基地参加侦查演习,结果被临时抽调参与了一次特殊行动,从景洪出发,穿过老挝,潜入北柬,时任尖兵。”
石瞻的眼中掠过一丝惊讶。
“档案公开的部分里,行动过程被‘蒙太奇’了。结果很顺利:救出人质一名,且全身而退。”我趋身伏案,探过头紧盯着他,“石瞻,你们去营救的那个黄锋,到底是什么人?”
他还是微笑着摇头,目光平静而坚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名单上有记录!石瞻,你敢说你没参与过那次行动?”
“我参加了。”
“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二号,你们突袭了安隆汶的赤柬据点。”
“是。”
“你们是不是救出了一个叫黄锋的?”
“是。”
“那告诉我这个黄锋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
“知道也不可能告诉你。”
“档案已经公开了,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没公开的,就是不能说的部分。”
“我不是找你刺探什么国家机密。事实上,我对政治没半点儿兴趣。我只想知道那个黄锋是谁?越共?‘纳迦’小队?宾森?‘弑子’行动?你都知道些什么?告诉我!”
大概是久远的记忆被唤醒,石瞻的面庞逐渐明亮起来:“你是叫赵馨诚,对吧?”
“不错。”
“赵馨诚,你发过誓么?”
“可能吧,怎么?”
“我曾面对国旗起誓,不容背叛。”
“真他妈崇高。”
“信守承诺,与法律或道德都无关,个人选择问题。”
“就你的所作所为,还好说自己爱国?”
“不,我只是很守信。”
“守信到明知道蔡莹利用你还心甘情愿当炮灰?”
“我答应过她,我做到了。”
“代价是毁了自己的后半辈子?她出卖了你!”
“那是她的选择。我不可能为了自己的选择,而去强求别人选择什么。”石瞻把面前的香烟推了回来,“我承认,我很失望。但既然我选择答应小莹的要求,就不能让她失望。你知道什么是失望么?”
我垂下目光:“不知道。”
“很简单,去照照镜子吧。”
都说,无所谓希望,就无所谓失望,有了希望,才可能失望;对他人的希望,多源自信任,一旦信任沦丧,失望便会随之隆隆崛起,遮天蔽日,挥之不去。
是的,必须承认,我很失望。
“蔡莹和那孩子的身后所在,我会找人落实并通知你。”我又把烟推了回去,收拾好桌上的卷宗,“不过我希望你能明白,那孩子……”
“是我的。”石瞻打断了我,“是我亲手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他就是我的孩子。”
我很愕然:“你早就知道?”
“不,我什么也不知道。”石瞻向我伸出右手,“但,多谢了。”
正待去和他握手,一闪念,我抽出彬的照片,递了过去:“见过这个人么?我是说,你执行任务的时候有没有……你不用说,如果没见过,你什么话都不用说就是了。”
石瞻接过照片扫了一眼,随即着魔般地将目光固定在上面,表情显得犹疑不定。
“这个……”我听到他倒抽凉气的“咝咝”声,“我说不上来……”
“算了,不勉强。”我作势起身,“就这样吧,你多保重,有时间我……”
“不,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见没见过他。”
“什么?”
石瞻两手捏着照片,拇指不自觉地捻动着:“也许是,也许不是……”
我心中纠结起来:“你到底什么意思?”
他扣上照片,抬头问道:“这就是让你失望的那个人?”
我仿佛看到面前就竖着一面镜子:“是。”
“那你要小心了。”
“你见过他?”
“不知道,我是说……我不确定。”石瞻翻开照片又看了看,“二十二号下午三点多,我们临时改变了计划……”
“你不必说……”
“这不属于行动计划,完全是意外。这个人……安隆汶……应该说十一月中旬,整个斯伦河 流域连降暴雨,二十二号那天雨是停了,却下了罕见的大雾,虽然天气有利于袭击,但稳妥起见,行动安排在晚上。”
“你说计划改变了?”
“对,因为下午三点,有人对安隆汶发动了武装突袭,为确保目标安全,我们只得临时参战。”
“还有别人?是谁?”
“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当时在西侧有一支佯攻部队,人数不少,火力相当猛;另外东北角与东南方向也有零星的交火情况。我们沿东侧围栏突入营地,顺利抵达目标囚禁的地点,结果发现哨兵与守卫都死干净了,目标失踪。”
“还有其他人来救黄锋?可记录里说是你们把他……”
“是,我们以为行动失败,就立即原路撤离。没想到在途中遇到了目标,以及另一个来营救目标的人。”
我指着照片问:“是他么?”
“我是突前的,和他交过手。”石瞻盯着照片,似乎在努力回忆,“雾太大,而且他脸上有迷彩涂装,我不确定看到的一定是这张脸。”
“你说‘也许是’?”
“那是因为他的眼睛。如果只看眼睛,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他。我从没见过这种——怎么说呢——就是特别黑的那种感觉,黑得没有任何生气。”
“然后呢?”
“他把黄锋交给我们,离开了。”
“黄锋没叫过他的名字?”
“不清楚,队长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和其他人在把守临时防线。总之,你要对付他的话,还是多加小心的好。”
“我和他动过手……”
“咱俩也动过手,那家伙比你我都强。”石瞻把照片还给我,“要不是那把95突表明了我的身份……”
“你说跟他动手来着?”
“嗯,大雾里一照面就是脸贴脸,他应该是弹尽粮绝了,连枪都没拿。”
“你没开枪?”
“干散!”石瞻哼出句老家话,“他根本没给我开枪的机会。”
第二站,北越芒街。
在东兴边防关卡,我花两百块雇了个翻译——外加他的摩托车。
我的要求是:第一次来越南,最好有个翻译兼向导。
边防站的孙副队长说:“翻译不在水平,关键是要够厚道。”
这个翻译、车夫兼向导则问得很简明:“下龙湾?”
我就当是对了个切口:“布达拉 。”
看来大家都很敞亮嘛,成交。
“男人绿帽头上戴;女人围巾脸上盖;三个老鼠一麻袋;十个蚊子一盘菜;摩托跑得比车快;东面下雨西面晒;背着孩子谈恋爱;花钱要用大麻袋。”
也许兼职是个很暧昧的概念,至少为主业副业的频繁变换提供了理论基础。一路上,驾驶摩托车的翻译阿关经常会顺风送来一些类似的贯口,显得颇为敬业。
眼见为实,其实芒街和中国西南边境的一些城市并没有太大区别。越南人的肤色没我想象的那么深,女孩子也没有想象中的惊艳;摩托车超级多,穿拖鞋的超级多,会汉语的超级多,地摊超级多,只可惜街道超级窄;房子大的是真豪华,小的是真破落,大可用来兼做贫富差距的公益广告;唯一彰显越南特色的诸多法式建筑,却更像是揭示殖民历史的悲哀隐语。
另一个让我感觉异样的,是街道上四处飘散的敌意。
越南人普遍身材瘦小,一米七五的身高和一百四十多斤的体重足够我充一回彪形大汉。一路上,很多当地人都会好奇地注视着我这个与众不同的外来者,虽说我没见到唾沫与中指,却也感觉不出友好。
“最近一段时间,不太平哦。”阿关告诉我,“广西那边过来的‘街头帮’和容霞 的干儿子正在抢赌场和鸡窝的生意。外来户啦,毕竟干不过地头蛇的……谁晓得大佬周戚年要来掺一手……我也是听说啦。你看现在连旅游的人都很少,不然我的价钱可不只两百块……”
既然如此,宜速战速决:“知道阮勋宋这个人么?”
“喂!你别看我长得黑,又姓阮,可我不是他爸爸,我正经是凭祥 生人……”
我从后面把手伸到他脸侧,将一张绿色的纸币捻得“沙沙”直响:“帮我找到他。”
阿关像变色龙一样一眼瞄钱一眼看路:“呃,这个阮勋宋,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但他以前是个军人。”
“那好办啦,去‘夜来香’问问,那里是老兵集散地。芒街是个小地方,找人不难的。”
“夜来香?”
“对哦,夜来香,就是邓丽君唱的那个: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夜来香我为你思量,啊——啊——啊——我为……”
我把钱塞进他裤兜:“赶紧开,闭嘴!”
十分钟后,我又听到了相同的歌声,还好这次是邓丽君的原唱。“夜来香”位于茶古滩畔,木制结构,两层小楼,外面看上去像个红木家具饰品店,推门进去,才发现真身是个酒吧。
屋里很宽敞,至少有几十张台,人也不少,但基本上没有中国人。所有的桌子上全摆着若干空酒瓶和堆积如山的烟灰缸,导致一开始我愣是没找到地方坐下。后来阿关告诉我,没人的台子都是可以随便坐的,因为这里的酒保每天只收拾一次桌子。除了吧台旁边有人在随歌声演绎公共卡拉OK外,气氛还算祥和。
一个斜叼着卷烟的人走到我坐的地方,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懂,紧接着,他又用汉语问道:“中国人?”
我用余光瞥到阿关有些惊慌,忙掏出一张二十元的纸币递上去:“两瓶啤酒。”
“西贡还是大越?”
桌上的一堆空瓶里没一个是我认识的牌子,除了蝌蚪文之外,我就瞄见几个阿拉伯数字:“333。”
来人拿着钱走去吧台,带回两瓶“333”牌啤酒,找了我两张越南盾:一张面值一万,一张面值五千。我数出二十块人民币,连那笔“巨额”找零一起推了过去:“谢谢,我还想找个人。”
阿关用越语把我的话又转达了一遍,不过我能看出来那人懂汉语。
他没看桌上的钱,问道:“找谁?”
“阮勋宋。”
他皱了皱眉,去看阿关,阿关忙用越语重复了一遍。果然,听起来和汉语的发音是不大一样。随后,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谈上了,内容我听不懂,但我能看出阿关很是小心翼翼,而对方则比较强硬。
抿口啤酒,冰凉,还带着股玉米味。“333”牌,唔,要是能配上“555”牌香烟和“999”牌胃肠冲剂就彻底圆满了。大概这里的老板或主流顾客钟情汉语老歌,喇叭里滚动播放的大多是邓丽君、吴莺音、周璇、韦秀娴以及其他一些我根本听不出来是谁唱的歌,偶尔冒出首蔡琴的《把悲伤留给自己》,会让我有种很时尚的感觉。靠近吧台的一张桌子边,有人正在大肆哼唱——
其实我一进来就注意到这个人了,因为他很扎眼:比周围的人皮肤都要白,身材也相当高大,怎么看都不像越南人。他旁若无人地左拥右抱着两个本地女孩,混合了越语、汉语和英文的说唱声很响,周围的本地人却并不在意,甚至不时地展露出迎合的笑容。
阿关凑到我耳边:“他说,阮勋宋最近一直没来过这里,你要找其他掮客的话,他可以另给你介绍。”
“帮我问问什么是‘掮客’……我是说在这里‘掮客’都是干什么营生的?”
“阿爷你不知道么?”阿关把那对小眯缝眼尽可能地撑到了极限,“‘掮客’就是中间人啦,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去找这些人买,女人、孩子、白粉、器官、大枪、消息、人命……出得起钱,没有买不到的。”
“商品经济的天堂啊。”我吹了声口哨,“那让他帮我介绍个能找到阮勋宋的掮客吧。”
阿关和那人又谈了个来回,扭头翻译给我:“他问,你要找‘水湾掮客’还是‘深海掮客’,价钱不一样的。”
这两个别致的称谓让我心中暗暗发笑,原来越南也兴“水深水浅”这么一说。
屋里有点儿闷,我灌了口啤酒,凉快下来:“有‘菜单’让我挑么?”
阿关肯定没敢直接翻译我的话:“他说一种桌上的钱就够,另一种要上百万盾。”
虽说不了解兑换价,但“上百万”的价码还是让我思索了一下其背后隐藏的价值含义:“那是多少钱?我是说人民币。”
“四五百块吧。”
“爷有钱。”我掏出钱包,把六张百元大钞放到桌上,“再来两瓶啤酒,换个别的牌子尝尝。”
阿关还在翻译,但那人看到桌上的钱,想来已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嘴角上扬露出轻蔑的笑容,用有些生硬的汉语说:“我只管介绍。”
我点点头,晃晃手里的空瓶:“别忘了再来两瓶。”
那人轻浮地笑着,抄起桌上的钱,撩开衬衫,塞进腰带里。我瞄见他还别着把带皮套的匕首,便不自觉地向后靠了下椅背,用甩棍的存在感来让自己放松一些。
随后,他侧身指了下那个正捏着嗓子呻吟着“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的苍白大个儿,说:“撕钱……”
我全身肌肉立时绷紧,没再留意他说什么,默不作声地扫视着屋里的几个出口方向,同时右手往腰上摸……直到阿关对我说:“他说那个人就是最有名的‘深海掮客’……”
哦,这钱挣得倒也容易。
“那他说什么‘撕钱’?”
“不是不是,他是说:那人叫时天。”
铁鞋尚未踏破,信手得来还真没费工夫。
“时天?”我大喇喇地一屁股坐在他对面,“董时天?”
时天嘴里还在哼着“红叶为它涂胭脂,白云为它抹粉黛”,打量我的眼神却显得阴鸷、狡狯。他本该是细长脸,但被中年发福的增量生生改造成了国字脸,薄薄的嘴唇周围是一圈青色的胡茬。一曲唱毕,他歪着头,耸起猩猩似的宽厚肩膀,朝我扬了下眉毛。
我举起十块钱,向刚才那个“介绍人”打了个响指:“我请你喝一杯。”
“抱歉。”时天摊开两手,双肩耸立,“我跟你很熟么?”
我指了下时天,把钱塞给来人:“该怎么称呼?老董?还是‘深海时天’?”
时天把人叫了回来,从他手上拿过那十块人民币,撕成两截,扔到我面前:“谁说你可以坐这里的?”
我开始怀疑“撕钱”是不是他的越南名字了。
隐忍了一下,我指着“介绍人”:“他说你是最有名的掮客,还是深海版本的。我想找你买些消息……”
“我不认为察佬能出得起我的价钱。”他抬高声音,周围的一些人立刻把目光聚焦到我身上,“滚!”
我回头,见阿关的腿肚子在抖动,便笑着对他说:“阿关,出去等我,没事的。”再回过头,时天身后已经围上来好几个人。
“抽烟么?”我睬也不睬周围的一群恶汉,叼上烟,把烟盒递了一下,时天没理会,我自顾自地点上火,然后摆弄着打火机,“我有个朋友,他的打火机上刻着‘N——A——G——A’,他说……”
时天猛一抬手,打断了我,同时喝退了周围的人:“他介绍你来的?”
就坡下驴吧:“嗯哼,我是‘纳迦’的朋友。”
时天把右手伸进一个女孩的上衣里,饶有兴致地咂着嘴:“除了黄锋,纳迦小队早没活人了。你认识哪个?”
这就只能连蒙带猜了:“那看来,我认识的是两个死人。”
时天的瞳孔骤然缩小:“哪一个叫你来的?”
“我说了,两个死人啊。”
他仿佛松了口气:“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我从腰包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那是去年我、雪晶、彬和依晨在“指纹”的合影。时天把右手抽出来,将照片举到离双眼极近的距离,仔细审视了一番:“你老婆的奶子长得不错嘛,就是不知道手感如何。”
“说话小心点儿!”
“不然会怎样?”时天把照片丢回桌上,“你该庆幸,没这张照片或照片是假的,你老婆就该当寡妇了。婊子养的小骗子!告诉你:这世上能同时和他俩对话的,不超过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绝不是你。幸好,认识的这个勉强能让你保住小命。”
兜里的电话在振动,我没敢接,只觉得浑身汗毛倒竖,太阳穴青筋乱跳,冷汗顺着耳根子渗了出来。冷静,冷静……他不是虚张声势,但他也没敢把我怎么样。对,时天没敢对照片上的依晨胡说八道,更没像处理十块钱那样把照片一扯两半……难道说,他不敢得罪彬?
我把酒瓶举到嘴边,权当遮脸用:“韩彬说,有些我想知道的事,可以来问你。”
“是么?”时天的目光依旧咄咄逼人,顺手拿起桌上的手机按了几下,“没关系,让我们来看看,这次你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更紧张了,自己挖坑自己跳,我真是活腻了。
还好,电话似乎没通。时天若有所思地用手机轻轻磕打门牙,向吧台喊了一句,随即,音乐停了下来。
看到他又在拨号,我几乎要窒息了。
这回通话成功了。时天用低沉的嗓音讲着越语,口气相当关切,并且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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